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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許士軍（逢甲大學人言講座教授、台灣董事學會理事長）
前言
認識本書作者毛治國教授應該有三十年以上的光景，稱呼這位老朋友為教授，是從他著書立說的身分。否則以他這三十年來在學術、教育、政府和業界各方面的不凡經歷與成就，是很難找到一個適合的稱呼的。
兩個多月以前，承他以本書手稿見示，並囑作序，深感榮幸。全書計十二章，都三十五萬言。在首章概論中以管理的核心在於決策和執行開始，作為全書之龍骨，並兼及討論管理是科學還是藝術這些基本問題，最後以第十二章「管理之道」貫穿全書，融合總論結束。就這開始和結束的結構而言，表面上似乎和一般管理學無殊。但一經細讀進去，頓然發現，在這始末之間以及各章文字背後，有如進入一座典雅精奧的學術殿堂。譬如以本書中討論管理核心工作的決策為例，乃按「見」、「識」、「謀」、「斷」四項，各以一章文字闡述其中道理。再以其中「見」而言，先由第一層次的「刺激－反應」的感知作用原理開始，再進入到第二層次「顯問題」，抽絲剝繭，層次分明，邏輯清晰。尤其在學理之中，融入作者自實務中深入觀察所獲得的獨到見解和體悟，這在同類管理學中極為罕見的。
這些特色，見之於這一章，也貫穿全書，渾然天成，如非出自作者多年之用心、專注、深思、明辨，是不容易達到這一境界的。這也印證了作者在首章結語中所說，「原則性的管理知識，基本上是來自個人經驗所轉化的直覺體悟」，但是他又接著說「如何把個人化的直觀經驗轉化為具公共性的可教可學知識，就是產生管理知識或理論必須跨越的重大門檻。」他總括地說，管理理論「都不外是在歸納前人實證經驗的基礎上，再加上學者對問題特徵的理解與洞察」，經由這一段話，讓我們瞭解作者著作本書以及治學的基本態度。

管理學之發軔與性質
至於管理這一學科究竟是「科學還是藝術」，長久以來一直是個不斷論辯的問題，書中作者也提出他的看法，予以澄清。作者對這問題的剖解，既有三度空間論述，又有二元論的呼應：對於前者，他認為管理兼具知性（客觀地認知事實）、理性（主觀地取捨價值）和感性（有節有度地表現行為）；然而在於後者，則有「術與道」、「用與體」、「變與常」的表裡，究屬科學或藝術，似乎難以一概而論。
儘管如此，如果我們同意，管理的最終目的在於建立事功，也就是人類為達成某項任務所採取的促進人們協力合作以提高績效的行為，就如杜拉克所稱，管理為掌管一個機構生產力的器官，那麼管理的本質應屬應用之學。
然而要達成這種績效，其背後因素千變萬化，十分複雜，既包括了人類個人或群體的心理、社會、經濟、政治各種因素，又受到科技、地理、政府、各種外在環境的影響。換言之，管理就是配合任務（task） 的性質和需要，將相關的技能、資源、情勢整合起來，以達成這項任務。在這整個過程中，本書強調管理作為，乃在於「因應變化以求其通」，如在這本著作中所主張的「自組織為體，他組織為用」之說，就是二元論中的「用與體」組織為主軸的應用，有關這一點，文後將再論及。
從某一觀點而言，這種管理功能，可以說是和人類文明發展同步發生，然而人們並未察覺它的存在，似乎就如《周易：繫辭》中所稱「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狀況。這有待1945 年時，杜拉克從深入觀察通用汽車這家巨型企業的實際運作後，方才提出「管理」這一觀念，並奠定管理學發展的基礎。

