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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一
文化之為用：底蘊積澱與活化轉生的辯證
王志弘／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博物館如何誕生？」是知名文化政策學者Tony Bennett（1995）曾提出的大哉問，在殷寶寧教授筆下，則翻轉成為探問臺灣獨特歷史與政治情境的本地疑旨，開展出值得關注的後殖民視野和社區焦點。
當前臺灣的文化治理研究，空間上聚焦於臺北、臺中、臺南、高雄等主要城市，時間上則專注於日治時期與戰後階段。相對於這個主導趨向，殷教授選擇淡水小鎮，以後殖民視線凝望馬偕牛津學堂與紅毛城代表的西方傳教暨商貿脈絡下的現代性權力構造，既是重要補充，也是及時提醒。博物學知識與博物館空間營造，並非始於日本總督府的拓殖事業，而可以溯及馬偕兼具啟蒙意味的傳教志業。淡水的國際商貿港埠地位，則銘記了比台日文化融混更複雜的東西方勢力雜揉，體現了與漢人兩岸移民拓墾平行的跨洲海洋貿易。
再者，文化資產的「誕生」及其博物館化，作為人們在持續流變的時空中，因賦予特定價值及意義而刻意保留和停駐的所在，必然彰顯了變與常，或者說，開發與保存的張力。本書通過文化治理概念，探究文化資產與歷史記憶之指認、保存與再利用方式引發的爭議，既涉及中央與地方治理體制及權限的轉變，也牽涉不同群體對於利益、價值和審美的評斷，更掀起在地公民團體與社區再組織的活力。
殷教授生動描繪地方文史與社區團體的串聯、老街保留倡議與創意市集舉辦、古蹟活化與生態博物館經營方針、觀光導向創意城市的擘劃，以及遊客參訪的多樣經驗，勾勒出各種記憶、認同及願景的繁複圖景，值得深思品味。以下僅針對展讀本書所獲四項啟發再做申論，據以對話，也作為讀者考究的參照線索。
一、 殖民現代性的曲折：文明暴力、文化融混與「擬物神化」
本書最引人注目之處，是以後殖民視角重新評估馬偕的傳教及附隨的啟蒙教育事業，並且批判地檢視了馬偕博物學收藏的知識／權力叢結。Walter Benjamin 宣稱，沒有任何文明記錄不同時也是野蠻行徑的記載（1969：256）。啟蒙理性與進步揚升的燦爛光照，往往同時將傳統感性視為落後而壟罩於陰鬱暗影。當然，文明與野蠻總是相互界定、同生共存。不過，臺灣早期原住民、漢人與西洋傳教士的相遇，或許不是文明與野蠻的單純對照，而是多種不同文明心態的交錯，卻在局勢偏袒一方的失衡下，使他方淪入自我懷疑。
再者，文明與野蠻也非截然對立，而是文明內蘊著野蠻。無論馬偕的牛津學堂或日本總督府的博物典藏事業開展，都立足於能將特定物件抽離原有脈絡、再安置於特定知識分類框架中的權力。這種抽離的力量，以及事物秩序的再編排與詮釋，體現了實質暴力與象徵暴力，卻是博物館作為文明殿堂的構成條件。而且，時移事往的距離感，更淡化了原初的暴力，使得觀者進入抽身凝視的位置，甚且誤認物件展示的安排乃是為了成就自身的文明主體性，而非反過來，觀眾其實是被吸納進入龐大的規訓網羅中。
不過，佔有優越地位的教化者無法保持邊界內的純淨，反而經常因為風土條件、跨界交流、展現善意，以及異文化誘引，致使西方文物形制必須折衷融混、發明創新。我們也能設想，納入典藏秩序的本地物件，正因為脫離原有脈絡、納入文明化地凝視，而有宛如物神（fetish）般召喚崇敬的特質。不起眼的生活物品，化身成為所屬類別的代表，躋身文化正當性的行列。
二、 地景、文化資產與博物館的重巒疊障
