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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本書是殷海光、夏道平、徐復觀三位赴臺哲人的合論。將這三個人物合併在一起加以討論，有兩個理由。
一是湖北赴臺哲人很多，陶希聖、胡秋原、徐復觀、殷海光、夏道平等都是，我就選取自己比較熟悉的殷、夏、徐三位，作為個案加以考察。這算「外在理由」。
二是殷、夏、徐三位不僅都是哲人，並且都對自由主義有過深入思考，各有超越於以往自由主義的新成就，將他們結合起來討論，意義就不僅僅是「湖北赴臺哲人」的隨意性案例了。這算「內在理由」。
我進入思想史閱讀和研究只是10年左右的事，屬半路出家。以前興趣比較雜，大學讀的政治學，畢業後熱衷文化哲學，後來工作需要進修過經濟學，都淺嘗輒止，不得要領。直到受單位派遣進入歷史學碩士學位班，因為學位論文寫作需要，才結合自己學業基礎確定研究思想史；到博士學位論文寫作階段，才更進一步將研究領域集中到近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潮方面。
我的博士論文試圖以一個典型人物為觀察點，溯及源流，上下連貫，對近代中國自由主義演變作出嘗試性考察，選取的人物是1949年去臺灣而成為自由主義思想家的殷海光。對殷海光進行一番閱讀和探討，即始於此。2002年博士論文完成，經修改兩年後在上海三聯書店付梓，書名《殷海光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本書中《殷海光從三民主義到自由主義的演變》一文，可說是該書一章的壓縮版，曾作為討論三民主義的論文提交給一次紀念辛亥革命的學術研討會。
該書出版之前，得益於臺北紀念殷海光學術基金會和政治大學歷史系的幫助，我有幸親赴臺灣補充資料和訪問前輩，期間榮獲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約稿，因此寫出一篇《辦教育與辦政治：殷海光政教關係認識的變化》，將書中提到而沒有展開的殷海光對政治與教育關係問題的認識做了專題考察。大致同時，又寫了一篇《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的思想進境》在大陸刊物上發表，針對學界關注的殷海光晚年代表作《中國文化的展望》的思想變化做了若干探索。
此後一段時間，因為從事博士後研究，將研究對象調整為1950年代在臺灣的整個自由主義群體，也就是《自由中國》同人的整體思想傾向，有關殷海光個人思想的專題研究暫時放了下來。在臺灣水牛出版社出版的出站報告《〈自由中國〉與臺灣自由主義思潮》一書中，殷海光雖仍占有一定篇幅，內容上卻並無明顯延伸或深化。後來參加一些專題研討活動，才又繼續討論到有關殷海光思想的一些內容。本書中的《民本與民主：1950年代殷海光經歷的兩場論戰》、《殷海光的「五四」情結與「五四」觀念》等文章，就是這樣寫出的。
在討論殷海光思想的同時，我也注意到他的道友夏道平和論敵徐復觀。
說夏道平是殷海光道友可謂千真萬確，這不僅僅是說他們同屬《自由中國》編輯委員會，同為該刊主筆，共同為該刊撰寫言辭犀利的社論，而且《自由中國》停刊後，他們也一直堅持思考自由主義理路，並常在一起交流討論。殷海光思考的重點在民主政治層面，但也觸及自由經濟；夏道平思考的重點在經濟自由層面，但也始終不離民主政治的目標。夏道平1950年代的思想在《〈自由中國〉與臺灣自由主義思潮》一書中已經有所反應，最近幾年，兩岸對夏道平思想價值的認識也在增多，2007年夏先生誕辰100年，兩岸都舉辦了紀念性的學術會議，我都參加了，而且大陸的會議是我與夏先生長孫湖北經濟學院夏明教授共同推動的，還在《湖北社會科學》出了一個專號，所以有機緣做出幾篇小文，本書收錄的《自由與平等：〈自由中國〉時期殷海光、夏道平對政經關係的反思》、《夏道平對市場經濟的證成》、《秉持市場經濟理念的三位鄂籍經濟學家》等文均與此有關。《夏道平論自由主義與宗教信仰》則是略早寫給臺灣《經濟前瞻》的一篇文章。
說徐復觀是殷海光論敵則真假參半，確切而論應該是亦敵亦友，以友為主。他們的大目標是一致的，都是要實現民主政治和落實文化自由創造，所不同的只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徐復觀從來不諱言自己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但又說不滿足於「只做一個自由主義者」，他要將中國傳統文化與近代自由主義政治結合起來，這與殷海光一度以政治民主為中心對傳統文化展開激烈批判是不同的。對於徐復觀的政治和文化思想，在《殷海光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和《〈自由中國〉與臺灣自由主義思潮》中皆有涉及，最近完成的一個研究項目「大陸赴臺學人與臺灣光復後的文化重建」，則列專門章節做了一些討論，本書《徐復觀、牟宗三與新儒家在臺灣的興起》和《徐復觀與牟宗三思想的比較》即出自此項目。專門的文章《儒學與自由主義之間：徐復觀與殷海光的思想合離及其啟示》，是前幾年參加徐復觀思想研討會時撰寫的。
