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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亂世】（節錄）
揚州這座城市，是在南北文化碰撞、融合的漫長歷史進程中，一次次荒蕪，又一次次重建的。那些個興衰榮辱、那些個大起大落，幾乎都是外來打工者的作品；就連有關揚州的詩詞歌賦，十之八九也出之旅遊者的筆下。江湖上將揚州的土著稱作「虛子」，詮注為虛榮、虛誇、虛張、虛偽有點尖刻（揚州人不罵揚州人），形容為好誇張、好做秀大概是不會錯的。
時至亂世，揚州虛子們終於找到了最能表現自我的大舞臺。
一
黑字兵沒有風光幾天，就被封為保皇派，由黃字兵（袖章紅底黃字）漸而代之。關於保皇派（後稱保守派）的定義，我至今找不到貼切的注解。當年還沒有黨政分開這一說，黨領導一切是上了黨章進了憲法的。所以，如果把中國比喻成一個公司，法人代表和董事長理所當然是中共主席。國家主席在黨內排行老二，也就是個副董事長或總經理的角色。這個「皇」字與老大無關，卻讓老二受用了，有點亂。
還有更亂的，揚州的黃字兵弄了個「擒皇進京說理控訴代表團」，裹挾揚州地委副書記、地委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張利群到了北京。張利群如能稱之為「皇」，那揚州地委書記胡宏稱什麼（皇兄）？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稱什麼（太上皇）？所謂最大的赫魯雪夫又稱什麼呢（祖皇帝）？也就是這個代表團，在北京受到了中央領導的接見和支持，從此，揚州山河開始變「黃」了起來。
黃字兵們從小到大，由弱變強，在全國各大院校「五湖四海赴揚州革命串連隊」數萬大學生的援助下，對揚州地委以及揚州市委（縣級市）發起了暴風驟雨般的進攻。以揚州地委書記胡宏為首的大小當權派，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批判和遊鬥；胡宏的夫人閔華生被責令每天掃大街，成了市民們議論的熱門話題；各級政權組織基本癱瘓，連揚州行政公署和地委的大牌子，也被砸成了三四截，扔在馬路上任人踐踏。
黨和政府的招牌被砸了，有人開心，有人無所謂，也有人感到痛心疾首。那天下午，地委門口來了三位穿著舊軍裝的中年人，聽說是揚州的五類軍人紅衛兵（老紅軍、殘廢軍人、復員軍人、退伍軍人、轉業軍人的組織）。他們像自家的祖宗牌位被砸了似的，一邊放聲的哭著，一邊用衣袖擦拭著碎牌子上的腳印和污穢。
這兩塊牌牌，在從戰爭年代走過來的幾位老戰士心目中，是自己的熱血，是戰友的生命。他們對自己拎著腦袋打下來的政權抱有極其深厚的感情，而這種感情恰恰又是紅衛兵們必須在精神層面認同的。喧囂的鬧市在哭聲中漸漸沉寂了，圍觀的人群默默地看著他們抬起了碎牌子，默默地讓出一條通道，默默地目送他們離去。
紅小兵也分黑與黃。我們小學最先成立的黃字兵，叫做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野火革命造反戰鬥大隊（取「野火燒不盡」詩意）。頭頭是個硬梆梆的紅五類子女，父母從事民間物流業（拖板車）。他長著狼一樣嚴峻的臉龐（眼珠偏黃色，有點像《水滸》上的金眼豹施恩），穿著一套肥大的舊軍裝，手中拖著一根大木棒，身上掛著一個裝四節電池的大電筒，在校園裡一呼百應，很神氣。我曾想像，這個孩子王如果出生在萬惡的舊社會，必定是打土豪鬥地主的高手，或許還能當上光榮的紅軍戰士或游擊隊員什麼的。
