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中國的中國人：中國對華僑歷史的思考

華僑歷史的意義

中國人移居海外有著悠久的歷史。散居世界各地的華僑華人，構成了近現代人類歷史上的一種特殊而意義深遠的現象。現代意義上的華僑，是指在海外定居並保持中國國籍的中國僑民；華人則是指已取得外國國籍的原華僑及其後裔。這些來自中國的移民及其後裔在異域謀求生存和發展的同時，向世界傳播了中華文明，並和當地人民友好相處，為居住國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而獨特的貢獻。一部華僑史是中國史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史的一部分。

一、苦難、奮鬥的歷史

中國海外移民歷史上稱為「唐人」、「華人」、「中華人」、「閩粵人」、「中國賈人」、「華民」、「華工」等。「唐」與「華」即中國，應該說是他們的鮮明特徵和印記。移民海外絕對是一個艱苦的選擇，有時乃至是屈辱的歷史。

（一）古代中國移民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九世紀以前的生成階段。相傳西元前二一九年，徐福徵發童男童女三千人出海求仙，「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在日本終其一生，成為中國人出海的鼻祖。以今天中國版圖而言，由於政治、軍事原因遷居於外者如朝鮮、越南等眾多；兩晉、南朝時移居日本者達一萬八千人；唐朝僧人東渡日本傳授佛教經義，有名者如鑑真。

第二個階段，是十世紀至十六世紀初的發展階段。中外海上交通的發達為中國人出海創造了條件，羅盤運用於航海，大批商人出洋經商。十世紀，阿拉伯人馬蘇第在《黃金草原》一書中記載：蘇門答臘有「多數中國人耕植於此島，而尤以巴鄰旁（今巨港）區域為多，蓋避國中黃巢之亂而至者」。南宋周去非的《嶺外代答》、趙汝適的《諸蕃志》、元朝汪大淵的《島夷志略》、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明朝張燮的《東西洋考》、馬歡的《瀛涯勝覽》等文獻，留下了許多關於南洋華僑的記載。鄭思肖的《心史》稱，宋亡後，「諸文武臣流離海外，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別流遠國」；明代，廣東梁道明雄踞三佛齊，「閩粵軍民泛海從之者數千家」。爪哇的杜板有閩粵流聚居者約數千家。在菲律賓，閩人「商販至者數萬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長子孫」；明中期，在爪哇、婆羅洲、菲律賓、泰國、馬來半島以及越南、柬埔寨、朝鮮、日本等地莫不有中國人定居，約有十五萬到二十萬人，這時的華僑在當地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

第三個階段，是十六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中葉的高潮階段。鴉片戰爭前，東南亞、東亞等地的華僑人數約有一百萬以上。一八二〇年，泰國曼谷的華僑即有四十四萬人，其遷徙海外有明末清初王朝更迭、戰亂難民的原因，也因十六世紀後期倭患平息後，海禁開放，私人貿易活躍，出洋儼然成為一種時尚。諺云：「若要富，須往貓里霧（今屬菲律賓）。」西方殖民勢力逐漸控制東南亞後，依靠與中國人貿易和勞力支撐，破產農民、手工業者成為出國的主力。在東南亞、東亞幾乎遍布華僑足跡，如印度尼西亞的巴達維亞、萬丹、泗水，馬來半島的檳榔嶼、馬六甲、新加坡，泰國的北大年、曼谷、宋卡，越南的堤岸、河仙，緬甸的仰光，菲律賓的馬尼拉和日本的長崎等，有特定的華僑居住區，最初的華僑社會開始形成。一七四〇年，印度尼西亞爪哇華僑的紅河起義，菲律賓華僑反抗西方殖民者的鬥爭，在當地民族鬥爭的歷史上也銘刻了重重的一筆。這時的皇朝統治者採取「棄僑」政策，在他們眼裡華僑是「一群背棄祖廬、一心逐利的逃民」，是「嘯聚海道、劫掠商船的罪民」。一六〇三年，西班牙屠殺菲律賓兩萬五千名華僑時，明朝統治者認為這是咎由自取，「中國四民，商賈最賤。又商賈中棄家游海，壓冬不回，父兄親戚，共所不齒，棄之無所可惜」。清朝實行禁海令，雍正帝說：「朕思此等貿易外洋者，多係不安本分之人，若聽其去來任意，不論年代久遠，伊等益無顧忌，輕去其鄉，而漂流外國者愈眾矣。嗣後應定年限，若逾期不還，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無可憐惜。朕意不許令其復回原地。」華僑在外不僅得不到國家的庇護，反而視為化外之民、亂民，其境遇可想而知。

