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徵求有驚喜
前言
翻譯研究與很多學科都有著密切的聯繫，其中與哲學、美學、語言學的關係應該說最為緊密。從哲學、美學、語言學、文藝理論等的角度探討了翻譯學的建構問題。從他學科吸取理論營養來豐富和充實自己學科的研究，這種跨學科、跨理論的研究方法對譯學建構無疑是非常有益的。然而，誠如楊自儉先生所說的那樣，「雖然有許多文章都強調要重視從相關學科中吸收新的理論與方法，但大都只是提提而已，很少有人從哲學、文化學、心理學、社會學、美學、認知科學等學科中借來新的理論與方法進行系統研究，發現新的問題，開拓新的研究領域」。近些年來，不少學者對這種跨學科的研究有所重視，如討論美學對翻譯研究的重要意義，有不少學者都曾撰文作過一定的探討。但時至今日，有些領域，國內外的學界似乎仍未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還有些領域，學者們雖有所觸及，但研究得不夠完整、系統，未能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故此，從美學角度來討論翻譯研究問題，探究其對翻譯學建構的意義，仍有著很大的必要性。
本書共六章，這是筆者自《翻譯學的建構研究》一書出版以來對美學、翻譯理論作進一步的學習和研究的結果。在第一章中，本書探討了中國古代闡釋學理論與翻譯研究的關係。闡釋學為美學的組成部分，中國古代闡釋學應該是中國古代美學、文藝學的重要的組成部分。闡釋學與翻譯研究的關係甚為密切，這是人所皆知的，因為翻譯研究要涉及到對藝術文本的理解與闡釋的問題，而闡釋學即是一門理解和解釋的藝術。但很長時期以來，尤其是在西方語言哲學理論引進到國內學界，並對國內的文藝研究、語言研究，以及社科研究產生重要影響以來，人們一提到闡釋學，即會想起發源於德國的伽達默爾闡釋學（德文稱Hermeneutik，英文稱hermeneutics）。近十多年來，在翻譯研究領域，學者們從伽達默爾闡釋學角度對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中的問題進行了較為廣泛、深入的探討，有些研究，雖然非常微觀，但卻解決了翻譯研究領域中一直懸而未決，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如我發表的「從哲學解釋學理論看優勢競賽論」一文，便是應用伽達默爾闡釋學理論來論證許淵沖先生優勢競賽論的合理性的一個範例，該文為許淵沖的這一翻譯理論尋找到了它的哲學基礎。應該說，近些年來，學者們在這方面的研究突破了傳統翻譯研究的思維模式和方法，為翻譯研究注入了新鮮的活力和方法，為翻譯研究指明了新的前進方向。闡釋學作為一種學術理論的確起源於德國文化傳統，也發展於這一文化傳統，但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也存在著一系列有關文本理解和闡釋的真知灼見，這些閃光的思想和理論散見於中國卷帙浩繁的經史子集四部典籍中，「完全可以和西方由聖經詮釋發展起來的闡釋學傳統相媲美」。周裕鍇先生透過對中國古代哲人的一些睿思雋語的精湛研究，認為「中國古代自有一套內在具足的闡釋學理論和誕生於中國古代文化土壤的闡釋學傳統」。他的專著《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是他在這方面研究的重要結晶。本書第一章「中國古代闡釋學理論與翻譯研究」主要吸取了周裕鍇先生對中國古代闡釋學理論進行研究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觀點以及中國古代哲人就文本理解和闡釋所發表的重要論見，並應用這些觀點和論見來探討譯學建構的問題。在這一章中，我從六個方面來探討這一問題：
