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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蔣總司令正告日本各界
蔣總司令為日軍在濟南暴行建議中樞致日本各政黨及名流電
民國十七年五月廿九日發
譚主席並轉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密。日本內閣，自起爭潮，最近形勢，均漸於我有利，派遣代表一節，益宜設法延宕；並擬請用本黨名義致書日本各政黨及頭山滿、犬養毅等各同志，宣布濟案發生以來之情形。茲擬全文如下：「中國國民黨領導之國民革命，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此為一般文明國人民共有之要求。國民革命軍為反對北方軍閥而出兵北伐，更純為中國內政問題，絕非他國所可任意誣蔑、藉辭干涉者也。保護僑民，自有常軌；乘機出兵，已屬叵測；不謂更有如濟案發生以來之強暴舉動，我中日兩國之邦交，東亞和平之前途，將為一、二軍人破壞淨盡，此非僅本黨所痛心疾首，亦必貴黨貴同志等所戚然不安者。濟案發生之直接原因，今尚各執一辭，當有待公正之調查。茲因福田師團長要求先訂軍事協定，故一切調查，無從著手。而我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自北伐以來迭頒嚴令，保護外僑；事變猝起，更竭力制止所部之抵抗及其不採取敵對行動；旋復命令各部隊，遠離濟南；此種事實具在，不能不認為避免衝突解決糾紛之誠意。至國民革命軍到濟南以後對各國僑民之行動如何，當可覆按。
各國記者及貴國各通訊社五月一日、二日之電報，豈以異口同聲推許為紀律嚴明之軍隊；僅一日之隔，盡變面目。然則此不幸之事件，無論因何發生，必有和平解決之方法。乃福田師團長既縱使所部盡情殘殺，捕戮山東交涉員，轟炸無線電台；復於七日下午提出極蠻橫苛刻之五條件，限於即晚十二時以前答覆，其書面又僅寫七日午時，並不註明正午或午前午後幾時；直至當日午後四時方提交趙交涉員，遽於是日夜半即向濟南及其附近之處開始砲擊；雖彼自辯為軍事開始行動之時，未違背其原定十二小時之期限，然衡以國際間最後通牒之慣例，豈得如此？而當時情勢，絕無提出最後通牒之必要，更不待言。蔣總司令兩次派代表前往磋商調停辦法，均被其拒絕談判，且禁止發言。其口頭表示履行條件之辦法，更為嚴酷，如指肇事之原因，應以其片面之調查為根據，我方不得有何異議；其所指應負責任之軍隊，為革命軍之第二軍團陳調元部、第三軍團賀耀組部、第四軍團方振武部，均須於日本軍面前解除武裝。此而猶謂不欲消滅我軍，阻礙北伐，其誰能信？蔣總司令至此，知與福田已無談判解決之希望。且我軍既已不惜忍受北伐軍事上之障礙，實行退出濟南及膠濟路沿線二十里以外，事實上尤無再在前方訂結協定之必要，故呈請政府將此案完全移歸外交解決。
我外交部提議以後，貴政府亦已表示同意。乃福田猶進逼不已，其步哨斥堠既常越出濟南三十里至五十里以外，飛機且時至泰安拋擲炸彈，傷害人民，至今未止；而一面仍要求蔣總司令派遣全權代表前往濟南，簽訂所謂臨時協定；同時並謂若不簽訂軍事協定，則濟南事件將有益加擴大之虞。夫濟案事實已成為外交問題，自有交涉之正軌可循，何為必以強制承諾之協定相迫？且所謂益加擴大者，果將以何種形式擴大之乎？更將擴大至何種程度乎？苟以無道行之，何求不得？我革命軍既已百端忍讓，固始終不出敵對之行動；惟世界公理尚未盡泯，中國人民猶未盡絕，福田師團長之行動，是否為中日兩國睦誼之障礙，貴國國民與各政黨當必有公正之態度，以保持我中日兩國之親善也。
近日貴國政府及海陸軍方面，復有種種之覺書與照會：陸地則不許我軍在天津、北京及東三省敵軍主力所在地點作戰；海上則不許我軍在青島、煙臺、龍口、大沽口、秦皇島、營口各處二十海里以內作戰；其為侵害我國主權，干涉我國內政，既顯然易見；而猶日言對南北兩軍不偏不倚，祇求保護其僑民。試問此等舉動，是否已溢出護僑意義之外？奉軍所屬之渤海艦隊可至廈門等地開砲轟擊；而自山東以至奉天海岸，概不許作戰，即此一端，明明祇許奉軍南侵，不許我軍北伐，謂非袒護奉天軍閥，有意延長中國內亂，更將何說？本黨領導之國民革命，既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為目的，有阻礙此目的者，必以全力反對之；而於我中日兩國之邦交，東亞和平之前途，追念我孫總理希望貴國國民為王道之干城，與夫中日兩國作真正之同存共榮者，輒惓惓不能自己。謹布腹心，唯貴黨貴同志等諒察之。」以上詞意。是否妥洽？敬待公同修正。中意黨與政府立場不同，日本之兩重外交，利在鬼祟秘密，我必須有以破之。今以黨之名義向其國民說話，似無流弊；且彼既起內爭，顯非舉國一致，此書必可引起若干影響。如尚認為未妥，則以中央委員個人名義連署發表亦可。統希公決，惟必以從速發表為宜。蔣中正叩，艷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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