（二）近現代中國移民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散布範圍最廣、產生影響最深的海外移民時期

一般估計至一九四九年，移居海外的中國人約有一千萬人。移民的主體是勞工，商業、政治性移民次之，文化、親屬團聚等又次之。這些移民百分之九十在東南亞，此外美洲、大洋洲、歐洲、非洲等地也有大批中國移民。當代世界華僑華人分布格局，基本上是隨著這一時期中國海外移民而奠定的。

近代大規模移民現象，主要是由於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化過程的加深，農村自然經濟日漸解體，下層民眾日益貧困，以及西方殖民者開發東南亞、美洲、大洋洲、非洲的大量勞工需求等劇烈作用的結果。清政府屈於外國列強壓力，被迫同意中國人赴英、法殖民地或外洋做工，或願常住入籍，或隨時往來，一律聽其自便，不得禁阻，華工出國如浪洶湧。

以契約移民方式為主的勞動力輸出，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廉價勞動力在國際市場上的流動，屬於經濟性質的和平移民。契約工人也稱苦力，俗稱「豬仔」，「豬仔貿易」也稱「苦力貿易」，「豬仔」成了近代契約華工悲慘命運的形象寫照。 一八四〇年代至一八七〇年代，「豬仔貿易」最為盛行，澳門、香港和通商口岸（如廣州、廈門、上海等）是國内販運華工的中心，新加坡和檳榔嶼是轉販世界各地的中心。「豬仔」們被擄掠、誆騙而入「豬仔館」，被強制按上「自願出洋」的手印，以一紙契約而被裝上船隻，開始了暗無天日的「海上浮動地獄」之旅，且到目的地前，有半數以上的「豬仔」成為海底冤魂。在古巴種植園，華工在契約期間的死亡率竟有百分之七十五。

晚清政府對於拐販人口進行了打擊。一八六六年，清政府與英法簽訂的移民公約中規定：凡用暴力或欺騙手段將中國人販運出洋者，一經查出，即行正法。一八七〇年代起，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等國對華工進行了限制和排斥，「豬仔」貿易趨冷。晚清政府也採取了「護僑」政策，在美洲、東南亞等地設立領事館，還派遣艦隊巡視華埠，幫助設立中華商會，創辦學校等。

另外還有兩個移民小高潮，一是一戰期間，英、法、俄在中國北方招募赴歐參戰華工二十三萬人；二是一九三〇、一九四〇年代，中國戰亂導致大量外移的難民，當然也發生過福州籍移民開發詩巫（今屬馬來西亞）之舉，達兩萬人。

近現代移民對海外華僑社會的影響是深刻的，是出洋方式中最黑暗的一頁。從海外華僑的生態來看，隨之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這主要表現在，一是華僑社區或聚居區在世界五大洲散布。以勞工為主體的特質決定了華僑的艱辛命運，一八八二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排華法，唐人街成了在美華僑的避難所；二是華僑社團組織的活躍。為了相互扶持，對付來自當地社會的壓力，華僑紛紛組織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的團體來保護自己，各類宗族、幫派組織興起；三是華僑經濟興起。華僑從事礦工、種植、商販，經營商行、批發、中介，成為廠主、店主、種植園主等，經過打拚積累了一定的資本；四是華僑社會與中國社會聯繫密切。

（三）當代中國移民呈現多元和多樣化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影響海外華僑社會發展的兩個極為重要事件。一九六〇年代以前，獨立後的東南亞民族國家不再歡迎中國移民，甚至是禁止，在這段時間內，中國大陸很少有海外移民。中國改革開放是影響中國海外移民的一個劃時代的歷史性事件，一九八〇年代以來，中國人透過探親、留學、勞務、婚姻乃至投資等多種方式出國，形成新的移民潮，開啟了新華僑的歷史，東南沿海地區一時為出國移民而不惜鋌而走險，出現了相當程度的「偷渡」等非法移民現象，僅一九七九到一九九〇年間，中國大陸海外移民有八十多萬人。較之近代移民，這一時期的新移民多是自發、和平的，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準，是知識性或技術性移民，西方已開發國家是主要目的地。移民群體的結構性變化使海外華僑社會呈現出新的發展趨向。

