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孕育
一八四四年八月，正當燕妮去特利爾探望母親的時候，正值二十三歲的恩格斯來到了馬克思在巴黎的公寓。他們之前曾經在《萊茵報》的辦公室有過短暫的會面，之後不久，馬克思對恩格斯提交《德法年鑑》的一篇文章〈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產生極深的印象。其中的原因很明顯：雖然他現在已相信社會與經濟的力量是驅動歷史的主因，然而他對於資本主義還沒有實際的知識。在這方面，恩格斯正好可以指導他，他是一個在曼徹斯特（Manchester）擁有工廠的德國棉花製造商的兒子與繼承人。曼徹斯特位於工業革命的心臟地帶、同時也是「反穀物法聯盟」（Anti- Corn Law League）的創始之處。在這個城市裡，充滿各式各樣的憲章運動活動者（Chartists）、歐文主義者（Owenists）和社會主義的活躍分子。恩格斯在一八四二年秋天搬到蘭開夏（Lancashire），表面上，是要熟悉家族事業，但實際的目的卻是觀察維多利亞時代的資本主義對人類的影響。白天，他是一個棉花交易所的勤奮經理；幾個小時後，他便改變位置，開始探索發掘這個城市的無產階級街區以及貧民窟，為他早期一部經典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1845）搜集材料。
雖然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巴黎一起度過了十天，但是所有有關那一次盛大會面的交談內容，僅僅記載於四十年後恩格斯的一句話：「一八四四年夏天，我在巴黎拜訪馬克思時，我們在所有理論領域的意見都完全一致，從此就開始了我們共同的工作。」他們是如此完美地互補：馬克思有知識上的財富，而恩格斯有關於財富的知識。馬克思寫得很慢，也很痛苦，往往伴隨著數不清的修改塗抹痕跡；恩格斯的手稿卻條理清楚、優雅明淨。馬克思的一生大多處於混亂與貧困；恩格斯卻一輩子擁有全職工作，還持續產出豐富的著作、書信和報章文字，甚至還有閒暇享受資產階級上流生活的樂趣，在馬廄飼養馬匹，在地窖藏有紅酒。然而，儘管他表面上占有優勢，從一開始他就知道自己不會是主導的一方。在毫無抱怨或嫉妒之下，他接受了自己的使命：在經濟與思想上支持馬克思的寫作。「我完全不了解」，他寫道，「誰能妒忌天才呢？天才如此特別，我們這些沒有天分的人最初即明瞭，這是我們達不到的。只有心思狹窄的人才會妒忌天才。」
他們之間沒有祕密，也沒有禁忌：他們的通信尖刻地混雜了歷史與八卦、晦澀的經濟學和小男生的玩笑。對馬克思來說，恩格斯代理著一種類似母親的角色──寄給他零用錢，擔憂他的健康，並且不斷警告他不要忘記做功課。最早留存下來的信件是從一八四四年十月開始的，恩格斯催促馬克思趕緊把政治學和經濟學的筆記整理成書：「快把你收集的資料公諸於世，你早該這麼做了！」三個月後，他更耐不住性子：「你還是先試著完成政治經濟學書籍好了，就算你有不滿意的地方，不要緊！人民已經成熟了，我們要打鐵趁熱……所以請嘗試在四月前寫完。要像我這樣，給自己設定一個時限，告訴自己在這個時限內一定要完成。」然而這卻是一直無法實現的希望：直到二十年後，《資本論》第一卷才付印。
事實上，恩格斯也並不是全然無可指責。就在他與馬克思的巴黎會面不久後，他便提議馬克思一起合寫一本不超過四十頁的小冊子，來批評那些更激越的青年黑格爾派。幾天後，當恩格斯完成他自己的那二十頁後，他「一點都不驚訝」馬克思在幾個月後，已把它膨脹至三百頁。馬克思是那種無法抗拒干擾的作家，比起無聲地為那本鉅著付出晦暗苦功──當時暫定的題目是《政治學與國民經濟學批判》（Kritik der Politik und Nationalökonomie）──他更喜歡在小冊子和單篇文章中獲得立即的滿足。儘管他已答應要在一八四五年夏季結束前，將這本經濟學著作的手稿交給德國出版商列斯凱（Karl Leske），但他寫完目錄就把它丟在一邊了。「我認為在發表正面的立論之前，先發表一部反對至今所有德國哲學與德國社會主義的論戰性文章，是很重要的」，他向列斯凱解釋：「這是為了使讀者對我的經濟學觀點有所準備，我的觀點在根本上是與德國迄今為止的學術思想對立的……如有必要，我可以提供從德國、法國寄來的許多信件，向您證明讀者們正迫切期待這部著作的出版。」類似的故事不僅於此：一直到一九三二年，上文說的這本論戰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Die Deutsche Ideologie）才找到出版商。馬克思寫道：「既然我們已經達成了我們的目的──澄清自己的問題，我們就讓原稿留給老鼠的牙齒去批判了。」
然而他依舊無法、或不願意全神貫注在他這本經濟學著作，接下來的幾年又出現更多論爭上的干擾：《哲學的貧困》（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是一部百餘頁的著作，主要是為了批評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流亡中的大人物》（Die großen Männer des Exils）是一部冗長的尖刻之作，主要是為了嘲諷流亡的社會主義者當中一些「更值得注意的蠢貨」以及「民主黨飯桶」；《十八世紀外交史內幕》（The Secret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是一部反俄的長篇大論；而在《帕麥斯頓勛爵》（The Story of the Life of Lord Palmerston）中，他試圖證明一名英國外交大臣是俄國沙皇的特務；另外，《福格特先生》（Herr Vogt）則猛烈抨擊一位波恩大學自然科學教授，後者因為將馬克思稱為騙子、譏諷他白吃白喝而激怒了馬克思。「以牙還牙，報復讓世界運轉。」他喜孜孜地哼唱著，儘管他已花了一年中大好時間與福格特鬥爭。
