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歲的輕騎兵

四十烏鴉鏖戰記
我們所有的人，每一個，都他媽的差點凍死在一九九一年的冬天。
幾乎每一個人都是瘦了吧唧的，除了豬大腸是個腦垂體分泌異常的巨胖。而那一年冬天，即使是豬大腸都他媽的差點凍死了。
這個班級一共四十個男生，學的是機械維修，沒有女孩兒。全天下的女孩兒在那一年都消失了，經過了兩年的技校生涯，我們都變成了青少年性苦悶，隨時都可能崩潰，每一分鐘都是忍耐著進入下一分鐘。而那一年冬天異常的冷，冷到你什麼都想不起來，連女孩兒都不想了。
四十個男生騎著自行車到郊外的裝配廠去實習，裝配廠在很遠的地方，從城裡騎到裝配廠，相繼看到樓房、平房、城牆、運河、農田、公路，最後是塔。塔在很遠處的山上，過了那山就是採石場，關犯人的。闊逼他哥哥就在那裡面幹活，黃毛的叔叔在裡面做獄警。我們到了裝配廠就跳下車子，一陣唏哩嘩啦把車停在工廠的車棚裡。出了車棚，看到那塔仍然在很遠的地方。
進去頭一天我們就把食堂蒸飯間給端了，那裡有很多工人帶的飯菜，放在一個像電冰箱一樣的櫃子裡蒸，這玩意兒叫什麼名字反正我也懶得考證了，中午時候，工人到櫃子裡去取飯菜，各取各的。頭一天我們都沒帶飯菜，跑到食堂裡一看，那兒的飯菜都吃不起，四十個人跑到櫃子那兒，端起飯盒搪瓷茶缸，十分鐘之內全部掃空。那會兒工人還正慢慢騰騰地往食堂這兒走呢。
吃完這頓，裝配廠的廠長差點給我們班主任跪下來。
養不起你們這四十個混蛋，你們請回吧。
班主任差點給廠長跪下來。
無論如何讓他們實習這兩個月，保證不搶東西吃，保證老老實實的。
然後就把帶頭偷吃的闊逼給處分了，闊逼背了一個處分，有生之年只能去飼料廠上班了。
我跟鐵和尚合吃了一個粉紅色的搪瓷茶缸，那天是冬筍燉蹄膀，其他人吃得都不如我們，他們都不想去揭開一個粉紅色的茶缸，不知道為什麼。
吃完我們反正就溜了，記得粉紅色茶缸上還有一串葡萄圖案，挺好看的。

在冬天來臨之前，車間主任讓我們去擦窗，告訴我們，有裂紋的玻璃一律都敲碎了。這樣他就可以申請換新玻璃。車間裡的窗玻璃大部分都有裂紋，也能擋風，無非是不夠美觀罷了。四十個男生舉著四十把榔頭一通胡敲，窗玻璃全都被砸爛了，風吹了進來，車間主任覺得有點冷，跑到總務科去申請領五十塊玻璃，總務科把申請單扔了出來。
於是這個冬天車間裡連一塊玻璃都沒有，工人罵罵咧咧糊報紙，冷空氣南下之前外面下了一場雨，報紙全爛了，再後來就沒有人願意去糊窗戶了，情願都凍著。
壞日子都是出自情願，而好日子要看運氣。
四十個男生守著一輛小推車，要用這輛推車把至少十個立方的汙泥運到廠外面去。沒有鏟子，連簸箕都沒有。八十個眼睛連同偶爾的幾個眼鏡片子一起瞪視著十個立方的汙泥，起初還能用手撿幾塊土坷垃，扔進推車裡，後來沒法撿了，泥土如新鮮的牛糞。四十個男生蹲在汙泥旁邊，抽菸，打鬧，做俯臥撐。我一個人推著小推車，想把僅有的一點土坷垃運到廠門口去，迎面來了一輛叉車，躲閃不及，撂下推車就跑，叉車正撞在小推車上，發出一聲巨響，兩個車轂轆像大號槓鈴一樣朝我們滾來，剩下一個鐵皮車斗崩到了不知什麼地方。開叉車的女工，嚇得臉色潮紅，跳下車子對我們破口大罵。
小推車沒有了，我們抽菸，下班前車間主任扛著一把鐵鍬過來，讓我們加班把汙泥運走，看見那輛小推車，也傻了眼。我們騎著自行車呼嘯而去。
那是冷空氣來臨的第一天，有什麼東西呼啦一下收縮起來，臉上的皮都緊了。四十個男生都穿著單衫，其實也沒多大差別，你要是騎自行車在一九九一年的冬天跑來跑去，那所有的棉襖都擋不住。
豬大腸剛跳上自行車，兩個氣門芯像子彈一樣射了出來。豬大腸有兩百五十斤重，是個畸形兒，二八鳳凰的輪胎也受不住他跳上跳下的。我們都走了，剩下他一個人推著自行車回到了城裡，修自行車的小攤一個都不見，豬大腸得了肺炎，他不用來實習了。
四十減一。出於方便起見，還是算四十個，豬大腸即使死了我們也會給他留一副碗筷的。