當代中國海外移民，為海外華僑社會輸送了新鮮血液，對傳統僑社也形成了一定的衝擊。一九五〇年代以來，對海外僑社影響最大的事件，當推東南亞民族國家的興起，和中國單一國籍政策的實施。拒絕雙重國籍，主張華僑根據自願原則選擇國籍，這是新的重大決策。一九五五年，中國和印亞簽訂關於解決華僑雙重國籍條約，之後與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等建交時都宣布：凡加入居住國國籍的中國血統人士，不再具有中國國籍。中國政府保護華僑的正當合法權益，對於加入當地國籍的華人，則不再要求他們政治上效忠中國。華僑從「葉落歸根」到「落地生根」，從華僑到華人，加速了融入當地的進程，逐漸完成了從華僑社會到華僑華人社會的歷史性轉變。華僑華人以居住國作為生存和發展的平台，從政治、經濟、文化和心態等方面轉向以當地為主的價值取向，而且這一趨勢不可避免，勢不可當，這也是我們今天認識海外華僑華人的基本面。在東南亞已看不見華僑社會，華人、華族的發展取而代之，華人是當地多元民族的一個組成部分，華人經濟也從屬於當地經濟整體。

新移民的湧入、中華民族的文化和民族本性傳承、中國的發展強大、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各國民權運動的開展等，使華僑華人趨於保持自我特性且積極融入當地發展。華僑華人並沒有被徹底同化，同化摒棄了強迫的形式，自然融合獲得更多的贊同。人們可以欣喜地看到，華僑一旦選擇融入，華僑華人社會逐漸形成，其形象也有了全新的改變。二十世紀後半葉，華僑華人經濟實力大為增強，科技人才不斷湧現，社團組織更加活躍，對當地生活積極參與，族群國際化聯誼日漸加強，一些國家華人政治明星嶄露頭角。華僑華人是國際上不可忽視的一股積極促進溝通和發展的力量。當然，華僑華人地位的真正改善還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需要自身繼續不懈努力。

華僑歷史的意義

中國人移居海外有著悠久的歷史。散居世界各地的華僑華人，構成了近現代人類歷史上的一種特殊而意義深遠的現象。現代意義上的華僑，是指在海外定居並保持中國國籍的中國僑民；華人則是指已取得外國國籍的原華僑及其後裔。這些來自中國的移民及其後裔在異域謀求生存和發展的同時，向世界傳播了中華文明，並和當地人民友好相處，為居住國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而獨特的貢獻。一部華僑史是中國史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史的一部分。

一、苦難、奮鬥的歷史

中國海外移民歷史上稱為「唐人」、「華人」、「中華人」、「閩粵...

