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寫出來的：解讀世界歷史中的真相
尤利烏斯‧凱撒（Julius Caesar），是古羅馬統帥，政治家，後人不但為他高超的軍事和政治領導才能所折服，更因《高盧戰記》這部偉大的著作而將政治家、軍事家凱撒視為一位不凡的史學家，認為凱撒擁有很高的史學覺悟，主動積極地將這些征服高盧的實錄記錄下來以便傳承
然而事實上，可以說凱撒根本無心完成一部名垂千古的史學名著，著書立說也完全是出於個人目的，他憑藉《高盧戰記》一書成為史學家也純屬是「無心插柳」的結果。凱撒所寫的《高盧戰記》，共七卷，記述他在高盧作戰的經過，從西元前58年至西元前52年，每年的事跡寫成一卷，是研究古羅馬軍事歷史的重要文獻。他把這部書叫做《Commentarii》，即《隨記》或《手記》之意，表示直陳戰事，供人參考而已。
在敘述過程中，他處處用第三人稱稱呼自己。《高盧戰記》敘事詳實精確，文筆清晰簡樸。由於凱撒是羅馬共和國時代，第一個親身深入到外高盧西部和北部、到過不列顛和萊茵河以東的日爾曼地區、親眼目睹過當地的山川形勢與風俗人情的人，因此，《高盧戰記》又成為記述這些地區情況的最古老的歷史文獻，它以對高盧和日爾曼各地區的從氏族公社，逐漸解體到萌芽狀態國家出現這段時間的政治、社會、風俗和宗教的記述，成為我們研究原始社會和民族學的重要依據。
凱撒一生戎馬倥傯，根本不得閒暇來舞文弄墨，只是迫於龐培及其黨羽的政治陰謀而不得已提起筆來從事寫作的。正如黑格爾所說：「他編著歷史，就會把自己的目的作為歷史的目的來處理。」西方一些學者把《高盧戰記》說成是凱撒為了拉選票而寫的小冊子，或者說是一個競選的文件。真實地記載歷史是古典史學家遵循的原則，但凱撒不是為記載歷史而寫歷史著作的。他的《高盧戰記》帶有明顯的為政治服務的目的，是由當時寫作的歷史背景所使然。
西元前100年凱撒出生於古羅馬的一個貴族家庭。由於他的家庭與民主派領袖馬略和秦納來往甚密，因此，凱撒從步入政壇的那一天起就被捲入殘酷的政治鬥爭。他從一開始就受到元老院的排擠而站到民主派的一邊，並逐漸成為民主派的領袖。憑藉家族的威望和親戚的提攜。西元前84年凱撒當上了朱比特神的祭司，後來又當了財務官、司法官、工務官。西元前61年出任西班牙總督，他在西班牙建立了自己的一支軍隊，表現了出色的軍事才能，得到了元老院的賞識。當時羅馬政壇混亂，馬略的軍事改革，使軍事將領與軍隊緊密結合起來，軍隊日益成為統帥奪取政治權利的有力工具。
長期出入政壇的凱撒深知金錢和軍權的重要，但在當時羅馬政壇上，論資財他比不上克拉蘇，論軍功他比不上龐培，處於劣勢。於是凱撒巧妙使用權術與克拉蘇、龐培結成秘密同盟，史稱「前三頭」同盟。在克拉蘇和龐培的支援下，凱撒當選為西元前59年的執政官。任屆期滿後，凱撒明智地選擇了擔任高盧總督，因為當時高盧大部分還未被征服。
凱撒利用征服高盧的機會，培訓了一支能征慣戰，「只知有凱撒，不知有國家」的唯他命是從的軍隊，並且他和他的手下都大發橫財。凱撒的成功遭到了克拉蘇的妒忌，於是克拉蘇率軍東侵，不料全軍覆沒，戰死異鄉。這樣三足鼎立變成了兩強對峙。
西元前54年，凱撒的女兒尤利亞去世，凱撒與龐培的聯姻關係也告結束。西元前52年，山北高盧併入羅馬版圖。
凱撒權勢的增長使得元老院心懷戒懼，也使龐培產生妒忌。元老院竭力拉籠龐培，龐培逐漸倒向元老院。西元前52年元老院通過緊急法令，授權龐培徵集軍隊、平定騷亂。不久元老院又任命龐培為「沒有同僚的執政官」，實際上開始了龐培在羅馬的獨裁統治。
