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巴特
REMEMBERINGBARTHES
六十四歲，這是羅蘭‧巴特上週辭世時的年紀。但直至三十七歲才出版第一本書的他，創作生涯卻遠比這數字指涉的長度來得短暫許多，正可謂大器晚成，自此之後綿延不絕的著作、豐富多元的主題隨之不斷面世。只要在他面前擺盒雪茄，一個、兩個、各式各樣的理念就這麼流瀉而出，信手拈來一篇小短文就此成形，彷彿沒有任何主題能使其文思枯竭。不過，這些理念絕對稱不上是所謂的知識（總有些主題是他陌生的領域，知之甚少），而是一種機靈敏銳（alertness），能在某物飄過心頭時，隨即精挑細選地記下觸發出的相關想法。他腦中自有一套分類精良的細密濾網，將值得一論的特殊現象篩選出來。
年輕時，他曾在大學裡創立戲劇團體，也熱中戲劇評論。而當他開始全力砥磨其做為一名作家的天職時，由戲劇背景而來的對演出的熱愛，讓作品生色不少。甚至於連他的理念觀也都是戲劇式（dramaturgical）的：理念永遠處於與另一理念相互競逐的狀態。如同為了要積極打入講究血統流派的封閉法國知識分子圈，他選擇與傳統思維對抗：一是福樓拜所稱的「廣受認同的理念」（received ideas），也是後來我們熟知的「布爾喬亞」心態；再者則是馬克思主義者嚴詞痛責的偽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亦是沙特信徒所批判的障礙信念（bar faith）；以及拿過古典文學學位的巴特將之歸類為「意見」的種種思維。
二次大戰後，持著沙特道學式（moralistic）的質問風格，一邊在《寫作的零度》（Writing Degree Zero）中宣稱何謂文學，一邊在《神話學》裡詼諧地描繪布爾喬亞階級偶像的群像，巴特開始他璀璨的創作生涯。雖然巴特所有的文章都是猛力批駁，卻不意謂他是個好勇鬥狠之徒。其性格底蘊反倒是個樂於讚揚之人。雖然在奮勇揭穿那些虛假之前，他早已做好必讓各種淺薄、愚癡與偽善給激怒的準備，但砲火還是漸次消減。因為他毋寧更愛讚美他人，將熱情傳遞出去。他是開心歡樂的分類學家（taxonomist），也是展現最為誠摯之心靈演出的分類學家。
而最令他目眩神迷的，莫過於精神分類。因此，他不顧三位主角間無法置於同一天平上比較的本質性差異，一意孤行地以《薩德、傅立葉、羅耀拉》（Sade, Fourier, Loyola）一書，將三位各有其執迷的分類愛好者，並列為最敢於幻想的勇士。他對現代主義也沒有特別偏好（雖然他以宣傳的方式大力支持像是霍格里耶與索雷爾斯等巴黎的現代主義文學作家），但在實作面卻反其道而行。也就是說，他既不負責，也不認真嚴肅，同時還是個形式主義者──在談論文學的過程中創作文學。能激引他的興趣的，往往是文學作品中表現忿怒的方式以及抗辯的內容。狂悖不羈就是如此讓他深切著迷（而他還以過時的觀點認為叛逆行為具有解放的功效）。
當他妙筆一揮，活靈活現、流利暢捷、厚實深刻、直指核心，讓他筆下萬物皆別具趣味。他大多數的作品都是短文集（早期他拿來賺取學費，談論拉辛的大砲型著作是例外之一。不過，在這本用不尋常的長度與明確度探討流行廣告符號學的書中，依舊存在幾篇流露大師之風的精湛短文）。自創作生涯之初，那優雅、嚴厲的筆調即已成形，以至於沒有任何一本作品會被視為初試啼聲的生嫩之作。不過他創作的步調在最後十年加速升高，想法不斷奔流而出，一兩年便有新書面世。在他晚近的作品裡，多以筆記形式的隨興與實驗冒險文體來呈現，推翻短文作者絕不談「我」的常規，粉碎長久以來的短文形式。