國內局勢的持續動盪也進一步阻礙他的工作進度。一八四五年一月，普魯士駐巴黎公使為了一篇文章向國王路易腓力提出抗議，馬克思在文中奚落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於是法國內政部長立即關閉了這份雜誌，並下令把作者驅逐出境。歐洲大陸僅剩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一世（Leopold I）還願意接納馬克思，條件是他得提出不會再發表「任何有關政治局勢」文章的書面聲明。馬克思認為這並不妨礙他參與政治，於是他請求恩格斯到布魯塞爾與他會合，在那兒，他們成立了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Communist Correspondence Committee）以保持與西歐社會主義團體的「持續來往」，到了一八四七年，這個委員會轉變為倫敦新成立的共產主義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的一個分支，這個同盟邀請馬克思起草一份宣言。後來馬克思交給他們的就是《共產黨宣言》，可以說是歷史上讀者最多也最有影響力的小冊子。
一八四八年最初幾個星期，當馬克思正在寫《共產黨宣言》時，他認為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Bourgeois capitalism）已完成其使命，即將被自身的矛盾埋葬。現代工業把孤立的工人趕到工廠，已經創造了條件，讓無產階級能夠團結為一股無可抗拒的力量。「因此，資產階級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由於他認為他是在排練一幕喪禮，所以他對失敗的敵人表現得雍容大度。有評論者曾經將這個宣言描述為「對於資產階級的一場抒情詩慶典」，第一次讀它的人可能會被馬克思給予對手如此慷慨華麗的溢美之辭感到驚訝：
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係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於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別的任何聯繫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的神聖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交換價值……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係，從而對全部社會關係不斷地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
他將在《資本論》中更深刻與複雜地回應這個主題，不過現在沒有時間詳述。在《共產黨宣言》開頭第一句話（「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及其同樣著名的結尾（「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證明了這是一篇鼓動文章。雖然是一篇在起義發生前匆匆寫就的文稿，但其中卻蘊含著無比才智。
一個令人欣喜的巧合的是，一八四八年二月，就在這本小冊出版的當週，革命真的爆發了。革命以燎原之勢橫掃歐洲大陸。隨著路易腓力的退位以及法蘭西共和國宣告成立，驚慌失措的比利時政府命令馬克思在二十四小時之內離境，永遠不許再回來。幸運的是，他剛剛接到巴黎臨時政府的邀請：「正直忠實的馬克思先生……暴政使你流放，如今自由的法國打開大門，迎接你以及那些所有獻身於神聖事業、為博愛奮鬥的人們。」然而他在巴黎僅僅待了一個月就旋即轉往科隆，希望能夠擴大在德國的革命。他選擇的武器仍然是文字：他創辦了一份新的日報──《新萊茵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這份報刊在短暫的生命中，不斷遭到官方的騷擾。七月時，他因「侮辱、毀謗檢察總長」而遭法官傳訊；九月頒布戒嚴令之後，科隆的軍事首長下令報社停刊一個月；次年二月，在任何革命的可能性消失殆盡之後，他被以「煽惑叛亂」的罪名起訴，但是他在法庭上的精彩演說卻說服了法官，使他獲判無罪。然而，最後在一八四九年五月，普魯士當局還是起訴了報社的半數成員，並建議將另一半成員驅逐出境，包括已喪失公民權的馬克思。
他在一八四九年六月回到巴黎，回去後卻發現，全城正處於霍亂流行病以及保皇黨人士的掌握之中。政府下令將他驅逐到位於布列塔尼（Brittany）的莫比昂（Morbihan），這個地區正有瘧疾肆虐，於是他前往歐洲唯一仍然願意收留流亡革命分子的國家避難。一八四九年八月二十七日，馬克思乘船赴英國，從此一直留在那裡，直到一八八三年過世為止。「你必須快點來倫敦一趟」，他寫信給當時正在瑞士遊覽的恩格斯：「我們在倫敦有事要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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