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溯光陰，回到晦暗時代
電鑽刺入，粉塵揚起，斑駁牆內露出鬱鬱紅磚，鋼筋混合著土泥，往裡層掘開，破裂磚縫裡似留時代回音。中央書局的整修工程持續，欣倫與小凱經常留連附近，欲想找尋穿進歷史的門路。正猶疑徬徨之際，黃伯剛好經過。
「老伯伯，您還記得我們嗎？」
「記得，記得！」黃伯記得這對好學的年輕人，及他們身上所背的那臺好奇相機。了解他們似想搭乘時光機，重返歷史現場，將與中央書局相關的線索一一串組起來。
黃伯於是帶他們到附近的小店，於騎樓前的位子坐下來。冷熱茶各點上桌，黃伯侃侃細訴了起來……
說起中央書局，那就要回到日治時代──
午後陽光傾斜，眼前街景泛黃，記憶裡的皺褶逐層被掀開。黃伯回想之前父老敘述那段辛酸歲月，通常是這樣開場：「臺灣人的命運一如臺灣地形，崎嶇坎坷，多海蝕風浪。」
小凱將相機擺放桌上，與欣倫一起聚精會神聽著。
「1895年甲午戰敗，臺灣割讓日本，島上居民從此於異族統治下生活，飽受各種不平等待遇。經濟、政治、社會各方剝削，洗劫文化且以愚民策略，日治時代臺灣人民被迫習日文、說讀聽寫多以異族語言，漢文傳統及我特有民族性受著空前未有的壓抑。」
史書記載的悲情，經由人口說出，彷可感受那莫名被甩巴掌般的火辣屈辱。為何歷史如此發展？臺灣人何須遭受這般的苦痛！
翻開近代史，心情總是激憤！種性似如血緣，是包含於生命，且為代代相傳的薪火，如何能因一場戰役就被抹滅。於是當權者越壓迫，人民反抗得越強烈。1896年起，一連串的武力抗爭，從陳秋菊攻臺北城，柯鐵、簡義的鐵國山案，到鄭吉成案、北埔事件……，一次次慘烈衝突造成死傷，臺灣人逐漸意識到，硬碰硬無法達到成效，真的不能再這樣平白犧牲了。
欣倫鬆了口氣，黃伯啜一口茶，讓乾渴的喉嚨稍受滋潤。接著問道：「你們知道霧峰林家有個文人社團叫『櫟社』 嗎？」
「知道啊，那是林幼春於1902年和他叔父林癡仙及賴紹堯創組的，不同於其它酬唱風花雪月的社團，『櫟社』總以家國為念，堪稱日治時最有品質及影響力的團體。」
「是啊，1910年，梁啟超來臺，便由『櫟社』於下厝接待，那時候梁啟超和林獻堂雖然語言不通，仍藉由筆談交換意見。會中林獻堂提出『想為臺灣同胞爭自由』的想法，梁啟超慎重回覆：『中國在今後三十年，斷無能力協助，希望臺人不要武力抗爭，最好仿效愛爾蘭人，對付英本國的手段，厚結日本中央政府顯要，以牽制臺灣總督府（日本），使其不過分壓迫臺人。』
這次歷史性的會面，超越族群語言隔閡，為林獻堂往後的民族運動提供準則─放棄武力抗爭，轉採非武力的抗日方式。
於是自西來庵事件（又稱「噍吧哖事件」，1915年）後，臺灣人民轉以和平方式抗爭。其中又以六三法撤廢及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灣青年》、《臺灣民報》的發行，以及臺灣文化協會（簡稱文協）的文化運動影響最深遠。這三波反動力量分別從正面攻擊、運用宣傳並掀起對日全面性的文化思想角力戰。」
「說起這段歷史，讓人對日治時期的文人志士好是佩服！」欣倫與小凱相視一眼，心知日本政府對臺的打壓，尤以教育權的不平等影響最深遠。當時臺灣人民受教育只能到師範學校附設的公學校，中學不多且只收容日本來臺的官員子弟。臺灣人小學畢業後只能進入名額極為有限的工、農、商職校，想接受高等教育只能遠到大陸或日本。留日的臺灣學生，脫離臺灣總督府的束縛，漸關心起社會問題及政治活動，在與朝鮮、大陸留學生接觸後，更增加了民族自覺。