一、先秦諸子百家有關「名」與「實」及其關係的論說對翻譯研究的指導性；
二、孟子、孔子的闡釋學觀與翻譯研究；
三、《詩經》原典意義的政治詮釋法對翻譯研究的負面效應及東漢經學大師對之的反動於翻譯研究的意義；
四、董仲舒「詩無達詁」理論與翻譯研究；
五、魏晉的名理學對翻譯研究的意義；
六、宋人的闡釋學思想與譯學研究。
在第一節中，中國先秦諸子在名與實關係的問題上發表了一些重要主張，他們所提出的名與實必須是一致的觀點啟示譯者，譯文必須忠實地再現原文。及至老子、莊子時，他們對名實對應的傳統進行了解構，這一解構張揚了譯者闡釋文本所應有的主體性、主動性。但莊子對名實一致性的解構也包含著否定語言具有認知功能這一因素。莊子的這一觀點無疑會造就出一大批翻譯懶漢。因此，這一觀念在譯學研究中是應予以批判的。莊子的另一思想，「得意忘言」觀與中國傳統美學中重內容、輕形式的觀點是密切相關的，譯學研究中，我們可以依據翻譯的類別進行適度的汲納。及至清乾嘉年間，「得意忘言」觀遭到了乾嘉學者的否定，依據乾嘉學者的觀點，要闡釋書面文本，首先得理解語言文字，因此，譯學研究中，我們應對莊子的觀點加以批評和揚棄，我們應認識到，內容是蘊涵於形式之中的。翻譯時，若要譯出原文的內容，則藝術形式亦應譯出。翻譯文藝作品應將內容和形式結合起來考慮。莊子等人重內容、輕形式，乃至否定形式的觀點於翻譯研究是不足取的。在第二節中，孟子的「不以文害辭」的觀點啟示譯者在翻譯文學作品時，不可泥於其局部意義，不可斷章取義，譯前譯前應了解作家、作品的背景資料，通讀整部文本，然後才能進行逐詞逐句的翻譯。孟子的「不以辭害志」的觀點啟示譯者在翻譯詩歌文本時，不能泥於詩歌語言的表層意義，要能透過表層，進入深層，把握內涵。依據孟子的「以意逆志」說，譯者可依憑自己的測度來考察作者的創作意圖，這一觀點會放任闡釋者主體意識的膨脹擴張，於翻譯研究不足取。孟子的「以意逆志」說的理論缺陷被其著名的「知人論世」說所彌補。這一論說揭示了理解的循環過程，從這一過程，我們可以得知，孟子是強調了解作者的背景情況及作者所處的時代環境在理解和闡釋文本過程中的重要性的。這一過程啟迪譯者要將理解作者及其所生活的時代同理解作品文本結合起來，二者應是有機統一的。孟子的「《小弁》之怨，親親也。親，仁也」的觀點啟示譯者在譯時要了解話語言說對象所指是誰，他與言說者之間的關係如何，這樣可傳譯出話語言說者的思想感情、內容和神韻。孔子的「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及「聽其言而觀其行」也揭示了理解的循環過程，這一過程啟迪譯者要了解作者的人生觀，必須首先考察文本的內容、風格，而要探討文本的內容、風格，又必須首先了解作者。孔子的「察言觀色」對口頭翻譯也很有意義。除了能以「理解的循環」法進行闡釋的文本外，還有象喻性文本。象喻性文本的語言具有模糊性、不確定性、變動性的特點，譯者譯時應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不能援用「理解的循環」方法譯之。在第三節中，《毛詩》學者將孔子的「《詩》可以怨」的功能無限止地強化，從而將「比興」視為「美刺」，這樣的思維模式制約了他們對原文意義的正確理解，譯者若以此種思維模式去解讀源語文本，則原文的優美的藝術意境會遭到破壞，原文多方面的認識功能也不能得以再現。