博物館的誕生，透露了文明暴力、文化融混，與凡俗變身物神的曲折歷史。文化地景、文化資產保存與利用，以迄博物館化的層次，則是本書鋪陳的地理格局。生態博物園區、歷史聚落活化保存，或是地域文化振興等概念，顯示了保存作為維護與營造環境品質的策略，無法侷限於單一物件、建築和地點，而是必須關照廣袤的生活紋理。珍貴的不僅是博物館內部櫥窗的展品，也是博物館本身、近旁街區風貌、城鎮景觀、以迄水平線的延展與天際線的起伏。
這並非意味了城鄉環境不能變化，必須永凍如舊。相反，誠如珍雅各（Jane Jacobs, 1961）的主張，城鎮街區中最好是新舊建築雜陳，才能提供多樣的環境以滿足各種需求，像是付不起高昂租金的新創公司和小生意。隨著人類的繁衍、營生和創新，加以自然力量侵蝕破壞，聚落環境總是此起彼落地持續轉變。再者，所謂文化資產，經常是歲月摧折後的殘餘，方顯其珍貴而有保存之議。
然而，如果大面積推平重建，或者高樓突兀聳立於熟悉的地景上，可能會引發難以協調的疏離感，也一下子就截斷了長年累積的社會人際關係與生活型態，而那正是文化底蘊之所繫。博物館是斷離脈絡之文物的避難所，但是廣袤的文化地景若化作零散碎片，似乎就無處可去了。反之，如果在博物館舍的庇護外，整體生活環境也是支撐有價值文化的基底，我們就有了重巒疊障、互為倚靠的勝景。
三、 築造地域認同：風土記憶與在地行動的匯流
文明暴力、文化融混、擬物神化崇敬的歷史曲折，以及地景、文化資產及博物館化的地理布局，構成了地域認同的繁複織理。然而，這並非理所當然的存在，而是回憶與行動之間的反覆斟酌、回返與前瞻。人類的隱微存在感，以及明晰的認同感，都在每日的記憶召喚和行動抉擇中落實，並且在這個過程中持續築造、沉積和轉變。
博物館是築造認同的所在嗎？是，也不是。博物館及其典藏，以及一般文化資產的位址，都蘊含著刻意編排的記憶和歷史，也是特定社會行動的產物，並嘗試激發涉及認同的行動。然而，這些記憶、歷史和行動，卻不見得能召喚參訪者的歸屬感而令其進入有效的主體位置，反而可能是政府或菁英由上而下灌輸的疏離經驗。
在淡水或其他地方，地域認同總是根植於風土性記憶與在地化行動，換言之，離不開本地的生活紋理。於是，文化資產的宣告與經營，或許是面對持續變動的環境肌理而致力留存記憶的地方行動產物，也因而格外能召喚與塑造認同。就此，淡水重建街既是典型案例，也展現著獨特風土特質。當然，地方並非均質單一，人群及其利益也非和諧，反而充斥著異質的張力及衝突。開發或保存的爭論，以及歷史的多樣詮釋可能，使得文化資產離不開意義的競逐。然而，歷史與地理的積澱仍在表面的爭議和衝突底下，鋪墊了異質共生的基礎，這正是文化底蘊之所在。
四、 文化的基礎設施化：積澱與轉生的辯證
最後，我提出「文化的基礎設施化」（the infrastructuring of culture），作為地域生活持續積澱且不斷轉生的指引。這裡的文化基礎設施不只是藝文設施，更不是旗艦型藝文館舍，因而並非吾人熟知的「文化建設」概念。猶如交通、供水、電力、能源、通信等當代必需品的輸送管線配置，基礎設施乃支持著社會生活網絡順利運作的實質部署。如果文化就是我們的生活，體現於環境紋理、社會關係及日常行動中，並且纏結成網，那麼，文化也可說有其基礎設施。進一步言，文化也最好是構成基礎設施，方能與催動社會變遷的其他力量抗衡，像是以安全、效率、進步、利潤之名而闢建的道路及橋梁基礎設施。道路必須是文化基礎設施的一環，而非其破壞者。