龐培上任後，利用職權提出高級官員和卸任高級官員，擔任行省總督應有5年間歇期等法律，把鋒芒指向凱撒。並把自己在西班牙的統治權延長5年，完全不提凱撒的高盧總督是否延長的問題。一些貴族還群起攻擊凱撒，要求解除凱撒在高盧的總督職務，交卸兵權。西元前49年，凱撒在高盧的任期屆滿。元老院下令凱撒遣散軍隊，立即返回羅馬，否則以羅馬「公敵」論罪。在這種情況下，凱撒被逼無奈指了指劍柄說：「這傢伙是能延長期限的。」西元前49年1月凱撒進軍義大利，迅速蕩平龐培在義大利的殘餘勢力，掌握了羅馬政權。
《高盧戰記》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寫成的，大約寫於西元前52年到西元前51年的冬天，很顯然凱撒是在面臨龐培與元老院暗中勾結，對他大肆攻擊和暗算，欲置其死地而後快的情況下寫作的，是不得已而採取的一種保衛自己的措施。由此，他的寫作動機也就昭然若揭了。
從《高盧戰記》的字裏行間可以看出凱撒有三個目的：第一、自我辯護。凱撒在擔任執政官的那一年曾經通過了一項《猶里亞反賄賂法》，法案規定，行省長官本人無論是否帶有軍隊，如未經人民大會或元老院許可，均不得隨意越出行省，也不得對別國發動戰爭。但是凱撒為了獲取資財和培植私人武裝，除了戰爭之外別無他途。但是，以元老院敵視他的立場，自然是不會批准他發動戰爭的。
凱撒巧妙地利用羅馬人民和元老院唯我獨尊、人莫予奪的心理，在敘述他在高盧未經元老院批准而發動的每一次戰爭時，都強調戰爭的起因是由於羅馬人民和元老院的尊嚴受到了損害。
在敘述厄爾維幾人的戰爭時，凱撒寫道：「凱撒想起執政官盧烏斯‧卡休斯曾經被厄爾維幾人殺死，他的軍隊也在被擊潰以後，被迫鑽了軛門（對戰敗者的一種污辱）。」在講述對日爾曼人的戰爭時，凱撒寫道：「他知道屢次被元老院稱作『兄弟』、『親人』的愛社依人，正在受日爾曼人的奴役和統治，這對羅馬這個堂堂大國來說，包括他本人不免都是一種恥辱。」關於對不列顛的征服原因，凱撒說：「因為他發現差不多在所有高盧戰爭中間，都有從那邊來給我們的敵人的支援。」
最能表現凱撒自我辯護這一目的的例子是：凱撒在西元前55年對登克德里和烏西彼德斯這兩支日爾曼人的戰爭，當敵方的首領和長老前來求和時，凱撒卻乘機扣留了他們，然後向群龍無首的日爾曼人發動進攻，43萬日爾曼人幾乎全被殺，而羅馬人沒有損失一個。這次戰爭的消息傳到羅馬時，凱撒的行動受到指責，他的政敵們，以馬克斯‧樸爾斯‧加圖為首，甚至建議元老院把凱撒交給登克德里人和烏西彼德斯人，以保全羅馬的榮譽。
因此，凱撒在《高盧戰記》第四卷第5頁15節中，就詳細敘述了他進行這次戰爭是因為日爾曼人的800騎兵首先攻擊羅馬的5000騎兵，而日爾曼人的首領和長老求和完全是偽裝和玩弄詭計，是緩兵之計。凱撒很顯然地為自己辯護。
第二、樹立自己的形象。透讀《高盧戰記》不難意識到凱撒是想利用全書向羅馬人表明，只有他才是羅馬國家真正的捍衛者和英雄。正是由於他矗立在北方，才有義大利的安寧和繁榮。
他在一次又一次的戰鬥中，從不忘記偶爾插上一兩句話，提一下自己在戰鬥中所起的關鍵作用，以及自己所受士兵的愛戴。在敘述與厄爾維幾人作戰時，他寫道：「凱撒首先把自己的坐騎送到老遠看不見的地方，後來又命令把所有別人的馬也都這樣送走。讓大家面對同樣的危險，不存在逃脫的希望。」表現了他身先士卒與羅馬軍隊同甘共苦的品格。
凱撒還借高盧人之口誇讚日爾曼人勇敢非凡，最後又寫日爾曼人敗在凱撒手下，形成對比來襯托凱撒本人的英勇善戰。
凱撒力圖使羅馬人知道，面臨著能征慣戰的高盧人和日爾曼人，凱撒和他的軍隊經過艱苦的戰鬥，深入到高盧西部和北部，不列顛和萊茵河以東的日爾曼地區，不僅保衛了義大利的北部邊防而且把羅馬的國界擴展到萊茵河和不列顛。所有這一切都是他和他的部下進行長期鬥爭的結果，是他為羅馬立下的汗馬功勞。
