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史上最大煙霧？
倫敦：一九五二年
我的父母都在一九五二年出生。我的外公塞文‧貝特在我的家鄉坦沃斯是地方上的律師，在伯明罕法學院擔任講師。他雖然極力避免，偶爾還是得跑一趟倫敦。我的阿姨克萊兒記得外公有一次得帶著寫在綿羊皮上的伊莉莎白時代的特許狀，坐火車到倫敦的高等法院解決紛爭。外公討厭首都，覺得人太多，環境太髒。他一回家就馬上洗澡。我以前聽見這些故事，覺得這可能是一種逆向的勢利眼。外公身為蘭開郡人，大概覺得位於中部的坦沃斯，是他願意前往的最南端。後來我得知一九五二年的倫敦大煙霧，突然明白外公為什麼把倫敦當成瘟疫，避之唯恐不及。
一九五二年的倫敦，才剛入冬就很寒冷，大雪席捲整個英格蘭南部。倫敦人為了取暖，在家裡大量燃煤。有一陣子就像這次，天氣格外寒冷，大多數家庭到了晚上會用煤塵把火「堆積」起來，一路燒到隔天早上都不會熄滅。電力來自市中心的貧民區，也就是巴特錫與南岸的發電站，一邊燒煤，一邊從比大教堂尖塔還高的煙囪噴煙。在冬季，大家燃燒更多燃料，製造更多的煙，「逆溫」的條件也隨之出現：貼近地面的空氣，溫度如果低於上方的空氣，就會被困在原地。如果再加上天空晴朗無風、地面潮溼，也會形成霧。倫敦長年享有霧都的盛名，倫敦東區俚語的「豌豆湯黃濃霧」，經過狄更斯與柯南・道爾的小說，還有特納與莫內的畫作賦予浪漫形象（莫內喜歡在冬季造訪倫敦，對煙霧中旋轉的黃光深深著迷）。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五日星期五，熟悉的濃霧再次擴散整個倫敦。但這次的濃霧到了隔天並未散去，接下來一天也沒有。連續幾天逆溫的結果，就是煙霧濃度飆升到「正常」值的五十六倍。政府紀錄顯示，某些地方的能見度下降到只剩一碼（九十一公分），創下倫敦史上最低紀錄。每個人都看不見自己的腳了。跟瞎了沒兩樣的通勤族，從橋梁走進冰冷的泰晤士河，也從火車站月臺走入鐵軌，迎向駛來的火車。煙霧駕臨還不到十二小時，成千上萬的人已經出現呼吸道問題，就醫人數暴增。
根據英國氣象局的紀錄，煙霧擴散範圍達二十一公里即含有下列汙染物：一千公噸的煙粒（就是我們現在說的「黑碳」，又稱PM 10）、兩千公噸的二氧化碳、一百四十公噸的鹽酸，以及十四公噸的氟。最要命的是，三百七十公噸的二氧化硫懸浮在濃霧的水微滴中，化為八百公噸的硫酸。就這樣一連五天，濃濃懸浮在空氣中。
在沙德勒之井劇院，《茶花女》的表演不得不中斷，因為觀眾看不見舞臺了。在史密斯菲爾德家畜市場，農民為母牛戴上浸泡過威士忌的粗麻布口罩，保護牠們。煙霧像油漆一樣黏在汽車擋風玻璃上，駕駛不得不棄車步行。《北輝格報》在艦隊街的通訊記者，於十二月六日星期六的報導指出，「煙霧滲入商店與辦公室，這些場所的燈光必須整天開著……『豌豆湯黃濃霧』不但損害市民健康，潛藏在其中的化學物質，還會侵蝕建築物的石材與磚塊，燃燒樹木，導致樹木變黑。」煙霧發威初期的報導，也帶有一種緊張的幽默感。《每日電訊報》報導，煙霧導致的第一起傷亡是「一隻綠頭鴨，可能因濃霧而視線不佳，在富勒姆的艾菲爾德路，迎頭撞上步行回家的約翰‧麥克林。雙方均受輕傷。」《泰晤士報》的社論專欄更是沒把濃霧當一回事，宣稱「濃霧是古老的英國人，在布狄卡女王的祖先到來之時得到船隻……四處遊蕩，在誰都還沒聽過減少煙霧這回事之前，就已經自由飄盪，現在也一樣。」邱吉爾的保守黨政府也許想主導輿論風向，起初的政治回應採取高壓路線；住房部長哈洛德‧麥克米倫對下議院表示：「必須顧及整體的經濟考量。」意思是說工業的需求比擔心天氣更重要。