管理步入科學之途
人類一旦發現管理這一行為後，很自然地，很想知道有關這種行為背後的道理，這時就接上科學這一成分。本來科學之性質，就是針對某種現象（phenomenon） 之「存在」（being） 與「變化」（becoming），就其構成因素以及其間之關係，提出說明與解釋。這種經由科學方法（scientific method） 獲得的，才稱為「科學知識」（scientific knowledge）。所謂科學的真諦，不在於其內容，而在於獲得知識的途徑，這代表了歐洲啓蒙時代開始所發展的科學觀點。
如果依照同樣道理，將管理現象或行為提升為一種社會現象，則應用科學方法以發展相關知識，則管理亦可視為一種社會科學。唯此時將出現兩種途徑或選擇，一者為將管理視為可明確界定之「一種」社會現象，將其發展為一門社會科學，有如心理、社會、經濟、政治等社會科學學門。在事實上，在相當大程度內，學者的確亦循類似於自然科學之途徑，將其應用於社會現象，加以研究。

科學或是實務
如果依循此途徑發展，管理學似乎可與前此所稱各種社會科學學門並列。但問題在於，管理與其他社會學科之性質不同。如前所稱，管理之本體（ontology） 屬於任務性（task-based） 或規範性（normative） 之實務，而其他社會學科所研究者，乃就某方面之社會現象，依其自然的（natural） 或實然的（positive）性質，發展為不同的理論。此種基本社會學科所重視者，在其界定範疇內，以「其它條件不變」（ceteris paribus） 之假定，講求效度上之嚴謹性。然而，如前所述，管理乃以應用為主，所講求者，為如何達成期望之績效，此時所涉及的因素，一般跨越上述各社會科學學門，因此他和後者間關係並非水平式並列，而是上下間之應用。
在這種意義下的管理，追求績效是不可能在採取「其他條件不變」的假設下達成的；換言之，此種任務性行為，或稱之為實務，乃是對於前述各種社會科學知識之應用。其間關係有如臨床（clinical） 醫學與基礎醫學間之關係。
如採另一發展途徑，則分別由原有的各社會科學學門學者，各以其本身觀點與立場，針對管理問題或現象進行研究，因而出現有「管理心理學」、「管理社會學」或「管理經濟學」之次學科。此種研究，有其學術上之價值。問題在於，如要將此等各有所本的理論應用於管理實務上時，依然存在有不同之基礎學科理論與實務之間之鴻溝，有待克服。

管理理論之科學典範
再者，在科學研究背後，依學者孔恩（Thomas Kuhn） 的說法，尚存在有所謂「科學典範」（paradigm），以規範科學研究之進行。一般而言，其內容涉及兩個層次，一是有關科學知識之「實相」 （reality），此即針對所研究之對象，採取一種跳出實體世界而進入思維世界的陳述，建構理論背後所依據的宇宙觀或世界觀，屬於「抽象的」（abstract） 或「形而上的」（meta-physical） 的層次。由於此種論述或預設無法由科學方法加以實證（empirical verification），一般又稱之為科學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以本書而言，作者以具有自主、主動與動態之演化系統論取代他律、被動與靜態之牛頓機械系統論，從而推衍出「自組織為體，他組織為用」之基本模式，即代表一種新系統典範之重建。
另一層次是有關人類何以能夠獲知「實相」之途徑以及所獲知識之性質，此屬於「知識論」（epistemology） 之範疇。首先，知識之發現，最先一步有賴語言之創造，此即將所觀察的人事物，依所體悟到的共相，賦予某種名稱，日後遇到新的人事物，即依所認定之共相，以共名稱之，因此溝通了實相與思想之間的聯繫，在這關聯性上，語意學（semantics） 扮演一種關鍵角色。例如在本書中，作者使用了大量的「構念」（construct），如「因」、「緣」、「勢」、「力」、「虛」、「實」、「和」、「合」等等，提供理論建構之素材。
至於知識之獲得，大致言之，有來自邏輯推導之「理性論」（rationalism） 或來自實證歸納之「經驗論」（empiricism）。前者中之最極端者，如最早之唯心論者，主張要想得到真正的知識，一個人應該閉上眼睛，把自己的感官存而不論，只要運用自己的思想去界定實相。後者乃嘗試自所獲得大量而蕪雜的資料中，採取去蕪存精的「化約法」（reductionism） 或進行兼容並蓄的「詮釋法」（interpretationism），發展知識，或如一般所稱「量化」或「質性」的研究方法。
以上乃自知識觀點，說明管理理論之發展，這是屬於「科學」構面的認知。但自管理屬於實務這一性質，其根源除了科學構面外，還應該加上倫理（ethics） 與美學（aesthetics） 兩方面之探究，如此方可兼及管理之「真」、「善」與「美」之內涵以期達到更圓滿之整體。

