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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傾城之戀」——香港文學的在地書寫譜系
人們常說，香港是一本難讀的書，香港的故事很難說。確實，香港是一個不容易說得清楚的城市，她的文學也一樣，不是那麼容易說得清、道得明，因為她的文化十分的多元，光譜十分的寬闊，我們很難對她作出一個簡單而草率的概括。
在小思看來，香港是「一個身世十分朦朧的城市」，而身世朦朧又「大概來自一股歷史悲情」，她在《香港故事》中這樣說︰
香港，沒有時間回頭關注過去的身世，她只有努力朝向前方，緊緊追隨着世界大流適應急劇的新陳代謝，這是她的生命節奏。好些老香港，離開這都市一段短時期，再回來，往往會站在原來熟悉的街頭無所適從，有時還得像個異鄉人一般向人問路，因為還算不上舊的樓房已被拆掉，甚麼後現代主義的建築及高架天橋全現在眼前，一切景物變得如此陌生新鮮。
身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常常想總結一下香港的個性和特色，以便向遠方友人介紹，可是，做起來原來並不容易，也許是她的多變，也許是每當仔細想起她，我就會陷入濃烈的感情魔網中……愛恨很不分明。
香港，固然很難用一句話來形容，但香港的文學卻為我們提供了閱讀這座城市，了解她的身世，認識其內涵的極佳渠道。
還是讓我們從張愛玲開始吧。
一九三九年，一個十九歲的女生從上海來到香港，入讀港大文學院，從此成為香港文學版圖上一個地標，成為我們追索香港文學歷史時繞不過去的一座山峰。她就是張愛玲。這個女子在香港生活的時間並不長，但她的影響卻是深遠的。在她居港的第三個年頭（一九四一），香港淪陷了，她被迫中斷學業，於一九四二年夏天回到上海。從此走上創作道路的張愛玲，似乎難以忘懷在香港生活的經歷與感受，開始創作一系列「香港傳奇」。她在散文〈到底是上海人〉中這樣說︰
我為上海人寫了一本香港傳奇，包括〈沉香屑〉、〈一爐香〉、〈二爐香〉、〈茉莉香片〉、〈心經〉、〈琉璃瓦〉、〈封鎖〉、〈傾城之戀〉七篇。寫它的時候，無時無刻不想到上海人，因為我是試着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的。
張愛玲的「香港傳奇」事實上已成為香港現代文學經典，可以說，如果沒有這批作品，香港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文學景觀將是黯淡的。張愛玲以上海人的視角回望香港，又以她慣常的冷峻筆調記錄所見所聞，見證了一座城巿的傾覆。
「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這是一句大家都熟悉的話，出自她的〈傾城之戀〉。我想，「傾城之戀」這四個字也正好可以用來總結張愛玲關於香港的文學書寫，同時又可以用來形容香港文學的一大特色。下面，我們就順着這個思路，追索一條洞窺香港現代文學風貌的路徑。
在張愛玲所書寫的「香港傳奇」中，最集中描述香港傾覆之蒼涼境地的，莫過於散文〈燼餘錄〉。且看看她怎樣塗抺戰時的香江亂世景象︰
我記得香港陷落後我們怎樣滿街的找尋霜淇淋和嘴唇膏。我們撞進每一家吃食店去問可有霜淇淋。只有一家答應說明天下午或許有，於是我們第二天步行十來里路去踐約，吃到一盤昂貴的霜淇琳，裏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