所謂的「六三法案」是日本占領臺灣後，自1896年3月末即撤銷軍政，4月1日起實施「民政」，同時提出「委任（授權）立法」。這條法令在政治上承認臺灣制度特殊化；在法律上，則授權讓臺灣總督府發布與法律具同等效力的「律令」，這樣一來，臺灣總督府便可為所欲為，可說是臺灣一切惡法的由來！這種不合理的法令當然要推翻，但卻一再延長實施期限，造成臺灣民眾莫大的痛苦。
1918年林獻堂前往日本，於東京和臺灣留學生討論臺灣未來時，感受著各種不同意見，有人主張自治、有人主張回歸祖國，眾說紛云，莫衷一是。當時擔任林獻堂祕書的施家本便大聲疾呼：「六三法是臺灣人的枷鎖，我們應該快快把它撤廢，要趕緊推行這種運動才好。」
此呼籲指出一條明確前路，當下獲得所有人贊同。於是推派林獻堂為會長，決定為廢除六三法案發會。會議中，蔡培火舉起寫著「撤廢法律第63號」大字的布旗，和另外的十五、六人衝上講臺，激昂高喊著：「給我們自治權！」、「撤廢法律第63號」。
口號喊得激昂慷慨，卻無具體運動方針，抗議便無疾而終。
事實上當時也有人持不同意見，如明治大學畢業的林呈祿便覺得六三法一旦撤廢了，相當於否定臺灣的特殊性，無異肯定「內地延長主義」，那豈不形同自願接受日本的直接統治？於是倡議設置強調臺灣特殊性的「臺灣特別議會」。新民會於是將「六三法撤廢運動」轉成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第一次請願在1921年1月30日由林獻堂領銜178人簽署，以田川大吉郎、江原素六為介紹人，向第44屆帝國議會提出，直到1944 年為止，共經15次請願，其間屢受官方阻礙及島內報紙惡意的曲解、侮辱。請願運動進行到第三次（1923年）時，還因違反《治安警察法》，蔣渭水、蔡培火被判了四個月徒刑；蔡惠如、林呈祿、石煥長、林幼春、陳逢源被判三個月，新舊曆年皆在獄中度過。他們坐監時間不長，卻因此引起更多人注意，也讓林獻堂再次歸隊，全力支援議會請願活動，甚至領導同志，組織「無力者大會」，對抗御用仕紳的「有力者大會」。無力者大會召開時，有一千多人參加，林幼春還發表了〈無力者之自白〉。
「真是壯烈！不過，民意的覺醒非一蹴可幾，在前頭衝撞的難免會受傷！當烈士真需勇氣！」欣倫在筆記本上反覆畫了好幾筆，握筆手心抓得緊緊的。
「唉，或許這便是鹿港人所說的『我家不可有，我族不可無』的角色吧！」小凱摸摸相機，鏡頭裡隱約閃動著真相精靈。
「議會請願活動所以能號召民眾出來，理念的宣達與會集，需要許多輔助條件。當時一方面受著殖民強權打壓，且受五四新思潮的激勵，文人志士群情激昂。1919年，中國發生五四運動，『櫟社』同時成立『臺灣文社』，興辦《臺灣文藝叢誌》，除了鼓勵詩作，還翻譯外國歷史，甚至小說，以跟上新文學運動步伐。」
「霧峰林家在臺灣民族運動史上，一直扮演關鍵性角色！」
「對啊，如線頭串起所有人事，前因後事，皆有脈絡。」
「其實林家他們大可以安適過日，不必涉入這些。」
「這就是人格與情操的差異啊！林獻堂的地位那樣崇高，連日本人還要對他禮讓三分。即便有許多機會和日本人接觸，也都是盡力為臺灣人的利益著想。」黃伯眼中流露出敬佩。接著又說：「林幼春也是，他才情過人，身為傳統詩人卻大力挺助新文學的推動。梁啟超當年未到臺灣前就知道他，還特別寫了篇〈贈臺灣逸民林獻堂兼簡其從子幼春〉的文章。『櫟社』在1922年發行了《臺灣青年》，為文化運動提供助力，內容含帶不少民族主義色彩，且提出許多政治訴求，4月改名《臺灣》。1923年創辦《臺灣民報》，正式成為文協會報。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刊物初始多在外地創組。《臺灣民報》本在東京發行，1927年才改在臺北，之後與《臺灣大眾時報》於1930年合併成《臺灣新民報》，改由林獻堂任社長，林幼春主持漢詩界，甚至把已故抗日詩人丘逢甲的詩放進來。1941年改為《興南新聞》；1944年以後，與其它報奉命統合為《臺灣新報》。」