管理倫理
所謂「管理倫理」，即自根據某種道德原則以形成評估管理行為之正當性，從而對於管理實務產生某種程度之影響或制約作用。有關管理與倫理二者間的關係，自歷史背景視之，不但十分複雜，而且也在不斷變動之中，這可分自兩方面來說。
首先自倫理對象的範圍來說，大致言之，人們最先所指的，乃是某些直接相關人群，如企業投資者、顧客、員工等；日後擴大到所謂「利害關係人群」（stakeholders） 如當地社區，以及環保、消費者、女性、弱勢等；近年來又將這範圍再擴大到社會與生態之永續發展等，也都包括在倫理對象之內。
其次，有關道德原則。以企業而言，在工業革命之初，亞當斯密提出，在「看不見的手」的市場機制下，人們追求私利，結果反而可達成公益。由於這種關係，企業營利行為之本身是合乎倫理原則的。再說，學者威伯（Max Weber） 認為，依基督教新教教義，認為經濟上的成功，乃代表上帝對於人們消除貧窮天職的獎賞。同樣道理，個人進入機構工作屬於契約行為，只要是依市場公平運作下所訂定之契約，都是正當的。
然而，人們發現，市場不是完美的，有其外部性（externality）或失靈（failure） 問題。此時，基於市場交易所產生的效果，是不完全和不公平的，因此有賴市場以外力量的匡正和規範。這種外在力量，除來自所謂政府「看得見的手」透過法律程序，訂定許多規則規範外，再則為倫理。
此種建立在道德原則上之倫理準則，例如有依「實用主義」（pragmatism） 原則所發展的以「最大多數人之最大效用」做為準則，或建立在「動機主義」上之「普遍規則論」，例如公平、正義之類等。此種倫理準則近年來已納入一機構內，形成其組織文化與價值觀念。其中最為核心者，則在於建立一機構內外之信任關係。論者認為，此種信任關係，可代替傳統層級組織結構下之控制，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增加行為上達成目的的彈性，尤其在當前網路經濟中，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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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範轉移的挑戰
繼前節中討論管理與管理學之基本性質與發展，現在回到有關這一著作本身。
就這一著作之內容言，應該不是一般教科書，而是一部專著。比較言之，教科書的功能是依據一套普遍性之架構，兼容各家之說，有系統地呈現給讀者，以獲得一般性之理解或做進一步之鑽研。而專著者，則有其源本與前提，獨特之觀點，和嚴謹之邏輯，推衍出一套具有內部一致性之論述。這也形成了在社會科學不同領域內所出現的各家或門派的理論。
基本上，本書之範圍兼及理論與實務兩部分。就理論部分言，又包含了科學哲學與科學理論二個層次；實務部分除已見於理論各章有關原理原則之應用外，尚有「中華電信組織再造」（2000-2003） 與「大衛營和平協議談判」（1978） 兩個具體專例，做為本書管理觀的檢驗與印證。
本書之超越一般管理學著作，在於全書之立論始於科學哲學層次，對於傳統管理理論所依據之典範進行挑戰。作者認為，「傳統的系統理論充其量只是個人造機械鐘錶模式的理論，無法反映出人類組織是具有自發演化生命力的複雜系統的事實」。
作者在科學哲學層次所採的世界觀，主要以自然科學理論中之「複雜系統」理論，取代牛頓傳統力學的「機械系統觀」。作者以這一個演化性的複雜系統理論為前提，視人類組織是一種具有生命力的系統。作者藉由「究今，辯古；以今解古，借古喻今」的過程，析離出「自組織」這一概念，認為是「隱藏在所有複雜系統理論中的公約數」。