也有企圖奪取正統造反派地位的同學，組成了新的戰鬥大隊（人頭屈指可數）與之分庭抗禮。那年頭成立組織既不用社團登記，也不用工商註冊，名稱和大小也是隨心所欲。針對「野火」，起名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春風革命造反戰鬥大隊（取「春風吹又生」詩意）。
小學生的兩大黃色革命兵團，各自佔據了一幢教學樓開展造反活動，除了打口水仗以外，還發生了一兩次小規模武鬥（我曾被後樓飛下的一個硯臺擊中小腹，痛了好多天）。雖然沒死人甚至也沒人光榮負傷，但引起了絕大多數家長們的高度警覺，不再允許孩子們到學校去。革命隊伍的嚴重缺員使造反難以為繼，不久均作鳥獸散了。
我們小學還出了一個新聞人物（高我一屆，已是揚州中學初一的學生），郭姓，時年十三歲。郭同學在小學時是個公認的品學皆優的好學生，她領銜主演的童話歌舞《三隻蝴蝶》，曾給兒時的我留下美好記憶，也為我們學校贏得了多方讚譽。
郭同學的父親是揚州市委監察委員，歷次政治運動培養出的敏銳，讓他認為文革初期的種種導向，類似反右事件中的「引蛇出洞」。無論是出於感情還是理智，他對女兒的造反言行保持著高度警惕，絕不充許自己的孩子上當受騙，「充當了右派的急先鋒」。
面對中國傳統的家長式管教（三天不打，上房揭瓦），郭同學自以為真理在胸，正義在手，一直昂著頭與父親辯論，堅決不承認造反就是反黨。我的一位小學同學與她家鄰里而居，提及此事仍記憶猶新：「我們兩家都住在銀行的宿舍，她參加黃字兵造反，被爸爸打了，乾脆吃住都在學校裡，不回家。媽媽到學校把她拉回來，關在小二樓上不准外出。揚州中學的紅衛兵找來了，接應她從樓上跳窗戶逃了，後來去了北京。」
我曾看過郭同學在東方紅路糧食局附近牆上（她的家門口）貼的一張大字報，大造父母的反，宣布與不革命的家庭決裂。這件事轟動了揚州城，她的父母也跟著揚了名，冠以「壓制革命小將造反的劊子手」「封建禮教的衛道士」。
郭同學成了揚州紅衛兵的領軍人物，到哪裡都是前呼後擁，還配了一位兼職女秘書，江姓。江秘書（揚州中學的紅衛兵）是個從小沒穿過鞋子的苦孩子，也是位公認的高才生。她的秘書工作重點，是幫助郭同學寫寫改改大字報、發言稿什麼的，順便教她學游泳。
一九六六年的國慶觀禮，郭同學登上了天安門，幸福地見到了心中的紅太陽。幾天後（十月六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造反總司令部（紅三司）主持召開了有十萬人參加的「全國在京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郭同學被安排上臺發言，對父母作了控訴和批判：「他們用脫離父女關係威脅我，用沒吃沒穿嚇唬我，用人情母愛軟化我，並強行把我關在家裡三天」「什麼『脫離關係』，什麼『永遠不要回來』，什麼爹娘，什麼人情，都攔不住我！爹親娘親沒有毛主席親！沒有黨，沒有毛主席，哪有勞動人民的今天！」
手邊有一份揚州東方紅農業大學革命委員會政治部編印的《東方紅戰報》（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頭版以醒目的標題，報導了郭同學的這次大會演講，還特別提到在場的中央領導給予了肯定和鼓勵。最有個性的語言是江青，當得知郭同學的父親是一九四三年參加革命的游擊隊員後，當即擺著手說：「不要怕，游擊隊員怕什麼！」