在《S/Z》中，他一句也不放過地將巴爾札克（Balzac）的短篇小說全數加上巧妙的註釋，賦予此書嶄新的面貌；而在《薩德、傅立葉、羅耀拉》裡也加上了精采的波赫士式附錄；在一些自傳意味濃厚的文章中，他游刃有餘地以類小說（para-fictional）的方式展現了在文本與照片間，以及文本與半隱晦的參照（semi-obscured reference）間，相互替代變換的精湛功力；連他在兩個月前甫出版的談論攝影的遺作，也是禮讚幻覺（illusion）之美好。
攝影在他眼中是種深刻猛烈的註記方式，他對其所施展出的魅力，格外狂熱敏銳。《羅蘭巴特論羅蘭巴特》裡有許多他親手挑選的照片，其中最動人的應該是他名為「祈求愛憐」（asking for love）的那一張──照片裡的他已十歲，還被年輕的媽媽抱在懷中，緊黏不放，像是個巨型幼兒。他對攝影的愛好，反映出他與現實之間幾乎可稱為「迷戀」（amorous）的關係。他對寫作也懷有相同的情結。他不挑主題，什麼都寫，被來自各界的臨時邀稿給壓得喘不過氣來時，也依舊盡其可能地應允。他期待自己所書寫的主題能像是個魅惑深淵，讓他無法自拔，通常也都如願（他的主題也越來越像是種誘惑）。雖然跟所有作家一樣，他也會抱怨工作量過大、應允太多邀約、無法消化稿債，但就我所知，他實際上卻是最有紀律、最值得信賴、最不擅拒絕的作者之一。他甚至還能擠出時間完成許多振聾發聵、擲地鏗鏘的訪談。
但做為一名讀者，他卻一絲不苟，仔細推敲，而非囫圇吞棗。只要是閱讀過的文章書籍，他都會為文探討一番；換言之，只要是他文章裡未曾提及的，讀者大抵都可推測那是他尚未涉獵的領域。而他也如同大多數法國知識分子（他最愛的紀德是唯一例外）一般，見聞狹隘，不諳任何外文，即便是翻譯的外國作品也幾乎沒認真讀過，大抵只有德國文學曾喚起他的共鳴。布萊希特是他創作初期熱愛的作家，具重要影響，《戀人絮語》中綿密織就的愁緒，在這幾年則將他帶領至《少年維特的煩惱》（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以及德國抒情歌曲（lieder）的世界。不過，他終究稱不上好奇之徒，這有限的閱讀經驗始終未能對其自身寫作造成干擾。
他享受成名的快感，帶有天真之姿地樂此不疲：近年來他成為法國電視媒體的寵兒，而《戀人絮語》也成為知名暢銷書。不過，他也提及，每次讀報、看雜誌，卻總是瞧見自己名字的感覺有多驚悚（eerie）。他的隱私感（sense of privacy）是透過公開展示表現出來的。在作品裡寫到與自身相關的部分時，他通常會如同處理任何一個虛構角色一般，用第三人稱稱之。但晚近的作品裡卻包含了許多吹毛求疵的自我揭露，不過都是以思索的形式處理（每一則過往雲煙都伴隨著某個理念的鋪陳出現），以及對個人鉅細靡遺的沉思。他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即與日記書寫相關。他所有的作品可說是一套無限複雜的計畫，主題則為自我描繪。
在這個學習研究自我，好學不倦、舉一反三的學生眼中，任何事：他喜愛的食物、色彩、氣味，以及自己閱讀的方式，都能吸引他的注意力。他曾在巴黎的一場演說中觀察到，認真的讀者分為兩種，一種會在書上畫線，另一種則否。他表示，他屬於第二種人：他從未在打算評論的書上加註任何記號，而是將重點摘錄至卡片上。不過，我已記不得他就此偏好提出什麼理論，只好自己即席編造一個。我認為，他之所以厭惡在書上留下記號，是與他自己也會畫畫，而他也把認真在書上畫畫這回事當作是一種書寫。他會被語言中的視覺藝術所吸引，而這的確是書寫的一種變形。他曾為文探討埃爾特（Erte）以人形繪製的字母，以及訶基休（Bernard Requichot）以及通布利（Cy Twombly）的書法畫。這種愛好讓人憶起已不再使用的譬喻（dead metaphor）：「作品的『身體』」（a “body” of work）──人們通常不會在他摯愛的身體上寫字。