「原來這些刊物的淵源如此，如河流集匯，新流形成，前支消退，各自完成了階段性任務！」
「組織和刊物為民族、社會運動的兩大要件。社運巨輪滾動起來，風起雲湧，飛沙走石，往往造成始料未及的發展。」黃伯撫觸嘴邊那一根根泛白的髭鬚，目光瞧望向斜對面的中央書局，那被包覆著的樓房似如山丘，即便荒蕪，仍具重要的視野與高度。
「你們知道臺中為什麼被稱作『文化城』嗎？」
欣倫與小凱面面相覷─「可能因為……臺中很有文化吧？」心中似有許多答案，卻無法肯定，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黃伯笑了一下，接著說道：「這跟『臺灣文化協會』的成立，及它許多活動都在臺中舉辦是有關連的。當然有種說法是跟中央書局有關係！」
欣倫和小凱瞪大了眼睛，兩人同時轉頭看向整修中的中央書局。
「你們都知道，文協是蔣渭水在臺北醫專同學的鼓勵下，在1921年10月成立的社會運動團體。源於他在臺北大安醫院替民眾看病，深切感受著臺灣人所患的病是一種『知識的營養不良症』，認為要醫治這種病症，最好的辦法便是針對人民所欠缺的文化進行補給，而最好的處方便是興辦文化活動。文協便是專門推廣文化活動的機構。
從創設到1927年分裂前，文協多面向舉辦新文化啟蒙運動，除了發行《臺灣民報》，並於全臺廣設13個讀報社；推動白話文，促成臺灣新文學運動澎湃發展。而在社會風氣開通上，反對萎靡的歌仔戲，提倡新劇（又稱文化劇），組『美臺團』電影隊；還成立了本土資本的銀行（大東信託株式會社），用以抵制日本政府經濟的壟斷與壓迫；更重要的是連續、廣泛地舉辦各式演講會，直接宣導、教育民眾。
問題越談越多，人民反應熱烈，社會參與及求知慾望空前高漲。而當時中文書購買不易，人民訊息取得及流通管道並不順暢，於是構想設置書局，從上海進書，提供雜誌報紙，以方便民眾充實知識、掌握時事。這時便需要─」說到這裡，黃伯已口乾舌燥。
「成立書局！」欣倫、小凱同聲應道。
「是的，從民族運動到自由以及民權的爭取，文藝思潮乃至風俗習慣的蛻變，都需要提高人民的知識水準。」
風暴自四方襲擊，小樹若無強健根基，如何挺立茁長？
陽光調轉傾斜角度，方才打亮的街景這時漸地轉暗，光亮移往另一頭。
小凱拿起相機，對著附近新興或仍歇業的店家按下幾張，流光似水不停沖洗，眼前場景終將被歲月裝幀成一幕幕歷史畫面。
市公車載著廣告來回奔跑，機車騎士戴著安全帽行至前頭又轉繞回來，留聲機沙沙轉動起來，轟轟引擎聲漸轉成人力車，佇停騎樓前的行人活動起來。
藉由黃伯的敘述，欣倫與小凱一次次走進日治時代。
歷史往下書寫，思維、眼界則須放遠，並自前人智慧汲取養分。
文協為臺灣人打開希望窗門，讓人於昏暗中見著透光縫隙，而啟迪民心，提高民眾的文化素質，需要有家好的書局。
日治時期的漢文書局
「為什麼要特別開設一家書局？難道日治時代沒有像樣的書局嗎？」
黃伯看出欣倫、小凱心存疑惑，處在資訊流通如此便捷的現今，實在很難想像日治初期，臺灣連一家具規模的書店也沒有，頂多只有販賣紙張及帳本的文具店。直到大正年間（1912年～1925年），才有日本人經營的書店陸續成立，像新高堂書店、文明堂書店、三省堂書店。當時有規模的書店往往兼營出版業務，而不論出版或販售都以日文書為主，大部分的書籍來源是日本進口，中文圖書的出版相當稀罕，臺灣人經營的漢文書店更是少見。