東漢古文經學大師對《詩經》原典意義的政治詮釋法進行了反動，這一反動啟迪譯者在翻譯時應堅持忠實標準，力圖再現源語文本的美學含蘊，政治道德意義，不能因後者而捨棄前者。在第四節中，根據董仲舒的「詩無達詁」理論，任何文學文本都沒有單一的、恆定不變的意義，它具有一定的通達性。董仲舒的理論啟迪譯者在理解闡釋原文文本時，應把握原文的不確定性、模糊性、無限衍義性的特點，在翻譯時，以再現原文的文學性為旨歸，譯作應同原作一樣為讀者留下多種闡釋的機會。在第五節中，魏晉的名理學所倡導的辨名析理「側重於探求事物的規律及與其他事物的關係問題，側重於運用判斷和推理」。辨名析理對於譯學研究者研究翻譯的規律，運用綜合比較、判斷推理、歸納總結等方法探討翻譯學與其它學科之間的內在聯繫，同時討論翻譯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所具有的典型特徵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在第六節中，宋儒從禪宗中所吸取的懷疑精神啟示譯學研究者應提倡疑古精神，絕不盲從權威。在翻譯實踐方面，我們應提倡和鼓勵復譯。懷疑精神在翻譯實踐研究方面可以體現為對不同的譯本進行對比研究，並作出反應。宋人解經的第二種闡釋傾向與「詩言志」的精神一致，於譯學研究來說它強調了翻譯標準中「忠實」的重要性。強調忠實固然重要，但要實現「心同，志斯同矣」並非易事，因此翻譯研究中應允許譯者們對同一問題存在著認識上的差異性。為了實現「心」和「志」的一致，宋人在闡釋學思路上遵循本事→本意→本義的模式。譯者譯前對「本事」進行分析，對「本意」做些探討，這非常必要，但不應一味執著於斯，譯者譯時應依據文本語言的表層意義和深層內涵，調動主動性，挖掘語言符號中所隱藏的意義。宋人曾提出「以才學為詩」的主張，這使任何一個讀者都難以做到「以意逆志」，這也為譯者從事翻譯工作提出了一些必要條件。傳統的「以意逆志」法受到了「活參」理論的反撥。「活參」闡釋學觀與接受美學理論同聲相應，為譯者調動自身的主動性，致力於發掘文本的潛在意義，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肯定「活參」理論積極作用的同時，要防止全面擴大「詩無達詁」的效用。在翻譯活動這一結構中，正確處理好世界、作家、作品、讀者（譯者）、譯文讀者之間的關係，努力使翻譯活動在主體對象化和對象主體化的交互運動中進行。譯者應從自己的存在體驗出發來領會文本的意義，捕捉作者對世界的感受與反應。譯者應努力與作者實現「視域的融合」，從而獲得對作品意義的深切理解。
中國古代闡釋學理論對翻譯研究的確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我在從這一理論視角研究翻譯問題時，能注重借用一些西方美學理論來使研究更為深入，論述更為明確透徹。目前，中西方由於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方面的不同而使文化在很多方面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性，但全球化又導致了中國與西方國家在文化和思想境遇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共同性。隨著全球化的加快和深入，這種境遇也在不斷的趨同。傑姆遜曾指出：「在一種全球性的境遇中，我們都關心理論的翻譯性這一事實表明，我們已經在運用理論，已經在跨越國界分享這些理論的條件。」境遇的趨同使我們不僅關注西方的當代理論，同時還關注西方的古代理論，並能努力探究這些理論與中國古代闡釋學理論在討論同一問題或類似問題上所存在的共同或相似之處。