我們四十個人，坐在灰撲撲的車間裡。外面下雪了，天色陰沉如一塊白鐵皮，車間裡某些地方還亮著橙色的燈光，那可能是車床的燈，或者鑽床，或者刨床，或者銑床。四十個人全都沒搞清什麼是車床什麼是刨床。燈光晃眼，我們派菸，抽的是紅塔山。
工人們都縮在休息室裡，裡面有個爐子，架著一個水壺在燒水。裡面很暖和，但我們四十個人進不去，我們只能蹲在風口，撿了一些草包鋪在地上，有人坐著，有人躺著，沒多久就凍得神志模糊。為了清醒一下，我們建議把卵七的褲子扒下來，卵七本人也沒有抗議，當他想抗議的時候，褲子已經不見了。卵七光著屁股，用草包做了一條類似夏威夷草裙的東西，圍在腰裡，滿世界找他的褲子。後來雞眼走到卵七身後，用打火機點燃了他的草裙。
這個遊戲做完以後，我們和卵七都覺得很暖和。
這四十個人之中，楊痿是戴眼鏡的，楊痿擅長畫畫，這門手藝是他從爺爺手裡學來的，他爺爺大概是個畫糖人的。楊痿用一支炭棒在牆上畫了個裸女，和真人一比一的比例，乳暈有銅板那麼大，這件藝術品讓我們肅然起敬，全都倒退三米，瞇著眼睛看畫。楊痿說，畫得越大，越震撼，你們看到的黃色圖片都只有巴掌大，這是不具備藝術衝擊力的。
老瞇勃起了，可憐的老瞇，看到炭棒畫都會勃起。

四十烏鴉鏖戰記
我們所有的人，每一個，都他媽的差點凍死在一九九一年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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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年的名物
1 三校生
我生於一九七三年，少年時居於蘇州，不知讀書治學可貴，十六歲初中畢業進一所化工技校念書。簡單做個加法就知道，那是極為混亂的年分。大陸將中等專科學校、中等技術學校、中等職業學校（分別簡稱為中專、技校、職校）稱之為「三校生」，當年風氣，中專畢業進入國營企業是幹部編制，其餘是工人。在社會主義國家，幹部與工人大約相當於今日之白領和藍領，除開待遇不同之外，談戀愛也能就此劃分出不同的區間。技校與職校，大部分是流氓青少年，偶爾也有美麗的女生，保守或風流，進步或墮落，都是當年的價值觀。如今的人們不再談論這些了。

2 港臺流行歌曲
大約在八十年代末期港臺流行歌曲正式傳入大陸，配合MTV和原唱（之前則多半是由大陸歌手翻唱）。這種瘋狂湧入，違背了「流行」的規律，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同時聽到了羅大佑、譚詠麟、齊秦、小虎隊等等上百位歌手、樂隊、組合的歌曲，目睹他們穿著時髦的衣服。從文化角度來說，蔚為奇觀。因此在這本書裡，提到了很多。我忽然想起，前幾年在《GQ》雜誌中文版的頒獎典禮上，我曾經和吳奇隆先生同台拿過獎，思之猶如隔世。

3 自行車
彼時城市皆為中等規模，公共交通不夠發達，上下班可使用的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車，青少年也以騎自行車為榮，長期占領市場的諸如「二八鳳凰」（二十八英吋鳳凰牌自行車）漸漸不那麼受歡迎了，變速山地自行車剛剛出現，深受喜愛，也是時髦之一種。當然，一輛好自行車的最終結局一定是被人偷走，幾乎沒有第二種可能。我遇到過的最壯觀的場面是一棟樓裡所有的自行車被人在半夜開著卡車全部運走。

