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鹿死誰手
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是天翻地覆的一年，內外交困的明朝在這一年的三月滅亡後，關內局勢劍拔弩張。攻下北京的李自成尚未能控制全國，他的實際統治區域除了京師之外，還有河南、陝西、山西、山東等數省與長江流域的部分地區。另一位義軍領袖張獻忠在稍後的時間裡控制了四川的大半土地。由此可知，關內大部分地區仍在明朝殘餘勢力的掌握之下。特別是在長江以南的南京，這個歷史悠久的名城裡面聚集了大批前朝的遺民，他們正緊鑼密鼓地醞釀著推選新君，意圖在偏安一隅的基礎上伺機北伐，恢復失地。
關外的局勢也非常微妙，自從清太祖努爾哈赤于1583（萬曆十一年）從建州地區起兵以來，經過幾代人長達六十餘年的奮戰，已經打下了大片的領地，正如清朝統治者自詡的那樣，其統治區域從「東北海濱（指鄂霍次克海）」起，至「西北海濱（指貝加爾湖）」以及「斡難河（指鄂嫩河）源」為止，生活在這些地方的女真與蒙古諸部，全部臣服。而努爾哈赤從1618年（明萬曆四十六年；後金天命三年）發兵征明，到如今已二十六年，清朝成功用武力吞併了遼東的大部分地方，兵鋒直指關外與關內的戰略樞紐地點山海關，迫使關外的明軍困守在寧遠等少資料點，苦苦支撐。這個土地遼闊，人口眾多的新興國家，其社會的主要組織形式是八旗制度（八旗是由四旗擴編而成。最先成立的四旗以黃、白、藍、紅四種顏色做旗幟，分別叫做正黃、正白、正藍、正紅四旗。後來又增加了鑲黃、鑲白、鑲藍與鑲紅等四旗，它們的旗幟也使用原來的四種顏色，區別是這些旗幟的周圍全部鑲上邊）。這種軍政合一的制度管轄著境內的所有人口，用來進行軍事鬥爭與經濟生產。根據歷史學者王鐘翰先生的統計，努爾哈赤在進入遼沈以前，轄下的人丁總數為四五十萬。到了努爾哈赤的繼承者皇太極統治期間，日趨完善的八旗制度已由八旗滿洲、八旗蒙古與八旗漢軍三大部分組成，人丁的總數升至八十至一百萬。如果加上歸附的漠南蒙古封建主與叛明而來的「三王一公」（指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喜和續順公沈志祥，他們降清之前都曾經是明朝將領，並在遼東地區作戰過多年，具有豐富的戰鬥經驗）所部，絕對是東亞大陸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
與強大的清軍在關外對峙的是吳三桂集團，這個集團曾經在明朝滅亡前夕成為明思宗倚為股肱的三大主力之一。可是，當左良玉集團受到重創、孫傳庭集團覆沒之後，吳三桂集團便成為碩果僅存的王牌了。這支王牌軍到明朝滅亡為止都沒有機會與李自成的主力交過手，一直抵禦著清軍。
吳三桂是遼東中後所人，出生於1612年（萬曆四十年），他年輕時曾經中過武舉，並憑著父親吳襄（曾任總兵）的庇蔭得到都督指揮一職，開始在軍中嶄露頭角，到了明思宗在位年間，已官至錦州總兵。在著名的松錦大決戰中，他是總督洪承疇麾下的得力將領，戰鬥力名列前茅。可惜明軍在這場決戰中一敗塗地，洪承疇被俘降清，而拼命突出重圍的吳三桂返回後方積極收集殘餘兵丁，整頓部隊，使得自身的實力一舉而躍居關外諸將之首，號稱「北門鎖鑰」，故被朝廷委予重任，扼守重鎮寧遠，與清軍對峙於關外的最前線。
吳三桂擁有四萬精兵與七八萬遼民，其中「數千夷丁突騎（指蒙古籍騎兵）」，尤其剽悍善戰，因而在這個改朝換代的時刻成了各方爭取的物件，特別是清朝，三番五次勸其投誠，甚至動員了降將祖大壽（吳三桂的舅父）進行規勸。然而，吳三桂一直到明朝滅亡為止都沒有打算降清，反而繼續與清軍在關外展開多次戰鬥。當努爾哈赤的繼承者皇太極於 1643年（明崇禎十六年，清崇德八年）八月上旬死亡的消息傳來，吳三桂為了打探敵情，於九月十四日派數百名士卒前往三岔河偵察，於次日擊敗一股八旗軍，俘獲一名名叫「大什力」的正紅旗「固山額真」（旗主），從而證實了皇太極病死的確切資訊。吳三桂判斷清朝內部各種勢力將要陷入爭奪皇位的旋渦中，一度樂觀地認為可以憑此而坐收漁人之利，可惜事與願違。清朝統治階級經過權衡利弊之後，各種勢力互相妥協，僅僅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內便達成一致，選出了皇太極年僅六歲的第三子福臨作為繼位者（由三十一歲的和碩睿親王多爾袞與三十四歲的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兩人輔政，實權掌握在多爾袞手中），不但迅速穩定了國內的局勢，反而主動發起了新一輪的攻勢，給吳三桂施加了巨大的壓力。
來勢洶洶的清軍針對的目標是處於寧遠與山海關之間的中後所、中右所、中前所、前屯衛等四城，因為奪取上述地方具有戰略上的重要意義，正如降將祖大壽在數月之前向清朝統治者所建議的那樣，只要取得中後所這個吳三桂家屬的居住點，必將令對方軍心動搖，從而一鼓作氣，蕩平中右所、中前所、前屯衛等三城，以達到要脅吳三桂的目的。
1643年（明崇禎十六年，清崇德八年）九月初九，濟爾哈朗與多羅武英群王阿濟格帶著一班宗室貴族出征，下令在滿、蒙、漢八旗之中的每個牛錄（牛錄是八旗的基本單位，管轄的人數在不同時期有所變化，努爾哈赤時代每個牛錄平均有三百人，現在則減至二百人左右，但這些都是紙面上的規定，在現實中各個牛錄的人數有多有少，參差不一）抽出披甲兵二十人隨行，而「三王一公」的部屬由於擅長使用紅衣大炮等火器，也陪同出發。
九月二十三日，清軍到達中後所，于次日薄暮時分移師於城北，填平壕塹，以雲梯、挨牌與紅衣大炮等武器助攻，一直打到二十五日，城牆終於在猛烈的炮火下崩塌了一部分。守軍再也堅持不下去，遂四散奔潰，豎梯而上的清軍控制了全城。《清實錄》記載的戰績是打死遊擊吳良弼、都司王國安等二十餘人，而與之作戰的四千五百名守軍，其中有四千人成為俘虜。另外，城中大量百姓以及駝、馬、牛、羊等牲畜也通通成為了戰利品。四天之後，清軍攻擊了前屯衛，於十月初一午時克城，「斬明總兵李輔明、袁尚仁及副將、參將等三十員」，殲滅守軍四千，俘獲二千餘人。其後，八旗軍護軍統領阿濟格尼堪、布善率部分人馬殺向中前所。據說明總兵黃色棄城而跑，但在逃亡的途中遭到清軍的「追襲」而損失了不少兵馬，還有一千多守軍因突圍不出而束手就擒。
《清實錄》這類清朝官書的記載肯定難免會對清軍的勝利大加渲染，可是當時留在清都盛京（今瀋陽）的朝鮮外交使臣卻有另一種說法，至今仍然收錄在朝鮮文獻《沈館錄》中，書裡面描述了中後所、前屯衛兩城軍民捨生取義的英勇行為，他們在城池將要失陷之際，將城中的「公私家舍，一齊放火」，「勿論男女，各自燒死」，而剩餘的物資、糧食與軍械，亦企圖「燒盡」，儘量不使之落入敵手。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關外遼軍視死如歸的氣概與同仇敵愾的精神，這種無畏的行為在關內那些與農民起義軍作戰的明軍之中較為罕見。
連連得手的清軍欲乘勝拿下寧遠，故意派遣一路偏師佯攻山海關，意圖引誘吳三桂分兵赴援。吳三桂沒有中計，將主力屯于甯遠巋然不動，等到濟爾哈朗率數萬主力于十月初九直撲過來時，便毫不畏懼地帶兵出城迎戰，令炮手猛烈開火轟擊洶湧而來的八旗軍騎兵。同時，城上守軍以居高臨下之勢連放大炮，有力地進行配合，終於擊退了來犯之敵，迫使對手「拉屍踉蹌向老營奔回」。經過一夜的嚎哭，到了次日破曉時分，清軍拔營向東北方向撤走了。