西方理論跨越國界，與中國古代闡釋學理論一道，釋解翻譯研究領域中的一些突出問題，形成了翻譯學構建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本書第二章討論了中國古代美學中的一些重要思想與翻譯研究的關係。該章第一節探討了超象表現觀與翻譯研究的關係。超象表現是文學文本中的藝術形象所具有的一個重要的審美特徵。「超以象外」要求藝術家在文藝創作時能有深遠的寄托，深刻的蘊含，讀者在閱讀欣賞時，應能超趨象表。翻譯時，譯者可採用意譯法，努力再現原文的深層意蘊。該章第二節探討了意境理論與翻譯研究的關係。意境為中國古代美學中的一個重要範疇。它與情感、形象、韻律等有著密切的聯繫，本節從意境與情感、意境與形象、意境與韻律三個方面來探討翻譯研究中如何傳達原文的藝術意境問題。要譯出意境，須譯出原文的思想情感、藝術形象及音律美。
本書第三章探討了美感論與翻譯研究的關係。美學是研究美的。說到美，自然也就觸及到美感的問題，那麼什麼是美感呢？美感是人在自己本質力量對象化於審美對象的過程之中，以及在這一本質力量於審美對象上得到自由顯現之後，人在心理上產生的一種滿足感、愉悅感，在精神上所得到的享受。美感是一種心理活動。本章主要根據蔣孔陽先生在《美學新論》中對美感的研究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論點，從美感的生理基礎，即語言對感官的刺激，美學中的感覺、直覺觀，知覺和表象觀，聯想與記憶觀，想像觀，思維與靈感觀，通感觀的角度探討翻譯研究問題，還將深入研究審美欣賞活動的心理特徵與翻譯研究的關係；美學中的幾大矛盾統一性，如個性與社會性的矛盾的統一、具象性與抽象性的矛盾的統一、自覺性與非自覺性的矛盾的統一、功利性與非功利性的矛盾的統一與翻譯活動的關係，最後還將探究翻譯活動中的美感教育與人的心理氣質和精神面貌。
應該說，本章的論述皆屬於美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文藝心理學的主要內容。尤其是直覺觀、想像觀、靈感觀等在文藝心理學中有著深入細緻的闡述和論證。那麼，我為什麼要從直覺觀、想像觀、靈感觀這一角度來討論翻譯研究問題呢？
我們知道，人類的翻譯活動是在自覺意識狀態下進行的。因自覺意識是人類在物質生產勞動的實踐中，透過對自然、社會及自身進行改造，並對之加以認識，還透過對自身接觸自然、深入社會而攝取到的豐富的直覺體驗進行反思、體察而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在這樣一種充滿理性精神的自覺意識狀態下，人類可以從事理性的、自覺的、需要邏輯思維活動的翻譯實踐。但翻譯是要創新的，因譯文不是原文簡單機械的複製品，而翻譯的創新又離不開人類的非自覺意識。根據陳傳才先生對人類的意識結構的研究，人的審美意識系統「可以分為三個層面：無意識、非自覺意識和自覺意識」。作為無意識與自覺意識的中介，非自覺意識「繼承了原始意識的特徵，是一種現實的直覺、想像和靈感，以意象活動來把握世界。」非自覺意識中包含著人類豐富具體、鮮明生動的無意識內容，這些內容發自於人類的天性，經過漫長的物質生產勞動，逐漸從混沌蒙昧的原始意識結構轉化積累而為無意識結構。它們在社會現實、時代生活提供的一定的可能條件下，能突破自覺意識所設置的舊有的模式和價值規範的桎梏，而建立起嶄新的自覺意識的模式和規範，而這種嶄新的模式和規範又會為翻譯創新提供條件和可能。由此可以看出，非自覺意識具有創新、進取、消解舊有結構和秩序的特點，這些特點是翻譯研究中所必不可少的。這些特點因受到以現實為依據的自覺意識的抑制，而會具有積極的意義。