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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什麼要出版這本書？
兩岸關係和中國問題是我的主要研究領域之二，為了解中國在國際氣候政治的參與，我在2009年撰寫《中國與國際氣候政治》一書，從政策形成的角度切入，對中國氣候外交政策進行研究，經過兩年多的努力，在2011年順利出版。在專書撰寫過程，我對氣候變遷議題開始產生興趣，我發現這個議題比起我過去專注的研究領域有意義得多。
尤其，國內政治和兩岸問題在台灣總是與意識形態脫離不了關係，任何對政治發展、兩岸關係、中國問題的理性討論，不論是從事學術研究或在媒體發表文章，總會受到特定政治立場的人士，對內容曲解、斷章取義、惡意攻訐，甚至影響學術論文的審查和刊登結果，不知道這是理性主義的悲哀？還是資源排擠的必然現象？
作為一位青壯的社會科學家，我未曾經歷白色恐怖，但見證了台灣經濟起飛和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也正在活在台灣經濟停滯和政治扭曲發展的環境下。儘管我的國中小教育處於威權時代的中國文化霸權的控制下，但我從來沒有「台灣人vs.中國人」的認同矛盾，我打從心裡就是台灣人，但我和多數台灣人的文化觀，與對岸的中國人無異，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另外，我在英國接受六年的高等教育，教育學習和文化薰陶的結果，使得我內心有了英國人務實主義的因子。就兩岸問題而言，我認為台灣不應該把中國視為敵人，為了意識形態而放棄和中國合作，否則就會把自己鎖在有限的空間，自外於國際社會而邊緣化。因此，我一向主張以務實態度和中國往來，不過前提是中國必須尊重台灣參與國際活動的權利。
關於我對國內政治和兩岸問題的看法不宜再討論下去，我只是想藉由前幾段文字表達：我對台灣社會對立的現象及排他性發展感到憂心，我們雖然是一個海洋國家，卻相當缺乏國際觀，坐井觀天的結果讓台灣失去和其他國家競爭的勇氣和能力，曾經執政的藍綠兩黨都必須對此負起責任。
由於我對國內政治和兩岸關係的期望很高，為了不給自己太多壓力，於是將研究興趣從國內政治和兩岸問題擴展到氣候變遷，這是攸關人類生存發展的重要議題，比起深陷在意識形態泥淖的國內政治和兩岸問題，有趣也有意義得多。
氣候變遷涉及的問題頗為廣泛，橫跨科學、政治、國際關係、經濟、社會、文化、安全等，複雜度高過其他研究議題，並超出單一學門所能處理的範圍，因此氣候變遷研究需要跨學門領域的整合，也構成學術研究的挑戰。
雖然我無法專精所有氣候變遷研究的議題，但可以就社會科學各學門與氣候變遷的關係進行有意義和深度的分析整理，這不但是人類應對氣候變遷的必要工作的一部分，也能夠讓社會科學家對全球氣候問題的解決作出貢獻，這個想法支撐了我這些年在氣候變遷研究的投入和努力。
我的研究志向是將國際氣候政治研究，發展成為國際關係學的次研究領域，並將研究重點放在全球氣候治理體系的建立，所以我在出版《中國與國際氣候政治》後，著手撰寫《氣候變遷、政治與國際關係》一書，討論氣候變遷與政治和國際關係的問題，雖然距離我的研究目標還有很長一段路，但該書對國際氣候政治提供了廣泛分析。
之後，我對氣候變遷研究的熱情變得更高，陸續發表的論文已經超出政治學和國際關係的領域之外，於是我從政治學和國際關係之外的角度分析氣候變遷的各種問題，逐步建立氣候變遷的社會科學研究的架構。
這本書的部分內容出自我在2015年出版的《氣候變遷、政治與國際關係》，但保留沿用的篇章都經過深度修改，內容也予以更新和重寫，新增的篇章佔本書內容的一半，將研究範疇從政治學和國際關係擴展到經濟學、社會學、文化學、倫理學、安全研究，目的在完備社會科學對氣候變遷之討論，是我在氣候變遷研究的階段性總結。
氣候變遷與政治
雖然氣候變遷開始受到重視是從科學界開始，但早在科學界呼籲各國正視全球暖化之前，考古學、人類學、地質學、天文學和歷史學領域的學者，就曾經提出有關氣候變遷的見解，並指出人類歷史的幾次民族大遷徙和某些帝國的興亡都與氣候變遷有密切關係。
西元6到9世紀突厥汗國與回紇汗國的式微、9世紀末馬雅文明的消失、10世紀初唐帝國的滅亡、13世紀成吉思汗帝國的崛起、14到18世紀，以貴族體系為核心的法國舊制度的崩潰，都和氣候變遷息息相關。長年乾旱導致農糧生產不足和大飢荒，進而引發政治、經濟、社會和宗教的衝突與戰爭，決定了國家和文明的起落。
近年來，北極海冰融化的速度因為全球暖化加快，旱災、水災、熱浪和寒流等自然災害發生的頻率和強度增加，並造成海平面上升，多數小島國家面臨消失的危機，不少國家的沿海城市也受到威脅。然而，北極海冰融化卻也帶來新的戰略和經濟機會。
