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

名人推薦：汪榮祖（中央大學歷史講座教授）
岳南（民國史紀實文學作家）
邱立本（《亞洲週刊》總編輯）
俞國基（《自由時報》前副社長）
馬家輝（香港城市大學助理教授）
章詒和（知名作家）
陳文茜（《文茜的世界周報》主持人）
陳永發（中研院院士）
梅振才（中華詩詞學會顧問）
溫洽溢（《傳記文學》副社長）
──感懷推薦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編者序

唐德剛教授是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的創辦人。二○○九年唐先生不幸病故後，唐夫人吳昭文女士將整理唐先生遺作的重任交付本會。除二○一○年的《唐德剛與口述歷史...

五四內容的新鑑定
記得在重慶沙坪壩讀書的時候，我們的大學校長羅家倫先生是言必稱「五四」的。連那時我們師生對淪陷區通信所用的「假地址」，也離不了「五四」—我們的通訊處是「重慶、沙坪壩、松林坡、五十四號」。我當時所收到自陷區所寄來的家書，信封上所寫的便是這個不存在的假地址。
羅家倫先生是「五四運動宣言」的撰稿人。那宣言也是他個人留在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篇「不朽的著述」吧。所以他言必稱「五四」。
羅家倫是胡適之先生的學生。胡適當然更是這個「五四」的宗師，這個「運動」底鎮山老祖。在那時我們那批胡適之「學生的學生」底心目中，胡適當然更是個言必稱「五四」的「五四」大人物了。誰知事有出乎常理者。在我第一次和胡先生談起「五四」時，他便把「五四運動」大罵了一通。他說他那時在上海，他個人和這個「運動」「毫無關係」！
胡適這一席話，真把我說得—且用當今台灣流行的文學術語—「一頭霧水」！
胡適為什麼罵「五四」呢？他的理由是「五四運動」一起來，便把他所提倡的「新文化運動」腰斬了。從此「新文化運動」變了質，走歪了路，胡適和國運，都受了極惡劣的影響。
胡、羅這兩位師徒，所談的都是「五四運動」，而他二人顯然的，是各有其不同底定義的。
胡適的定義很明顯，他是把「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一分為二的。羅家倫的定義雖然很含糊，但是他顯然是合二為一，把「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一鍋煮掉。後來又出了個共產黨共產黨紀念「五四」，也是一鍋煮的辦法，只是他們把這樁政治運動前期的啟蒙運動，縮減到「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八個字，可謂自私之極。最後總算出了一個「我的朋友」周策縱，把這個時期的前運動、後運動，大五四、小五四，結了個總賬。
可惜的是，策縱這部書是用英文寫的，在國內流傳不廣，因而有許多「周公」已經解決的問題，在國內—尤其在大陸—大家不懂英文，還是置若罔聞，仍在胡說亂講。
周策縱在他那本巨著內曾提出一項結論—也是筆者許多年來所肯定的—「五四運動的要義，是在尋找一種新思想」；一種能够代替儒家舊傳統的「新思想」。
這一「新思想」他們找到了没有呢？七十年匆匆忙忙地過去了。七十年後，痛定思痛，我們這批學歷史的回頭看看。歷史證明，他們是找到了。
找到了什麼呢？簡單扼要、一針見血四個大字：「科學」、「民主」。
我們今日細心觀察觀察，我華族所聚居的中國大陸、台、港、新加坡，以及美洲華人社區之內的一切問題，哪一項的解决之道，不是圍繞著這四個字打轉？
毛澤東把中國搞糟了，就是這位仁兄，既不相信科學、更不相信民主的結果—他是誠實地徹底不相信。因此他在大陸上所搞的「大躍進」、「大煉鋼」、「大寨」，大這、大那，把「大」陸搞的一團糟，都是他底「知識愈多愈反動」的「毛澤東思想」所引起的—毛澤東壓根兒不相信科學，也不知道啥是「科學」。
毛澤東也壓根兒不相信民主。中、青年時期，他心有此想，口不敢言。到了老年、晚年，權力、聲威、信心，都有了泰山壓頂之勢，他就口出真言，公開反對民主了。毛氏口口聲聲都是「人民」，可是在他個人統治的二十七年之中，最倒楣的也是「人民」。毛氏所賴以統治的是「幹部」；而中共的「幹部」，比起中國三千年政治傳統中的「官」，還要糟糕十倍以上。
在今日大陸上，有哪個「人民」敢和「幹部」去談一下「民主」呢？所以毛澤東所搞的那一套「人民大會」、「人民政協」……等等「新民主」，事實上遠没有劉曉慶娘娘所搞的那套「下詔立憲」、「五大臣出洋考察」，來得光鮮漂亮！
從歷史上說，毛澤東原也是「五四青年」，怎麼樣一旦匹夫得志，便大反其「五四」傳統呢？相反的，日本小鬼，從未搞過什麼「五四運動」，但是在今日亞洲，談「科學、民主」又有那個地區能和日本相比呢？
此一歷史現象，說來費解。其實吾人如把近百年來世界各國的歷史，加以綜合分析，再概念化它一下，也無啥深文大義。
蓋科學與民主，並不是兩個空洞的概念，它二公原是人類歷史上，所謂「現代化」階段中，兩件具體的內容；而「現代化運動」則是以「經濟發展」作起步的，也就是從農業經濟，逐漸走向工業經濟。有某種經濟條件，自然會產生某種程度的民主制度和科學發展。說它們彼此之間相互為用則可；把它們先後倒置、反果為因則不可—人類歷史上，至今還沒有經濟發展落後，而政治制度前進、文化發揚超越的例子。
「現代化運動」，原是西歐北美的英語民族領先搞起來的。它本身的歷史，原是一種經濟上的「縱的承繼」。我們跟人學步，利用人家的經驗，少走彎路，加快速度，超英趕美（像今日日本一般），未始不可。在文化上、政治上，空喊科學、民主（像五四時代大師小師一樣），專搞「橫的移植」，則難免指鹿為馬。後來再搞得走火入魔，把個「恐節伊凡」的子孫也當成聖人，崇拜起來，開倒車搞專政，那就大錯特錯了。
不過歷史的興衰，就不同民族之間的競爭來說，原是三百年洋東轉洋西，大家「輪流坐莊」的。英美型這一套，也已經霸莊了三百年。再如法炮製下法，是否斷定不出紕漏，也很難說。
洋人也說過，民主制度，並不是「最好」的制度，只是「較好」的制度而已。我們在今後三百年的「超西方」（post-western）時代裏，能否搞點新花樣來，倒是我們東方思想家今天的責任。
「五四」快七十週年了。有思想的學入和青年們，其共勉之。

