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遲來的遠航
一八四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倫敦。
伴隨著眾人注視目光，以及比平日愈發喧鬧的吵雜聲，一艘中國帆船緩緩駛向泰晤士河碼頭，它方纔創下同類船舶歷史上距離最長的航行紀錄。這裡是大英帝國首都，一八四○年成為全世界首座人口超過兩百萬的巨型城市，這年正值革命狂潮幾乎席捲歐洲大陸，也是維多利亞女王登基後的第十一個年頭，剛以《小氣財神》引發極大回響的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此時正埋首撰寫《塊肉餘生記》，一本以他自己在倫敦成長經歷為背景，充滿濃厚自傳性色彩的代表作，翌年正式連載時原名相當冗長，叫《布倫德斯通貧民窟年輕的大衛‧考柏菲爾之個人歷史、冒險、經歷和觀察》，還特別加註「他從來沒想以任何方式出版」。
緊靠著聖凱瑟琳碼頭下錨的這艘三桅柚木帆船，看來具典型遠洋「福船」形制；如同明朝《籌海圖編》書中描述一般，「高大如樓，其底尖，其上闊，其首昂而口張」，船艏舷側繪有一對眼睛，長約四十五公尺，主帆高五點六公尺，滿載排水量約八百噸，以當時兩廣總督的名字取名為「耆英號」，後者也是一八四二年負責簽署《南京條約》的中國代表；此時，距離英國遠征軍在一八四○年抵達廣州附近海面已有七年又兩百七十天。十年後，耆英在英法聯軍期間再度銜命出任中方代表，最後因談判不力遭咸豐皇帝賜其自盡，此乃後話。
一八四六年，一個英國商團打破不得出售中國船隻予外國人的慣例，秘密購買了此艘帆船，同時聘僱三十名中國籍與十名英國籍水手，統歸船長凱勒特（Charles A. Kellet）指揮。船體下層由十四道水密隔板分割為十五個船艙，木結構接合處都用牡蠣殼粉末和桐油加熱後，再與麻絲混合進行撚縫；船尾部有上翹艉樓，主帆是竹藤織蓆，後端則配備適於深海遠洋航行之懸吊式尾舵。十二月七日，「耆英號」駛離香港，一八四七年一月二十六日經過爪哇海域後，三月三十日正式超越了鄭和遠航紀錄，成為第一艘有文獻紀載、繞過好望角的中國帆船，並於四月中旬抵達南大西洋的聖赫勒拿島，此時為拿破崙死於此處的二十六年後。
儘管目的地一開始就設定是倫敦，但因與船員溝通出了問題，加上逆風阻礙，「耆英號」決定先向西航行，成為第一艘橫渡大西洋並造訪美國紐約的中國船隻。一八四七年七月九日，該船抵達並停泊於曼哈頓南端的砲台公園（Battery Park），以每張票二十五美分代價，每天迎接超過四千名絡繹不絕的好奇參觀者；接著，在轉往波士頓短暫停留後，「耆英號」在一八四八年二月十七日拔錨啟程，花了二十一天抵達倫敦。
為紀念這段歷時四百七十七天的遠航，英國特意製作了一枚紀念章，註明這是「第一艘跨過好望角，並出現在英國水域的中國帆船」。
這一年，距離鄭和結束最後一次遠航，已有四百一十五年。
一四○五 從太倉到古里
無論從東方抑或西方角度，在看待中國時總不免同時存在兩個矛盾視野：首先，多數人難免不由自主地受到其漫長（且似乎多數正面）歷史所吸引，很自然地從巍峨壯麗的帝國想像來描繪其曾經存在擁有之榮光與成就。不過，倘使將目光拉近一些，聚焦於十九世紀迄今發展，所有可用之負面描繪則紛至沓來，諸如愚昧、保守、自我封閉、專制獨斷、反動……等形容詞不啻蔚為主流。問題是，即便前述形象反差確為不爭現實，其中之歷史「轉折」究竟何時發生？又因何脈絡發生呢？
獨一無二的旅程