它們並非是非理性的。高爾基先生就曾反對把直覺稱做無意識的東西。同樣，想像力也並非無意識的東西。想像力對於人們認識自然和社會，掌握世界，並對之進行不自覺的藝術加工，起著很重要的作用。馬克思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中說道：在野蠻時期的低級階段，「想像力，這個十分強烈地促進人類發展的偉大天賦，這時候已經開始創造出了還不是用文字來記載的神話、傳奇和傳說的文學，並且給予了人類以強大的影響」。一個能對人類的發展起著強烈的促進作用並曾創造出光輝燦爛、照耀千古的神話傳說文學的想像力——一種非自覺的藝術形式，它所起的作用無疑是人類的意識結構中最低層次的無意識所無法擔負的。其實，非自覺意識在審美感知中所起的促發審美主體創造性想像的作用，也就如同五官感覺的形成那樣，「是迄今為止全部世界歷史的產物」。這些非自覺意識乃是屬於「社會的人」的「本質客觀地展開的豐富性」，並能「確證自己是人的本質力量的感覺」的重要部分。因此，從文藝心理學所探討的直覺觀，想像觀，靈感觀等的內容的角度來討論翻譯研究，便顯得十分重要，因它們能揭示出翻譯研究在人的心理層面所呈現出的各式特點，這些特點能體現出人的本質力量的一些重要特徵，它們是具有理性精神的非自覺意識對翻譯研究的重要啟迪，也應成為翻譯學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本章共十三節，第一節探討了語言對感官的刺激與翻譯中再現音形意美的重要性。自然界中的光、色、聲、形等形式因素會從生理上給人們以感官上的刺激，而美感是離不開這些形式因素的。文學是集形、音、意三美於一身的。翻譯時若不考慮這些形式因素，則譯文讀者的美感的生理基礎也就不復存在。譯者翻譯時應將形似和神似統一起來，這樣才能再現原詩的藝術美感。第二節討論了美學中的感覺、直覺觀對翻譯研究的啟迪。美學認為，美感的起點是感受，譯者須不斷地對原文文本的意義進行感受才能獲得美感，並創造性地復現美感。翻譯美感需理性思維，但翻譯美感也需要直覺。翻譯中，譯者須根據直覺所具有的不同特點，進行各具特色的捕捉。要培養直覺能力，譯者須博覽群書、勤於思考、深入生活，並努力從生活中獲得睿思哲理。第三節研究了美學中的知覺和表象觀於翻譯研究的啟迪。由知覺和表象對於客觀世界的感應所實現的心物之間的交流，便於翻譯研究者以理性的態度進入源語文本，並吃透文本的精神內容。根據知覺和表象對於客觀世界的轉化所表現而為的完形作用，譯者對文藝作品應從完形上來把握，譯前應通讀原文文本，力求把握一部作品的整體意義、整體的風格特徵，然後再逐詞逐句地翻譯。譯者應將捕捉到的零散的美感形象統一到文本的整體意義當中去，應使局部消融於整體當中。根據知覺和表象對於客觀世界的轉化所表現而為的選擇作用，譯學研究者在譯學構建中應對不同的學科、不同的理論進行積極的選擇，對各種觀點進行「簡化、抽象、分析、綜合、補足、糾正、比較」進而形成一定的概念。譯者對作品的選擇應是自由的，譯者應選擇適合的作品來翻譯，以產生良好的社會效應。根據知覺和表象對於客觀世界的轉化所表現而為的意向性，譯家翻譯時要尋繹並把握好作家的意向，以理解作品的美學意蘊。