倫敦政經學院三年級學生羅伊‧帕克，他在公共衛生歷史中心於二○○二年十二月十日舉辦的一場見證者研討會「大煙霧：一九五二年倫敦大煙霧五十年後」上回憶道，剛開始新聞報導多半聚焦在運動賽事取消的消息。「我跟許多人一樣都沒怎麼注意對人體健康的影響。我早該知道這場大災難有多嚴重，因為我父親是蒸汽火車頭的駕駛，他在一九一四至一八年的大戰中，身體某些部位也遭受毒氣攻擊。他有不少症狀……是吸入煤塵與硫磺會有的症狀。他大多數時間都呼吸困難。他五十六歲了，那個週末我見到他，他的身體很不舒服，喘不過氣來，顯得很痛苦，（但）又堅持騎單車去工作……現在很難想像，慢性支氣管炎對於當時這國家的工業勞工階級來說，是多麼普遍的疾病……在我的家族，每個男人都出現類似的症狀。」
到了第四天，輿論的風向變了。《哈特浦北部每日郵報》將煙霧稱為「遮蔽天日的大霧……濃度高到讓大多數的警方巡邏車動彈不得。如果有人報警，警方只能步行前往處理。」史密斯菲爾德家畜市場的牛隻接連死去，不然就是「應飼主要求」提前屠宰。一家週一早報的駐艦隊街通訊記者宣稱：「這可不是豌豆湯而已，裡面什麼都有，有開胃菜、有魚、有帶骨大塊肉、有飯後甜點、有幫助消化的菜、有黑咖啡，還有侍者的臭臉。會刺痛眼睛，聞起來也刺鼻……在特拉法加廣場，我聽得見噴泉的聲音，卻看不見噴泉在哪裡……（一位同事）看見一位先生在黑衣修士橋上，尋找倫敦地鐵車站。」
濃霧在第五天，也就是十二月九日星期二散去。媒體開始刊登醫院人滿為患的報導，人們也開始警覺濃霧的嚴重性。僅僅四年前才發生賓州多諾拉的災難，如今熟悉的場景再度上演。殯儀館的棺材不敷使用，花店的喪葬花材也供不應求。因為交通壅塞，加上能見度幾乎為○，死在家中的人數，遠遠超過死在醫院的人數。羅絲瑪莉‧梅莉特在二○一二年接受BBC訪問，憶起她父親下班後，在煙霧中走了兩公里半的路到家。那天晚上他「咳得好厲害，臉色都發青。我媽還得吵醒鄰居求救……我們不能把我爸送去醫院，因為沒有救護車。」她父親隔天去世，遺體在客廳放了三個星期，才終於在聖誕節前夕，由忙到不可開交的殯葬業者安排下葬。「從此我再也不喜歡待在客廳裡。」她說，「總是感覺很冷。」
僅僅在那個禮拜，倫敦就有多達四千七百○三人死亡，比平常多出三千人。這是環境的大災難，倫敦自己的名產大霧，在倫敦所造成的平民傷亡人數，超過僅僅數年前任何一次的德軍五日轟炸。遭殃的不只是年老體弱的倫敦百姓，一輛救護車還載運了二十一歲的現役船員。一九九九年，當時負責治療的荷雷斯‧派爾醫師在英國第四臺的紀錄片《殺手濃霧》回憶那場災難。他說自己「從來沒見過那麼年輕的男性出現那樣的狀況，呼吸困難，心臟衰弱到了危急的程度」。救護車抵達時，醫院已經擠滿濃霧的受害者；第二家醫院也是；當救護車出發尋找第三家醫院，年輕船員在途中身亡。據說最後的死亡人數高達八千至一萬兩千人，另外還有成千上萬民眾終身為肺部、心臟等疾病所苦。
在一九三○與四○年代，倫敦的地上公共運輸多半是無排放的電車，包括雙層電車；但內燃機很快取代了電車。倫敦大煙霧爆發僅僅五個月之前，也就是一九五二年七月五日，倫敦的最後一輛電車走入歷史，由柴油公車取而代之。到了十二月，八千臺新柴油公車已經上路，為冬天的霧氣增添煙氣。國王學院醫院胸腔科醫師巴利‧葛雷博士在《殺手濃霧》紀錄片接受訪問，他將一九五○年代柴油公車取代電車的變遷，形容成「一場災難，嚴重影響倫敦市民的健康」。
羅伊‧帕克在學生時代親身經歷了倫敦大煙霧，決心踏上空氣汙染研究之路。根據他評估，一九五二年的英國，大約有一千兩百萬處家戶燃煤生火；另外還有兩萬臺蒸汽火車燃燒劣質煤。僅僅是巴特錫的發電站，每週就燃燒一萬公噸的煤。要現在的我們想像馬路上沒有汽油或柴油汽車，就像要一九五○年代的倫敦人想像沒有蒸汽火車與燃煤生火一樣困難。但奇妙的是，這樣的情況在十年過後就成真。一九五三年，空氣汙染委員會公開表示，汙染與呼吸道疾病明顯有關，為一九五六年的英國《空氣淨化法》奠定基礎；一九五五年，政府宣布將英國的鐵路運輸網全面現代化，等於宣告燃煤蒸汽引擎時代終結；巴特錫的發電站最後於一九七五年關閉；到了一九七○年代末，倫敦的「豌豆湯黃濃霧」走入歷史。彼得‧布蘭布利科比教授主持二○○二年於公共衛生歷史中心舉辦的見證者研討會。那年是倫敦大煙霧五十週年，我問布蘭布利科比教授，大多數與會人員是不是覺得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他立刻回答：「喔，當然，我覺得確實有這種氣氛……他們覺得情況已經改變很多了。」