香港重新發現了「吃」的喜悅。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過分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強烈的照射下，竟變成下流的，反常的。在戰後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個衣冠楚楚的洋行職員模樣的人，在小風爐上炸一種鐵硬的小黃餅。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為，新的投機事業發展得極慢。許久許久，街上的吃食仍舊為小黃餅所壟斷。漸漸有試驗性質的甜麪包、三角餅，形跡可疑的椰子蛋糕。所有的學校教員、店夥、律師幫辦，全都改行做了餅師。
我們立在攤頭上吃滾油煎的蘿蔔餅，尺來遠腳底下就躺着窮人的青紫的屍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樣的吧？可是至少不是那麼尖銳肯定。香港沒有上海有涵養。
張愛玲以她特有的冷峻筆調寫出了香港的蒼涼。
美國作家格特魯特‧斯泰因（Gertrude Stein）說過一句話︰作家必須有兩個國家，一個是他所屬的國家，另一個是他實際生活的國家。她說「美國是我的祖國，巴黎是我的故鄉。」（大致的涵義是，後者治愈了前者的實用主義病症，而且給內容以新的形式。）這裏，我稍稍篡改一下這句話︰一個作家可以沒有兩個國家，但應該有兩個故鄉。張愛玲實實在在的有兩個故鄉，一個是上海，一個是香港，兩地的生活經驗讓她有了不同的參照系，無形中也開闊了視野，可以轉換視角，多角度地觀察審視香港的社會人生。
自從張愛玲之後，我們看到的香港文學，可以說都是林林總總、形形色色的「傾城之戀」，從黄谷柳的《蝦球傳》（春風秋雨）、到侶倫的《窮巷》、舒巷城的《太陽下山了》、西西的《我城》〈浮城誌異〉、李碧華的《胭脂扣》、黃碧雲的《盛世戀》、黃啟章的《永盛街》等等，都是這個城市的「戀歌」。當然，這些「戀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田園牧歌，膚淺的浪漫小資濫調，而是飽蘊都市情感體驗的「時代曲」，旋律與節奏都帶有不同時代的印記，因而也成了香港文學中不可忽視的聲音。
如果說張愛玲的寫作是一種精英寫作，是以外來人，準確地說，是以上海人的視角，審視香港、觀察香港，又書寫香港，代表的是一種他者的視角與書寫的話，那麼，舒巷城筆下的香港景觀，則代表了另一類的書寫傳統，那就是平民的意識、本土的關懷，這是一種以道地的香港視角，體察民情，又以深摯的筆觸描繪香港本地平民生活的類型。舒巷城筆下的筲箕灣、香港仔，都是香港的平民地域，他的筆直接伸進了草根一族的生活，而他也自然而然成了原鄉的歌者，並唱出一首首動人的埠頭小調，如《鯉魚門的霧》、《香港仔的月亮》。
和張愛玲不一樣，舒巷城是一位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但這不等於他只是侷促一隅的鄉土派作家。舒巷城也有兩地生活背景。香港被日軍佔領後，二十出頭的舒巷城離開生養之地，經過六年的顚沛流離，飽嚐人生酸甜苦辣，才於四八年底從內地回到香港。這段人生經歷同樣給了他不一樣的視野，讓他的香港身分多了一種「外來」的元素，以至於他的作品總帶着「歸來」的情思、「外來」的目光。如《鯉魚門的霧》中的梁大貴回到闊別十五年的埠頭，置身於「重重疊疊地滾來的」濃霧中，想起十五年前熱熱鬧鬧的碼頭，想起「唱得一口好聽的鹹水歌」的木羣……可是，他成了故鄉的陌生人，只好帶着迷惘離去。這是香港「埠頭」變遷的一個縮影，也是無數港人沒有立足之地的人生寫照。這篇小說為舒巷城往後的創作定下了懷鄉基調，如他的名篇《香港仔的月亮》、《太陽下山了》，都飽蘊着這種回望故園的情懷。看看他筆下的香港仔月亮︰
暮色漸近，香港仔的海面像一面很大很大的捕魚網——它網着阿木嫂，網着阿月好……網着每一個「水上人」像船錨一樣沉重的心。暮色從黯黃到黯黑，夜來了，稍遠處岸上和水上那幾家酒家的燈火首先亮起來，似乎企圖燃燒起這寂寞的香港仔之夜，但沒有用——秋夜像一個垂死的老人，落在海面上，隱隱的發出一陣陣輕微的嘆息……。月亮不知甚麼時候掛在顯得比往晚更遼闊更空蕩的天空上，彎彎的，像一面艇篷。