時隔一個多月，康生率團出訪阿爾巴尼亞，歸途在烏魯木齊又提到郭同學：「她講得好，她跟她父親母親鬥爭。我就問她你兄弟姐妹幾個？她說四個。我問：你是老幾？她說老二。我說你父親是不是只喜歡老大、老四，不喜歡你？她說不是，我們觀點不同」「她父親是揚州市的監委。她反對地委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她父親壓制她革命，她對她父親說，你過去革命我就贊成你，你不革命，我就反對。十三歲的孩子懂得這個道理，她說我們觀點不同。我說，好！她把毛主席紀念章給我戴上了，我就戴著去阿爾巴尼亞串連。」
一個未成年的小女孩瞎折騰，可以看作是少不更事，或者是逆反心態。而擁有強大影響力的爺爺奶奶伯伯阿姨輩的那些人，在全國性公眾集會以及公開場所對其言行讚賞有加，縱然有一萬個理由也有誤導之嫌，顯得做人不是太厚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直到一九九一年九月，才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委實是晚了點。
後來，郭同學作為揚州造反派的好派代表之一，在北京參加了兩派造反組織關於大聯合的談判，在不少協定上留下了帶有稚氣的簽名。揚州的各級革命委員會成立不久，她很快被邊緣化，下放到興化縣的水鄉當知青，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緊接著，被人揭發是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受到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一同下放的江秘書也跟著遭了罪，清查時審訊連軸轉，幾天幾夜不准躺下、不讓休息，她居然練就了站著睡覺的絕技。
平反後，郭同學就地安排在興化縣的婦聯工作。還沒安生兩年，在清查與「四人幫」有關的人和事中，又被舉報曾受到過江青的單獨接見、擁抱並笑呵呵地合過影（當年拍照片屬高檔消費，哪有不笑之理，求全責備了）。於是，讓不少人大代表（主要是領導）聯想起她小時候的故事，從而罷免了她的江蘇省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資格。再後來，她調到了南京的一個單位工作，漸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郭同學造反的成本委實高了去。
二
當時，揚州地區所轄的四個劇團（揚劇團、京劇一團、二團、歌舞團）是最先造反的單位。我父親是揚劇團團長兼黨支部書記，理所應當地受到衝擊，被關進了牛棚。主要任務是寫檢查，接受批判以及被掛牌遊街示眾，還有必不可少的懲罰性體力勞動。突擊性工作是不分晝夜的，主要是幫造反派抄寫和張貼大字報。
大字報是標誌性景觀，熱點位置集中在市區的鬧市和主要街道。沿街牆面不夠用，還用毛竹、蘆席搭了若干低成本的大字報欄。大字報的來源是無窮無盡的，亂哄哄你方貼罷我登場，貼了蓋，蓋了貼，寫上「至少保留×天」也沒用。
揚州富春茶社東側的一個小巷盡頭，兩牆之間搭了間只能放張床的窩棚，住著一位蓬頭垢面的老嫗。老嫗每天必去茶社吃早點，或乾絲、或湯麵、或什錦包子，這等消費水準在揚州城裡絕無僅有。人們在好奇之餘產生了種種猜疑和聯想，有保持革命警惕性者跟蹤偵察，揭開了謎底。
原來老嫗每天深夜上街撕大字報，此時撕下的都是一片片紙板，很打秤，直接堆放在甘泉路上（位於當時的市中心）的一個廢品收購店門口；然後，換條街道再接著撕。收購店上班時她總是第一賣家，二分錢一斤，每天都有塊把錢的廢紙收入。老嫗無兒無女無老伴，自己掙錢自己花，吃點早茶也就是幾小毛的事，多大的事啊。