倫敦：二○一○年代
二○一六年一個寒冷的四月早晨，在倫敦的特拉法加廣場，一位抗議人士爬上倫敦的象徵性地標納爾遜紀念柱。艾莉森‧加利根幾個月來都在籌畫這一次的攀爬。在日出時分的淡淡晨曦下，她與一位同伴將白得發亮的防毒面具，戴在納爾遜中將被煤煙熏黑的臉上。艾莉森是綠色和平組織的資深戰將，希望以此舉呼籲世人重視倫敦的空氣汙染。皇家內科醫師學會及皇家兒科和兒童健康學會近期估計，英國的空氣汙染每年造成近四萬人過早死亡，其中包括一萬名倫敦人。倫敦某些受汙染地區的兒童，肺容量比同齡兒童的平均值低百分之五至八。二○一三年，倫敦南區的九歲女童艾拉‧科西黛博拉，在屢次因氣喘病就醫後死亡，引發各界呼籲調查她的死亡是否與空氣汙染有關。二○一七年一月，英國上議院的瓊斯女爵在《泰晤士報》一篇名為「十日煙霧奪走三百條人命，各界呼籲交通減量」的報導提出控訴：「政府的疏失形同有罪，無意保護國民的健康。」
如果倫敦在一九七○年代已經解決這個問題，那到底哪裡出了嚴重的差錯？在一九七二年的一本環境保護手冊《英國的新戰役》，作者華利斯借鑒歷史提出警告：「洛杉磯的『煙霧』來自陽光照射汽油煙氣所形成，英國也可能出現……儘管路上新車汙染空氣的程度像現在一樣，然而新車的數量將遠遠超過現在。」華利斯指出在一九五七至六七年間，「英國國家鐵路的載客路網，從二萬三千四百公里，暴跌至近一萬六千公里」，公車服務則減少了五分之一。人們不得不轉向私人汽車。在華利斯寫作期間，英國的道路上只有一千四百萬部汽車；到了二○一七年底，英國持有牌照的車輛共三千七百七十萬部，其中約三千一百萬部是汽車。這些汽車當中，有一千兩百四十萬部——幾乎等於華利斯那個年代的汽車總數——使用柴油引擎。
大衛‧紐比教授在二○○○年代早期開始研究空氣汙染，當時他就跟倫敦大煙霧的倖存者一樣，以為空氣汙染對健康的影響已成過去。到了一九九○與二○○○年代，在維多利亞時代曾讓倫敦窒息的大都市貧民區燃煤發電站，已經改建為文化中心；泰特現代藝術館與巴特錫發電站如今大量排放的是觀光財，而非煙霧。這兩地是我們較有智慧的年代明證。紐比現在是英國心臟基金會卓越研究中心的心臟病學教授，他當時展開的研究不僅澈底扭轉了他的想法，還有我們對空氣汙染的理解。二○○七年，紐比與他的團隊募集一群健康的志願者，安排他們進入曝露室，將他們固定在單車機器上，並叫他們開始踩踏板。曝露室接著就充滿柴油廢氣。他承認：「有人質疑我的職業道德，但我對他們說，這些人走來曝露室的路上，沿街受到的空氣汙染可能還更嚴重。」研究結果真的讓人大吃一驚。受試者暴露在街上尋常水準的車輛廢氣中，血液會變得更濃，也更易凝結。此時心臟出現承受壓力的跡象，血壓升高，動脈明顯變窄。這種效應像極了抽菸，也就是紐比口中「自我引發的空氣汙染」，不過差別在於人們無法戒掉街上的空氣汙染。「那些人的死因不是氣喘病，而是空氣汙染所引發的心血管疾病與中風……包括我在內，很多人都大感意外。」
髒空氣並不會只出現在史書裡。事實是如今空氣中的汙染微粒，比倫敦大煙霧時期還多。差別在於現代汙染源製造的懸浮微粒（PM），小到肉眼看不見。