近代「大變局」之遙遠序曲 一八七二年，鴉片戰爭結束三十年後，堪稱除了慈禧太后外，晚清政壇最具實權者的李鴻章曾對彼時國際情勢及中國自身相對地位有過如下分析：「竊維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東北，闖入中國邊界腹地，……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從一八四○年代清朝末年，乃至二十世紀中葉之長達百餘年，中國所面臨之外部挑戰、發展頓挫與艱困處境看來，以「大變局」一詞來描述並不誇張，事實上，這幾乎也是當時從官方到民間絕大多數菁英的共識所在。
問題是：變局起源為何？我們又該從甚麼時候開始觀察呢？
前一個問題的答案看似明顯，相信也有高度共識，亦即歐洲自十五至十六世紀起推動海外探險、殖民與貿易擴張，於是逐步帶來一股「全球化」壓力所致。正因如此，相較於傳統上將鴉片戰爭視為某種標誌性歷史起點，既然歐洲勢力早在十六世紀末便開始與所謂「東亞－中國」體系有所接觸交流，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在《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書中便傾向以「現代」意象做為分界準據，將敘述起點往前追溯設定在一六○○年，從而讓晚明時期成為詮釋前述「大變局」時另一個同樣具觀察意義之遙遠起點。
基本上，個人同意史景遷的概念，畢竟只有拉開時間縱深，纔有機會一窺歷史全貌。只是這種看法或許還不夠，除了從「始作俑者」的歐洲角度切入，從中國這一邊又該怎麼看問題呢？
如同第一部曲《中華帝國》書中提及，歐洲勢力在十九世紀自歐亞大陸彼端突然大舉到來，不啻對傳統中國體系帶來了兩個重大影響：首先，這是繼西元前三世紀末秦朝奠定「中國本部」（China proper）地理基礎，與十三世紀蒙古打通歐亞通道以來，中國歷史上第三度面對「世界擴張」效應挑戰。其次且更加關鍵的是，歐洲勢力也是中國首度遭遇完全無法被「漢化」影響的外部對象。
進一步來說，繼蒙古西征打通歐亞陸路通道後，透過十六到十七世紀之間的大規模海上活動，歐洲不啻從另一種管道（海洋）再度激發了地理擴張效應。其結果一方面使歐洲對地球表面的認知比例從一五○○年約兩成，一六○○年將近五成，一路激增至一七○○年的超越六成，最終奠定了今日「世界＝全球」的新地理概念基礎，這也是人類歷史上首度將所謂世界之範圍，涵蓋了整個地球表面的壯舉（儘管此種概念落實到實際生活中，需要更長久的時間）。倘若跳開自吹自擂的西方中心概念，在人類漫長的發展旅途當中與葡萄牙啟動海洋探險之前，無論長程遠航或發現所謂「新世界」（未知領域），在歷史上都算不得新鮮事，例如，無論玻里尼西亞人橫渡太平洋，抑或維京人跨越大西洋等都堪稱壯舉。但話說回來，我們也不能不同意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的看法：西方藉由劃時代之地理發現運動最終成為宰制世界的主人，確實是近代世界史的主題核心。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許多人試圖將明代初年的「鄭和下西洋」對比這波歐洲的海洋擴張活動，藉此不無遺憾地證明中國失去了進行全球擴張的「先機」。暫且不談此一論點是否真具邏輯性，單單就這一系列行動而言，相較中國歷史上遠程投射目標大多集中於西北方向之大陸通道，鄭和主導的大規模海洋航行既可稱「獨一無二」，其目的究竟為何？現今又該如何去看待其歷史本質呢？
就讓我們從這裡開始吧。
一段無關偉大的航行 以江蘇（明代稱南直隸）南京北郊的龍江造船廠為核心，明成祖朱棣在一四○三年即位伊始，便下令沿海都司大量建造海船。其中，為了建造長度達一百五十七公尺、闊約六十四公尺，當時全世界最大的船隻「寶船」，政府徵集了來自各省上千名專業船匠，分別編入七個分工作坊房舍，每一作坊又分成四廂，每廂十甲，每甲管理十戶，由此對人力進行軍事化管理。於此同時，為順利建造前述巨型船艦以供遠洋航行，船廠中央搭構了七座長約四百五十公尺、面向長江岸邊的乾船塢，並以高閘隔開江水，以便在船隻完成後可以順利移入江中。