近年來，他生性對道德教條的厭惡越見顯明。在奉行正義的立場（也就是所謂的「左翼」）數十年後，這名美學主義者在1974年才不再故步自封，而與一些密友及文學界的戰友（當時的毛澤東主義者）前往中國。在回程所撰寫的短短三頁短文裡，他提及教條化沒讓他留下什麼印象，一個中性（asexuality）且文化一統的社會是何等無趣。巴特與王爾德以及梵樂希（Valéry）的作品一樣，皆為身為美學主義者做了美好的典範。許多他晚近的著作皆在頌揚感官的靈巧以及與感覺相關的文本。巴特雖極力為感官辯護，卻從未背離心靈，而感官與心靈敏銳互為對立的浪漫主義式陳腔濫調，亦被他棄為敝屣。
這作品探討的是被解決或否認的哀傷。他認定凡事皆可視為系統──一種論述，或是一套分類的結果。既然萬物皆為系統，那麼天下再也無任何難事。然而，他終究厭煩了系統。他的心智過於靈敏矯捷、志向遠大、太沉迷於冒險。這些年來，他雖進入前所未有的創作顛峰期，卻變得更為焦慮脆弱。如同他自我覺察到的，他總是「在偉大的系統（馬克思、沙特、布萊希特、符號學以及文本）庇蔭下，得以持續不斷地產出。但現在他認為，他的作品似乎變得更開闊自在，不受他人餘蔭保護……」。他努力地將自己從大師與大師思想獲取的養分（他解釋道：「為了說話，人們必須尋求其他文本的協助。」）從身上一一拂去，不料最後卻站在自己的陰影裡，成了他心目中所謂的偉大作家。在1977年一場為期七天、以他的作品為主題的研討會裡，他認真參與，客氣地插話，給予意見，享受這一切。他甚至也針對他自我沉思的書發表了一篇書評〈巴特談巴特論巴特〉（Barthes on Barthes on Barthes）。他成為追隨自己信徒的牧羊人。
巴特雖自覺隱隱承受著不安全感帶來的苦惱，但值得安慰的是，這至少表示著他正跨越在進行一場偉大冒險之際。一年半前，他曾在紐約以驚人的勇氣，公開宣稱他準備進軍長篇小說領域的企圖。他要寫的小說，並非人們期待的那種，評論家一度視霍格里耶為代表人物的當代文學，亦非那種他已以其傑作《羅蘭‧巴特論羅蘭‧巴特》與《戀人絮語》立下此類典範，或最初由里爾克混雜了小說、雜思（essayistic speculation）與自傳文體，捨線性敘事（linear-narrative）而採線性筆記（linear-notebook）形式的《布里吉手記》一書所創的現代主義式小說類型。不，巴特聲言，他要寫的是「真正」（real）的小說，而非一般的現代主義式小說。就像普魯斯特一樣。
私底下，他曾提及自己渴望能從學術的頂尖位置（自1977年他即是法蘭西學院院士）逐步退下，以投入創作此長篇小說，但也提及憂慮（表面上看來值得憂慮，但實則無須）自己是否該辭去教職而切斷穩定的經濟來源。兩年前，母親的去世，對他是重大打擊，但也想起普魯斯特也是直到母親離開人世之後，才能著手動筆《追憶似水年華》。從極度悲痛中試圖尋找力量的來源，正是他與眾不同之處。