根據美國地理調查協會（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USGS）估計，北極蘊藏龐大的油氣資源，其中石油占全球尚未探勘總量的13%，大約有380億桶，天然氣占全球尚未開發總量的30%，大約有40萬億立方米，加上豐富的礦藏，包括黃金、稀土、貴金屬，以及廣大的漁場，任何國家若能掌握這些資源，將獲得龐大的經濟利益，戰略地位也會提昇。
另外，北極海冰融化的速度增加，使得過去在夏季需要破冰船開道才得以通行的北極海域出現新的航道，未來東北航道和西北航道全年通行的可能性大增，因而衝擊傳統路線沿邊國家的經濟和戰略利益，包括新加坡和埃及。相對地，環繞北極和位於北極圈的國家則將成為受惠者，譬如俄羅斯。
面對此一趨勢，俄羅斯、加拿大、美國、丹麥和挪威等環繞北極的國家，以及位於北極圈的冰島、芬蘭和瑞典，都積極採取作為，試圖擴大在北極的控制範圍。中國、歐盟、義大利、日本、韓國等國也參與北極的研究工作和經濟事務，以因應全球地緣政治可能的變動和衝擊。
氣候變遷不僅影響歷史發展、國家存續和全球戰略，隨著極端氣候的發生頻率和破壞程度越來越高，氣候變遷不但直接威脅人類的生存，也可能因為水資源和糧食的爭奪及氣候難民，讓原本已經存在的社會和政治矛盾更為惡化，引發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衝突或戰爭，影響區域和全球安全。因此，氣候變遷、恐怖主義和武器擴散，被視為本世紀的三大安全問題。
由於氣候變遷具有跨國界、威脅來源不明確、產生原因不易掌握、可能轉化為傳統安全問題等特性，其重要性不亞於軍事和戰爭等傳統安全，需要國際社會的通力合作方能因應，這也突顯出各國氣候政策的重要性，以及全球氣候治理體系的必要性，而後者正是國際氣候合作努力的目標。
除了國家安全之外，氣候變遷對經濟的影響尤為顯著。根據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Nicholas Stern在2006年公布的報告指出，氣候變遷對全球經濟和社會活動將造成巨大衝擊，雖然氣候變遷是不可能改變的趨勢，但若繼續忽視氣候變遷而不採取作為，本世紀末之前全球國內生產總值將減少20%，相當於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或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所造成的損失。
基此，部分國家推動低碳轉型，發展綠色經濟，將氣候變遷的威脅轉換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契機，其中又以英國最為積極。一方面低碳轉型創造龐大商機和就業機會，帶動能源科技發展及產業升級和轉型，另方面低碳轉型將帶來新的生活型態，有助於建立更有效率和更低耗能的生活方式和環境，實現永續發展的目標。
然而，美國和歐盟為了降低限制溫室氣體排放對國內經濟利益的衝擊，並迫使開發中國家對減量目標作出承諾，試圖以解決全球氣候問題為由對其他國家採取懲罰性貿易措施，如此恐將擴大國際氣候政治的南北問題，提高貿易衝突的可能性，不但影響國際氣候合作的發展，並且將引發各國之間的貿易衝突。
此外，國際社會為了應對氣候變遷所採取的手段，對各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有很大影響，但是中國和美國都拒絕對減量目標作出承諾，國際氣候合作因而引發道德爭議。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對氣候正義的看法不同，是雙方在全球氣候議題的衝突原因之一，儘管背後真正的原因還是利益，氣候正義對理解國際氣候政治有重要意義。
氣候變遷與國際關係
1979年，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邀集全球氣候科學專家於瑞士日內瓦召開第1次世界氣候會議討論氣候變遷問題，這次會議確認「氣候影響人類，人類影響氣候」的重要論述，氣候變遷首度浮上國際事務檯面。此後，氣候變遷不再只是單純的科學問題，而是關乎人類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議題。
1985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 UNEP）、世界氣象組織和國際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ICSU），於奧地利維也納召開一場以溫室效應為主題的國際會議，會中各國簽訂《保護臭氧層維也納公約》（簡稱《維也納公約》；Vienna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Ozone Layer），防止臭氧層繼續被破壞。
