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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一、
再過幾天，便是「六四風波」二十九周年。這些年來，堅持當年北京並無「屠城」的「社會賢達」，不是買少見少而是有增無減；而親睹或在電視上親炙北京鐵腕「清場」、因此在聲援「六四」的聯署行動中簽下大名的時彥紳商，不少已自摑嘴巴，露出悔意（藉口是「內情複雜，不擬妄加論斷」）。從對「六四」的反應，清楚看到市儈港人勢利的一面！顯而易見，耳濡目染「六四風波」的一代，即使在事發時義憤填胸、痛不欲生，但祖國全方位崛興，銀彈槍彈在手，這些人中便有的說看不清當年發生了什麼事，有的選擇性失憶；然而，堅持「六四風波」不可或忘的不識時務者，仍大有人在，令年年此時有規模大小不一的遊行，令「為六四平反」及「結束一黨專政」的橫額和口號，清晰可見可聞。今年的遊行，據本報昨天報道，「上街」的人不足一千二百（警方的數字僅為六百一十人），創舊的忘不了新的記不住?又是六四！
「歷年第三低」，雖然遊行組織團體支聯會主席何俊仁相信六月四日（下周一）的維園集會，「仍可吸引以萬計人士出席」。不過，眾目所見，在當局高度「設防」及以嚴刑峻法伺候之下，不必諱言，港人上街高喊「抗威權、悼六四」和「打倒一黨專政」的熱血，與酷熱天氣背馳，已在降溫！
在平反「六四」變得像天方夜譚般虛無縹緲的情形下，何俊仁卻說他並不氣餒，因為悼念「六四」的堅持，反映仍有不少港人有反極權的勇氣與堅毅……。事實上，作為一個中國城市，香港可以長年堅持一個運動，為抗衡當權者或因過態或因失策做出一些人神共憤的事，那是中國領土上絕無僅有、香港獨有的超越政治意義的人文風景。一天到場維持秩序的香港警察，不是來抓人而是維持公共秩序、為抗議者開路，港人實當慶幸這片福地的市民權責仍未完全失守！
港人最近感受的「六四」傷痛，血濺天安門尚在其次，「有關當局」全方位針對支聯會導致其內傷，更值得關注。八間向來高調參加「六四燭光集會」的大專院校學生會，均拒絕參加今年的集會，除了理工大學學生會獨立舉辦六四街頭展覽，都不會搞任何形式的紀念活動；學生會藉此與支聯會切割，是現實戰勝理想的典型事例。不過，在這種令人沮喪的氣氛下，一名三十三歲，在英華女校、劍橋大學和香港大學受教育的大律師，卻逆風而行、迎難而上，當上了支聯會副主席，且有不少令人擊節的想法（見昨天《眾新聞》），令人可見香港人心不死、希望尚存！
二、
歷代所有的當權者──封建君主──都有憑己意撰寫、刪改「歷史」的紀錄，人民民主專政的中國政府繼承了這種傳統，對「六四風波」不着隻字，原因在此。令人震驚哀傷的這場流血學運，擊中港人指日回歸祖國的虛弱信心和信任，為日後的特區高度自治，種下矛盾重重的困惑，令順利銜接的直通車出軌，港人豈能忘懷。
為了留下這段須加反思的史實，支聯會幾經艱辛籌辦的「六四紀念館」（J u n e 4 t hMuseum），卻一波數折（根據「法律意見」不得不遷館三四次），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在九龍深水埗汝州街開幕後，數度被逼遷，至二○一六年七月十一日「正式閉館」……平情而論，在當前的政治條件下，實行「兩制」的香港，是最適合設立「六四紀念館」的地方，《基本法》令香港成為中國國境內具有充分自由的特區，又是世人矚目的國際城市；回歸二十一年後，香港仍保存資訊流通、言論自由（雖較前遜色）這些最宜進行有系統資料蒐集和整理的特質，「六四紀念館」的成立，因此可以成為中國政治「文明化」的一個座標。
可惜，一如封建皇朝「焚書」的理由︰「書集詞意牴觸本朝者，自當在銷燬之列。」（乾隆四十一年就編彙《四庫全書》的「上諭」）。「六四紀念館」展品皆北京所不樂見不願見，哪管是否「史實」，當道者置《基本法》賦予香港種種自由的承諾於不顧，遂「多方圍剿」使之「閉館」！
筆者雖然認同港人為平反「六四」上街遊行是一份可貴、可敬重的堅持，亦認同在香港成立「六四紀念館」有積極意義（長遠而言對中華民族的進步是好事），但對有議員質問何以在殖民時期可以說「結束一黨專政」而不會被當局ＤＱ（取消）其競逐議員和當議員的資格，但現在卻不能在立法會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的動議，則不以為然。上街遊行和民選議員均表達了個人或民間意見的權責，然而，前者不受制度約制，只要「合法」進行，其行動便應受保障；後者為建制中人（既進入議會，泛民議員亦是建制一分子），必須遵守「一國兩制」的規規條條，以其與《基本法》和《中國憲法》有直接間接亦即統屬和從屬關係，因此置身其中的議員，不論政治屬性，都得按建制的標準規行矩步，「結束一黨專政」說不得，是十分顯然的事。換句話說，議員可以參加支聯會（或其他團體）組織上街遊行，卻不宜在議會上作此有違《憲法》的舉措！
（二○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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