朝鮮史料記載清軍之所以沒有留兵踞守新得的三城，那是因為明軍預先做好了準備，將關外的沙河衛、中前所等路段的人畜財貨分別收入甯遠衛以及山海關，力圖使寧遠與山海關之間「空城清野」，令「欲進、欲留」的清軍難以因糧於敵，處於困境，而參戰的孔有德、耿仲明兩將，又以前鋒傷亡的人數「倍於」八旗軍，請求回師休整，故濟爾哈朗與阿濟格決定全部撤退。根據朝鮮人的觀察，人困馬乏的清軍在二十五日返回盛京時，或四五人一夥，或六七八九人一夥，靜悄悄「各自做伴而歸」，由於搶掠不到什麼物資，顯得無精打采……
清朝捕捉吳三桂家屬的意圖卻落了空。因為吳三桂已搶先一步將親人搬入了寧遠，並在戰事結束後按朝廷的要求將父親吳襄等人遷入了北京，以防萬一。
誰知人算不如天算，明朝在北方的統治很快便土崩瓦解，當李自成的大軍在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年初渡過黃河北上，浩浩蕩蕩向北京進發時，居住在危城之內的吳三桂家屬又一次面臨著成為人質的危險。
不甘束手就擒的明朝君臣終於下定決心，要把吳三桂集團從孤懸關外二百里的寧遠撤回來，保衛京師，以救燃眉之急。按常理而言，吳三桂應當盼望早日進入關內，與家屬團圓，可他在1644年三月初四被朝廷封為西平伯，並接到入援京師的急旨之後，卻遷延稽留在關外，沒有急如星火地立即發兵。主要原因是他不太願意一下子放棄寧遠這個百戰封疆之地，同時又有保存實力的思想，避免與李自成硬拼，故暗中採取觀望的態度。表面上，甯遠守軍從初六、初七日開始搬遷，但並非兵貴神速地退回山海關，而是扶老攜幼，帶著當地的大批百姓一起緩慢地往後撤。這支人數多達五十萬的搬遷隊伍每天行進數十裡，經過十余天的行軍，直到十六日才到達山海關，與山海關總兵高第轄下約一萬兵馬會師。
在遼東這個屍山血海之地倖存下來的明軍現在統一由總兵吳三桂、高第與巡撫黎玉田領導，由於吳三桂的實力強于高第，故以吳三桂為首。傳統的「以文馭武」之策逐漸失靈，黎玉田作為文官，已經不能再對武將頤指氣使了。何況洪承疇在數年前的松錦大戰期間已經規定，巡撫在軍事問題上要聽總兵號令。此後，關內外總兵的權力就越來越大。
剛剛入關的吳三桂用了五天時間將隨軍的家眷與遷民安置在山海關附近的昌黎、樂亭、灤州、開平等地，才率主力進京勤王。這支姍姍來遲的軍隊來到遵化玉田（或稱豐潤）一帶時，雖然擊敗降將唐通、白廣恩所轄的數千人，但已經收到了北京失守的確切消息。在這種進退維谷的情況下，吳三桂不敢貿然前進，而是選擇了重返山海關，再作打算。
身在北京的吳襄投降了李自成，並寫信勸告兒子吳三桂歸附大順政權，主要理由是吳三桂所部過去與義軍無仇無怨，相反，「與北兵（指清兵）結仇深，勢難降北」。吳三桂在回信中表示願意遵從父命，他說，本來「國破君亡，兒當以死報」，可如今在父親的諄諄教導之下，只能做遵父命做個「孝子」，試圖為自己的變節行為找下臺階。與此同時，李自成也實行懷柔之策，不斷動員京畿的降官寫信遊說吳三桂前來歸附。他封吳襄為侯爵，承諾賞賜吳三桂一家，並讓降將唐通率本部兵馬與兵政府侍郎左懋泰一起攜帶四萬兩白銀，前去犒勞吳三桂與高第。其中勸降書特別針對吳三桂稱：「吾君已逝，爾父倖存」，勸吳三桂識時務儘早投降，才「不失通侯之賞」與「猶全孝子之名」，否則不但逃脫不了被殲滅的命運，而且波及家屬，「使爾父無辜，並受屠戮」，這樣一來，吳三桂便會「身名俱喪」，既不是忠臣，又做不了孝子，空餘遺憾。思前想後的吳三桂終於決定投靠李自成，他取得眾將領的支持後啟程赴京，將山海關防務移交給了唐通。這支重新向北京前進的隊伍於三月二十四日來到永平府（今河北省盧龍縣）張貼告示，宣言「本鎮率所部朝見新主，所過秋毫無犯，爾民不必驚恐」等，似乎歸順已成了無可置疑的事實。誰知次日行到玉田縣時，橫生波折，吳三桂得知自己的家屬在北京受了虐待，竟在一怒之下改變了態度，帶著部隊匆忙折返山海關。原來，他聽說父親在京城被李自成的得力助手劉宗敏嚴刑拷問，「索餉二十萬」，甚至連自己的愛妾陳圓圓也被劉宗敏搶走，導致自尊受到傷害，便反戈一擊。也有的史料將吳三桂的變卦歸於偶然因素，例如《流寇志》稱他在途中巧遇家中一奴僕攜同父親之妾騎馬往東而行，當即驚問其故，這對男女危言聳聽地說「老將軍（指吳襄）」被拘，一門人已成階下囚，唯有他倆逃脫，尋找「將軍（指吳三桂）」報信，以作防備。其實這對狗男女是乘亂私奔，誰知與吳三桂狹路相逢，遂用謊言來掩飾，想不到吳三桂信以為真，竟不由分說地與李自成反目成仇。然而事實的真相是，李自成的的確確在京城之內對很多前朝的宗室貴族以及勳戚、官紳進行拷掠，以繼續貫徹「追贓助餉」的政策。
所謂「追贓助餉」，是指義軍把一些達官貴人的家產視為貪贓枉法所斂的不義之財，而根據不同的情況作出不同的處理，或者按比例追討一部分錢財，或者乾脆全部沒收，以充作大順政權的經費與軍餉。這個政策在西安建國時期已經實行，它繼承了起義初期的「劫富」思想，並將之執行到底。同時，「追贓助餉」又是對老百姓實行「均田免糧」的結果，特別是1643年（明崇禎十六年，清崇德八年），義軍在湖廣提出了「三年免征」的政策，一直到佔領北京仍然初衷未改，因而這個政權的所有經費與軍餉不可能通過徵收賦稅來獲得，必須從追贓物件中榨取。這反映制訂政策的義軍領袖們仍然是土裡土氣的草莽英雄，而沒有順應潮流，真正進入命運賦予他們的「帝王將相」的角色中去，從而及時完成從義軍到「官軍」的蛻變過程。因而大順政權本質上仍然是一個砸爛舊世界的農民政權，而沒有考慮實行輕徭薄賦，保護「官紳（有時又稱縉紳、搢紳、紳衿或士紳）地主階級」的財產，以便儘快穩定國內的政治與經濟秩序。
「官紳地主階級」主要由文官以及曾經擔任過文官的人組成，他們的後備力量是舉人、監生、生員等隨時可能步入仕途者。明代中後期，科舉制度成了讀書人入仕的最重要途徑，州縣以上的正官，大部分為科舉出身。只有少數人出身于學校的貢選，但一般只能做一些低級別的官職，而且晉升的空間有限。至於「恩蔭（憑著祖、父的功勞與地位而使子孫後輩在入仕時享受特殊待遇）」等變相世襲的選官制度，已經受到很大的限制。由此可知，科舉制度對於「官紳地主階級」的形成有莫大的關係。就像俗語所說的「書中自有黃金屋」，明代中後期由於學風的敗壞，讀書人普遍視科舉制度為致富的捷徑，一旦得以成為官紳便可以利用種種特權中飽私囊。其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優免權」，即官員可以按級別免掉一定的賦稅與徭役，後來連監生與生員等官紳的後備勢力都享受了這一待遇。設立這一制度的本意是減輕為官者的一部分經濟負擔，然而那些貪得無厭的官員們卻憑著參政的便利不斷要求朝廷修改優免條例，放寬限額，以便儘量少交賦稅，甚至鑽法律空子不用納糧。到後來，很多老百姓為了逃避官方沉重的賦役，自願將田產寄于官員的名下，讓各級官員能夠利用這一特權參與兼併土地與隱占人口，致使當中一些人僅當官兩三年，就成為了巨富。故此，優免制度促使大量官紳成為富有的地主，是「官紳地主階級」形成的重要因素。此外，隨著商品經濟的發達，越來越多的官紳涉足工商業，動用手中的權力來謀取暴利，至於貪污受賄等不法行為，更是屢禁不止。即使是監生與生員，也可以憑自身的文化水準以及出入衙門接觸官吏的便利，打著替人辦事，調解糾紛的幌子來謀利，其中的不肖者幹了不少勾結官府殘害百姓的事。根據學者的統計，明代中期以後，文官的數量為三萬人以上，監生、生員則有四五十萬人（他們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涉嫌兼併土地與隱占人口），形成了一個與科舉制度息息相關的既得利益集團，基本把持著各級政府機構的行政權，也在名義上掌握了從中央到地方的軍權。明代中後期全國各地的宗族組織已成為基層社會中最重要的民間組織，而那些閑賦鄉居的官僚士人們（有時又稱「鄉紳」）利用血緣關係成了宗族的支配者，他們獲取過功名，當仁不讓地肩負著用儒家理論指導鄉里民眾的責任，參與維護地方秩序，成為溝通官府與地方鄉里的核心力量，發揮著廣泛的影響。就像學者們所認為的那樣：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之下，「只有他們才有可能利用各種社會聯繫、習慣勢力把當地的人力、物力調動起來」。義軍由於自身的局限性，不可能創造出更加有效的組織形式，唯有爭取官紳地主階級及其後備力量的配合與支持，才有可能讓國家走上正軌，長治久安。