比起沿海地區較常被人使用，底部平坦、船尾偏高且吃水不深的「沙船」，這批遠洋巨艦的模型是「上平如衡、下側如刀，貴其可以破浪而行」的閩式「福船」，船身下方按一定間距配置了防水隔艙，上方則安裝了九支錯開的桅杆，並配備十二張方形大帆，排水量估計約三千噸；除此之外，每艘船上還有二十四門射程約二百五十公尺的銅砲作為自衛之用。
一四○五年，隨著船隻建造與後勤工作逐漸完成，朱棣正式宣詔命鄭和為正使兼總兵，王景弘為副手，率領兩萬七千名士兵前往「西洋」。由於資料散佚，無法確知整個船隊的規模，但估計約有六十艘左右的「寶船」，加上總數兩百艘以上的「馬船」與「糧船」等後勤船隻，浩浩蕩蕩從太倉劉家港拔錨啟程。包括一四○八與○九年在內，鄭和船隊前三次航行主要針對東南亞地區，沿著占城（越南中部）、爪哇、蘇門答臘、滿刺加（麻六甲）、暹羅（泰國）、錫蘭等地，終點則鎖定印度洋中部的古里（印度西南部馬拉巴爾地區的卡利卡特），這裡也是鄭和七下西洋必經的中繼點。
自一四一三年的第四次航行起，鄭和開始延長距離並進入西印度洋地區，前後經過溜山（馬爾地夫）、忽魯謨斯（荷姆茲）與木骨都束（索馬利亞摩加迪休）等地，最遠抵達東非肯亞附近，除了宣揚國威、載回各國朝貢特使與多種珍禽異獸之外，由於其穆斯林身分，也有人懷疑他是否曾「順道」前往麥加（天方）朝聖。在一四二二年結束第六次航行返國後，因為主要贊助者朱棣於兩年後去世，遠航計畫一度停頓下來。或許瞭解未來可能再無機會，鄭和在一四三一年進行了最後一次也是最遠的旅程，一共航行了一萬兩千六百一十八海浬，本人也在返程途中死於古里。
如同費南德茲－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指出的，相較歐洲在十五世紀的嘗試，「鄭和的這些遠航顯然並非探路之行」，而是沿著已知航道，目標明確且小心翼翼地前進，象徵意義大為不同，可說相當客觀正確的見解。曾經三度（包括最後一次）參與航行的馬歡，在所著《瀛涯勝覽》中也說道，實際經歷使其「知《島夷誌》所著者不誣，而尤有大可奇怪者焉」。這裡提及的《島夷誌》乃是元代航海家汪大淵根據親身經驗，在一三四九年刊行的一本著作。另一位曾參與一至四次遠航的費信，在所著《星槎勝覽》書中也大量引用過《島夷誌》的記載，在在證明這一系列航程由於做足事前功課，「冒險」程度著實並不高。
比起聚焦船隊陣容之華麗壯盛，更有意義的討論或是啟動遠航的原因。
第一個最常見的理由是「踪跡建文」，也就是尋找在一四○二年靖難政變之役中「失蹤」的建文帝朱允炆下落，但這種說法顯然既牽強又不合理，主要破綻在於建文畢竟是合法登基的皇帝，一旦真的被「尋獲」，朱棣該如何去處理這個燙手山芋？比較富說服力的說法，或許是《明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之說。例如明成祖在一四二一年為第六次航行下達的詔書中便提及「遣太監鄭和等齎敕及錦綺、紗羅、綾絹等物，賜諸國王」，更別提船隊在途中大量撒錢賞賜當地政府、發動小規模懲罰戰爭，並在表達邀約後順道帶回各國使節等，直到最後一次航行，明宣宗同樣要求鄭和「往諭」沿途各個朝貢國家，並「賞賜番王頭目人等彩幣等物」以宣揚國威。
第三個原因涉及所謂「朝貢貿易」或「朝貢體系」問題，這部分比較複雜，且留待後文再表。至少就個人而言，或許更關鍵者還是國家安全層面之挑戰，亦即如何面對北方殘餘的蒙古勢力威脅。