為學長寫序，誠惶誠恐。
初識天星，他是一位而立之年的博士，嶄露頭角的青年學者領軍人物，才華橫溢，風華正茂。如今，已是知天命之年，兩鬢霜華，雍容大度，儼然大將之風。雖然其崗位已不在學界，但本色不改，因此仍被學者視為同人，引為知己。
本書所收錄的，就是天星治學從政近三十年來的部分學術成果，以論文為主。最早發表的論文是一九八六年《中國農史》刊發的〈乾隆時期湖南關於推廣雙季稻的一場大論戰〉，那是他在碩士研究生時期鑽研經濟史的成果；博士生時期，師從北大許大齡教授專攻政治史，其學位論文〈明代内閣政治〉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付梓面世，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出書是極不容易的，畢業後轉向華僑史，由此一發不可收拾。這一學術路徑，施堅雅、王賡武等前輩曾篳路藍縷，獲得了傑出成就。王賡武教授治唐史起家，曾與費正清等合作中國歷史研究，後來主要在華僑華人研究領域耕耘，曾任香港大學校長，被視為泰斗；施堅雅曾在四川從事農村市場的人類學考察，隨後轉到泰國作華人社會的田野調查，其成果分別形成傳世之作。
中國傳統經濟社會以其自身的模式延綿數千年，在世界歷史上幾乎絕無僅有。然而，二十世紀接連不斷的革命打碎了傳統經濟與文化，既有的運行軌道在近代斷裂了；所幸，在唐人街與海外華人社會，能夠發現中華傳統的連綿賡續，找到活生生的歷史，或者說海外版的中華文化。古今相通，中外相融，學術激情油然而生，引發不一樣視角的思考，這應該是他們成果豐碩的動因之一吧。我的研究領域與思路也和他們頗為類似，因此深有同感。而天星是少年大學生，在學界出道也早，我們以他為學長。
天星頗低調，對過去的論文進行整理出版有些顧慮，但學界與僑界的朋友認為，將他近三十年的論文彙編成冊，仍獨具價值。首先，不少論文雖然發表已有年頭，但因為相當部分是史學類或理論性論文，考證嚴密，論述精當，其學術價值不減，甚至歷久彌珍。實際上，不少論文至今仍被引用和參考，譬如其專著《崇禎皇帝大傳》由遼寧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出版之後，二〇〇八年改編為《孤獨的崇禎》，收入「中國歷史知識小叢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繼而，中國廣播電視大學二〇一〇年以《帝國中興的悲歌：崇禎皇帝七講》出版，再饗讀者；其次，最近的論文現實感很強，而且具有原創性，給文集帶來鮮活的氣息。最後，細心的讀者，還可從文集中去感受一個學人成長的心路歷程。
「學而優則仕」，天星也走上了這一條傳統文人的成功之路。當然這讓學界頗覺遺憾。僑史界前輩肖崗先生，不止一次地為天星離開中國華僑歷史研究所而扼腕痛惜。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周南京先生，多次當面「痛批」天星離開學術界，認為這是僑學界的一大損失。愛之深，責之切，此之謂也。事實上，天星雖然轉入政界，但並沒有放棄學術研究。雖然寫的論文不像其高峰期那樣多，可能「文膽」也小了些，批判精神收斂了些，但在使領館和僑界的領導工作，使之將另一種視野和高度融入其思考之中，形之於筆端。
尤為可貴的是，身居廟堂之高，仍關注學術之野，並試圖將學術力量引入政府思維，將政府視角導入學術探索之中。整合學界與政界力量，恰合一種新的發展趨勢。事實上，在歐美，出將入相，在學界與政界之間游弋，司空見慣。天星仍然與僑界和學界有所交往，並以其思考繼續發揮影響和引領作用。清華大學華商研究中心，就是其倡導和推動下的產物。我個人也從中受益良多，本書又給我帶來教益，略舉二三如下：
其一，言由心生，文如其人。天星的研究工作開始於家鄉歷史上經濟現象的追根溯源，此乃發乎内心的興趣與愛好。由本土而海外，天星從中國人移民海外的歷史出發，貫通古今，考察從華僑文化到華人文化的變異與繼承，到當今華人社會的形態與特徵，形成一系列的論文，如本書第一部分所示。在駐美使館期間，及後來的出國考察與國内接待海外僑胞的工作中，天星以誠相待，以心交往，傾注其愛心。不少僑領事隔十餘年後，仍對那次交談記憶猶新，津津樂道。對研究對象的情感，對研究領域的志趣，既是其成果豐碩的原動力，也是其成果高水準的源泉，情感流於筆端。學術研究需要坐冷板凳，沒有強烈的興趣推動，沒有學術激情與衝動，很難想像能獲得高水準的成果。
其二，歷史脈絡的梳理，古今貫通。譬如近代國家僑務政策，一支筆前後二十年論述，可能再也找不到第二人。不是應景之作，而是脈絡梳理之下水到渠成的認識與成果，這幾篇論文彙集於本書第二部分。又如，關於中國移民的歷史，從古代移民的考證，到近現代移民的闡發，再到當代移民的考察，包括少數民族的境外遷移，每一項研究都需要付出艱辛的努力，而作者鍥而不捨，孜孜以求，形成了難能可貴的系列成果，呈現出清晰的脈絡。同時，這種歷史感又融入其相關研究與工作中，從而具有歷史的深邃與高度。
其三，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相得益彰。論從史出，貫通古今的僑史研究，形成系統性與理論思維。與此類似，來自實踐的認識也經提煉和整理昇華為理論，或為理論提供基礎。僑務理論與戰略在本書占有相當份量，集中於第三部分，顯示了本書的高度。而理論運用於具體的僑務工作，以其系統思維跳出就事論事的藩籬，不被具體瑣事迷亂了方向，遇到問題不至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在本書中的僑商工作、地域僑務工作、民族問題等具體事務上，都體現出理論思維所帶來的前瞻性與大局觀。
其四，「學術評論及其他」體現了作者的學術情趣。對研究動態的把握，需要閱讀大量的論著，沒有興趣驅動是做不好的。對學界前輩的訪談，則體現了學術傳承的擔當與使命。在本書中讀者還可以發現，一次旅行、一場會議，引發作者的感想與思考，繼而形成反思性或啟發性的文字。這種有心人不多見，而研究能力與認知水準，就是在這種日積月累中不斷提高的，正如本書中的一個標題——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
理論來自實踐，特別重視調查研究，對此我作為國僑辦的專家諮詢委員感受至深。天星與國僑辦的同仁，幾乎隨時都與僑界同胞在進行訪談，廣泛徵求意見，鼓勵海外華僑華人建言獻策，這些都變成了日常工作，如同家常便飯。而中國僑資企業的普查，海外僑情的全球性調查，這些高門檻的艱巨工程最終都得以完成，非得有堅定的信念來支撐。在調查研究基礎上進行資料甄別與整理，並力求數據化、定量分析、科學論證。凡此大量的工作當然都在本書之外，但為本書的相關成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龍登高