＊原載於《中國時報》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人間副刊〉

五四內容的新鑑定
記得在重慶沙坪壩讀書的時候，我們的大學校長羅家倫先生是言必稱「五四」的。連那時我們師生對淪陷區通信所用的「假地址」，也離不了「五四」—我們的通訊處是「重慶、沙坪壩、松林坡、五十四號」。我當時所收到自陷區所寄來的家書，信封上所寫的便是這個不存在的假地址。
羅家倫先生是「五四運動宣言」的撰稿人。那宣言也是他個人留在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篇「不朽的著述」吧。所以他言必稱「五四」。
羅家倫是胡適之先生的學生。胡適當然更是這個「五四」的宗師，這個「運動」底鎮山老祖。在那時我們那批胡適之「學...

人間彩筆本歸唐
◎汪榮祖【美國維琴尼亞州立大學榮退教授、中央大學歷史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兼任研究員、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訪問講座教授。】

二○一九年適逢「五四運動」一百週年，百年一遇，很是難得。唐德剛只比「五四」小一歲，未能躬逢其盛，否則必能再寫一篇精彩的「五四百年祭」；不過，他在「五四」六十年、七十年、八十年、以及不是整年的「五四」紀念日，都有文章評說。今「人」去「文」在，遠流出版公司收集唐公有關「五四」的文章，集為一編，既可為「五四」百年來的評價留下記錄，也可為唐公百歲初度作為紀念，甚有意義。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會長禤福煇先生與遠流總編林馨琴女士囑我為此書寫序，不敢推辭，並借此懷念亡友。
唐公文章具有獨特的風格，詼諧可讀，讀其文如聽說書，引人入勝，趣味無窮。我在悼念唐公的詩裡，曾有「人間彩筆本歸唐」之句（編按：汪教授悼詩見《唐德剛與口述歷史：唐德剛教授逝世周年紀念文集》，第123頁），應非虛譽。斯編僅收錄與「五四」相關議題，包括「五四」的性質、胡適的定位、新詩與戲曲，但特別要向讀者推薦的是與胡適相關的文字。 胡適不僅是「五四」的要角，而且是唐德剛曾經過從甚密的鄉前輩。唐公執弟子禮（自稱再傳弟子），胡大師視為閉門愛徒，在胡寓吃徽州菜、私室交談，錄音口述。胡適生前的朋友無數， 但像胡唐两位無話不談的密友，尚不多見。當今仍有「罵胡」與「捧胡」兩派，唐公無疑是首屈一指的「知胡」派，讀者可以一讀他的《胡適雜憶》。 胡唐師徒情深，可以想見。唐公對胡大師有深厚的感情，自不待贅言。在感性方面，唐視胡為中國文化巨人，自孔老夫子以下僅有的一百位巨人中，「適之先生是最近和最後的一位」， 雖非空前，已經絕後；評價之高，無以復加。中國大陸在一九五○年代初，曾出版百萬言批判胡適，從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歷史觀點、文學思想、哲學史觀點、文學史觀點、考據學、紅學的藝術性、紅學的人民性，九個方面清除胡適思想的「流毒」，反而如唐公所言，成就胡適成為「九項全能的學人」；唐公親眼目睹，看到胡適對批判他是心中竊喜的。唐公覺得還可加 上禪宗史研究，湊成十項全能。
不過，唐德剛畢竟是訓練有素的歷史學者，或如西洋人所說的，是「不帶情緒的史家」（dispassionate historian），以直筆為榮，以曲筆為恥，說真話，有不為賢者諱的氣魄。所以唐公雖推崇胡老師備至，但所見不同時，雅不欲屈己奉承；十項全能之中，如有不足之處，也 要說得一清二楚，亦洋人所謂 「吾愛吾師，更愛真理」也。胡適的專業是哲學，師從杜威（John Dewey），風從「實驗主義」，但唐在《胡適全集》中，找不到一篇有關研究這方面哲學的學術論文，略可呼應金岳霖對胡適哲學之批評。胡適治史學，以考據癖著名，惜流於「為考據而考據」，成為「無用之學」，唐更直言：考據乃輔助學科；換言之，考據乃手段而非目的，亦為胡老師未能稍涉社會科學方法，感到遺憾。胡適宣導文學革命，聲名最著，提出「八不主義」，雖風靡一時，但唐質疑「八不」，並無新意；再者，以唐之見，大力提倡白話，矯枉過正，在胡適推波助瀾之下，十二、三歲學齡兒童記憶力最好的時候，不去背誦唐詩宋詞，而去讀「時光老人，滴答、滴答」的白話文，以至於不懂平仄四聲，失去理解中國文字特性的機會。 