可以這麼說，儘管忽必烈在一二七九年攻滅南宋，讓蒙古成為史上首見統一「中國本部」的塞外民族，由於蒙哥汗去世以致於一二六○年爆發的「內戰」，仍重創並導致蒙古勢力在歐亞大陸上的分裂對峙。正因存在後顧之憂，加上未能有效融入以漢人為主幹的南方社會文化環境，短短七十年後爆發的紅巾民變隨即動搖了蒙古的統治，最後在朱元璋於一三六八年派徐達攻入大都後，元惠宗被迫退回塞北草原，此後史稱「北元」時期。值得注意的是，正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在明太祖朱元璋於一三七○至一三八八年間發動六次逐離性北伐，迫使漠北蒙古勢力分裂成韃靼和瓦剌兩部後，即便朱棣在一四○九到二四年之間又陸續進行了五次軍事征伐，終究無法成功壓制。更有甚者，明朝面臨的安全威脅不僅於此，更危險的敵人不啻是此刻真正的歐亞霸主「跛子帖木兒」（Timur the Lame）。
被伊斯蘭史學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稱為「最偉大、最強大國王」，出身成吉思汗旁系家族的帖木兒，在一三七○年代控制了舊察合台汗國領地（從天山南北路至中亞的阿姆河、錫爾河流域）後，隨即於一三八○年代征服伊朗東部的卡爾提德王朝與鹹海以南的花剌子模，一三九三年君臨整個波斯高原，接著便向位於俄羅斯的金帳汗國發起攻擊、劫掠北印度的德里蘇丹國，並於一四○二年在安卡拉戰役中擊潰鄂圖曼土耳其。其後，這位征服者轉而將目光移向東方，在一四○四年組織了二十萬大軍瞄準明朝而來，最終於一四○五年病死於訛答剌（哈薩克南部）進軍途中。
這一年，或許並非巧合，正是鄭和從太倉啟動首度遠航的時刻。
朱棣時期的中國大戰略 帖木兒的存在非但代表了「復興中或可能捲土重來」的蒙古勢力，以及從小亞細亞經美索不達米亞與伊朗一路伸展至印度北部之伊斯蘭世界的領導者，更延續了蒙古在十三世紀打通歐亞通道後帶來之世界擴張效應，以及它對傳統「中國本部」形塑的地緣政治威脅。
毋庸置疑，朱棣完全瞭解帖木兒的活動蹤跡，也清楚他對明朝的沉重威脅。
擺在面前的是兩條路，亦即閉關自守抑或積極出擊。很顯然，相較於明太祖朱元璋傾向於透過自我閉鎖來重建帝國架構，朱棣則展現並暗示另一種更積極之政策取向，亦即正面回應此一新的地緣變數。在一四○二年結束靖難戰爭後，除了翌年立即下令鄭和啟動大規模造艦計畫，目的在深入印度洋以獲取側翼支援或至少蒐集必要情報，一四○四年更推動遷都北京，決定建立正面防線以迎擊帖木兒。儘管後者在一四○五年病逝於東進途中，在導致帝國瞬間瓦解之餘，甚至在內訌中繼位的沙哈魯還於一四一三年遣使向明朝進貢，無論如何，朱棣並未因此中止其宏大的戰略布局。
首先，即便每建造一艘「寶船」估計得消耗三百英畝森林中的上等柚木，包括後勤支援在內數以千計之各式船舶，仍舊被源源投入接下來六次的遠洋航行過程中，這還不包括為宣示國威撒出的大量餽贈賞賜。其次，即便如同朱元璋一般致力重建年久失修的長城防禦網，為形成對漠北蒙古勢力之包圍圈，朱棣在一四○三年藉由設置建州衛，逐步控制東北女真部落地區，目的在斷其右臂，一四○六年設置哈密衛後，更試圖沿絲路舊道將影響力伸入西域與中亞地區，然後以此戰略佈置為基礎，自一四一○年起身先士卒發起了五次親征，最終，如同從未曾謀面的宿敵帖木兒，朱棣也在一四二四年病逝於北伐南返途中。除此之外，天朝威望工程自不可少。在耗費百萬人力與無數帑幣後，一四二一年正式迎來定都北京大典，根據記載有超過二十七國代表出席與會（包括帖木兒帝國），自此，北京迄今已連續六百年作為中國首都。
可以這麼說，鄭和遠航計畫的獨特性，來自朱棣戰略擘劃之有異以往。
與秦漢與隋唐兩個階段相比，乃至於後繼者滿清，明朝雖然只能是一個「失敗或未完成的帝國」（a failed or unfinished empire），卻是自秦朝以降一千六百年來，甚至直到十九世紀末期以前，中國史上唯一投入龐大資源且以海洋為目標場域，在此操作某種大戰略布局的朝代。從本質上看，朱棣的思考模式與漢武帝劉徹類似，同樣企圖透過迂迴之地理路徑，建構一個大跨距之對敵包圍圈，甚至張騫通西域的「鑿空」之舉難度還遠高於多數按圖索驥的鄭和下西洋，儘管如此，相較絲路之維繫往往與中國之政治能量與穩定性呈正相關，在明朝最終決定停止航行之後，從南中國海到印度洋之海洋通道的後續發展顯然迥異前例。