遺憾的是，自幼不愛讀書的李自成對依賴科舉制度而發展壯大的官紳地主階級極為蔑視，這種思想在1643年（明崇禎十六年，清崇德八年）發佈的《剿兵安民檄》中有所表現，他當時在檄文裡指責道：「明朝昏主不仁，寵宦官，重科第……」把科舉出身的文官與太監相提並論，同視為殘害百姓的渣滓。又自稱：「本營（指李自成本人）十世務農良善，急興仁義之師，拯民塗炭」，毫無掩飾地流露出對農民的好感。難怪他在一年後攻下北京時仍舊以農民利益的維護者自居，繼續執行打擊官紳地主的政策。
京城裡面官員的表現也令人不齒，《石匱書後集》記載：「闖賊（指李自成）陷京師，百官報名投順者四千餘人；而『損軀殉節』者『不及三十』。」大量京官爭先恐後地投靠大順政權，企圖在新朝中謀個一官半職，以便庇護於義軍的羽翼之下，重複過去那種錦衣玉食的好生活。誰知現實讓他們大失所望，義軍雖然發出告示命令所有的前朝文武官員都要自行前來報到，如有膽敢隱匿之人，一旦查出將於軍前「正法」，可是，大順政權的領導人又決定對於明朝三品以上的官員，一般不錄用。這表明，李自成等人對這些變節者並不是很重視，例如《燕都日記》記載李自成說過以下的話：「各官於城破之日，能死便是忠臣」，那些「不忠不孝」者，「留之何用」。更有甚者，這些不被錄用的高官成為「追贓助餉」的對象，其中有人為此而受到拷掠。就連那些四品以下受到錄用的官員，也需要自動捐出定額的錢財助餉。《甲申核真略》記錄了大順政權勒令各級京官的輸餉之數，分別為「中堂十萬，部院、京堂、錦衣七萬，或五萬、三萬，科道、吏部五萬、三萬，翰林三萬、二萬、一萬」，部屬以下則「各以千計」。而對於明朝宗室與勳戚的財產，多數全部沒收，讓其「人財兩盡而後矣」。
義軍專門設立了稽查隊，調查京官的家產。對於那些不按數額輸餉者，則嚴刑拷問，為此而製造了數十副刑具，放置在劉宗敏與李過這兩位將軍的府中（劉宗敏住進了前朝都督田弘遇的府中，李過住進了前朝都督袁祐的府中，其他起義軍將領也佔據了不少豪門巨宅），對前朝大學士魏藻德等數百名京官進行拷打，把不少人打得血肉模糊，通過這種方式成功地奪取了一批金銀財寶。追贓助餉出現了過火的苗頭，包括軍營、普通官員的官邸在內的很多地方都成為了刑訊場所，後來連一些小吏、富戶與雜役都成為追討的對象，據說因此而斃命者超過千人。與此同時，在大順政權控制的各省府縣，亦不同程度地推進「追贓助餉」政策，搞得社會上人心惶惶。
對京官的追贓開始於三月二十七日，一直實行到四月份。李自成于本月七日在劉宗敏的府中親眼目睹一些前朝官員在酷刑之下哀號不已的慘狀，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遂以「天象示警」為由，要求劉宗敏放人，第二天正式下令在京城停止執行這個政策。儘管大順政策入京後曾經在一段時間內約束過軍紀，實行過「平買平賣」等有利於穩定社會秩序的政策，但因「追贓助餉」造成的負面影響過於惡劣，將要自食其果。由於追贓助餉的擴大化，連關甯守將吳三桂的父親吳襄也受到波及，被劉宗敏「索餉二十萬」，還受到拷打，後來據說交出五千兩銀，才得以苟延殘喘。李自成瞭解吳襄的處境後，馬上將之釋放，並進行宴請，以作撫慰。最離譜的是，連吳三桂的愛妾陳圓圓也在這場混亂中被奪走了，原來，入住田弘遇府第的劉宗敏雖然佔有了這座府中的很多女眷，但還不滿足，當他得知聲色俱絕的江南名妓陳圓圓如今身在京師已成為吳三桂的妾侍時，竟然橫刀奪愛，挾為己有。像劉宗敏這種行為在義軍駐京部隊中發生了不少，因為一些泥腳子進入繁華之地後難免把持不住，產生享樂的思想，這種風氣一旦在軍中蔓延，會消磨戰鬥意志。由此可知，被勝利衝昏頭腦的大順政權領導層缺乏高瞻遠矚的能力，既漠視了關寧勁旅在防禦清軍時所發揮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也未能充分地估計到清朝潛在的重大威脅。
吳三桂出生於官宦之家，也中過武舉，與官紳地主勢力存在密切的關係。根據學者們的估計，吳三桂家族在距離山海關一百二十裡的中後所擁有成千上萬畝的土地，是名符其實的大地主家庭。吳三桂忍痛放棄祖業而遷入關內，完全是形勢所迫，他當初選擇投降李自成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認為李自成所建立的政權以漢人為主，比起「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清廷貴族更加容易溝通，後來，他知道大順政權沒有因勢利導地改變對官紳地主的打擊政策，難免產生兔死狐悲的感觸，肯定會對李自成、劉宗敏等草莽英雄的執政能力產生懷疑。當他得知自己的父親也成為勒索的對象，而愛妾遭到強行擄掠時，終於按捺不住而「衝冠一怒」，正式與大順政權分道揚鑣，返回山海關，並中止了放棄祖業而遷入關內的戰略意圖。
殺個回馬槍的吳三桂將猝不及防的唐通所部驅逐出去，於四月初四重占山海關。唐通轄下的八千人與協守的大順軍損失慘重，剩餘的部分殘兵屯於山海關西北方向的一片石，同時十萬火急地派人回北京向李自成告變。
當時親眼目睹這場變故的鄉紳以詩敘事，其中寫道：「吳帥旋關日，文武盡辭行。士女爭駭竄，農商互震驚。二三紳儒輩，早晚共趨迎 …… 」所謂「二三紳儒輩，早晚共趨迎 」，表明吳三桂正在努力爭取官紳的支持，他在十天之後召來關城一帶的「紳衿大老」于城南的演武場與手下將士一起「歃血同盟」，號稱要「興複明室」，以爭取這些人的同情。在聲討大順政權的檄文中，又不忘說道：「刑我士紳……掠我財富」，也是基於同一理由。
吳三桂在備戰期間收編了唐通的部分潰散人馬，另外還進行募兵，再加上原有的人馬，總兵力已達五萬，號稱「十五萬」。這點兵力要想與大順政權抗衡，談何容易。為此，他企圖聯繫南方的明朝勢力，以互相聲援，並寫信給身在江淮的總兵劉澤清，提出「合兵滅闖」的要求，但對方虛以委蛇，不肯出力；而稍有實力的左良玉集團遠處江漢一帶，相隔千山萬水，一時難以聯絡；在這種情況下，與清朝議和，借清軍之力對抗大順政權就成了有現實意義的策略。況且，關甯軍局促於山海關一地，夾在大順政權與清朝之間，前後都是勁敵，吳三桂既與關內的李自成反目，轉而投靠關外的滿洲貴族統治者，從而擺脫兩線作戰的劣境，在戰略上也是順理成章的。
不過，主動投靠異族畢竟不太光彩，故吳三桂在其部屬胡亮等人的建議下打出了「借兵」的幌子，揚言要向清朝借兵十萬，「以圖恢復」。歷史上並不缺乏向異族借兵以恢復國土的例子，比如在唐代的安史之亂中，唐政府向塞外的回紇借兵，得以收復長安、洛陽等失地，為最終平息國內的叛亂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不過，此一時，彼一時，吳三桂如今想向與明朝打了幾十年仗的清朝借兵，誰知道會引來什麼不測的後果呢？難怪滯留在山海關一帶的前明薊遼總督王永吉得知這個借兵計畫後，不久以到江南「協應」為由，率領三十餘騎南下，離開了這個是非之地。