有次，全家同去富春茶社就餐。途經小巷時，又想起當年那窩棚、那老嫗。母親告訴我，文革後期，老嫗再無大字報可撕，斷了主要經濟來源，不久就死了，聽說患的是癌症。
人在牛棚，就要像牛一樣幹活。我父親雖然正值壯年，但從多年的爬格子（稿紙）一下子改為當長工，一時較難適應，經常疲憊不堪。讓他感到寬慰的是，嚴肅的政治運動中也有戲劇性的情節，人心和人性時不時閃爍著亮點和溫馨。
有天傍晚，劇團到郊區演出，大件樂器、服裝、道具、燈光和佈景都是走資派以及「牛鬼蛇神」們用板車來回運送。我父親拖起板車剛要起步，老藝人陳玉坤（也加入了造反派）遞過一塊燒餅：「帶著，回來的路上吃。」我父親後來多次說起，那天的演出結束很晚，當夜饑腸轆轆，如果沒有那塊燒餅，那一大車東西很難拉回來。
我父親還有一個每天都要完成的硬指標：挑滿食堂裡的三大缸水。這不是他的強項，挑著挑著就氣喘吁吁、汗水淋漓。有說話算數的造反派悄悄指點：「不要呆，說歸說，你少挑一點沒有關係。」
劇團的一位老炊事員怕我父親想不開，經常引用戲文對他進行思想政治教育：「仙家（揚州方言，此處泛指神仙）自有仙家做，哪有凡人當仙家。運動走了，坐轎子的還是坐轎子，抬轎子的還是抬轎子（這句話可看作工農兵學哲學的範例）」。
我父親的主要罪狀是參與了揚劇和電影《奪印》的創作。一九六七年六月，《揚州紅衛兵報》先後登載了批《奪印》戰鬥隊撰寫的，《〈奪印〉的要害是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和《大毒草〈奪印〉出籠的前前後後》兩篇大批判文章。前一篇洋洋灑灑近萬字，在「前言」寫道：「《奪印》公然貶低毛澤東思想，把矛頭指向毛主席；嚴重歪曲貧下中農形象，極力暴露和誇大人民公社的『陰暗面』，惡毒攻擊三面紅旗；為被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鳴冤叫屈，鼓勵牛鬼蛇神翻天，是《奪印》最惡毒之處。」這樣的高度，在過去可不是說的玩的，搞不好會要人命的。即使輕點被打成反革命，活罪難熬，跟槍斃也差不了多少。
擔憂並非空穴來風，身邊事讓人觸目驚心。
與我家相隔十多戶人家，有位王姓鄰居，是揚州某化工廠的工人。他既沒造反，也沒保皇，是所謂的逍遙派（有別於造反派、保皇派的又一流派）。但目睹種種現象，他從不理解到不滿直至產生激憤。此人愛好創作，將所見所聞編成了一百多行的打油詩，很認真地謄抄在一個筆記本上。
據老人們回憶，最犯嫌的是這麼幾段：「時屆一九○六六，天皇有旨五一六。霎時平地起風雷，天昏地暗鬼神哭」；「副帥長相有點絕，禿頂粗眉鷹鉤鼻。寶書緊緊握掌心，歪嘴和尚在念經」。詩裡還寫到揚州發生的一些事情，「那天陳超被遊街，三尺高帽頭壓歪。一直拖到衙門口，造反健兒不鬆手」；「揚州有個郭××，造反不認親爹娘，萬人會上來演講，口號喊得震天響」等等。
某日，他兒子無意間將那個筆記本帶到了學校，被校方發現後立即報告了有關部門。當天晚上，王鄰居在家中被捕並被抄家，不到三個月就被判處了死刑，罪名是「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因言獲罪，為詩送命，現在想來真是件非常恐怖的事。