就如同某些時候他會以第三人稱描寫自己，他通常也不會提及自己的年齡，而且是用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的那個過去的他的方式在談未來。他嚮往偉大，卻自覺（如他在《羅蘭巴特論羅蘭巴特》裡所說的）總是陷入一種危險狀態，「在『獨自一人』時退回到他原本無足輕重、老邁無能的情狀」。他的這些特質以及不厭其煩的敏銳心思，都有那麼點亨利‧詹姆斯的味道。理念的戲劇式表現讓位給情感的戲劇式表現；幾近無可名狀（ineffable）的事物也成為其最深切的關注焦點。無論是他的抱負，甚或是他的自我懷疑，都與亨利‧詹姆斯式的悲愴有關。若他真能完成一本偉大的小說，可以想像的是，應更像是亨利‧詹姆斯晚期的風格，而非普魯斯特。
他的年紀，也實在是難以判斷。這麼說好了，他幾乎是個沒有年紀的人──更適切地說，他的人生進程是與眾不同的。儘管長時間與年輕人相處，他卻從未讓年輕一輩或其不受禮教束縛的新潮行徑對自己造成任何影響。但他也未顯老態，雖然動作緩慢，一身教授打扮。他深知如何讓自己平靜下來，就如賈西亞‧馬奎斯所言，身為一個作家，必定得清楚平靜之道。他孜孜矻矻，同時卻也奢侈逸樂。對於自己是否能穩定、規律地享有歡愉，他有極其強烈卻又嚴肅務實的關切。在年輕時，他曾有好幾年的時光健康不佳（肺結核），所以給人一種印象──他發育的速度來得比正常人晚了許多，就像他的心靈與生產力一樣。他在海外（摩洛哥、日本）擁有性關係的對象，也一步接一步（雖然有點緩慢）得到做為一名知名人物與其性傾向所帶來的豐富性特權。而他的熱切渴望、白胖胖的身軀、柔軟嗓音、吹彈可破的肌膚，以及自我耽溺，都讓他在某些方面像個還沒長大的孩子。他喜歡跟學生在咖啡店廝混，期待被帶到酒吧跟舞廳玩樂──但，不談性交易的話，他對你的興趣最後卻會變成你被他深深吸引。（「啊，我永遠忠實的蘇珊！（Ah, Susan. Toujours fidèle!）」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時，他真摯地跟我打的招呼。不論過去或是現在，我都是。）
他的孩子氣也在其與波赫士同樣堅持閱讀是種歡樂、愉悅的形式上得以確認。但其中亦有他一點也不天真的那一面，比方說，明確宣稱成人應大力追求性愛。在無限的自我參照（self-referring）能力下，他在追求愉悅的過程中也增長了見聞與智慧。閱讀是一種「jouissance」（此字是法文的歡樂，同時亦有高潮之意），亦即文本的愉悅，這兩件事是交織在一起的。而這也就是他典型的作風。就像他雖愛在心靈中縱情馳騁，同時卻也是個厲害的調停者。他對悲劇幾無感受。總是在缺陷中盡力挖掘出可供運用的長處。雖然他喚起了許多現代文學評論中歷久不衰的主題，但他對大災難卻興趣缺缺。他的作品裡見不到對最後審判、文明毀滅、人類必將回復未開化狀態的相關看法，甚至連一點哀悼的意味也無。就像他的許多品味都還是走老式路線，格外懷念過去舊式布爾喬亞秩序裡的禮教與知識水準，但他還是挖掘出許多能讓他與現代生活和諧共存的事物。
他十分謙恭有禮，帶點澹泊名利的味道，且充滿彈性──他痛恨暴力。那對眼睛是如此美麗，卻總是充滿哀傷。其實，他每每在談及愉悅（pleasure）時，總帶有一絲傷感，《戀人絮語》就是一本十分憂傷的書。但，他當然也體驗過狂喜，希望能加以讚頌一番。他熱切地擁抱生命，拒絕接受死亡。據他所述，那本來不及動筆的小說正是為了讚嘆生命之美、感謝能夠活著領受一切而寫的。在認真追求愉悅的使命背後，在其心靈的燦爛展現底下，卻總有一股令人哀傷的暗流隱隱流竄，而他令人痛心的英年早逝，更加深了這一切。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