博物館、美術館、表演場所、文化資產的場址，或許是文化基礎設施的凸出節點和明星地標。但是，菜市場、社區活動中心、公園、廣場、車站、大樹下、河岸、路口，諸多人群匯流、創生互動、積澱記憶，在社會變遷中持續活化轉生的所在，也是文化基礎設施。比起單點的保存及特定文物的典藏展示，將整個城鎮人文、風土與地景視為文化性的基礎設施，我們才能夠既尊重長期積澱而成的生活肌理，又知悉如何在社會變遷的節奏中，適當調整特定建築、場所及土地的轉生再利用方式，而不致造成人類處境的斷裂、陷落、張力及阻礙。
於是，文化的基礎設施化不僅涉及搶救式的文史保存運動，也是反思城鎮運作的邏輯，重新認識和修補日常生活之支持網絡的長期事業。
推薦序二
城市是第一個博物館！
黃瑞茂／淡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迷離之眼下的「博物館」可以說是臺灣地方運動的一個重要的策略。
隨著社區營造的在地化運動，「博物館」成為一種地方發展的期待模式，不管是為了文化、經濟或是教育。社會似乎在這種期待中，透過以社區為名的行動逐漸充實了轉變中的生活世界。然而，本書所討論的淡水多樣的「博物館建構經驗」已經超越了教科書的定義，而是在地工作的協商結果，城市作為主體，博物館成為書寫淡水新的風景線的觸角。本書關注於歷史街區公私營「博物館」的形成與建構過程。呈現了淡水在城市轉變的特殊經驗。透過參與田野的過程進行，在理論與實踐並重的寫作方式，梳理了淡水經驗可以供作為分享的可能性。這些多樣的「博物館」書寫了淡水的地方轉變。
從在地認同到社會認知的擴大
多樣的「博物館」建構經驗呈現淡水這座城市的場所力量。從城鎮的治理來看，地方工作已經從過去的土地認同轉變到「社會認知」的擴大。透過博物館的建構，城市的經驗成為可以描述的知識，拼貼了學習型城市的場景。多年來，有機會打開的公共參與討論，這些生活者的精采對話，不就是這些博物館的建構意義嗎？如果城市的歷史是一個句子，那博物館可以是段落，也可以是標點符號。如果句子是生活路徑，路徑上的博物館正在將城市經驗轉變成一首首的批判當代都市的散文。
在反對重建街的拓寬會議上，議員說「六號道路的拓寬可以讓遊覽車進到清水祖師廟的廣場，方便老人可以來進香！」我問「一次可以幾台遊覽車進來！」議員一再強調說「一次可以二輛進來！」
這是地方政治的問題所在，在一個超越理性作為基礎的公共場合，如何有助於社會改變的清楚？而當我們將顧問公司設計的拓寬圖用立體模擬出來時，不只是居民，包括前後二位副市長與一位市長看了這個圖都是搖頭，直呼不可思議。但是重建街仍舊在「六號道路拓寬計畫中」被拆除大半，連清朝的路型軌跡也無來由的被破壞。盤根錯結的地方政治已經阻止了城鎮社會的進展，這是我們工作的真實場域。
重建街的保存運動中，難得有許多居民指出拓寬計畫的不合理性。動人的是他們在公共場合說出了對於一種「生活街道」經驗的期望。在市政府的討論會中，對比幕僚與民意代表的超乎常理的主張，讓我們看到了一種「生活方式」的認知轉變，這是難得的在地力量。淡水在地運動三十年，是這樣的源自於當下的有限籌碼的判斷，以及對於未來想像。是這股力量，進行了Agenda21 與創意城市的的都市願景寫作。我們所談的歷史保存不只是思古幽情，而會是城市未來的力量。
傳統的都市發展思維總讓這個地域社會像是溫水中的青蛙。所以這樣的社會認知的擴大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但是透過一次次的事件與行動，可能是居民的認知轉變（拓寬不會帶來好處）、博物館（香草街屋、28 號等等）建構、階梯市集活動等等，成為一塊塊的石頭，發揮抵抗的作用，墊住了往下掉的力量，也維持一定往上滾的力道。這書中所敘述的「博物館」，都是一段不容易的經驗，是在地智慧的累積。