在一四二一年紫禁城遭雷擊失火後，朱棣隨即下詔罪己並決定「往諸番國寶船及迤西、迤北等處買馬等項，暫行停止，修造往諸番船隻，暫行停住，毋得重勞軍民」。三年後繼位的明仁宗朱高熾也立即宣告「下西洋諸蕃國寶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倉等處安泊者，俱回南京，將帶去貨物仍於內府該庫交收」，至於在一四三三年最後一批遠航船隊返抵太倉劉家港後，等待他們的乃是一連串嚴禁海上通商旅行的命令。即便明憲宗一度在一四七三年有意重啟艦隊，且不論此時明朝已無足夠經濟能量，保守派官僚更以刻意銷毀大量檔案作為反制， 其結果首先是明朝自此成為黃仁宇口中「一個內向和非競爭性的國家」， 其次則是至十九世紀爆發鴉片戰爭的四百年間，中國再無類似長程海上航行之戰略舉措。
值得注意的是，鄭和船隊曾經航行過的這條海上通道，並未如絲路一般由於中國再度退縮至陸地內側便由絢爛歸於平淡，不僅麻六甲周邊依舊帆墻雲集，在十六世紀初葡萄牙人加入陣容，帖木兒後裔巴布爾（Babur）也率軍南下次大陸建立了蒙兀兒帝國基礎後，相較中亞通道漸趨寂淡，印度洋則取而代之成為東西貿易要道。
終章：平行世界的終結？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詩經•小雅•北山》
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唐代文學家與理學家 韓愈
綜觀近代中國加入世界的過程，幾乎就是一部自我定位的轉型史。
當然，要說清楚它絕不容易，因為這段歷史既漫長又短暫。若論短暫，單單聚焦於宛若疾風驟雨般的十九世紀中葉以降，光要釐清其間各條主線與支線之間的來龍去脈與邏輯關聯，就是一件極其累人的繁瑣工作，何況阻礙我們撥亂反正尋求真相者，除了充滿意識形態色彩之情緒論調與所謂正統主流觀點之外，還有某種微妙的「人性」。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曾寫過一段耐人尋味的話，「世上大多數人，並沒有在追求可以實證的真相，所謂真相大多的情況，……是伴隨著強烈疼痛的，而大部分人並不追求伴隨疼痛的真相；人們所需要的，是能讓他們盡量感覺到自己的存在是有深刻意義的、美麗而舒服的故事」。這句話本身何嘗不是一個直白又殘酷的真相？
至於若論漫長，儘管人類在歷史進程中總不免遭逢某些「驚奇」（surprise），實則再怎麼令人詫異並被認為難以預料的事情，都有一段微不可知的演進脈絡。在此，同樣借用文學家的說法。美國幽默作家馮內果（Kurt Vonnegut）便曾經藉外星人之口有過如下陳述：「……我們特拉法瑪鐸星人習慣一次看所有訊息，不逐一閱讀，除非作者特意安排，否則訊息之間並無特殊關聯，也因此，一次看所有訊息能讓我們看到美麗、驚人而深奧的生命意象，一切沒有起承轉合、沒有懸疑情節、沒有道德論述、沒有原因，也沒有結果」。