為了進一步落實《維也納公約》，聯合國再次邀集各國集會，簽署《蒙特婁破壞臭氧層物質管制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簡稱《蒙特婁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對各種氯氟碳化物和含溴化合物的生產作出嚴格限制，並自1989年1月1日起生效。這是國際社會共同合作改善全球暖化的重要開端。
1988年，多倫多大氣層變遷會議（Toronto Conference on the Changing Atmosphere）召開，共有48個國家指派代表和科學家出席，與會代表對導致氣候變遷的原因及如何減緩全球暖化提出意見，並建議國際社會就氣候變遷問題進行合作。該會議促使聯合國大會通過43/53號決議案，決定建立一套處理氣候變遷的架構。
1988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和世界氣象組織合作成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這是一個附屬於聯合國的跨國科學組織，針對與氣候變遷有關的最新科學、技術和社會經濟資訊進行研究與評估，以了解人類活動對氣候變遷的影響。
1990年，第2次世界氣候會議在瑞士日內瓦召開，會議呼籲各國儘速就氣候治理建立一個全球性的架構，因應氣候變遷的各種問題。會議結束後一個月，聯合國大會通過45/212號決議案，成立跨政府協商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ng Committee, INC），負責推動《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以下簡稱《公約》）簽訂的協商工作，《公約》談判的啟動標示著國際氣候政治時代的來臨。
國際氣候政治發展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90年《公約》談判起，1992年簽署，1994年生效，國際社會在這段期間從法律面確立全球氣候治理的目標和基本原則。第二階段始於1995年《公約》第1次締約方會議，至1997年第3次締約方會議達成具約束力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 KP）（以下簡稱《議定書》）。第三階段自2005年展開後《議定書》談判，到2015年《公約》第21次締約方會議通過《巴黎協議》，國際社會希望制定更有約束力的國際條約，取代到期後的《議定書》。2016年底《巴黎協議》生效之後，國際氣候政治邁入第四階段。
在不同階段，各國試圖建立一套有效治理的國際氣候制度，以解決全球氣候問題，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和公民團體等非主權國家行為者也積極參與全球氣候工作，但在全球氣候治理的實際運作，主權國家扮演關鍵角色，國際強權和國家集團之間的政治角力決定了國際氣候合作的發展和結果，這突顯出主權國家在全球氣候治理的重要性。
國際氣候政治是國際體系不同層次的結構和單元之間的互動過程和結果，涉及不同的國際體系行為者和國家內部行為者的利益，而且個別議題又涵蓋許多其他議題（譬如減緩策略包含能源、產業、住商和運輸等部門的政策），這使得國際氣候政治研究的複雜度高於其他跨國議題。
國際氣候政治研究的核心議題在於如何透過國際合作建立一個全球氣候治理體系。換言之，如果國際氣候政治研究能夠找出落實全球氣候治理的制度或途徑，將對全球氣候問題的解決作出重大貢獻，這是決定國際氣候政治研究能否成為國際關係學的次研究領域的關鍵。
儘管部分科學家和實務工作者認為全球暖化不是事實，而是少數國家和機構為了政治、經濟和學術利益所捏造的謊言，但不論真相為何，我們都目睹地球生態正面臨嚴重破壞，部分國家也因為海平面上升正在消失中。如果人類能夠以智慧應對氣候變遷，藉由科技創新和發展模式的改變降低自然破壞，創造新的財富，改善生活品質，氣候變遷對人類帶來的不只是威脅，同時也是機會。
由於我國不是聯合國的一員，未能參與國際社會為解決全球氣候問題所採取的行動，但氣候變遷的影響不會侷限於某個國家或地區，我國不能自外於全球氣候工作，有責任配合國際社會落實溫室氣體減量，特別是就突破外部政治環境和解決內部發展問題來看，我國必須積極爭取參與國際氣候合作的機會，並推動經濟社會的低碳轉型，藉此創造新的發展契機。