舒巷城站在故園的埠頭回望已經回不去的故園，以深摯的心靈之光透視過去的時光，所以，筆下的人事、風物都帶着記憶與情感的光暈。
舒巷城以回望人生的方式說故事，筆下的故事都是經過心靈反芻的，是沉積於記憶中的往事，因而筆下的香港風情也就別具韻味。舒巷城十分強調情感在創作中的作用，他說「下筆時，若沒有感情，而能寫出動人的甚麼，那是不可思議的事。我想，同情被寫的對象（人或事），甚至感同身受，這是寫作進行中常有的事呢。」「倘若我的某一篇小說或詩，還能感動讀者的話，那是因為下筆時，其中的人或事，首先感動了我自己。」 這正是舒巷城創作特色的最佳注腳吧。
舒巷城的創作在香港文學場域中獨樹一幟，可以說矗立了一種「在地關愛」的人文標杆，成為本土寫作的重要參照。
當代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曾提出「戀地情結」（Topophilia：love of place，又譯為「在地關愛」）一說，闡述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在段義孚看來，人對於環境有兩種基本的情感，一種是「愛」，一種是「怕」。人們所生存的「空間」（space）因為情感、記憶、想像、認同等等人的因素轉換成「地方」（place），因而變得有意義。在文學作品中，這種情感聯繫表現為一種「戀地情結」，給人以依戀感、歸屬感，表現為一種「地方感」、「地方精神」。
像舒巷城一樣，海辛、林蔭、西西、董啟章等等，都是這種香港地方故事的妙手，地方精神的「捕手」，儘管他們的風格迥異，手法有別，卻都是這個城市的漫遊者、觀察者、描繪者。他們或忠實地記錄香港風情，或以寓言的手法營造「我城」意象，或以想像的方式勾勒「香港地圖」，說來都是深情的「籃調歌者」，他們都在捕捉地方的精靈。
香港的現代文學深植於這座城市的都市生活之中，社會歷史嬗變的經驗，都市空間的消長，各種現代潮流的洗禮與衝擊，乃至日常生活的方式與節奏，人與人的社會關係、社交活動等等，毫無疑問，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着本地的文學書寫，反過來說，香港的文學創作，從內容到形式，都無可避免會打上這座都市的時空與社會經驗烙印。
香港作為一個現代都市，具有高度物質文明的生活形態與現代社會意識，這裏是天堂，也是地獄；是冒險家的樂園，也是平民的棲身之地；這裏有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奢糜生活，也有失業破產者徬徨無地的破碎人生。有離散，有擁擠，有失落，有荒謬，有狂歡，這就構成了香港文學的城市特質。
如陳韻文〈我們跳舞去！〉，這個六十年代的作品講述一段若即若離的戀情，由此展示都市儷人的情與愛。在機場當地勤人員的「我」，在友人的舞會上邂逅了「他」，兩人一次次相遇、約會，出入酒吧、餐廳，跑夜總會，終於生活在一起，然而他們之間始終出現了距離。小說寫出了香港都巿人生的又一個面向，「這地方太小了，誰都會踩在誰的腳上」，「我」和「他」的情感距離，「那麼遠，遠得好像生與死，昨天與今夜」。
又如陳寶珍的小說〈找房子〉，寫出現代女性的生存困境。故事中的兩個女子「你」和「我」，都在「尋找一間完全屬於自己的房子」。在 A的故事中，「你」表面上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實則面對一個父權的秩序，扮演着被指派的角色；而在B的故事中，「我」離了婚，又搬回到父母家裏，表面上好像得到了自由，實則變得進退失據、無所依歸。兩個女子的處境就是這個都市裏無數女人的縮影，「城市平凡的街道上，半新舊樓宇之間，走過平凡的你我，各自尋找適合自己的房子。」