在這個天翻地覆的歷史轉折時刻，清朝的應付措施格外引人注目。毋庸諱言的是，這個關外異族政權的歷屆統治者一向雄心勃勃，清太祖努爾哈赤曾經說過「南京、北京、汴京（指開封）本非一人所居之地，乃女真（據稱為滿族的祖先）、漢人輪流居住之地」。清太宗皇太極也說過「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的話，為取替朱明王朝大造輿論。皇太極死後，掌握清朝實權的多爾袞仍然對關內虎視眈眈，從沒有放棄逐鹿中原的意圖。身處抗清前線的明朝遼東巡撫黎玉田在明朝滅亡前夕憂心忡忡地說，過去清人的實力不如我國的一個大縣，可現在今非昔比，清軍「鑄炮造藥，十倍於我之神器（指大炮等火器）矣；搶奪馬匹器械，百倍於我之馬匹器械矣；虜掠丁壯兵民，又不啻十數萬生聚矣；捆載輜重金帛，又不止百千萬財寶矣」，完全具備向明朝發起戰略進攻的條件，向山海關方向進軍已成「必然之勢」。
那時候，具有戰略眼光的人都已看出，明朝的滅亡已成定局，而最有可能取而代之的除了關內的義軍，就是關外的清朝了。清朝統治階級對義軍的重視程度非常高。在李自成所部於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初席捲陝西，攻取三邊之時，多爾袞收到西北邊外蒙古鄂爾多斯部落首領的報告後，以清帝的名義寫了一封號為《大清國皇帝致書于西據明地之諸帥》的信（信中之所以稱義軍領導者為「諸帥」，是因為清朝統治者由於「山河遠隔」，不能悉知義軍領導者名號的緣故），裡面的內容稱：「欲與諸公協謀同力，並取中原，倘混一區宇，富貴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這封信於三月初二遞給義軍的榆林守將後，李自成沒有回復。因此多爾袞試圖與義軍共滅明朝，並取中原的計謀也落了空。到了三月中旬，鎮守甯遠的吳三桂撤兵入關時，清朝已知關內的政局發生了大變動，著名謀臣範文程在四月初四上書多爾袞，分析當時的形勢，深刻地指出明朝病入膏肓，沒有治癒的希望，黃河以北地區，淪陷已成定局，清朝應該把握時機，以分一杯羹，他認為：「明之勁敵，惟我國與流寇（指義軍）耳。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是我非與明朝爭，實與『流寇』爭也」，預言清朝為了完成進取中原的大業，將要與義軍發生衝突，故需要早作準備，為此，他提出了幾點重要的建議，摘要如下：
一、應當選拔賢良的人做官，既能取悅于國內的老百姓，又可以吸引更多的明朝臣民前來歸附。如果明朝知道我國的政策有變，可能會打消收復遼東失地的念頭，轉而與我國議和。否則，是將老百姓驅向「流寇」一邊，讓「流寇」贏得民心。
二、過去我軍多次入關作戰，不管深入到多遠，最終都全部撤回，沒有永久性地佔據關內的任何一座城鎮，給關內的明朝官員與老百姓造成一種錯誤的印象，認為我國沒有奪取中原的「大志」，即使那些前來歸附之人，也會誤以為不會得到我國妥當的撫恤，因而不少人懷有貳心。然而，不管這些人已經服從我國，還是未服從我國，當務之急者都是要向他們申明我軍今後作戰將嚴守紀律，秋毫無犯，向他們解釋清楚往昔為何不守關內之地的理由以及如今奪取中原之意。並且，應該讓來降的明朝官員仍兼舊職，讓來歸的老百姓仍得以操其舊業，同時選拔賢良的人做官，撫恤那些有疾苦而無處訴說人。這樣一來，黃河以北，可「傳檄而定」。
三、只要河北一平定，就以「避患」的名義命令各座城市裡面的官員將其妻兒子女送至我軍營，作為人質。又提拔那些有道德，聲譽好的官員進入中樞機構，讓他們出謀劃策做輔助，攝政王（指多爾袞）只需于這些官員所獻的策略中，擇其善者酌情而行即可，既能增廣見聞，又對政事有益。
四、這次出兵，既可以直奔燕京（指北京），也可以相機而行，但要在進入關內之後，於山海關一線以西選擇一座堅城駐紮軍隊，「以為門戶」，方便「我師往來」。
範文程的一番政論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讓來降的明朝官員仍兼舊職」這一條，也就是說，明朝官員降清之後原則上仍可以官居原職，這與大順政權入京後對於明朝三品以上的官員一般不錄用的政策有著重大區別。在爭取關內官紳地主階級的支持方面，誰的條件更加慷慨大方，不言而喻。
範文程上書時，清朝還沒有得到北京易手的情報。時間僅過了一兩天，已傳來關內形勢發生劇變的消息，身在盛京的多爾袞一面召集宗室大臣開會，一面將已到蓋州溫泉養病的範文程召回來問策。文程又再為之出謀劃策，指出「闖賊（指李自成）」雖「擁眾百萬」，表面上很強大，但有三個必敗的理由：其一是逼死其主（指明帝），會遭到上天的譴責；其二是用嚴刑拷打的方式來侮辱「搢紳（指官紳地主）」，劫掠「財貨」，讓讀書人感到忿忿不平；其三是掠奪民間的資產，姦淫民間婦女，放火焚燒民居，會引起民憤。此外，李自成所部近年來屢獲勝利，已成驕兵，正好乘機擊敗他們。這位深謀遠慮的漢臣認為「我國」應上下同心，選出兵丁加強訓練，以伐罪吊民的名義出征，進入明境之後，既撫恤其士大夫，又拯救其黎民百姓，這樣的軍事行動處處標榜一個「義」字，何患不能成功？他又說道：「上天有好生之德，自古以來未聞有嗜殺而得天下者。我國僅想在山海關以東的一隅之地稱霸，那就罷了，若有統一華夏的大志，非使百姓安居樂業不可。」
範文程的這篇對策是對他四月初四上書的補充意見，他知道清軍過去與明朝為敵時，在不同程度上幹過劫掠官紳財富以及屠戮平民的事，因而現在建議滿洲貴族統治者改轅易轍，逐鹿中原時要注意撫恤漢人士大夫以及黎民百姓，以便和打擊官紳地主勢力的義軍劃清界線，自然會吸引那些對義軍恨之入骨的士大夫前來歸附。範文程本是明朝遼東地區的秀才，屬於官紳地主階級的後備力量，他後來在努爾哈赤征明時歸降，又得以成為清朝的文臣，基於讀書人的立場，他對明朝官紳地主在大順政權統治下所受的屈辱感同身受，體會最深，故此，他涉及這方面的建議也具有強烈的針對性。
多爾袞對範文程的意見言聽計從，並準備不失其時地抓住吳三桂棄地之機，「乘虛直搗」明朝腹地。四月七日這一天，清軍出師之前祭告太廟，提到攻佔中後所、前屯衛等城，並稱甯遠、沙後所兩地守軍棄城而走，「山海關外地方盡為我有」，在這種有利的形勢下，多爾袞將「統大軍前往伐明」。次日，清廷在篤恭殿舉行了任命多爾袞為奉命大將軍的儀式，讓他「代統大軍，往定中原」，「一切賞罰、俱便宜從事」，賜文中還用順治帝的口吻寫道：「諸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事大將軍（指多爾袞），當如事朕。同心協力、以圖進取。」這有力地表明多爾袞如日中天的權勢，雖然這時他與濟爾哈朗並稱攝政王，但他是努爾哈赤的親生子，與濟爾哈朗的親侄身份相比，更具號召力。朝鮮人在早些時候評論說：清朝的「刑政拜除，大小國事」由多爾袞專掌，出征之事則由濟爾哈朗指揮，然而，現在多爾袞既以代帝親征的形式親自出馬征明，濟爾哈朗更不能與之平起平坐。