英國將近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空氣汙染程度超過歐盟法定上限的地區。格林威治的市民代表丹‧托普白天是當地的小學教師，其餘時間都以民選市民代表的身分為民眾服務。他對我說：「我的學校叫做疾風國小，就在泰晤士河防洪閘旁邊。學校的一邊是伍爾維奇渡口跟圓環，後面是工業區……他們把重型貨車（都擺放在渡口上），因此一進圓環，只要發生一起小小的事故，車流倒退，就會爆發嚴重的（汙染）事故……一出事就是世界末日。」
另一位倫敦南區的長期居民尼克‧胡西從小就參加單車賽。他的朋友是足球迷，他的偶像則是環法自由車賽的冠軍米格爾‧安杜蘭與葛瑞格‧雷蒙德。他從小到大都在騎自行車，等到參賽的夢想逐漸遠去，才開啟平凡的自行車通勤人生。二○○五年五月，他三十二歲，住在倫敦的他「花粉熱」發作。「我還記得那時眼睛刺痛，呼吸不順。」他對我說，「不久後我只要吃某些食物，身體就會出問題。我好像在打一場組織胺大戰。騎自行車對我來說愈來愈吃力，尤其在天氣較溫暖的那幾個月份，可是感覺又不太像花粉熱的症狀。我真的搞不懂。」他住在倫敦西南區的主要道路附近，兩度因呼吸困難被送入急診室。「國民保健署很快替我安排檢查，判斷哪裡出了問題。他們發現我的肺容量超越一般人很多，照理說不該呼吸困難。他們安排我做檢查，縮小可能的原因範圍。後來他們排除花粉，也排除了飲食。」最後他來到一間空蕩蕩的醫院諮詢室，裡面的專家告訴他：「嗯，是空氣汙染，歡迎光臨倫敦。」口氣彷彿像在說天底下最正常的事，彷彿他每天都會看到和我一樣的人。」尼克的口氣相當不滿：「如果這麼簡單明顯，那人們怎麼知道得那麼少？而大家又為什麼不生氣？」
根據歐盟法律，一座城市在一個完整的年度中，最多可違反二氧化氮每小時濃度上限十八次。在二○一六年，倫敦只用了七天就用完了一年的額度；在二○一七年只用了五天，也就是一月五日就用完當年的額度。二○一七年十月，政府提出的減少二氧化氮計畫實在太沒誠意，連高等法院都認為違法且不當；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也出手，發表長達二十二頁的英國空氣汙染報告。根據報告估計，空氣品質不佳導致英國每年衛生支出高達一百八十六億英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在二○一七年的報告嚴厲指責：「空氣汙染持續肆虐英國……兒童、長者與病患的死亡率、發病率、身障率極高，而貧窮的少數族群面臨著更高的風險。」3
倫敦非但沒有從大煙霧學到教訓，還在二○○○年代成為全球柴油廢氣重鎮。柴油廢氣是二氧化氮與懸浮微粒汙染的主要來源。一九五○年，全世界約有三千五百萬臺汽車——現在光是英國就幾乎有這麼多汽車。《空氣淨化法》禁止貧民區家庭燃燒煤與木柴生火，如今這些行為竟然捲土重來，而且只要重新換個說法為「可再生燃料」的「生物質燃燒器（biomass burners）」，反而還得到積極的鼓勵。英國政府在二○一八年的諮詢文件，承認「家庭燃燒更多的固體燃料，影響了我們的空氣品質，也是目前全國懸浮微粒排放的單一最大來源」。在倫敦中區的PM 2.5，將近百分之三十一來自柴火，這大概是一九五○年代以來，首次出現這麼高的比例。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報告結論指出：「英國政府既沒有盡力採取迅速而有效的行動，也沒有竭盡所能降低嬰兒死亡率，提升平均壽命，沒有盡到保護國內兒童的生命、健康與發展的責任。」世界衛生組織在二○一八年空氣品質資料庫所列出的英國五十一個城鎮當中，就有四十四個違反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PM 2.5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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