再來看看黃碧雲的作品，從她的《盛世戀》到《烈佬傳》，我們看到的是另一種驚心動魄的都巿人生。黃碧雲筆下沒有甚麼優美的香港風光描繪，也沒有甚麼家園感喟或懷鄉小調，但處處都是真實的香港都市人生風景，現代人倉皇無地、流離失所景象，無疑是張愛玲筆法的現代版。她以說不清是冷血還是冷酷的手筆，塗抺着太平盛世下的兵荒馬亂，繁華都市中的卑微人生︰
這樣一個盛夏的中午，這樣的紅綠燈交叉站，這樣的千人萬人，她愛的人已經遠去——書靜緊緊的抓住指示牌，但覺滑不留手，她使着力的握着拳頭；她有的只是這些——熱情往往在事情過去以後一發不可收拾。紅燈綠燈，第一次，書靜哭了。
黃碧雲述說着溫柔與暴烈、悲愴與落寞的香港故事，展示的是香港的世紀末景象，無奈、幻滅與絕望。
香港的優秀作家、優秀作品，難以一一細說，但通過以上回顧，我們可以這樣說，香港的文學作品，為我們打開了一扇洞窺時代風情、港人生存狀況和精神風貌的窗戶，也讓我們看到了香港的「華美」與「悲情」。在我看來，在地書寫並非簡單地等於地方誌，風物考證、風情描繪，而是一種飽蘊關切之情、深刻體驗、獨到發現的情感記錄，心靈史。我們所看到的這些作品，價值所在就在於揭示出了香港社會的真相，展示出了現實的深層底蘊。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香港文學的不同向度，而其中一個突出的特質就是都市性、現代性。這裏的文學生態呈現出多元、混雜、多樣的特色，全然不同於農耕社會田園牧歌式的寫作形態與抒情傳統。這裏沒有中心，不講主流，也沒有甚麼主旋律。作家都是獨特的個體，是名副其實的個體戶，沒有建制，沒有宏圖，作家的創作純粹是個人意識、個人印象的個體書寫。所以，沒有人可以作為文壇代表，也沒有人願意被代表。
舒巷城在談到自己的創作興趣時有一段自白︰「對大題目的時代，對小題目的近於眼前的生活，在感受上，我快樂過、興奮過，我悲哀過、苦惱過，把這些化為小說，化為詩與散文……成為一個習慣時，在我，也往往成為一種『興趣』了——如果我不唱高調，也不說甚麼使命感，卻不等於沒有使命意識的話。」 陳寶珍則說︰「秘訣是從不譴責，從不批評，也不會用浸過『道德』的，散發着消毒藥水氣味的眼光打量那些說故事的人」 。我想，他們的說法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香港創作人的創作心性與姿態，低調、內歛，不浮不躁，專心致志地述說他們的故事，但正是這種平實的作風折射出了他們的眼界、實力與自信。事實上，作為一個現代化、國際化的大都市，香港也一直是一個文化的中心，引領着時尚的潮流文化，在文學上也一樣，具有包容的特性，百花齊放，這裏有寫實主義的，也有現代主義的；有典雅的純文學，也有流行的通俗文學；有新派武俠小說，也有都巿言情小說，可謂兼收並蓄，雅俗共融。
香港固然是一座難以言說的城市，但透過具體的閱讀，我們卻不難重組出一幅拼圖，認清這座城市的具體形貌，透過這些具象的畫面，可以加深我們對香港文化及港人生存狀況的認識與理解。這種認識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通過文學閱讀，香港，就不會只是一座華廈雲集的海市蜃樓，不會只是繁華的市井，不會只是一張亮麗的明信片，而是可以觸摸得到的，有肌理，有細節，具體可感的生命體。
一代代優秀的香港作家所書寫的佳作，為我們述說了無數悲歡離合的港人故事，留下了一幅幅社會歷史畫卷，這些都是我們認識香港、走進香港的活教材。有生動形象的文學，香港這本書並不難讀，香港的故事也並不難懂。
香港很小，只有七百多萬人口，但這裏的文學卻別具異彩，放諸整個中國文學版圖都毫不失色。她有着自身的生態與話語系統，有自由的空間，有與普世的文明價值相契合的文學氣場，這正是文學得以存在的必要條件。
這就是我所知道的香港文學在地書寫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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