清朝在短短的數日之間進行了總動員，令國中「七十以下，十歲以上」的男丁「無不從軍」，可說是傾巢而出了。那麼，可以出動多少人呢？就以八旗軍為例，在清太宗皇太極生前，八旗的牛錄數目已由原有的四百個增加到五百九十七個，如果按照每一牛錄平均兩百人來計算，即有十一萬九千四百人。根據學者的研究，入關前夕的八旗滿洲、蒙古與漢軍共有十四萬六千餘人。此外，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喜和續順公沈志祥等人所率領的天佑兵與天助兵也有數以萬計的隊伍，加上隨征的奴僕與歸清的蒙古諸部、朝鮮兵丁，所能動員的兵力可達二十萬之眾。史載這次出征的滿洲、蒙古兵為總數的三分之二，一同前行的還有漢軍與天助兵、天佑兵，人數為十三四萬人。伴隨多爾袞的宗室有多羅豫郡王多鐸、多羅武英郡王阿濟格，多羅衍禧群王羅洛渾，多羅貝勒羅洛宏，固山貝子尼堪、博洛，輔國公博和讬、滿達海、瓦克達、紮喀納，奉國將軍巴布泰、巴穆布林善、漢岱，輔國將軍務達海，鎮國將軍屯齊、額克親、和讬等十餘人，固山額真（都統）有李國翰、阿山、杜雷、恩格圖、譚泰、胡沙、譚拜、古魯格楚瑚爾、何洛會、准塔、瑪喇希、石廷柱，梅勒章京（副都統）有李率泰、藍拜、庫爾闡、濟什哈、喀喀穆、車爾格、希特庫、武拜、明安達禮、康喀拉、務達海等，隨軍的前鋒統領、護軍參領、牛錄章京（佐領）等各級武官還有一百八十餘人。這支遠征軍可說是將帥如雲。協同八旗軍作戰的天助兵與天佑兵，則由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親自帶隊。而在盛京為質的朝鮮世子也在軍中。
四月九日，清軍從盛京出發，以每日大約六十裡的速度前進，於十三日駐營於遼河以西。在此前後，多爾袞獲得李自成佔領北京的確切情報，便召來曾經與李自成交過手的前明降官洪承疇進行諮詢。洪承疇給多爾袞打氣，聲稱清軍之強，天下無敵，「將帥同心，步伍整肅，流寇（指義軍）可一戰而除，宇內可計日而定」。他首先提出進入敵境後需要注意的事項，具體是應該先派遣官員宣佈清朝的命令，表示清軍此行是要「掃除亂逆」與「滅賊」，凡是抗拒者，「必加誅戮」。對於平民則採取「不屠殺，不燒房屋，不劫掠財富」的政策。此外，對於敵境內的各府州縣也要加以告示，勸其開門投降，並作出秋毫無犯的承諾，而歸附的官員可馬上得到晉升，對於那些拒不投降的城池，攻克後要全部殺死裡面的官吏，但仍保證百姓的人身安全。對於那些立有大功的內應，要破格封賞。接著，他憑著自己過去在明軍服役時與農民軍多年作戰的經驗，對即將來臨的戰事擬定出針對性的建議，認為「流寇」初起時「遇弱則戰，遇強則遁」，是一支慣於流竄的隊伍，進入京城後搜刮到足夠的財富，已經志驕意滿，無心固守。一旦知道「我軍」來到、必定焚燒「宮殿府庫」，向西逃遁。「流寇」擁有的騾馬不少於三十余萬，晝夜兼程可走二三百里，等到我軍抵達京城時賊已遠去，不但因「財物悉空」而致使「士卒無所獲」，而且「逆惡不得除」，留有後患。為此，我軍應預早計算路程的遠近，儘量在規定的時間內到達目的地。行軍時「精兵在前，輜重在後」，採取出其不意的辦法，從薊州、密雲等接近京城的處所突入關內，「疾行而前」。如果「流寇」逃走，就立即追剿，倘若他們仍佔據京城抗拒到底，那麼討伐起來更加容易，如此「逆賊」既可滅，又可「收其財畜、以賞士卒」。洪承疇又提醒多爾袞要注意「流寇」與明軍的區別，過去清軍入關搶掠時面對的是明朝「兵弱馬疲」的邊境防禦部隊，故可輕易突入，現在惟恐賊人派出精銳部隊埋伏於山谷的狹窄之處，以步兵扼定入關之路。「我國（指清朝）」的騎兵不能履險，難以突破，因而最好是在騎兵之內選出步兵，先從山谷的高處偵察查明敵人埋伏的地點，再讓步兵在前，騎兵在後突進，等到殺入關內時，我軍的步兵又可全部變回騎兵，到那時誰能抵抗？若沿邊的關卡仍然空虛，無強敵防守，我軍只需迅速進軍即可，不必再費力氣於騎兵之內選出步兵做前鋒。抵京之日，我軍宜暫且連營城外，多派偵探，查明敵情，視情況而截斷陝西、宣府、大同、真定、保定方向的入援之路，以提防敵人的援兵。最後，洪承疇說道：「流寇」用兵的時間已久達十餘年，雖然「不能與大軍（指清軍）相拒」，但絕不可以將之輕視為昔日無能的明軍。
直到此時，多爾袞與洪承疇仍不清楚吳三桂向清朝借兵的意圖，故沒有討論向山海關方向進軍的問題，洪承疇按照以往繞道入關的慣性思維，只是建議從薊州、密雲方向前進。最值得注意的是洪承疇認為「流寇」的特點是騾馬眾多，而清軍的主力也是騎兵，他斷言清軍將會在華北平原的騎兵大決戰中獲勝。歷史是否按洪承疇所預言的那樣發展？在即將到來的決戰中，就快有結果了。
那麼，李自成面對雲譎波詭的政局，又採取怎麼樣的應變措施呢？當他得知吳三桂叛變後，加強了京城的防禦，打算興師問罪。大順軍隊有三千人馬在通州巡邏時，遭到吳三桂所部三百哨兵的突襲，僅剩數人逃回，加劇了緊張的形勢。可是，軍中一些人反對討伐吳三桂，宋獻策明言：「皇爺（指李自成）去，皇爺不利；三桂來，三桂不利。」而劉宗敏、李過等將領的表現也不太積極。無奈之下，李自成決定親征，他經過準備後，與劉宗敏一起於四月十三日率主力東出長安門，踏上了征程。隨行的除了前明太子朱慈烺、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炤等一批成為俘虜的宗室貴族之外，還有吳襄。為了讓吳三桂能回心轉意，又派遣兵部尚書王則堯前往山海關進行遊說。此前一晚，大順政權已將前明大臣陳演等六十余人斬于東華門外，以防患於未然，解決後顧之憂。
李自成轄下兵馬號稱「百萬」，但隊伍裡面除了堪戰的「正兵（正規軍）」外，還有大量的養子或廝役（一名正兵可帶領六至十名養子或廝役作戰，由此可知，在這支軍隊裡面，正兵的數量並不占優），實力沒有像對外宣傳的那樣強大。這支軍隊隨著攻佔的城鎮越來越多，也將大量的兵力分散佈置在襄陽、陝西、山西與河北等廣大區域中，真正向北京進軍的大約為總數的一半人，攻克北京後，一方面由於糧餉不足，另一方面為了攻取更多地方，又陸續分批派出數萬之眾到三屯營、喜峰口、宿遷、青州、德州、臨清、鹽城、武定、濱州、濟寧、登州、萊州等處，甚至還讓部分人馬前往經略四川，使屯于京城的主力進一步減少。如今為了東征吳三桂，共出動了馬步兵六萬餘人，如果加上養子與廝役，則號稱十萬之眾。此外，留守北京的有萬餘人。
東征的大順軍離京後，卻沒有經通州、三河，走捷徑前往山海關，而是於十五日北上密雲，兜了個圈回來，於十六日才到達三河，浪費了一天工夫。顯然，李自成不會無緣無故走這樣的冤枉路，他極有可能是為了提防清軍從密雲方向入關，企圖預先進行堵截，當到達密雲後不見敵人影蹤，才又折返三河。如果說李自成對清軍準備入關一事毫無思想準備，那是不太符合事實的。其實，早在義軍於前一年冬季進軍陝北攻打邊塞重鎮榆林時，就已經和入塞的異族軍隊交過手了。根據《明史•尤世威傳》記載，當時守衛榆林的明軍參將劉廷傑向遊牧在河套地區的蒙古部落「乞師」。然而，南下至榆林附近的蒙古部落卻被義軍打退了，為此，義軍在克城後將被俘的劉廷傑淩遲處死，以儆效尤。必須指出的是，活動於河套地區的蒙古部落早已降清，義軍與之交手，可視為即將與清軍作戰的前奏（不久後，多爾袞得到河套地區蒙古部落的報告，曾寫信給起義軍，要求與之同滅明朝，「並取中原」，李自成沒有理睬。這在某種程度上促使多爾袞把李自成當作敵人來看待）。
本來，洪承疇已經在稍早之前建議駐軍遼河以西的多爾袞從薊州、密雲方向入關，如果真能按照這一路線進軍，那麼必將與李自成在密雲一帶狹路相逢，展開一番龍虎鬥。可是世事無常，多爾袞在十六日突然改變了進軍方向，轉而全速撲向山海關。原因是吳三桂派遣副將楊坤、遊擊郭雲龍、孫文煥三人來與清朝談判。這些人到達距離盛京三百多裡的翁後（今阜新）一帶，正巧遇上清軍主力，便於十五日向多爾袞遞交了吳三桂的信，正是這封信使得多爾袞改變了原先的進軍方向。信的內容除了談論當時政治局勢以及說了一些客套話之外，還對大順政權進行了嚴詞譴責，說李自成「僭稱尊號」與「擄掠婦女財帛」，實屬罪大惡極，與歷史上「赤眉、綠林」等起義者無甚差別，屬於黃巢、安祿山之類的亂臣賊子，「天人共憤」。接著，吳三桂自稱欲對李自成興師問罪，無奈自己的地盤小、兵力少，特向清朝「泣血求助」，他開出的酬勞是讓「流寇」所擁有的「不可勝數」的「金帛子女」全部送給多爾袞。他請求多爾袞「速選精兵」，殺向「中協、西協（指山海關以西的喜峰口、龍井口、牆子嶺等處）」，然後與自己的部屬會師，再直抵北京，「滅『流寇』於宮廷」，到那時，給清朝的報酬就不止「財帛」，還將「裂地以酬」。