4 資產階級自由化
貶義詞，指的是耽於享受、不服管教，但我至今沒搞清它的政治意義。現在看來，它不是一個法律上的指控，有點像道德敗壞的意思，它一度取代了「流氓阿飛」這種詞，使普通的流氓行為看起來像是一種對國家和體系的破壞，然而到一九九二年，就沒人把這個詞當回事了。
我的一個同學曾經被老師評為全校資產階級自由化典型，並開學生大會批判他，原因是他刺兒頭，不好管教。該同學嚇得要死，同時無法理解，他窮得連自行車都買不起怎麼就成了資產階級。後來他爸爸舉著菜刀衝進了學校，要求校長解釋一下他的階級問題。這事怎麼解決的我也不太清楚，反正資產階級是不會舉菜刀的。

5 國營企業
現在這個詞改叫「國有企業」了，並且，有所謂「央企」和地方企業之分。這本小說裡，提到的所有的國營企業，都屬於地方企業。在一九九○年，進入國營企業做幹部職工仍然是一種理想生活的模式。儘管深圳特區已經出現，但那是一個需要「特區通行證」才能進入的區域。外資企業（有時也叫三資企業）極少，能接觸外國人和港澳臺同胞的地方通常是涉外賓館，這也是在沿海大城市才能有的。所有人都沒意識到，開放的市場會來得這麼快速，以及開放本身會造成這麼大的變動。
這個體系的變化不是一句兩句能講清的。現在如果來到沿海城市，小說裡那種粗糙的、落後的化工企業已經消失了，環境汙染也得到了改善。如果有人說自己是國營企業的工人，除了貧困地區的農民以外也沒什麼人會羨慕他了。

6 烈士
主要指的是在革命戰爭中犧牲的軍人（也包括一些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國軍將領），另有一部分是在保護國家財產時（例如救災、刑偵）犧牲的幹部和群眾。烈士是一個很具體的稱號，必須經由國家認定、證明。烈士的子女在考大學、分配工作時可以得到優惠。每座城市都有烈士陵園，以供瞻仰。

7 經濟收入
幾乎每一部寫過去年代的小說，最需要解釋的就是錢，錢是件麻煩事。
一九九○年我父親作為一名國營工廠的工程師，工資和獎金大約每月三、四百元，這是城市中等收入。學徒工每月幾十元。農民的收入不固定，也有年收入過萬元的，也有赤貧的。一些做生意的人（俗稱「下海」）甚至有幾十萬元的存款，在當時看來是天文數字。
當時的物價情況我只能根據自己的印象來寫了：一盒磁帶（錄音帶）是大約八元（我每個月能買得起一盒就不錯了），一輛國產自行車兩、三百元（偷走了就完蛋去了），坐公共汽車五角錢（逃票是有意義的），普通香菸三元五元一包，拿得出手的香菸十元一包（例如「紅塔山」，每天都得一包，所以我也不知道那幫菸槍是靠什麼活著的），一台國產的十七英吋彩色電視機價格一千七百元（相對我父母的收入而言，我簡直想不通他們為什麼要買這麼奢侈的東西）。

8 關於我本人和這部小說集
這部小說集最早的篇目是二○○九年寫的，終章則寫於二○一七年，跨度九年時間。在大陸出版時，有編輯建議我把最精彩的篇目放在開篇，這也是短篇集通常的辦法。我最終還是否決了這個方案，目前的排序，和寫作的年分完全一致，看上去還不錯。它被稱為「追隨三部曲」的番外篇。「番外」這個詞不夠文學，但我也接受了。
寫一部關於三十年前的青少年的小說，而且是一群文盲，而且是在一座不起眼的中等城市，有時會產生文學上的誤解（比如我是不是一個「青春小說」的作者）。多數問題很難一兩句話解釋清楚，我不想刁難我自己，也不想為此麻煩讀者。我曾受《聯合文學》雜誌之邀，至臺北觀光。有一天清晨，我站在馬路邊抽菸，找一位大叔借火。我倆抽了幾口，一位姐姐走過來，指責大叔在門廊下抽菸汙染了環境。大叔啞口無言，姐姐順便瞄了我一眼，我解釋說自己是大陸仔，但終究還是無法解釋環境汙染問題，於是就把菸掐了。另一次，我與一群青年作家在西門町的K歌房唱歌，員警忽然來查證件（其實是樓上出了命案），只有我啥都沒帶（我還以為在臺北不會有查證）。是詩人楊佳嫻女士和作家高翊峰先生出面替我做了解釋（還有《聯合文學》的一群青年作家），兩位帥氣的員警也就放了我一馬，沒把我帶走。如果帶走的話，雖然給我提供了小說素材，但總不免會影響大家玩樂的心情。
我的意思是，在美麗而友好的臺灣，我不介意多解釋幾句，這比寫一篇像樣的前言要開心多了，希望讀者不會覺得我囉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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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一九九○年的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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