「自組織為體，他組織為用」
在這系統內，管理的世界就是一個「自組織」的世界，所謂「自組織」是指「沒有主觀意志的外力介入，只在適當的環境條件下，就自然發生的一種過程」。書中，作者為了說明這種「自組織」的性質，嘗試以宇宙與星系的生成與演化，地殼變動，地球的天氣變化，自然界的物理現象，生物的物種進化等等為例，著力至深。
在這種以自組織無形之手所建構的世界內，如果內因和外緣不再和合，所謂分形基模開始異化，從而全面啓動系統的相變過程，帶動「全新功能的新系統湧現而出」。
書中以這上述基本道理綜整出一套前後連貫的理論脈絡，包括宏觀三原理和微觀三原理以支撐宏觀原理六法則，代表人類組織「創生、存在、演化」生命歷程所遵循的一套自組織規律，也是可用來發展更全面性新演化系統論的一套積木元素。
相對於「自組織」的本體，尚有「他組織」之運作，此即管理者通過「德」與「理」兩個「他組織」控制因子，形塑或改造系統的內因方式，以維持系統的穩定存在（小執行）或促成系統由應變來達成泛穩定目標（大執行）。但是要達到這種「和合」、「成事」的境界，除了內因條件外，管理者還要觀察和尋求「機」和「緣」這些屬於外在環境因素的配合。書中提出了所謂「形機成勢」、「因緣成果」種種道理，以求既能圓滿宏觀的常變循環，也實現微觀的「共生演化」。
這種自組織的系統觀念所推衍出的理論，至少包含有兩層涵義，一是整體或宏觀性的意義，此即每一組織有其使命和文化，缺乏此一意義，一個組織是不能有效運作也沒有適應環境和學習改進的能力。
一是微觀或部分性的意義，此即在組織內部的構成部分，存在有互動配合的關係。此種關係間之化學變化，並非來自原設計者所預期和決定的，對於組織整體效能之發揮，可能是有利的，但也可能是有害的。在這一個「自組織為體，他組織為用」的理論建構內，自組織的運作，是自然的，客觀的，作者稱之為天道；而所謂他組織則指由管理者順從天道，善用天道，所採之行為屬於主觀的人道。
總結來說，人類社會與組織是「自組織」與「他組織」並存的系統，人類文明之成就也都是靠「自組織的自然力」和「他組織的人力」合作下所獲得的結果。

「以管窺豹」
以上對本書的內容所做描述，最多只是一嘗試，在寫作中，內心是惶恐的，誤解和失真幾乎是難免的，這樣做的目的，除了顯示寫此導讀之過程所做的努力外，更重要的，乃是引發讀者的好奇心與親身探究之興趣。
做為序文，本篇文字似已過長（也由於這一緣故，完稿之後，蒙出版者之建議，改為導讀），對於本書而言，也有狗尾續貂之感。但是最後要說的是，本書之價值所在，然而卻也是在這篇導讀中尚感闡述不足的，乃在於書中在理論架構之下所融入作者的洞見、感悟和智慧。譬如有關領導角色一項。隨著今日企業或任何機構所面對的環境如此瞬息萬變，使得領導者所扮演帶動變革和創新的角色，更為關鍵。他可以是一位企業的CEO、電影導演、球隊教練或是交響樂團指揮；在現代組織中他也可能是十分普遍存在的團隊負責者。沒有有效的領導者，所有其他管理活動都將變為失去方向和動力。
以本書作者而言，貫穿全書都可發現在各種國家重大建設策略和規劃中，他做為領導者面對的嚴酷挑戰，以及所表現出的勇氣和智慧是十分深入和感人的。反映了毛治國教授這位作者，在他豐富的人生歷練中所呈現出「深思、遠慮和洞見」的為人做事風格。有關這一點就留給讀者自己去體會和發掘吧！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寫於台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