吳三桂要求清軍從西協與中協入關，顯示他不想將山海關拱手讓人。多爾袞收到老對手的這封信後，不禁心存疑慮，《明季北略》後來記載他與阿濟格、多鐸兩王商議時說道：「難道是吳三桂知我南來，故意設置圈套來引誘我？況且我軍曾經三次圍困明朝首都，都不能拿下來，李自成一舉破之，其智勇必有過人之處，如今此人親自領軍而來，難道企圖攻遼麼？」上述言論表明多爾袞對李自成異乎尋常的重視程度，他擔心李自成乘勝反攻遼東，收復漢人的失地，尤其不想照吳三桂的指揮棒進軍，惟恐遭到吳三桂與李自成的夾擊，這反映了清朝貴族統治者不太信任吳三桂這位漢人軍閥。多爾袞採取了一個不尋常的舉動，他派遣學士詹霸、來袞前往錦州，命令駐紮於當地的漢軍立刻攜帶紅衣大炮向山海關進發。紅衣大炮作為攻堅利器，一向用於對付森嚴壁壘的軍事據點。清軍緊急抽調紅衣大炮支援前線的行為，實際已經在為強攻山海關做準備。如果吳三桂真的投靠了李自成，正好師出有名。即使吳三桂沒有投靠李自成，清軍兵臨山海關也有助於迫其投降。總之，吳三桂的來信促使清軍改變了進軍路線，多爾袞一面讓其妻弟拜然隨郭雲龍去山海關，以打探吳三桂的虛實，一方面讓大軍於四月十六日撲向山海關。
途經西拉塔拉這個地方時，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的多爾袞回復了一封信，信中首先將明清戰爭的責任推給了明朝一方，認為過去是明朝皇帝不願意與清朝「通好」，才導致兩國關係遲遲未能改善，接著，他明確說出由於形勢的變化，如今清朝已不打算再執行兩國議和的舊政策，實際上等於委婉含蓄地拒絕了吳三桂的通好的請求。那麼，清朝的新政策是什麼呢？多爾袞在回信中含糊其詞地說：「惟有底定國家與民休息而已」，但這絕非偃甲息兵的意思，而是要繼續打下去，只是新的敵人變成了「流寇」。多爾袞自稱當一聽到「流寇」攻陷京師，「明主慘亡」的消息後，感到「不勝髮指」，於是「率仁義之師」討伐，以「沉舟破釜」之勢，不馬到成功「誓不返旌」，期待滅「賊」而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正巧此時，「伯（指西平伯吳三桂）遣使致書」，他自己「深為喜悅」，「遂統兵前進」。信的最後，多爾袞終於亮出了底牌，他表示吳三桂「思報主恩，與『流賊』不共戴天」，所履行的是「忠臣之義」，雖然彼此過去曾經在遼東為敵，但可既往不咎，只要吳三桂肯「率眾來歸」，清朝「必封以故土」，並將其「晉為藩王」，這樣一來，吳三桂不但「國仇得報」，而且「身家可保」，在清朝的羽翼之下將「世世子孫長享富貴，如河山之永」。
最值得注意的是，多爾袞根本沒有理睬吳三桂以明朝遺臣身份提出的「借兵」請求，而直截了當地要吳三桂降清，作出了將之「封以故土」，「晉為藩王」的承諾。不管吳三桂的最終態度如何，多爾袞只是指揮大軍一味地向著吳三桂的老巢疾進，無形中使山海關這個一隅之地同時受到大順軍與清軍的雙重威脅。然而，首先到達山海關的並非多爾袞，而是李自成。
李自成離京後北上密雲兜了個圈子才於十六日折返三河，白白走了一天的冤枉路。他在三河遇到了吳三桂派出的六位代表，雙方可能在軍營進行過談判。吳三桂的代表是高選、李友松、譚邃環、劉泰臨這四名庠生與劉臺山、董鎮庵這兩名鄉耆，根據光緒年間編撰的《臨榆縣誌》的記載，高選、李友松、譚邃環、劉泰臨等四人屬於山海關地區「八大家（八位豪強地主）」之一，他們與劉臺山一起參加過吳三桂在山海關舉行的「歃血同盟」儀式，號稱要「興複明室」，可見這些人和官紳地主階級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本質上與崛起于草莽的大順政權勢不兩立，他們執行吳三桂的緩兵之計，嘗試以詐降的手段阻撓李自成前進。李自成將此六人羈於軍營之中，由於對吳三桂仍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真的如敵人所願的那樣放緩了進軍的步伐。在途中的永平等地方，又遭到吳三桂部分軍隊的騷擾，接近山海關時已經是二十日了。從北京到山海關約七百里，如果大順軍晝夜兼程，以每天二三百里的速度趕路，三四日即可趕到，就算按每天一百二十裡的正常行軍速度，也不過需用五天左右，而大順軍由於種種原因，竟然慢吞吞地走了八天。儘管如此，大順軍還是比清軍提早到達了山海關。
可是這個要塞並非唾手可得，當李自成在山海關之外發現迎接他的不是負荊請罪的吳三桂，而是排兵佈陣的軍營，終於醒悟過來，下令處死詐降的高選等六人，其中一人在拼死逃走時以身中三箭的代價僥倖撿回一條命。形勢發展至此，李自成能夠用於攻關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因為關外的多爾袞正帶著清軍主力快速進逼。李自成必須搶在多爾袞到來之前拿下山海關，才能更有效地與佔優勢的清軍對抗。
吳三桂在李自成到來之前已經做了充足的準備，他在當地官紳的幫助下徵召三萬餘鄉勇以作輔助，還得到當地人捐獻的七千餘兩白銀等一批物資。不少讀書人加入了鄉勇之中，準備與大順軍決一死戰。
山海關位於臨榆縣東南方向十裡，它南臨渤海，北面與蜿蜒在山峰之上的長城沿線連為一體，是關外進入關內的咽喉要地，被譽為「兩京鎖鑰無雙地，萬里長城第一關」。自從遼東戰事爆發以來，明朝對這個樞紐地帶的防務格外重視，不但長期駐紮重兵，而且將關城修得特別堅固。山海關以鎮城為主。據專家考證，鎮城的周長為八裡一百三十七步四尺，並輔以寬五丈，深二丈五尺的護城河。鎮城的東西兩個城門分別擁有兩座羅城，叫做「東羅城」與「西羅城」。面向關外的東羅城高約二丈三尺四寸，周長為五百四十二丈四尺，門外環繞著護城河。面向關內的西羅城在明朝滅亡的前一年才動工修建，至今仍未全部完工，堅固程度比東羅城要差一些。在鎮城的南北方向還各自設立了關門，叫做「南水關」與「北水關」，以便讓流經此地的河道通過。南北兩座水關也建有堅固的城防，分別叫做「南翼城」與「北翼城」。南、北翼城的大小差不多，城牆都是高約二丈餘，周長約三百七十七丈四尺九寸。其中，鎮城、東羅城、西羅城、南翼城、北翼城都是吳三桂的重點防禦所在。李自成採取三面包圍之勢，從西、北、東三個方向攻打山海關的西羅城、北翼城與東羅城，由於南翼城面向無路可退的大海，故暫時沒有受到攻擊。西羅城前面有一條石河，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山海關之戰於四月十一日首先在這裡開始。吳三桂為了迷惑李自成，事先將當地的一些百姓偽裝成正規軍，讓他們「多置旗鼓」，佈置「虛營」於城外，以吸引大順軍的注意，使之分散兵力。李自成分兵搗毀了這些「虛營」，然後正式攻城。守軍出城列陣于石河以西盡力抵抗大順軍的攻擊，戰鬥從上午打到中午，雙方相持不下。突然，大順軍數千名飛奔而來的騎兵直闖守軍的陣營，一直來到西羅城以北，因遭到守軍火炮的轟擊而不能進入城中，直至被吳三桂派遣的一路偏師殲滅為止。為什麼李自成會讓少數騎兵孤軍直入敵後呢？原來是中了吳三桂的計。曾經親歷戰事的鄉紳佘一元，後來吟詩一首為證：「逾日敵兵至，接戰西石河。偽降誘賊帥，游騎連北坡。將令屬偏裨，盡殲副城阿。遙望各喪膽，逡巡返巢窠。我兵亦退保，竟夜嚴巡呵。」主要的意思是守軍詐降誘騙李自成，然後殲滅了輕入敵陣的部分大順軍騎兵。最後，激戰于西羅城外的兩軍勝負難分，暫且休戰。
