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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1966：《中國青年》十年
這又是一個拖延了十二年之久的寫作計劃：早在2003年我開始寫《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時，就擬定了這個題目：《〈中國青年〉十年》，目的是「以一份雜誌為個案，討論反右以後的主流意識形態，及其對這十年的青少年的影響，文革中的紅衛兵的成長背景」，以作為預定的全書第三部分「反右以後：1957年–1960年間右派命運與中國社會思潮」的重要內容，而「這一部分的研究，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視為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學研究」。 簡單地說，我要在這個題目下，討論「紅衛兵是怎樣養成的」的問題：早期紅衛兵的主
要核心是文革發生時的高中生，他們大都出生於1948年前後，1957–1960年正當他們9歲到18歲的成長期。他們對反右運動應該略有記憶，但主要是在反右運動以後的政治、思想、教育環境下成長起來的。而這一時期正是黨和國家對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引導空前重視和強化的時期：這也可以說是黨對反右運動的歷史經驗教訓的一個總結，首先提出的就是要「和資產階級爭奪青少年」，以後隨着國內外階級鬥爭，包括黨內鬥爭的日趨緊張，又提出了「培養接班人」的問題：這都把青少年的教育、引導提到黨的意識形態鬥爭的重要位置。而這些當年的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也就是在這樣的引導下，形成了自己基本的世界觀，人生觀，基本觀念，思維方式，情感，心理，以及行為方式。這在他們成為紅衛兵時，就自然表現出來；紅衛兵許多今人看來不可思議的觀念、行為，都可以從他們的這一成長背景裏，得到部分的解釋。應該說，青少年時期所受到的教育，所形成的這一切，是影響了紅衛兵這一代人的終生的；瞭解這樣的成長背景，也會有助於對他們以後的政治選擇與觀念、行為的理解。
選擇1957–1966年的《中國青年》研究，作為把握這十年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切入口，在方法論上，顯然是受我多年一直關注雜誌研究的啟示；這同時也與我的青年記憶直接相關：這十年也正是我從18歲到28歲的十年，而且無論在校讀書(1957–1960 )，還是到貴州教書(1960–1966 )，我都是《中國青年》的忠實讀者，這次重翻舊刊，還能引起許多回憶。這就說到了《中國青年》的特點與特殊價值：作為共青團中央的機關刊物，我們這些當年的共青團員，都把它看作是「組織的聲音」，它最及時地傳達了黨的意志，最有力地宣傳了黨的思想，而且比較切合青年人的思想實際，親切，易於接受，因而
在我們這些關心政治、追求進步的青年中享有極高的聲譽。認真閱讀《中國青年》的文章，討論其所提出的問題，後來就成為我們的一個習慣，日常政治生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其對我們思想的影響也就不言而喻，可以說，我們這代大學生和紅衛兵這代中學生都是讀《中國青年》長大的。
在這個意義上，研究《中國青年》十年，也就是研究我自己和紅衛兵這代人精神成長史的不可迴避的重要一頁。對我自己，是一次思想的歷史清理，其感情與心理的反應都相當複雜；而對我所關注的「紅衛兵怎樣養成」的歷史研究，則是一個極有吸引力的課題，它將我的「1957年學研究」與「文革研究」有機聯繫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結構。或許正因為事關重大，我的研究才一再延宕，其實早在2004年左右，我已經寫了一大本筆記，抄錄了許多材料，但依然不能動筆，並在2007年《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出版時，在《後記》裏宣佈將此文的寫作暫時擱置，「留待以後彌補」。2 現在是償還
文債與心債，但心情依然沉重。而我採取的寫作策略是：壓抑
主觀情感，盡可能還原歷史場景；因此，多抄錄原始材料，而
減少分析。而且完全按時間順序，一一道來。
一、第一年：1957
毛澤東曾說1957年的春天，是「不尋常的春天」，其實，整個1957年都是「不尋常」的。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整風前(1月–4月)，整風運動(5月–6月)，反右運動(6月–12月)。反映在《中國青年》上，可以把全年24期分為三個階段。
1. 1–4月：整風前(第1–9期)
《中國青年》1957年第1 期(1月1日出版)，即發表社論：《把社會主義的旗幟更高地舉起》，回顧剛剛過去的1956年：這是一個「不平凡的年頭」，「社會主義革命在我國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我國的建設事業有了飛躍的發展」；同時指出，美帝國主義在1956年「加緊了對社會主義國家的顛覆活動，公然在匈牙利策動了法西斯騷亂，並在資本主義國家掀起了大規模的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高潮」。因此提醒「在勝利的環境中長大」的中國青年，雖然「當我們懂事的時候，革命的大風大浪已經過去了」，但現在卻要「第一次面對盤根錯節的世界局勢」，要做好「迎接革命的逆流」的準備。因此，在展望1957年時，就提出了「打退帝國主義反動的逆流」，「更高地舉起社會主義旗幟」的任務，並預言1957年也將是一個「在歷史上不平凡的年頭」。
時刻記住並高度戒備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包圍與顛覆，這大概是當時及以後對青年的教育的一個重點與前提，從而形成的「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觀念，以及對「敵人」的警惕，敵對思維，時刻處在備戰狀態的心理，影響是至深至遠的。
但在國內問題上，社論強調的卻是「社會主義建設」：「我們將要完成和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並開始第二個五年計劃」。這是因為1957年上半年中共中央與團中央對國內形勢與任務的分析與判斷是：「國內階級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在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決定性勝利以後，擺在我國人民面前的新的歷史任務，就是進行社會主義建設」。4 這是第一次提出，中國的發展將由以「革命」為中心，轉向以「建設」為中心。但看來，在黨內與團內，對這樣的轉變，顯然思想準備不足，而且存在着意見的分歧。
因此，在第二期《中國青年》上，就有文章對「有一小部分知識青年開始滋長一種不健康的情緒」而憂心忡忡，提出要「發揚工人階級的堅韌精神，克服小資產階級的激進情緒」，認為聽任小資產階級偏激情緒引導青年，就不可能使這一代人成為「社會主義的稱職的接班人」，甚至會「把前一輩辛勤締造的家業在我們手中蕩盡丟光」。5 到第5期發表的文章裏，就更明確地提出：「當前國內的主要矛盾雖然已經不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但是在思想戰線上，目前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思想與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的矛盾」。文章還特別指出，「今天在高等學校學生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還是非無產階級家庭出身，他們存在着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一遇到重大的複雜的政治事件，不大容易明辨是非」。因此鄭重提出：要對青年「加強無產階級思想教育」。6 這樣，針對「小資產階級偏激情緒，加強對青年的正面教育與引導」，就成為1957年1–4月《中國青年》的主導傾向，應該說，這是反映了當時中國黨內與團內的大多數幹部的思想情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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