正當我們全家憂心忡忡時，又冒出一個江蘇高郵縣《奪印》調查團和高郵縣龍王大隊文化革命委員會炮製（借用造反派慣用詞）的一份《揭開影片〈奪印〉的黑幕》。我父親參與創作的電影《奪印》是部故事片，不是紀錄片，不是紀實文學，而這份小字報卻將影片中的人物與現實生活中的人物完全對號入座。影片中的何文進是龍王大隊黨支部書記，「是一個害死十五條貧下中農生命的劊子手」，積極分子胡素芳是小耿家的一個「大破鞋」，陳廣玉是「二流子」，大隊長陳廣清是「漏劃富農」。而影片中的幾個對立面人物，也被對號入座，有的是「深受貧下中農尊敬的老革命」，有的是「解放前好名也取不上的受苦人」。
高郵來人不僅到處散發和張貼小字報，在揚州大街小巷的牆壁上、電線杆上、甚至連我家附近的公共廁所裡都能見到。他們還找到專區揚劇團的造反派，要求將我父親揪到高郵去批倒批臭。遺憾的是，他們的革命要求沒能得到滿足。理由很簡單，走資派無論大小，當時仍屬稀缺資源，你拖去鬥了，我鬥誰？
通訊《老賀到了小耿家》作者之一、也是揚劇《奪印》作者之一的談宣卻吃了大苦。他被造反派揪到高郵以後，遭到輪番批鬥。有個被當地人稱作「攪神」（攪屎棍子的攪）的造反分子，多次在背後用木棒猛擊談宣的腰間，打得他疼痛難忍，尿血多時。談宣晚年患腎癌，臨終前對子女們痛訴：「這個病，根子是文革時在高郵落下的！」
中國的老百姓真的很善良、很健忘。這件事如果發生在以色列，那個「攪神」即便是隱姓埋名、整容換貌、亡命天涯，也會被猶太人終身緝拿，最終受到法律的嚴懲。
當時同我父親關在一起的，還有揚州地委書記胡宏。兩個牛棚相距很近，只隔了一個小天井。那一年的夏天很熱，胡宏被關押在室內，行動沒有自由，喝的水、洗澡水也沒人過問。經向造反派求情，我父親每天可以給胡宏代打一瓶開水。上街為造反派刷標語、貼大字報時，也會乘機買一些小報，在送開水時偷偷帶去，讓他瞭解一些外面的資訊。胡宏總是粗略翻看一下就退還，擔心被造反派發覺給我父親帶來麻煩。後來聽父親憶舊，總感覺不像現在的事，有點像電影中的地下黨。
「主持炮製大毒草《奪印》」，也是胡宏的重要罪行之一。在批鬥大會上，造反派責問有沒有說過劇本的時代背景，「可以寫困難時期」「小陳莊可以是生產搞得不好」。他思索了一下，用肯定的語氣回答「說過」。造反派又追問，「你講這樣的話是什麼用心？」他很乾脆地反駁，「如果不寫困難時期，不寫小陳莊落後，就不需要派何文進去當大隊書記了」。
若干年後，我父親對此仍心懷感恩：「關於劇本時代背景的那些話，是我們幾個作者在討論劇本修改時說的，純屬是就戲說戲。但在當時上升到政治高度，就有可能構成一大罪行。胡宏同志在身陷囹圄、輪番批鬥、前程未卜的境地裡，依然勇於承擔責任，竭力為我們開脫，這是何等的膽魄，何等的胸襟啊！」
不久，來揚串連的北京大學生中有人提出，《奪印》是得到周總理肯定的（先後看了三個不同劇種的演出），不能批。揚州的造反派中也有人對批判這個戲持不同看法。更重要的是，造反派們移情別戀，興趣轉向了奪取真正印把子的新目標，批判《奪印》的熱潮慢慢冷了下來。
我在擔任南京軍區原司令員聶鳳智的秘書工作期間，曾隨首長去廈門參加中顧委華東組的集會。途經福州時，時任福建省委書記、省顧問委員會主任胡宏設宴招待。席間，聶司令員因身體欠佳，要我代為敬酒。我代表首長向胡宏敬酒後，說再代表我父親敬一杯酒。見他有點詫異，連忙說家父是當年參加寫《奪印》的王鴻。胡宏聽後笑著說：「哦，我和你爸爸是難友。」接著，他向出席宴會的其他領導介紹說，「我老家（指多年工作的地方）的孩子來了！」
顯然，他還沒有忘記和我父親同遭劫難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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