參戰的鄉紳有賣力的表現，一些人後來紛紛邀功。例如山海關儒學訓導郭應龍在回顧這一戰時自述道：當時「逆賊」蜂擁而至，「諸生糾率鄉勇數萬，前赴西河搭營助敵」，自早晨打到黃昏，以致生員李松、譚有養、劉以禎等戰死于「賊營」，還有人傷於陣前。此外，山海關統領鄉勇都司臧國詔、吳自得、解國本也自詡「奮勇損軀」，他們協同佟副將「列營排陣，自龍王廟起，至譚家頗羅止」，分批配合「中營參謀甯弘猷、千總侯天祿、把總吳成功、任進忠，左營參謀冷如蘭、千總李通、把總張存仁、張得盛，左營參謀童宗聖、千總李本植、把總馬成功、陳得功，督陣廩生孔啟秀、張大道、趙廷臣」等人作戰，糾集起三萬餘人的兵力，跟隨吳三桂的官兵「協力夾剿」，「連殺數十陣，斬獲賊級無數」。戰鬥中，據說大順軍一再向佟副將的陣營發起突襲，由於臧國詔臣等人的及時反擊，終於「大獲奇捷」。由此可見，官紳地主階級這個既得利益集團的不少成員對大順政權充滿了不共戴天的仇恨，他們脫下了身上的峨冠博帶，披上戰袍，誓與之作戰到底。
在此期間，北翼城與東羅城也戰火連天。北翼城的守將是山海關副總兵冷允登，他指揮部下從白天打到夜晚，抵擋那些搶佔北翼城附近山峰後再絡繹不絕地沖下來的大順軍。由於兵力不足，守衛東羅城的是鄉紳馬維熙、呂鳴章等十人，他們以「總理」、「協理」的名義率領鄉勇竭盡全力阻擊對手。據馬維熙事後的回憶，當時情況「危急勞瘁」，戰事的激烈程度比其他地方有過之而無不及。也就是說，西羅城外雖然休戰，可北翼城與東羅城的戰鬥徹夜未停，特別是由鄉勇把守的東羅城，已是危機四伏。然而，經過一整天激戰的大順軍始終未能突破守軍苦苦支撐的防線。在這個關鍵時候，清軍終於搶在山海關失守之前趕到了。
清軍統帥多爾袞現在完完全全站在吳三桂這一邊，因為在此前一天，吳三桂已經同意接納不請自來的清軍。那是李自成逼近山海關的四月二十日，多爾袞所率的清軍還遠在寧遠以北的連山驛，四面楚歌的吳三桂急忙派郭雲龍與孫文煥面見多爾袞，並遞交了第二封信，懇求多爾袞「速整虎旅，直入山海」，以「首尾夾攻」大順軍。信中稱：一旦獲勝，可兵不血刃地得到京畿地區。吳三桂還奉承清軍是「仁義之師」，建議多爾袞要發佈安民告示，命「大軍秋毫無犯」以爭取民心，「民心服」之後，財富與土地亦隨之到手，做到這一點，「何事不成？」吳三桂雖然在這封信中沒有明確表示投降，並且老調重彈，要用「財富與土地」酬謝清軍，可是他身為前線將領，向清朝作出的承諾是沒有什麼法律效力的，也不太可能被關內的明朝殘餘勢力認可。對於這些毫無條理的高談闊論，多爾袞一如既往地不加理會，但這位攝政王在吳三桂的信中得知大順軍已接近山海關，因而決定加快進軍的速度，看清楚那裡到底發生什麼事，再決定下一步何去何從。清軍奉命「星夜進發」，以一晝夜賓士兩百里的速度經寧遠、沙河所、中前所、前屯衛、中後所，到十一日傍晚，抵達了山海關外十五裡的地方，對此地發生的戰事稍有瞭解。至此，多爾袞開始相信吳三桂與李自成確實處於敵對狀態。這時，吳三桂主動派哨騎來向清軍報告李自成的軍隊已出關立營。多爾袞為了進一步查明情況，把唐通轄下數百名從一片石出關的騎兵作為襲擊目標，命諸王率領精兵出擊，一舉將之擊潰，殺死百餘人，生擒二人而還。吳三桂繼續向清軍示好，先後八次派人敦促清軍助戰。謹慎的多爾袞於十一日下半夜推進至關外四五裡的歡喜嶺，以此作為駐紮地，他與諸王高踞嶺上的威遠台，聆聽山海關方向傳來的隆隆炮聲，繼續觀形察勢。吳三桂動員地方鄉紳前來遊說，馮祥聘、呂鳴章、曹時敏、程邱古、佘一元五人以民意代表的身份，在範文程的引見下，于清營內拜見了多爾袞，經過會面，有效地增加了彼此之間的信任。隨後，範文程奉命跟隨佘一元五人回去與吳三桂進一步商談，以取得更多的共識。天亮後，毫無退路的吳三桂決定搶在大順軍陷城之前與多爾袞達成最終的協定，他與呂鳴章一起，攜同十余名將領與數百名騎兵突圍出城，成功潛入清軍營中。多爾袞大喜，以「設儀仗」、「吹螺」的方式歡迎。正在此時，山海關再度告急，駐紮在北翼城的部分守軍在大順軍的壓力之下叛降了，吳三桂得報後益加著急。多爾袞經過這段時間的細心觀察，對吳三桂的處境已了然於胸，他在接見時對吳三桂等人說了一些安撫的話，其中提到：你們「願為故主復仇，大義可嘉」，我領兵來「成全其美」，「先帝（指崇禎）時事，在今日不必言，亦不忍言」，「但昔為敵國，今為一家」，「我兵進關，若動人一株草、一顆粒，定以軍法處死」，你們可以通告百姓「勿得驚慌」。雙方用「向天行禮」等形式進行盟誓，共同對付李自成。清方事實上是將吳三桂視為降將，並讓其按照滿人的風俗習慣剃髮易服，以示順從，吳三桂以俯首稱臣的姿勢一一照辦。其後，多爾袞對吳三桂面授機宜，說：你回去後可令你的士兵「各以白布系肩為號」，避免和同屬漢人的李自成所部混淆，否則恐怕會被我軍誤殺。語畢，令吳三桂返回山海關指揮部屬作戰。
出關作戰的唐通所部因遭到清軍的襲擊而退回關內，故李自成顯然知道清軍的不請自來，但是已經騎虎難下，只能孤注一擲了。他鑒於形勢的突變而採取收縮兵力的做法，將主力集中在石河以西。吳三桂返回山海關後下令打開城門，分為三路的清軍浩浩蕩蕩湧了進來。通過北水門的是由阿濟格率領的萬餘騎兵，通過關中門的是多爾袞率領的三萬騎兵，通過南水門的是多鐸率領的萬余騎兵，隨行的宿將祖大壽率部分人馬仍駐於歡喜嶺，舉起旗幟聲援。
與此同時，吳三桂所部進至石河以西，與「北至山、南至海」，排成一字長蛇陣的大順軍交戰。入城後的清軍豎起白旗於城上，「蓄勢不發」，只是等坐收漁人之利。而城外的戰事異常激烈，一直打得天昏地暗，戰場「亂射」的彈丸甚至散落到城內數裡許的廟堂一帶。由於大順軍的人數占優，致使吳三桂所部三面受敵。《庭聞錄》記載儘管吳三桂指揮部下拼命「東西馳突」，可經過數十次交鋒，始終改變不了劣勢。只見大順軍「圍開複合」，時而向左迎擊，時而向右堵截，處處壓制著對手，似乎勝利在望。
觀戰的多爾袞在耐心等候著時機，他召集諸王、貝勒、貝子、公、固山額真、護軍統領等軍中高級將領，告誡他們在即將發起的進攻中不要「越伍躁進」，因為大順軍不可輕視，並勉勵他們「須各努力，破此則大業可成」。他指出大順軍雖然自「北山橫亙至海列陣」，而清軍佈陣時不能依樣畫葫蘆，採取「橫列至海」的方式與之對抗，而是應該向著大海的方向「鱗次佈陣」，把大順軍的陣尾當作攻擊目標，吳三桂的部隊可分列清軍的「右翼之末」，配合作戰。當吳三桂就快支持不住時，多爾袞覺得介入的時機已經成熟，一聲令下，清軍各就各位整齊地列起陣來。在此前後，戰場上刮起了大風，黃色的塵埃四處蔓延，遮蔽天空，咫尺不見，對軍隊的集結與佈陣起到了有效的掩護作用。這些久經沙場的八旗將士不管石河西正處於「炮聲如電、矢集如雨」的鏖戰狀態，躍躍欲試準備出擊。
經過三次吹角與三聲呐喊，清軍出其不意地從吳三桂的陣右沖出，分左右兩翼，撲向大順軍。《明史》記載一刹那間，「萬馬奔躍，飛矢雨墮」，而風中的沙石亂飛，「擊賊如雹」。朝鮮世子的隨從後來在《沈館錄》中留下了他當時目睹的印象，清軍首先「發矢三巡」後，接著強行突陣，在「劍光閃爍」之中，又出動步兵配合騎兵作戰（例如《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記載正黃旗將領譚泰與圖賴在「步戰」中有出色的表現，攻破李自成之營。兩人為此而被授予三等公的爵位），隨著風沙自近至遠飄去，塵埃終於落定，僅僅一頓飯的工夫，關外無敵的清軍與關內稱雄的大順軍終於分出了勝負，大順軍以敗北告終，清軍則緊追不捨。風止之後，在石河以西這個舊戰場上，此前還是殺聲震天，到處人潮洶湧，如今卻變得寂靜空曠起來，只剩餘「積屍相枕」。
