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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第一章杰文斯的邊際效用觀點的形成
Ⅰ
【1】一件物品對其消費者的效用或滿足的概念，在1871—1889年的經濟學研究中首次處於關鍵地位。這個概念的引入標誌著經濟學家觀念的急遽變化。過去的經濟學家雖沒有完全忽視效用，但也沒有有效地利用它。這是因為，一般來說他們沒有從實用的觀點，而主要在其最不實用和最明顯的形式上考察它，亦即考察一個人從一定量消費中所獲得的總效用。採用「邊際的」觀點，即把注意力集中於總效用相應於消費量的變動而出現的變動，為有效地利用效用概念開闢了道路。後來，當經濟學家嚴格和全面審視他們的課題時，他們便來研究效用的節約（最大化），而過去他們卻一直在研究成本的節約（最小化）。
新的「邊際」觀點通常被認為發端於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卡爾•門格爾和里昂•瓦爾拉斯的同時問世的主要著作。研究這些有影響的著作是如何寫成的，從這些作者中的第一人開始可能比較方便。因為杰文斯遠在他的主要著作問世10多年前（1860年2月19日）即已發現了邊際效用的意義。拉惱澤依據杰文斯的未發表的日記（保存在杰文斯兒子手中）確定了這一日期。2月3日到5日，杰文斯還曾寫到，他「幾乎完全埋頭於政治經濟學的一本著作……價值建立在勞動的基礎上……」從而表明他此時還追隨著英國古典學派的先驅者。但在兩週以後，1860年2月19日，杰文斯寫道：「整日在家，主要研究經濟學，並且得出了我認為是對價值的真正理解。關於價值概念，我不久前說過許多錯話。」拉惱澤認為，這裡所說的「許多錯話」指的是他先前讚成勞動價值論，【2】而「對價值的真正理解」則指效用價值論。
杰文斯本人在1860年6月1日致其兄弟赫伯特的信中確認了他發現的大致日期。他說：「在最後這個學期，我在政治經濟學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幾個月來，我幸運地提出了無疑是真正的經濟學理論，這個理論是如此透澈和一貫，以致我現在讀到這方面的其他著作時不能不深感憤怒……我從一些數學原理引出了政治經濟學家們先前已經得出的全部主要規律，我只是把他們搞成一系列精確和有聯繫的定義、公理和理論，就像許多幾何學問題一樣。最重要的公理之一是，隨著一個人所消費的任一商品（例如進餐）數量的增加，得自所用的最後一部分商品的效用或福利在程度上是減少的。進餐的開頭和結束之間享樂的減少可以作為一個例證。我認為，一般來說，效用的比例是商品數量的某種連續的函數。事實上，政治經濟學家們在更複雜的形式上，以供給與需求規律名義已經提出了這個效用規律。不過一旦以簡單的形式對它加以適當表述，它便揭示出了問題的全部……我不想把這些東西束之高閣而讓別人占先，因此我想在明年春季把它發表出去。」
這是邊際效用學派基本原理的最早陳述。它是完全準確的。它無疑表明，遠在門格爾和瓦爾拉斯注意到這個問題之前，杰文斯已經制定了該學派的基本原理。
是什麼原因使倫敦大學的這位24歲的學生把邊際效用思想引進他自己的經濟學構想？本章沒有選用有關杰文斯創新的個別材料，而是列舉了一系列不連貫的情況，這些情況程度不同地增進了做出這種創新的可能性。
Ⅱ
杰文斯雖沒有暗示是誰引導他得出了效用論，但他確實普遍讚揚了許多作者，認為這些人的著作有助於他思想的形成。其中之一是西尼爾，他是牛津大學第一位「德魯蒙德政治經濟學教授」（1825—1830）。西尼爾德魯蒙德講席的繼任人威特利（1830—1832）【3】和勞埃德（1832—1836）可能對杰文斯也有影響，儘管杰文斯沒有提及。也許還可以加上都柏林三一學院的第一位「威德利教授」朗菲爾德（1833—1838）。這些人都被譽為邊際效用學派的先驅者，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指出杰文斯受到了他們的影響。他們的著作出現在杰文斯誕生前後不久；他們的效用觀點正期待著1859年從澳大利亞歸來，並準備投身於價值論研究的杰文斯的發現。