胡將文言視為「死文字」，欲以白話取代文言，唐公尤其不能接受，指出：「我國五四以後， 新文化教育家不許教文言文，而吾國古典文化幾乎全是文言文寫的，文言被一刀切掉，新文人對舊文學就茫然無知了」！這「一刀切」的嚴重後果，對後代而言，猶如「造孽」。唐公說得極好：各國「都有其獨特的文化傳統，和語言文字的特徵，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吸收他人之精華，提出自己的糟粕，原是義無反顧的，但是我們斷然不可，因為洋人怎樣，我們一定也要 怎樣」。但刻意要跟著洋人學樣，胡豈能辭其咎乎？胡又要以新詩取代舊詩，但所謂新詩，依唐之見，乃是洋詩「橫的移植」，若無「縱的承繼」，終究如無根之浮萍，甚至造成如唐公引施子渝教授所說：「三千學子盡詩盲」的結局。唐公雖亦致力於白話詩的寫作，但一直覺得新 詩「多愁多病」、「經不起風吹雨打」；胡適雖嘗試了六十年，但「新詩似乎只有詩人們自己在沙龍內，彼此欣賞，互相讚嘆」！唐公終感不如舊詩的引人入勝，新一代的學者文人，包括院士、院長在內，也不免手癢，要寫律詩，結果因「不懂平仄」、「拗救不易」，只會貽笑大方。胡適居然也承認，寫好律詩非幾十年的功夫莫辦，足見其藝術價值之高；然而如此藝術， 讓其消逝，豈不可惜？幸有葉嘉瑩教授亟生平之力，講授並宣揚舊詩詞，引起廣泛的注意，漸受重視。
毋庸置疑，唐德剛對胡適倡導 「全盤西化」，是頗有微詞的，不僅僅導致 「縱橫失調」， 幾乎是有橫無縱，把中國幾千年的文化也「一刀切」了。「五四」諸公誤將現代化等同西化， 盲目追隨；正確的認知應該是：中國傳統在西方文化影響下的現代化。客觀的科技可以照搬， 但具有主體性的文化則不可；否則，便無 「固有文化」存在的可能。胡適雖說：「沒有哪個民族，可以完全去掉它底固有文化的」，但按照胡適「全盤西化」或「全心全意西化」的辦法， 中華「固有文化」 必然危同累卵。唐公於「五四」七十周年時已經見及，望能重估「五四」 價值；到八十周年，更感失去「縱的承繼」，有文化萎縮的「燃眉之急」！然而又過了二、三十年後的今天，仍挽瀾乏力，似乎春去不復返。
唐德剛雖生於「五四」之後，但在上新學堂之前，有接觸舊學的機緣；他那一代人尚有此 機緣，再下一代就絕無僅有了。唐公提及胡適在自述中說：他十二歲到上海讀書時已經讀過《易經》，所以能夠糾正他的沈老師，誤將〈易傳〉當作《左傳》。「小胡適」除天資聰慧外，如何有此能耐？ 不言而喻。遺憾的是「一刀切」之後，傳統既被清除，不可能再有這樣的「小胡適」了。結果呢？唐德剛在「五四」八十周年時說：「已經八十年，玉石俱焚，結果我們在廢墟之上蓋了些 不三不四的小洋房，住進了許多兩頭不通氣的半唐番小青年、小魯迅」！一針見血之論，言之痛心。

(未完)

人間彩筆本歸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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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先生與自由男神——胡適在近代中國文化史上的位置（上）
民主先生與自由男神——胡適在近代中國文化史上的位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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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轉型】
親歷文學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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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起「冷文學」的半邊天——老同學女詩人闞家蓂詩詞集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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