「文化派出所」的創意行政
新北市，也就是本來的臺北縣，圍繞了臺北市的一個環形城市，快速發展的年代是臺北市的周邊區域。近年開始的都會區轉變，捷運啟動與工商發展，新北市開始有自己的「食衣住行育樂」。
一度流行的「生態博物館」或是「生活環境博物館」在臺北縣找到了積極的意義。蘇貞昌縣長看到臺北縣都市範圍中的文化差異，一個文化局是無法回應這多樣的在地文化經驗的推動，於是提出「地方博物館」的文化治理行動策略，潘文忠局長積極透過行政操作，找到支持「淡水古蹟博物館」的法令依據，創立了一個涵括三十個文化資產的古蹟博物館，最早一度名為「Historical Site Museum」，堪稱轉型的都市治理經驗中重要的「創意行政」個案，到目前為止，許多更有條件的城市也沒能夠創生這樣的經營機制，以回應都市歷史園區的積極作為。
淡水目前已經超過三十處的文化資產，堪稱臺灣文化資產最密集的歷史街區之一，這銘刻了在地工作者如何在地產與觀光的發展力量下的日常戰鬥的累積，得來不易。透過「博物館」的定名，而進入空間經營的場域，填充了都市空間的文化密度。
「升格」之後，歷史城鎮的治理
「城市就是博物館」，城市是石頭的歷史，所以淡水的都市空間也紀錄了種種失控的空間治理經驗。
本書所介紹的案例幾乎都是在都會區升格之前的成果。升格之後呢？淡水鎮的文化自主性被取代成為新北市的一個同質性的淡水區。隨後的幾個大型的「以文創之名」的建設並沒有嘗試從這些既有的經驗中去轉化。面對城市政治，改變是必然，新的計畫內容對淡水來說也都可以視作為是好的機會與資源。結果是，不管是漁人碼頭、雲門劇場或是設計旅館等等都成為一個個的孤島，衍生的交通問題加重既有都市問題。那些年在淡水民間所展開的公共討論中，也主動邀請這些將到淡水的機構參與地方的討論，期待透過對話讓連結可以深刻的成為故事的內容。但是真實的狀況卻是一個個簡化的地域空間計畫，到了經營或營運階段才積極的要與地方合作，協商未來的發展可能。
這樣的抽離意識，一直存在淡水的文化資產保存運動中，搶救，指定文化資產之後，鐵皮封存已經成為一貫的淡水模式。
經營本來應該是滿足現實需要與對於未來想像的機會。中正路298 號日式宿舍花了九千萬改建成為「藝術工坊」，卻只能與週邊店家競爭餐廳與咖啡廳的生意。忽略了公部門在城鎮轉變過程中的公共任務。令人惋惜的是，隨著區公所新建辦公大樓遷移到新市鎮所帶動淡水街區行政功能的調整中，結果並沒有帶給「藝術街坊」新的可能性。轉變中的淡水，不只是觀光產業，也需要回應這個舊街區所稀少的都市空地、社會的、健康的、美術的等等的市民所需要的都市空間。
小結
階段性的作為淡水地域轉變運動的地方研究的成果，除了提供工作者透過時間軸的視野檢視地方工作的積極任務之外，本書以博物館為主題，作為地方轉變的空間生產過程的內容來看，對於空間計畫前階段的「空間計畫書」的思考過程與提醒是重要與關鍵的。一方面提醒專業者（特別是專業幕僚）要有理性的成敗分析給政府。同時，專業者需要累積「面對權力的規劃」來參與公共建設，始能讓透過國家資源所投入的地方設施可以支持產業與種種生活計畫的實現，或是成為地方發展願景的啟動的積極作用。這也是下一個階段，有限的國家資源如何可以更貼近地、準確地供給地方發展的作用。
讀著這本書的提醒，我們朝向下一個階段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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