杰文斯沒有意識到他直接受惠於「德魯蒙德」和「威德利」教授們關於效用的著作。他曾提及西尼爾與效用論的關係，但沒有為我們提供什麼根據，可以使人相信他知曉西尼爾關於邊際效用的著作是在他自己獨立發現邊際效用（1860年）之前。不過，杰文斯在少年時代曾有機會接觸威特利的觀點，這可能為他日後把效用論作為基本工具的想法做了準備。杰文斯接受經濟學教育，按照他妻子的說法，開始於他的母親為他讀威特利大主教的《貨幣通俗講話》。他本人在他去世前不久說過：「我在孩提時代曾從這些講話中學習了最初的政治經濟學。」如果真是這樣，我們可以大致不差地說，杰文斯接受邊際效用價值論應部分地歸功於這位大主教，因為威特利（如下所述）拒絕勞動價值論，而接受了一種不太嚴密的效用論。
威特利說：「當所需要的任一物品由勞動獲得，而且沒有勞動便得不到時，我們當然會發現為得到它而付出的人的勞動；如果這些物品有很大的價值，則通常會發現它花費了很多勞動。這使得一些人認為，給它價值的正是花在它上面的勞動。但這是完全錯誤的。不是任一物品所花費的勞動才使它以較高價格而售賣，相反地，正是為了高價售賣才使人為得到它而勞動。例如，漁夫之所以出海，在惡劣氣候下艱苦勞作捕魚，為的是賣得好價錢；但是，如果某漁夫雖然夜以繼日地干，卻只捕到1條小魚，而另一漁夫也許因為落潮而在淺灘上抓到1000條魚，則前者不可能以後者1000條魚的同樣價格來售賣他的1條魚。1條大馬哈魚和1條鱘魚也許偶然蹦到船裡，雖然沒有花費任何勞動，【4】但沒有理由說它們的價值較小。如果一個人在吃牡蠣時，偶然發現了一顆晶瑩的珍珠，那麼這顆珍珠的售價絕不會少於他花一整天時間潛水而得到的珍珠的價格。
因此，不是勞動使物品具有價值，而是它們有價值才值得為它而勞動。」威特利的這段話對一個9歲少年該有多大的影響啊！難怪35年後杰文斯還會想起當時的情景！
杰文斯為什麼會忽略牛津和都柏林的教授們關於效用的著述呢？主要的理由是，當時英國教授們的地位比現在要低，在經濟學和英國大學教育上都是這樣。學生們難得去聽這幾位教授所開的課程，其他許多人的講課就更不在話下了。據說西尼爾第一次講座（在牛津）結束時，聽眾只剩下一個人。杰文斯開始著述時，「德魯蒙德教授」實際上都不住在牛津。這些教授的微賤地位使其著作不被杰文斯注意。
牛津和都柏林的教授們對效用的偏愛是從何而來的（這種偏愛得到了如此充分的發揮，以致其中的一位對邊際效用在價值論中的作用做了幾乎完整的說明）？最大的可能是，早期的這批效用經濟學家有著一致的看法，這又因為他們師承西尼爾或威特利。支配這批人的是一個人，而不是一種思想。西尼爾在經濟學界的聲望比威特利高；不過，也有許多證據表明，威特利可能影響了西尼爾觀點的形成，而不是相反。這是自然的，因為西尼爾初次遇到威特利是在他於1811年聘威特利做他的家庭教師時。西尼爾還可能把他自己選擇教授職業歸功於威特利，以致後來在西尼爾的講授中還不忘恩師的觀點。毫無疑問，這批早期效用理論家的中間聯繫紐帶是威特利，而不是西尼爾。威特利在挑選勞埃德這位明星的效用經濟學家方面肯定起了作用。
威特利在都柏林及時建立了以他自己命名的講席，並且支配著人選的任用。威特利和西尼爾在價值問題上的言論不多。西尼爾最初論及價值（非常簡略，沒有涉及效用），【5】是在他匿名發表的對兩篇農業論文的評論中。第二次是為威特利《邏輯原理》所做的附錄（1826年）談到「價值」一詞的定義。他不讚成李嘉圖把價值與成本相聯繫的觀點，但他也沒有提供一種思路，表明正確的聯繫應是價值同效用。他最後一次回到價值問題是在1826—1827年的講義中（這些講義10年後才出版）。西尼爾寫道：「在價值的三個條件即效用、可轉移性和供給有限性中，最後一條是最重要的。」這不太像是一位效用經濟學家的說法。當然，西尼爾還進而提出了效用遞減原理，但是，他把這個原理同他對為什麼「我們向往的不是數量而是品種多樣性」的解釋聯繫起來④。除了前面引證的段落外，威特利再沒有談及效用與價值理論的聯繫。但它足以同西尼爾在此問題上所寫的一切相媲美，而且先於西尼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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