第四節探討了美學有關聯想和記憶的論述對翻譯研究的意義。聯想分近似聯想、相似聯想、對比聯想。翻譯中運用近似聯想，可以有助於真切傳達原文的內涵、比喻意義。對於相似聯想，翻譯時一般可採取直譯法。相似聯想，在翻譯中有時可表現為跨文化聯想。翻譯時，可以目的語文化術語替代出發語文化術語，只要替代後兩種術語在內涵、風格、神韻上相似或大體相似，且各自的民族文化色彩並不濃，這樣的翻譯便可成立。對比聯想，在譯學研究中用得很普遍。有時為了說明某翻譯理論的正確性，譯學研究者可以從反面來論證；翻譯實踐中，譯者有時會利用正反譯法來譯出原文的內涵意義、美學意蘊，並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接受效果。第五節研究了美學中的想像觀對翻譯研究的啟示。想像是心與物的一種交融，美感離不開想像。對作品中的想像，翻譯時一般可採用直譯法來處理。有時譯者應與作者一樣發揮藝術想像力，採用意譯法，以實現翻譯的目的。有時作家是透過托物喻意的方法，把眼前的一些生活情景和形象變成某種暗喻或象徵來實現想像的目的。譯者應透過對原文的美學意蘊的深刻理解及恰當的選詞來再現原文的藝術意境。想像是有理性和情感共同參與的活動，譯者譯時應合乎藝術形象的實際。有時作家會把陌生的事物與人們所熟悉的事物相比較，借以突出陌生事物之奇絕和美豔，對於這中間所牽涉到的作家想像力的運用，譯者宜採用直譯法處理。總之，譯家應發揮藝術想像力，這樣，原文中的想像才能在譯文中得以忠實再現。第六節探究了美學中有關思維與靈感的論述對翻譯研究的啟示。思維有助於人們理解審美對象中的美學訊息，培養審美感情。譯者應充分發揮思維的功能，深挖其中的美學含蘊，進行創造性的傳譯。要把握文藝作品中的美學神韻，需要思維的深化，譯家應發揚刻苦精神，反覆思考，再三重譯，以弄懂原文的深刻含義，拿出高質量的譯文。譯者在對原文的美感進行思維時，應化抽象為具體，努力再現其中的深邃情感。作家創作和譯家翻譯，其思維都會進入靈感階段。靈感源於生活，譯家應努力培植靈感，做到翻譯創新。第七節探討了通感與翻譯研究的關係。通感能使各種不同的感覺互相融通，從而整合出一種嶄新的藝術形象和玄妙新奇的精神境界。針對通感所具有的不同情形，翻譯時，一般都可採用直譯法，這樣可以真切、生動地傳譯出原文的美感。第八節討論了審美欣賞活動的心理特徵與翻譯研究的關係。審美主體面對審美對象所最初表現出來的心理活動形式是形象的直覺性，這是譯者進入翻譯過程進行審美欣賞所具有的一種心理特徵。下一步是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譯者應全身心地投入到審美對象中，以達到與其交融契合境界。譯者在感受審美對象時要注意其完整性，要從整體上去理解藝術形象，將全部的思想感情融化到審美對象上去，以創造性地復現原著的藝術形象。審美欣賞心理活動的最後一個心理特徵是「想像的生動性」，譯者應發揮藝術想像力，努力再現原文藝術形象的美感。第九節討論了翻譯研究中個性與社會性的矛盾的統一。根據一個具有個性的人在精神上必須具有獨立自主性這一特點，譯者在翻譯中也應體現出自己獨特的個性，不能人云亦云。根據個性在表現形式上應具有自由性這一特點，譯者在選擇作品翻譯時應按自己所習慣表現的風格來挑選合適的作品來翻譯。我們提倡翻譯中要弘揚譯者的個性，但個性須受到社會性的制約。譯者應將個性與社會性統一起來，這樣譯作才會擁有審美欣賞者。第十節研究翻譯研究中的具象性與抽象性的矛盾的統一。審美欣賞的心理活動包含具象性和抽象性的成分。抽象性與具象性相交相融，可加強審美的感受和美感。翻譯研究中，譯者要試圖捕捉具象性的形象身上所蘊含的抽象性的因素，在自己的內心把具象性的形象與抽象性的概念統一起來，使無生命的形象賦有生機。具象的東西之所以美，是與它的形式密不可分的。形式中蘊含著藝術的內在意蘊，譯者在對抽象化的藝術形式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應努力譯出藝術內容的獨特美感。第十一節討論了翻譯研究中自覺性與非自覺性的矛盾的統一。人類的美感欣賞有非自覺的一面，但這一面是與自覺的一面統一在一起的。譯者應著力提高自己的審美自覺性，如譯一部作品前，應對作家及作品作一些探析，這對理解作品的美感是有積極意義的。第十二節探討了翻譯活動中功利性與非功利性的矛盾的統一。美感欣賞有非功利性的一面，也有它的功利性的一面。翻譯活動中，我們應倡導具有積極意義的功利性一面，而對其具有消極意義的功利性一面應加以抵制。
