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國外交政策理念的市場已經改變。外交事務方面的知識分子一直致力將有關美國權力和意向的新觀念引入公眾辯論中。但是，成功傳播新理念的方法正在演變，甚至影響到最有權勢的行為者。如想了解這些轉變背後的意義，不妨參考巴拉克．歐巴馬和唐納．川普的外交政策思路。我們可以肯定，這兩個人對待理念的方式大相徑庭。然而有趣的是，理念市場對待這兩個人的情況卻十分相似。歐巴馬當選時，這第一位的非裔美國總統被譽為難能可貴的政治人物，因為他同時也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在出馬競選國家公職之前，他是一位法學教授以及普受尊敬的作家。他第一次競選總統的基礎乃建立於對現行外交政策的強烈批評上。他呼籲在外交事務中推出「新視野的領導」，亦即「一種從過去汲取經驗但不受過時思維束縛的視野」。儘管如此，他還是很樂於接受反對派的觀點，在自己的施政中擁護「競爭對手團隊」（team of rivals）的原則。他留住喬治．布希最後一任的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茲（Robert Gates）在其內閣中任職。他任命了最先前與其激烈競爭的黨內對手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擔任國務卿。他的第一位國家安全顧問在考慮接任這一職位之前，甚至從未見過總統。除了內閣之外，歐巴馬也作出了努力，接觸了輿論專欄作家和外交政策專家（而這些人不僅只是理念契合的盟友）。身為新任總統，歐巴馬想參與外交政策理念的市場。
然而，在其任職期間，總統在嘗試影響主流外交政策論述的過程中卻越來越感挫折。一位不具名的歐巴馬顧問用「幕後操盤」（leading from behind）來形容美國在二○一一年干預利比亞的作為，而這說法似乎也能概括他第一個任期時的外交政策，但也引起了外交政策界相當的鄙視。在他第二任期中流行之外交政策的口號正是歐巴馬本身的觀點：「別幹蠢事。」批評者嘲笑該口號，咸認那對於美國遠大的戰略而言未免太過狹隘。甚至希拉蕊在接受採訪時也批評這個口號：「大國需要組織性的原則，『別幹蠢事』並非此種原則。」總統對軍事干預的持續警惕心態（利比亞的後勢反而加劇了這種警惕）導致他拒絕接受採取更強而有力之軍事行動的呼籲、解決中東地區大量危機的呼籲。歐巴馬一再保證在外交政策方面，面對伊斯蘭國、爭取光復失地之俄羅斯以及分崩之中東地區的衝突時，一切都表現得不錯。眼見歐巴馬的冷靜，許多批評家紛紛拿「世界失火了」的說法加以回應。
外交政策界越來越高漲的聲浪使得總統及其國家安全幕僚感到不安。歐巴馬任職期間一直是輿論新聞的狂熱讀者（即使他不同意其中很多的觀點）。在外交政策領域尤其如此，正如他以前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一位幕僚人員所觀察到的那樣：「只要華盛頓達成明智的共識，〔歐巴馬的〕第一本能就是不買帳。」他的幕僚人員對華盛頓外交政策研究機構的想法越來越惱火。歐巴馬的副國家安全顧問兼外交政策秘書班．羅德斯（Ben Rhodes）發了幾句牢騷：「華盛頓的論述好像變成一種最高綱領主義的外交政策，只為撐下去而運作〔a self-licking ice cream cone of maximalist foreign policy〕……」在另一次訪談中，羅德斯則以嘲諷的口吻稱華盛頓特區外交政策界為「一團糟」。
到第二任任期結束前，歐巴馬在外交政策思想產業上的挫敗感已經滿到溢出來了。這點反映在他告訴《大西洋雜誌》的傑佛瑞．戈德伯格（Jeffrey Goldberg）有關美國外交事務各種看法的評論上。總統那段談話中最突出的一點是：他與外交政策界意見相左時所感到的沮喪。二○一三年八月，當政府正謹慎處理對敘利亞發動軍事打擊的計畫時，歐巴馬同時感到自己被「總統必須拿出決心」的外交政策共識所包圍。他拒絕訴諸武力的立場惹惱了許多外交政策的觀察家（包括他施政團隊內部的一些人）。戈德伯格總結道：「歐巴馬通常認為，暗中被他瞧不起的華盛頓外交政策研究機構太迷戀『聲譽』了，尤其是那種用武力買來的『聲譽』。」面對外交政策界用來束縛他這位總統的那套觀點，歐巴馬也很直白說出自己的感受：
華盛頓有一本被視為總統理應照著走的劇本。這是一本來自外交政策研究機構的劇本。劇本規定了對不同事件的回應，而這些回應往往是武裝的回應。在美國直接受到威脅的地方，這個劇本是行得通的。但是這劇本也可能是陷阱，可能導致錯誤的決定。在國際的挑戰中……如果你不照著劇本走，而且即使你有不執行的充分理由，也會受到嚴厲的批判。
最後，歐巴馬因為不理會在敘利亞使用武力的普遍觀點而感到自豪。該決定的內在優點將會無休止地爭論下去。有趣的是，歐巴馬對戈德伯格承認了一點：他對外交政策界知識分子的蔑視使他在政治上付出了代價。的確，他在對敘利亞的政策上所做出的決定引發了有關「在國際事務中可靠性和聲譽的重要性」的激烈爭論，而這一爭論目前尚無結論。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歐巴馬擔任總統期間，像敘利亞這樣的事情是例外而非通則。在美國訴諸武力這件事上，歐巴馬經常還是按照劇本走的。身為總統，他試圖塑造外交政策理念的市場，但是他也發現，自己的政策受到該市場的限制，而且是以他不喜歡的方式受到限制。