這些討論都圍繞自由主義思想而展開，三位先生的人生際遇、生平事跡和純學術性的專業領域，我始終沒有花太多精力去做考釋。實際上，這些應該也是很值得研究的一個方面，對解讀各自的思想有很重要的意義。對殷海光，最近刊出的一些資料，揭示出若干重要事實需要進一步釐清。如李文熹的《殷海光故家的幾件往事》（《書屋》2007年10期）、《關於「殷海光故家的幾件往事」的補正》（《書屋》2011年2期）等文章，對殷海光的家世、家人後來的遭遇，做了詳細的說明，提出殷海光的出生時間應為1916年而非其自述的1919年的觀點，留下了殷海光何以自改生年的疑問。臺北新出版的《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集》（臺大出版中心，2011），呈現了大量原始歷史資料，足以反映殷海光早年的心態，學術和政治的傾向，學界存疑的金陵大學副教授身分、蔣介石召見時間、《趕快收拾人心》等文章發表的背景和社會迴響等問題，也可以得到證實或證偽。對夏道平、徐復觀也有一些資料的披露。這方面的研究，只能留待日後來彌補了。
為什麼要研究中國自由主義傳統？這對我既有前述偶然因素，也經過一些思考。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思想文化始終左右著文明的方向。在傳統時代，儒墨道法四大思潮以及西來佛教各領風騷，而儒學居於主流；進入全球化時代，傳統思潮受到挑戰，耶教東來，世俗的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三大世界性思潮也分別被知識界引進中國，作為救亡妙方。我曾試用「從常變之爭到主義之辯」來描述近代中國思想史的基本線索，當「主義之辯」成為中國社會思想的顯著表徵時，三大新型思潮各自如何落地生根，如何處理與中國社會和中國傳統的結合，如何爭取成為主導價值，塑造自己的前途與命運，就成為研究者的重要課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1949年後中國大陸學界的顯學一直是社會主義，對於這一思潮在中國的演進，有著最大規模的探討；而1978年後大陸學界因應改革開放振興中華的需要，又開始對民族主義進入中國的歷史展開全面研究，出現一大批研究成果；唯獨自由主義思潮，左傾時期是學術禁區，開放以後仍深覺敏感，至今仍處在起步階段。由於三大思潮是在互動中演進的，自由主義研究的滯後，不僅有礙於對自由主義中國命運本身的瞭解，而且也不利於社會主義、民族主義研究的深化。
由於三大思潮研究的不平衡，自由主義已經成為「主義之辯」中最含混的一種思潮。中國自由主義思潮研究最嚴重的問題，莫過於研究少而結論多，如中國自由主義主張自由散漫，中國自由主義是弱小的資產階級的思想，中國自由主義脫離人民，中國自由主義反傳統，中國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格格不入，中國自由主義者不愛國，自由主義不符合中國國情，等等。這裡其實許多是似是而非的認識，最需要正本清源。
我參與研究自由主義，基本的考慮在此。而選擇著力於考察1949年以後臺灣地區的自由主義發展，乃因這是20世紀中國自由主義思潮演變的一個組成部分，一個與以往自由主義在大陸發展有所區別的部分，且是常常被遺忘的一部分。迄今為止，大陸學者對於1949年以後赴臺哲人在臺灣的思想發展，尤其自由主義思想的演變，關注和研究仍然鳳毛麟角，特別需要加強。殷海光、夏道平、徐復觀三人思想未必能夠代表自由主義新傳統的全部，但應該足以代表自由主義的與時俱進。
本課題還邀請了三位朋友參與，他們是夏明教授、鄧文副教授、劉金鵬副教授。很榮幸，他們的成果也被允許收入本書。夏明教授是夏道平先生嫡長孫，《夏道平的「自由經濟傳道者」之路》是其根據曾發表在臺灣中華經濟研究院院刊的紀念祖父文章改定的；鄧文副教授是我曾經的同事，近年也對赴臺知識分子發生興趣，並以「雷震與戰後臺灣社會運動」為題完成其博士論文，期間也探索過其他赴臺思想人物，本書中的《夏道平對自由的釐定與闡發》為其提交給紀念夏道平研討會的文章，在學術期刊發表過。劉金鵬副教授研究新儒家人物多年，他專門為本書撰寫了《徐復觀對中國思想文化的闡釋》一文，並三易其稿，令我特別感動。這些朋友的慷慨，為本書增色不少，激勵我不避淺陋，拋磚引玉，很感謝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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