當然，人世間所有事情都有其「因果」，馮內果或許並非真想否認這些因果，只是反對過度強推其「因」，並先入為主地設定其「果」。事實上，自從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在一九九一年首次提出「大歷史」（big history）概念以來，便有愈來愈多人試圖透過更為宏觀、且跨越既有歷史與地理人為界限之視野，努力去重新描繪人類乃至整個星球的過往。儘管如此，本書目的絕非前述概念之「回應」或「實踐」，因為從個人角度看來，我始終覺得此舉重點在「破」（超越現有科學革命與國族史框架），而並不是「立」（無論希羅多德的《歷史》或司馬遷的《史記》都早就有大歷史的影子）。進一步來說，本書概念只在提供某種全景式角度（panoramic view）以再度審視這段中國與西方的互動歷程，畢竟在近代全球化浪潮來臨前，若干平行世界（parallel world）長期並存於地球表面乃是不爭事實，無論東亞或西歐都是其中之一。
更甚者，所謂平行世界並不僅突顯於其彼此之地理隔離，且指出生活內涵之差異與多樣，同時更暗示著彼此理解不足，以及由於缺乏互信以致相互敵對和歧視。顯然，即便同一個世界的人都難免產生誤解與衝突，何況相距千萬里？至於此種理解不足現象就是本書標題中的「翳」字。當然，由於此一系列主角乃是中國，此處首先要突顯的自然是它對外部世界發展的茫然不覺，尤其是從十六世紀地理發現到十八世紀工業革命過程中高速轉型的全新結構與行為準則，但與此同時，歐洲人即便存在更積極強烈之求知慾與探索精神，難道不也在主觀屏蔽下始終維持著某種歧視性誤解？
無論如何，「即便曾經經歷一段短暫但令人印象深刻的衰落，直到十六世紀，甚至是十八世紀，東亞發展在過去兩千年當中始終居於全世界領先地位」，至於經常擔任核心角色或至少是最大行為體的中國，在十九世紀末期逐漸且終於融入由歐洲人編織的現代全球網絡，依舊等同終結了最後且最大的一個（與歐洲）平行世界，自此至今，我們只剩下「一群人類」與「一個世界」。
表面上看來，存在多個平行世界的人類時代已然結束，但事實真是如此？
一八九六年，高齡七十三且人生僅餘最後五年的李鴻章，拖著病軀踏上此生最漫長的一段旅程。即便中國在甲午戰敗後榮光不再，歐洲各國也正磨刀霍霍注視著自己認定的勢力範圍，畢竟餘威猶存，李氏一路從俄羅斯、德國、荷蘭、比利時、法國、英國乃至仍處排華浪潮中的美國，均受到高規格禮遇接待。抵達紐約時，潮水般的人群湧至輪船停靠的碼頭邊，所有人都想一睹「統治人口比全歐洲君主所轄子民還多，大清帝國總理大臣的風采」。甚至就在帝國傾頹之際，英國作家羅默（Sax Rohmer）在一九一二年創造了「傅滿州」這個風靡海外數十年的中國人物，儘管角色形象傾向負面設定，羅默仍將他描繪成目標在建立「縱橫四海的黃色帝國」，一個「堪稱幾個世紀以來所產生最了不得也最邪惡的天才」。
顯而易見，就算中國看來幾無還手之力，不但德皇威廉二世將一八九五年底被報章刊出的一張〈黃禍圖〉廣為流傳，成為十九世紀末一股莫名「中國威脅論」急先鋒，根據弗瑞林（Christopher Frayling）的看法，此時這股思潮的背景有四：首先是為數龐大中國人的潛在戰力，其次是中國一旦吸收現代工業與資本主義，必將衝擊西方商人主宰地位，第三是中國移民對西方社會帶來之道德敗壞，最後則是歐洲的人種純淨度可能遭受通婚之汙染。暫且不談此類論調與帝國瓦解現實並存之時空矛盾感，也不提它至今「日新又新」不斷被作為某些政策之正當性來源，單單聚焦腦中想法與眼前世界的巨大落差，尤其一部分人持續翻新威脅論據並強化其說服力，另一部分人卻依舊自怨自艾地沉溺於自認被迫害歷史下的屈辱感，在交集有限的思想空間中，難道不是另一種無限延伸、沒有盡頭的平行世界嗎？
總而言之，回到本系列「兩千年、四百年、一百年」的三部曲設計，本書目的如同前述，僅在嘗試提供某種全景式歷史圖像，既讓中國與西方兩線並進，更期盼「將中國拉進世界」，一定程度彌補迄今主要依舊各說各話之敘事主流。至於由此能帶來何種想像與創新，就留待與各位一起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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