為學長寫序，誠惶誠恐。
初識天星，他是一位而立之年的博士，嶄露頭角的青年學者領軍人物，才華橫溢，風華正茂。如今，已是知天命之年，兩鬢霜華，雍容大度，儼然大將之風。雖然其崗位已不在學界，但本色不改，因此仍被學者視為同人，引為知己。
本書所收錄的，就是天星治學從政近三十年來的部分學術成果，以論文為主。最早發表的論文是一九八六年《中國農史》刊發的〈乾隆時期湖南關於推廣雙季稻的一場大論戰〉，那是他在碩士研究生時期鑽研經濟史的成果；博士生時期，師從北大許大齡教授專攻政治史，其學位論文〈明代内閣政治〉由中國...

序
歷史的意義（自序）
第一篇 移民與華僑史
華僑歷史的意義
華僑對辛亥革命貢獻的再認識
變異與繼承：談從華僑文化到華人文化的發展
東南亞華人文化發展大趨勢及其思考
戰後東南亞華人文化的保持與族群關係的演進
關於華人社會是否實際存在之我見
論現代海外華族與華人社區
近些年來中國公民移居海外情況之管見
現代中國少數民族人口境外遷移初探——以新疆、雲南為例
當代華商財富成長管窺
第二篇 僑務理論與外交
試論孫中山的華僑觀
毛澤東外交戰略思想的歷史意蘊與當代價值
毛澤東的僑務思想 新形勢下僑務工作
鄧小平僑務思想的精髓及其時代意義
重溫鄧小平對海外關係的論述 推動僑商事業發展
凝聚海内外華人的智慧和力量
第三篇 僑務戰略與實踐
淺談戰略思維與中國僑務工作
新形勢下僑務工作戰略意義的再認識
關於僑務資源戰略的若干思考
僑務資源戰略與中國和平發展的思考
關於僑務工作為中國發展大局服務的幾點認識
華僑華人與中國社會經濟發展
淺談海外華商與當代中國經濟發展的互動關係
從「全國百家明星僑資企業」看當代中國僑資企業的發展
走精品路線推動僑務經濟科技工作向縱深發展
做好新形勢下僑商會工作
華僑華人在境内投資創業權益保護問題的研究
牽線搭橋，排憂解難 全力為海外僑胞回國投資創業服務
整合僑外資源 服務於湖北跨越式發展
發揮僑的優勢 促進區域發展：福建的經驗與思考
第四篇 經濟與城市史
乾隆時期湖南關於推廣雙季稻的一場大論戰
清前期兩湖地區糧食產量問題探討
簡論清前期兩湖地區的糧食商品化
清前期兩湖地區農業生產技術水準初探
清前期兩湖農村的租佃關係與民風
清前期兩湖地區農業經濟發展的原因及其影響
中西城市發展週期的規律與非規律性
第五篇 政治史與人物
中國古代相權之演變
内閣權力與明代政治
崇禎皇帝的宗教信仰分析
湖廣分省時間小議
第六篇 學術評論及其他
中國華僑華人史研究的回顧
務實要典 傳世之作：《華僑華人百科全書》出版感言
深化地方僑史研究
華人對越南經濟發展的貢獻
宮廷飲食淺見
陳懷東先生及其華僑華人經濟研究
這是一份紀念
學習就要有認真、虛心的態度
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僑情調查工作雜議
民族地區構建和諧社會的思考
愛心澆注事業的輝煌
助人助己 積石山之夢
附錄

序
歷史的意義（自序）
第一篇 移民與華僑史
華僑歷史的意義
華僑對辛亥革命貢獻的再認識
變異與繼承：談從華僑文化到華人文化的發展
東南亞華人文化發展大趨勢及其思考
戰後東南亞華人文化的保持與族群關係的演進
關於華人社會是否實際存在之我見
論現代海外華族與華人社區
近些年來中國公民移居海外情況之管見
現代中國少數民族人口境外遷移初探——以新疆、雲南為例
當代華商財富成長管窺
第二篇 僑務理論與外交
試論孫中山的華僑觀
毛澤東外交戰略思想的歷史意蘊與當代價值
毛澤東的僑務思想 新形勢下僑務工作
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