氣候變遷與社會科學
氣候變遷最初是科學問題，人類活動大量燃燒化石燃料，造成地球溫度上升，導致全球暖化和氣候變遷。自1992年各國簽署《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以下簡稱《公約》），從法律面確立全球氣候治理的最終目標和基本原則以來，氣候變遷已經成為重要的國際議題之一，防制全球暖化和氣候變遷也成為各國的共同責任。
減緩全球暖化的主要途徑是透過限制溫室氣體排放，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危險的人為干擾的水平，降低溫室效應對自然生態系統和人類的不利影響。儘管國際社會努力推動溫室氣體減量，但地球溫度仍然不斷上升，極端氣候的發生頻率和危害程度越來越高，因此各國希望提高氣候行動的力度，降低氣候變遷的威脅。
然而，國際社會為了應對氣候變遷所建立的制度和規範，涉及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的課責，對各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有很大影響，將導致全球政治和經濟資源的重分配，加上國際氣候談判所達成的各項協定，必須經過各國立法才能成為正式法律，於是氣候變遷和國內外政治產生密切聯繫，成為政治和國際關係的議題，而不只是單純的科學問題。
此外，人類是氣候變遷的始作俑者，是受害者，也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以氣候變遷是人的問題，無法由自然科學單獨解決，氣候變遷研究不能忽略人的研究，必須回到以人為主體的分析。唯有藉由社會科學才能深入了解人為因素在氣候變遷問題的作用和影響，社會科學也提供人類追求永續發展的智慧，讓人類能夠處理氣候變遷所帶來的經濟發展、社會正義、文化調適及國家安全等問題。
氣候變遷的挑戰和機會
氣候變遷並非科幻電影裡頭的外星物種，在明確時間對地球進行侵略和破壞，讓人類為了生存願意在共同目標下採取一致行動對抗敵人。氣候變遷沒有具體的形體，它的破壞也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所以無法被摧毀，缺乏將人類的個人利益轉換為集體利益的動能，只能由各國根據道德訴求，採取調適和減緩的措施，降低氣候變遷的衝擊。
另外，氣候變遷的影響不會只侷限於某個國家或地區，所有國家都會受到衝擊，加上氣候變所影響的範圍和層面很廣，沒有任何國家憑一己之力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全人類都深切體認問題的重要性並付出行動，全球氣候問題才有解決的可能。解決全球氣候問題的過程需要幾個世紀，甚至更久的時間，這降低人類採取共同行動的意願。
2015年，《公約》第21次締約方會議通過《巴黎協議》（Paris Agreement, PA），又稱《巴黎氣候協定》，為2020年後的全球溫室氣體減量工作提供明確規範，但是這份協議以國家自主貢獻的方式規避國際氣候政治的南北問題，全球氣候問題是否可以就此解決仍大有疑問。
由於各國經濟發展程度不一，文化和社會結構各異，應對氣候變遷的能力也不同，對國際氣候合作各有立場，一旦全球氣候行動損害某些國家利益，或是國際政治經濟的局勢發生劇烈變動，就會突顯各國之間的利益矛盾並引起衝突，影響國際氣候合作的推動。
再者，《巴黎協議》的目標是希望把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準以上低於攝氏2度之內，如果要達成這個目標，全球人均碳排放到2050年要降到1.7公噸，但依照各國目前所提出的減量目標計算，即使能夠完全落實，到時候地球的溫度還是會增加攝氏3.5度，所以全球必須進行力道更強的減碳，這意味著全球低碳轉型是必然趨勢。
基此，我國應在這個趨勢下找到發展定位，否則將加速被淘汰的可能。如果我國可以掌握趨勢，積極發展綠色經濟，強化綠色科技的創新和研發，不但可以解決我國經濟動能不足的問題，帶動經濟成長，提升產業升級和轉型，同時可以兼顧環境保護和氣候利益，減緩全球暖化和氣候變遷的威脅。
值得一提的是，發展綠色經濟絕對不只是溫室氣體減量和鼓勵再生能源，而是建構符合低碳原則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以綠色經濟作為國家發展策略，可以引導我國和全球低碳轉型接軌，不但能夠配合國際社會的氣候合作和減碳行動，防制全球暖化和氣候變遷，而且可以創造經濟動能，解決我國資源缺乏，以及社會財富分配失衡的問題。