譯者應把功利性與非功利性的矛盾統一起來，做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者。第十三節研究了翻譯活動中的美感教育與人的心理氣質和精神面貌。美育對人的精神情操具有淨化作用。翻譯研究中的美感教育一方面體現在作品的選擇上，另一方面還體現在對譯者的要求上。另外，深度的審美體驗可使譯者獲得深度的美感教育。譯者注重人生經驗的積累，可使其獲得美感教育，也有助於其對文本的內容和風格的理解及對文本精神實質的審美體驗的深化。
本書第四章討論了符號論哲學對翻譯研究的意義。符號學為藝術心理學一個很重要的分支。我們討論從美學角度來建構翻譯學是不可能不觸及符號論哲學對翻譯研究的意義這一重要論題的。因此，本章將就這一問題做深入探討。本章第一節簡單地介紹了符號論哲學理論並論證了其對翻譯研究的啟示性。根據卡西爾的觀點，一切在某種形式上能為知覺揭示出意義的現象，皆可稱之為符號，人即是透過符號這一媒介來認識世界、交流思想的。卡西爾、蘇珊.朗格的哲學思想在很多方面都能為翻譯研究提供理論上的支撐。第二節討論了符號論哲學對科學符號與藝術符號的界定及科學文獻與文學文本的翻譯策略。科學的符號以客觀的方式描繪現實事物，準確地反映現實世界的真實性和內部規律，研究事物的效果和性質，而藝術是以藝術符號重構世界，進行藝術創造和發現事物形式的。它們之間的差異性使得科學文獻和文學文本在語言風格和文體方面具有了不同的特點，也使我們在翻譯時須採取相應的不同策略。第三節討論了符號論哲學對藝術形式中情感內容的強調與翻譯研究的關係。卡西爾和蘇珊.朗格都充分肯定藝術形式中所包蘊的情感內容。譯者須以理性的精神對待原文的藝術形式，努力體察蘊藏於藝術形式中的情感內容。蘇珊.朗格的藝術符號觀將表現主義與形式主義綜合了起來，對於前些年盛行的解構主義翻譯觀有糾偏的作用。朗格批駁了克羅齊與柏格森的直覺非理性觀，其所倡導的理性的直覺觀對解構主義翻譯觀的偏狹性起到了糾正作用。第四節研究了符號論哲學對情感與理性關係的論說與翻譯過程的關係。卡西爾有關讀者須與藝術家合作的論點揭示出翻譯過程第一階段的主旨，即譯者須深入作家和作品，以深入理解作家和作品。譯者應善於從作品中走出，對藝術符號的情感內容進行理性的思考、再現和解釋，由此進入翻譯過程的第二階段。在這一階段，譯者應著力把握藝術品的意味。第五節討論了符號論哲學的藝術創造論對翻譯研究的意義。
卡西爾的藝術創造論與馬克思列寧的反映論有著相似的特質。它們啟迪譯者，翻譯藝術是創造的。第六節探討了蘇珊.朗格對藝術符號與藝術中使用的符號的區分於翻譯研究的意義。蘇珊.朗格對藝術符號與藝術中使用的符號的區分啟示譯者在譯前應對源語文本的意味有著透徹的了解和把握，對藝術符號的意義應成竹在胸，而那種對文本的意義採取割裂式的翻譯方法是無法再現源語文本的藝術符號的。