大順軍未敗之前已損失慘重，大將劉宗敏在戰鬥中被箭射中，負了重傷。當立馬在石河以西一座小山崗上觀戰的李自成看到自己的軍隊打不過對方新投入戰場的生力軍時，準確地判斷「彼騎兵非關寧兵，必滿洲兵也」，並作出「宜避之」的決定，他帶著部隊緊急撤向永平，以儘量保存有生力量。大順軍在撤退的過程中非常狼狽，拋棄了大量的輜重與軍械。而一部分人倉促之間退到城東海口處，被追兵盡數斬殺，另外還有許多人投海淹死。清軍與吳三桂所部一直追擊四十裡，贏得了山海關決戰的最後勝利。
山海關大決戰中傷亡最慘重的是大順軍與吳三桂所部。關於大順軍的損失資料，後來的各種史籍記載不一，有的說損失了六七萬人，有的說李自成只剩六十騎返回北京，這類言論難免有臆測成分。當然也有比較可靠的說法，例如親歷這場大決戰的鄉紳佘一元，多年以後在《山海關石河西義塚記》這篇文章中記敘，清軍與「流寇」戰于石河以西「二三十里間」，「凡殺數萬人……然所殺間多協從，以及近鄉驅迫芻糧之民」，可見，很多為大順軍運糧的老百姓成了清軍刀下的冤死鬼。而《沈館錄》也稱「流寇」在此戰後還有六七萬人。證實虎口逃生的李自成保存了一定的實力。
吳三桂所部戰死的有蘇尚義、鄭輔、蔣守廉、王士華等十六位都司、守備級別的軍官。而吳三桂轄下的遼軍原有四萬之眾，在此戰之後接受清朝的改編時，僅剩下「馬、步兵一萬」，故有學者認為遼軍在兩天的激戰中損失了三萬人。
《欽定八旗通志》等清代官修史書記載，八旗軍戰死於山海關的有牛錄章京阿喇穆、圖薩、恩克伊，護軍校馬納海，四等侍衛鄂哈，拖沙喇哈番（雲騎尉）拖紐、薩蘇喀等。這個傷亡資料似乎並不完整，因為根據《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之類後來編撰的史籍的記錄，有不少參戰的八旗軍將領在戰事結束後就莫名其妙地離開人世，其中包括正黃旗的拜他喇布勒哈番（騎都尉）、拉達密（蘇完地方瓜爾佳氏）、阿哈連（庫爾赫地方舒穆祿氏納木泰之子），正紅旗的楊靇（蘇完地方瓜爾佳氏那蘭的後裔）等等，這些人究竟是病死還是受傷而卒，由於史無明載，難以確定，可就其死亡時間的巧合程度而言，足以耐人尋味。不過，也不排除這些八旗軍是受到瘟疫感染而死的可能性。正如俗語所說「大災之後必有大疫」，在明朝滅亡前夕，北方的山西、陝西、河南、山東都爆發過瘟疫，就連京城也不例外，在明亡前一年「瘟疫大作」，出現了「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殮」的慘況。這場瘟疫一直蔓延到天津等地，明亡之後仍肆虐異常。以致有人認為大順軍在山海關的失敗與其在戰前遭到瘟疫的侵襲有關。入關的清軍也難免受到傳染病的困擾，這類疾病除了天花，可能還有鼠疫。
前後歷時兩天的山海關大決戰匆匆發生，又匆匆結束了。參戰的各方在事前都沒有做好充分準備，也註定了此役不可能持續太久。由於長期的災荒與戰亂，不論是關內的黃河南北地區還是關外遼東的清朝統治區域，都普遍遇到嚴重的糧荒。例如，大順軍攻下京城後便受到糧草不足的影響，不得不將部分人馬遣散到外地就食。而佔據山海關的吳三桂處境也不妙，陷入缺糧缺餉的困境（在鄉紳佘一元寫的一首詩中，對當時的情況有著真實的記錄：「倉府淨如洗，室家奔匿多。關遼五萬眾，庚癸呼如何……」）。至於向關內進軍的清軍，也沒法保證充足的糧草供應，根據朝鮮史書《燕行錄》的記載，即使貴如朝鮮世子，在跟隨清軍行軍時也常常受到饑餓的困擾。這場影響歷史走向的決戰就這樣鬼使神差地發生了，可能有不少士兵忍著饑餓在戰場上廝殺，他們也許不一定知道這場決戰竟然會改變幾代人的命運。
大順軍的失敗似乎充滿了偶然，無可否認的是，如果李自成的警惕性更高一點，指揮部隊行軍的速度再快一點，趕在清軍來到山海關之前奪取這個地方，那麼歷史可能會改寫，因為大順軍即使在野戰中打不贏八旗的滿蒙騎兵，也能憑堅城固守一段時間。
然而，偶然之中也有必然，清軍的取勝與其領導人的正確決策有莫大的關係，與過於輕敵的李自成相反，多爾袞始終對關內的「流寇」異常重視，他曾經親自寫信試圖與對方聯繫，在毫無回音的情況下將之視為對手；在調集重兵進關途中得知李自成已攻破北京，認為其智勇必有過人之處，需謹慎對待，故用兵更加小心，帶領主力到達山海關之後，沒有輕率地與大順軍決戰，而是先讓吳三桂出馬消耗對手的兵力，終於成功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之策，坐享其成。清軍在戰術運用方面也極為老練，由於多爾袞得以在關城觀戰，故有機會根據大順軍的特點，針對性地制訂出相應的戰法，從而起到後發制人的作用。當他觀察到大順軍自「北山橫亙至海」布下了「一字長蛇陣」，極為明智地選擇大順軍的陣尾作為突破口，意圖讓清軍在大順軍陣尾附近的區域集結優勢兵力，逐一擊破首尾難顧的大順軍。因為清軍將要動用騎兵打頭陣，而騎兵在突破與穿過對方的陣營後常常會進行迂回包抄，故此可知戰場上敵對雙方的陣營將很快形成「T」字形的態勢（清軍陣營相當於「T」字上面的一橫，大順軍陣營相當於「T」字下麵的一豎），使處處被動的大順軍擺脫不了遭到圍攻而全線崩潰的厄運。總而言之，清軍與吳三桂集團不但總兵力超過大順軍，而且在局部的交戰區域也形成了人數上的優勢，這給身臨其境的一位朝鮮使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朝實錄》記下了此人的回憶，就是：「胡兵（指清軍）似倍於『流賊』。」
在諸兵種與兵器的運用方面，清軍也可圈可點，這支軍隊往日在關外的平原上與明軍交戰時，衝鋒陷陣的常常是手持刀槍劍戟的重裝騎兵，如今面對大順軍時，竟一反常態，採用輕裝騎兵的打法，先用一陣陣的箭雨開路，然後再撲上去短兵相接。因為在這支以滿人、蒙古人為主的騎兵之中，絕大多數的士卒都有狩獵與遊牧的經歷，他們騎馬射箭的技巧不但超過大順軍中的同類騎兵，而且能有效克制大順軍深為倚重的重裝騎兵（在古代戰爭中，輕裝騎兵往往是重裝騎兵的剋星，前者雖然不像後者那樣披掛著沉重的盔甲，貼身肉搏的突陣能力亦稍遜，但卻能利用自身機動能力強的特點儘量避免與後者近戰，並不斷以遠距離射箭的方式巧妙取勝）。過去，清軍在關外平原作戰時極少出動輕裝騎兵強行突陣，那是因為明軍以步兵為主，並擁有大量射程更遠的火器（步兵由於不用分心駕馭馬匹，因此他們在使用火器與弓弩等遠距離作戰的武器時，可以比輕裝騎兵更專注，打得更遠，射速也更快），如今，當清軍面對以騎兵為主的、而且火器裝備率遠遠比不上明軍的大順軍時，滿蒙的輕裝騎兵正好派上用場。這反映戰爭經驗豐富的多爾袞對步騎兵諸兵種的作用有深刻的瞭解，他能隨機應變，恰到好處地將「好鋼用在刀刃上」。
清軍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八旗軍，八旗軍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滿蒙騎兵，這支虎狼之師的介入，使李自成一統天下的宏偉願望成為了泡影。山海關決戰只是一系列決戰的序幕，此後戰爭曠日經年，更加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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