結 語
氣候變遷是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雖然我國不是聯合國成員，不是《公約》的締約方，但並不會因此免於氣候變遷的影響，一旦我國遭遇劇烈的自然災害，將需要國際社會的援助，同樣的，當其他國家遇到相同問題，我國也會提供必要協助，這是我國作為國際社會一員應盡的義務，不該涉及國際政治問題，國際社會也必須嚴肅考慮讓我國加入《公約》的必要性。
此外，我國的二氧化碳總排放量排名世界第20位，人均排放量排名第19位，不論是對國內的環境和社會利益或全球溫室氣體減量而言，我國都應該承擔更大的氣候責任，致力推動低碳轉型，何況這和我國經濟前途息息相關，可能在全球綠色市場佔有一席之地，或成為全球綠色經濟的被殖民者。亦即，氣候變遷不僅是環境問題，也是生存問題，值得政府深思。
我在過去幾年把研究重心放在氣候變遷研究，雖然是對台灣政治的無奈，更是對攸關人類生存發展議題的關心。面對氣候變遷的衝擊，包括我在內的所有人，對後代子孫的環境和經濟利益都有不可逃避的責任，所以我會繼續關注氣候變遷和全球氣候治理的問題。
出版誌
這本書較特殊之處在於它分為兩個階段完成。第一階段的工作重點在討論氣候變遷與政治和國際關係的問題，研究成果整理為《氣候變遷、政治與國際關係》一書，在2015年出版。第二階段是我從政治學和國際關係以外的角度，分析氣候變遷的各種問題，目的在完備氣候變遷的社會科學討論。
這本書的另一個特色則是每篇論文都經過審查並被刊登在《問題與研究》（Issues and Studies）、《遠景季刊》（Prospect Quarterly）、《台灣國際研究季刊》（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全球政治評論》（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國際與區域研究》（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等一流的學術期刊，然後集結成冊，接著再就內容進行修改，加強全書的連貫性。換言之，這本書經過學術審查認證，具備一定的研究水平。
我在2003年出版《解析單一選區兩票制》，是國內第一本討論單一選區兩票制的學術專書，2010、2011、2015年出版的《中國的全球戰略與主權基金》、《中國與國際氣候政治》、《氣候變遷、政治與國際關係》，也是國內在相關研究領域最早的學術專書之一，能夠掌握並投入高原創性的研究題目是令人振奮的事情，也是保有對研究工作的熱情與動力的原因。
比起身處研究型大學的同儕而言，在強調教學的技職校院從事學術研究實在相當辛苦。一來學校的研究風氣並不興盛，研究環境和資源也不足，另則學校沒有博士班學生，也不容易爭取科技部計畫，延聘博士後人員，所有研究工作都必須親力而為。
尤其面對少子化衝擊，私立技職校院並不重視教師的研究投入，而是行政服務表現（招生），在這樣的環境下，私立技職校院教師在研究工作方面，想要和研究型大學的同儕競爭，不論是期刊論文發表、專書出版，或是升等，都必須付出數倍以上的心力，即便如此，私立技職校院教師還是難以獲得學術界和社會的同等尊重。
致謝銘
每當出版新書之際，我都會在序文表達我對幾位師長的謝意，特別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胡佛教授，以及我在英國求學期間最重要的兩位恩師Professor Peter Ferdinand和Professor Reinhard Drifte。這三位老師的崇高人格、學術涵養和國際聲譽，是我仰望和努力的目標，而且迄今仍然不時對我的生活和治學給予關心和指導，讓我相當感佩。
另外，我要感謝世新大學前人文社會學院院長羅曉南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前國際事務學院院長李明教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曲兆祥教授（現任台北市研考會主委）、國立東華大學前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施正鋒教授、國立台灣大學前副校長包宗和教授（現任監察委員），幾位師長的鼓勵和支持讓我深受感動。
最後，我要感謝五南圖書公司，願意以該公司在出版界的卓越聲譽支持本書的問世，二十年來的合作，不僅提昇了我的學術聲聞，也和五南圖書公司培養出值得珍惜的情誼。
2018年元旦，台北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