說讀聽寫都不能用母語，只能透過總督府的意旨，吸收殖民政府准許的訊息。
「這簡直是暴力嘛！」小凱持握相機的手心冒出青筋，是可忍孰不可忍！
人情受到壓迫需尋宣洩管道，時局緊繃至極勢必爆裂。浪高衝擊堤岸、溫度達到燃點，必將燒起熊熊火焰。
1919年後，受到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啟發，臺灣知識分子對五四運動後的白話文書籍渴求殷切，新式漢文書局於是紛紛設立，成為漢文及新文化傳播的重要媒介。
1926年6月，蔣渭水於臺北太平町三丁目大安醫院邊開設文化書局，並於《臺灣民報》刊登廣告，宣揚成立宗旨：
全島同胞諸君公鑒：同人為應時勢之要求，創設本局，漢文則專以介紹中國名著，兼普及平民教育；和文（日文）則專辦勞動問題、農民問題諸書，以資同胞之需……，俾本局得盡新文化介紹機關之使命，則本局幸甚，臺灣幸甚！
文化書局主要販賣中文書、傳播國父思想，及祖國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革命消息。空間雖然不大，卻在日人統治下背起文化傳遞任務，深具勇氣及使命感。
之後陸續有臺灣人為了各自的理念開辦書局──臺北有連橫為宣揚漢學興辦的「雅堂書店」、彭木為廣開文化視野設了「廣文堂書局」、黃春成創立「三春書局」；彰化有楊克培及謝雪紅為推廣科學知識設立的「國際書店」；也有因應市場需要，中日文並陳，如嘉義的「蘭記書店」、臺中的「瑞成書局」；或者兼售漢文圖書如新竹的「竹林書局」、豐原的「彬彬書局」、臺南的「崇文堂」、高雄的「振文書局」、屏東的「黎明書局」等。
漢文書局的成立，象徵臺灣人對於文化、知識的注重，極力捍衛知的權利。
如冰封土地裂開縫隙，一根根新苗長了出來，欣倫與小凱感覺興奮，黃伯便又提醒：「事情可沒那樣簡單！文人因理想創辦書局，資金籌募困難，並須面臨日人書店的夾擊，經營本極不易。而以傳遞本國文化，凝聚認同、啟迪民智為目的的模式，自然會遭受統治者嚴厲的阻撓。」
日本政府在圖書檢查及漢文書取締早不遺餘力，海關對由中國輸入臺灣的書報嚴格干涉。臺灣人經營的漢文書局，經常面臨書被政府查禁的窘境。
立場對立，漢文書局和日本政府若不能保持和諧關係，麻煩就會接踵而來；加上總督府新頒的「臺灣教育令」一再縮減漢文及臺語教學；以及強行推行「國語」的政策，造成民眾使用日文的比例漸高，間接打擊漢文書店的生存。
大環境惡劣，推廣漢學文化缺少商業利益，理想禁不起現實嚴酷的考驗，漢文書局便一家家歇業。雅堂書店關門、三春書局於1930年10月末由文化書局收購。文化書局於蔣渭水逝世（1931年8月）後，在經濟、政治等多重壓迫下也走進歷史。
雪地荒漠上的苗栽一棵棵癱軟、枯竭，只在昏暗時空中留下蒼涼印記。
說到這裡，驀地感覺四圍一片闃黑，殖民地悲情於街坊、騎樓間繞轉……
欣倫與小凱沉默不語。黃伯記得之前每回聽叔公談起這段往事，心情總無比沉重。
幸虧亂世總有志士懷抱理想。黃伯請服務生再加熱茶，杯內深褐色茶葉款款張開，輕啜一口，溫潤和緩喉嚨的乾渴。
中央書局跟前的街燈亮起，街角樓房如蟄伏之獸，於夜氛中呼吸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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