第五章討論了審美範疇論與翻譯研究的關係。第一節研究了崇高美與翻譯研究的關係。作家應具有崇高的思想，才能創作出風格崇高的作品。這對譯者也是適合的。譯者應追求高尚的東西，努力做人類靈魂的塑造者，這樣才能譯出精品。譯者要培養崇高的品質，須深入生活，作細緻的觀察，捕捉其中的美。這有助於他透徹地理解作品中的美。譯者觀察生活中的崇高美時，應細緻描繪自己的心理變化過程，這對提高其賞析文藝作品中的崇高美的能力大有裨益。譯家要培養崇高品質，須善於養氣。氣體現在文體風格上，譯家經常養氣，能理解文藝作品中的崇高風格。第二節探討了翻譯活動中「醜」的形象再現。文藝作品中除崇高的典型外，還有醜的典型。譯家要忠實地再現文藝作品中醜的藝術形象，須善於觀察深入生活，要熟悉、了解生活中的醜，並作研究，這對其理解和再現文藝作品中的「醜」大有益處。譯家要理解文藝作品中的醜的形象，要做到反思。譯家深入生活時，要能透過現象看本質，認清美醜，這對其解讀和再現文藝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會很有幫助。另外，譯家要忠實地再現文藝作品中醜的藝術形象，還應同現實生活中的醜惡及自己潛意識中的醜的力量作鬥爭，做一個情操高尚的人。
第六章探討了文藝美學的「藝術真實觀」與翻譯研究的問題。本章的研究是對翻譯標準中忠實性原則的強調，是從防止譯者在翻譯研究中會產生依仗自己的心理感受而忽視源語作品及作家這樣的主觀唯心主義錯誤這一角度出發的。第一節探討了文藝美學的「藝術真實即藝術生命的敞亮」觀與翻譯研究的問題。文藝創作追求逼真地再現生活，及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翻譯藝術應追求逼真地再現源語作品。重譯者及譯作的審美接受者在閱讀某部作品的譯作時要帶著質疑的眼光，努力把被前譯者所歪曲和掩蓋了的東西發掘和揭示出來，並使之敞亮。胡經之先生的藝術真實觀用於翻譯中，即指翻譯藝術必須真實地反映譯家主體同作為客體的作家及作品之間的審美關係。譯家對作家及作品的理解、闡釋，對作家以及作品中的思想情感的體驗應是真實的。譯家與作為客體的作家及作品的審美關係應與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相符合。文藝美學就藝術真實與科學真實根本差異的論述啟示譯學研究者，翻譯美學既是一門科學，又是一門藝術。第二節探討了文藝美學有關「藝術真實在於作家主體體驗評價的真實」與翻譯研究的關係問題。翻譯中，譯者應具備審美體驗的真情實感，以譯出真情、真思、真境。譯者不僅要深入文本世界，而且還要深入現實，體味人生百味，這樣，才能理解源語文本，並對之加以忠實的再現。另外，翻譯中，譯者應努力實現翻譯藝術意象的真實。第三節探討了文藝美學有關藝術作品的本體層次的論述與翻譯研究的問題。文藝作品包含四種層次結構，翻譯作品也必須相應地包含四個層次結構。譯作的四個層次是構成譯作的本體，譯作之所以具有真實性的原因就在於它能忠實生動地再現原作四個層次的藝術真實性。在第四節「小結」中，本章強調翻譯藝術要做到具有真實性，譯作必須滿足原作藝術真實性的要求和條件，譯家必須理解社會和人生。
本書運用中西方古代及現代當代的一些哲人就哲學、美學所發表的一些重要理論來研究譯學構建問題。研究中，尤其注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的一些重要的哲學美學思想對翻譯研究的啟迪。本書著力以馬克思的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指導，吸納中西方哲學美學思想中那些具有理性特色，洋溢著創新進取精神的思想理論的營養價值，結合翻譯理論研究、翻譯實踐及翻譯實踐研究中的一些重要問題，進行具體、詳細的闡述、分析和論證，以豐富和充實翻譯學這門古老而又年青的學科，力圖使翻譯學的建構始終在科學的道路上前進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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