然而，凱撒沒有得到羅馬人民的感激。相反，元老院裏貴族派和龐培一夥卻趁凱撒在高盧奮戰之機會，在首都散布流言蜚語，百般中傷、惡毒攻擊他，其用心險惡可見一斑了。
凱撒著《高盧戰記》的第三個目的就是為了威嚇敵人。軍隊是凱撒手中的利劍。他在書中多次提到軍隊的忠誠，如在薩比斯河戰役中，凱撒軍隊處於十分不利的形勢下，凱撒這樣描述：「凱撒在後軍的一個士兵手中搶過一面盾，因為他自己來的時候沒有帶，就向陣線的第一列趕去，一面叫著百夫長的名字，鼓勵著其他兵士……他的到來給士兵們帶來了希望，他們的精神重新振作起來，各人都想在統帥的親眼目睹之下，表現出自己即使身歷險境時，還驍勇善戰到何種程度。」在講到動員軍隊對日爾曼人作戰時，凱撒刻意講述各軍團指揮官和百夫長對他所做的保證：「他們既不懷疑、恐懼也不妄自干預作戰機宜，認識到這是應由其統帥絕對掌握的事情。」他在書中另一處畫龍點晴的寫道：「如果他（指日爾曼人首領）殺死了凱撒，就可以討好許多羅馬的顯貴和要人。他是直接從他們自己的使者的口中得知的，凱撒的死可以替他換來所有這些人的感激和友誼。」這不啻是告訴政敵們：凱撒對他們的所做所為並非毫無所知，但他有自己的軍隊做後盾，那些政敵們最好能好自為之，不要自取滅亡。
凱撒寫《高盧戰記》雖然滲透著凱撒個人的政治動機，但從整個歷史發展來看，當時羅馬的經濟基礎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原來的小農業已完全被大規模的使用奴隸勞動的大莊園取代。
當年台伯河上那個小公社的那套城邦制度，已經不能滿足統治需要，加強國家機器向帝制過度已是歷史的必然。因此，凱撒的政治目的是符合歷史的發展的，他為達到自己的目的而撰寫的《高盧戰記》的動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應該給予肯定的。
凱撒的《高盧戰記》雖然有濃厚的自我辯解的色彩，和強烈的為政治服務的目的。但它畢竟還是一部歷史著作，是一部凱撒征服高盧的實錄，具有重要的史學價值。
《高盧戰記》一書中記載了很多很有價值的史料，有關早期日爾曼人、高盧人和不列顛人的社會史、民族、宗教史方面的大量史實，還散見於作者對戰爭的敘述中。由於凱撒是羅馬共和國時期第一個深入這些地區與古代高盧人、日爾曼和不列顛人打交道的人，因此，他的《高盧戰記》就成為瞭解這些民族、地區的最古老的歷史文獻，成為描繪高盧人、日爾曼人、不列顛人早期生活狀況的力作，為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研究古代社會提供了較為詳細的資料。
恩格斯在寫《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爾克》、《論日爾曼人的古代歷史》等著作時，都大量引用了凱撒的《高盧戰記》中的史料。從歷史學發展的角度來看，羅馬共和國時期的史學家本來就很少，留下來的史料多散失不全。唯獨凱撒的《高盧戰記》是一部完整的歷史著作，因此尤其彌足珍貴，在羅馬共和國史學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凱撒寫《高盧戰記》具有濃厚的政治目的，這或多或少的影響史實的客觀性，但是畢竟保存了豐富的史料，具有無可替代的史料價值。可見，武功韜略、政績赫赫的凱撒書寫史書雖然是無心之舉，但他「史學家」的地位卻也因此而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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