歐巴馬在表達自己不滿情緒的同時，唐納．川普正在對抗外界預言他將以總統候選人的身分走入歷史的說法。與歐巴馬形成鮮明對比的地方是，川普醉心於發動過去半世紀以來數一數二異類的外交政策運動。這位紐約房地產大亨雖然無法掌握外交政策的細節，但他對外交政策如何運作的方式塑造了一貫的零和世界觀。他推出「美國優先」的口號來解釋他的外交政策信念（儘管它讓人想起一九四五年之前的孤立主義）。川普輕視許多由美國主導創立的多邊組織（包括北約、世界貿易組織和聯合國），認為那些都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他主張美國的盟國應該向美國所提供的安全保障支付更多的費用。他設想南韓、沙烏地阿拉伯和日本應該發展自己的核武器以便應對國家安全的威脅（不過他認為核擴散是世界上最大的威脅）。他也建議，自由主義的國際經濟秩序必須從有利於美國的立場澈底加以修正。
川普的外交政策平台引起了外交政策研究機構的激烈反擊。自由主義者一致譴責川普的言論，而保守派知識分子批評的猛烈程度也不遑多讓。大批經濟學家和歷史學者唾棄川普。《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等關鍵的保守派媒體發表了旨在反對川普的論點。例如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查爾斯．克勞特漢默（Charles Krauthammer）、馬克斯．博特（Max Boot）以及喬治．威爾（George Will）等共和黨專欄作家均揚言自己永遠不會支持川普。最保守的智庫也與他的政策保持距離。二○一六年三月，共和黨一百二十多名外交政策專業人士簽署了一封公開信，明確表示他們將不支持川普參加大選。在大選期間，也出現類似的共和黨請願書。即使共和黨的國會領導人物默許了川普，共和黨的外交政策界仍然堅決反對他參選。
美國的外交政策界對川普做出嚴厲的審判，但他也立即對其還以顏色。在共和黨的黨內初選中，他的競選活動拒絕了大多數對共和黨友好之智庫的好意，拒絕接受他們在世界政治的議題上對其進行輔導。川普以自己的一套說詞明確否定了現行外交政策專業知識的價值。他在二○一六年四月的外交政策演講中辯稱：「現在是為美國外交政策除鏽的時候了。現在是接受新聲音和新想法的時候了。」他接著說，他的外交政策顧問不會是「那些履歷雖很精采、卻交不出漂亮成績單的人，這些人真該為長期的策略失敗以及持續的戰爭損失負責。」
在提出這些論點時，川普公開質疑了有關美國外交政策的主流論述，並至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一些保守派的評論家很歡迎川普對共和黨外交政策正統觀念的質疑。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鮑勃．科克爾（Bob Corker）參議員曾稱讚川普「膽敢挑戰已經存在很長時間的外交政策研究機構」。也有一位政策分析師對他的外交政策表示欣賞：「川普是一個顛覆者，而國際關係肯定是一個需要被顛覆的領域。」《紐約時報》的瑪姬．哈伯曼（Maggie Haberman）和大衛．桑格（David Sanger）指出：「川普先生的論述最引人注目的一點是：美國安全的基本原則從來很少受到議論。」
研究社會運動的學者澤內埔．杜菲其（Zeynep Tufekci）認為，川普民粹主義風格的競選活動深刻影響了理念市場。她總結道：「川普不僅說出荒謬絕倫的謊言，他也說出真相……只是這些真相大部分被忽視，尤其被共和黨的精英所忽視。」的確，川普在共和黨初選中的成功致使人們推測，新保守主義思想在共和黨外交政策論述中的主導地位即將結束。許多保守派得出「黨的整個知識體系都崩潰了」之結論。歐巴馬敏銳地意識到理念市場的局限性，而川普卻高高興興地顛覆了外交政策劇本中所有的規範和成俗。
川普開展了歷史上數一數二強大的反智主義運動，但同時播下了自我毀滅的種子。政客可以對外交政策提出相反的觀點，但他們必須具備智識能力來應付公眾對那些觀點的批評。川普善於虛張聲勢來捍衛自身立場，但是缺少外交事務的必要知識，還缺少輔導他的專家。在整個共和黨初選的過程中，川普承諾宣步其外交政策顧問的人選，但卻遲遲不兌現這項承諾，堅持認定他就是自己最好的顧問。當他終於將自己的外交政策團隊介紹給外界時，那與川普最初宣稱將推出外交政策「最好團隊」的說詞似乎大相逕庭。即使是外交政策專家中本應最贊同川普世界觀的務實主義者對他也避之唯恐不及。少數願意在公開辯論中為他辯護的代理人也讓外界看不出有何過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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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領袖」（thought leader）一詞的起源遠不如「公共知識分子」一詞的起源久遠。然而，瀏覽一下谷歌趨勢便可看出，到了二○一二年，前者的使用率已超過後者。思想領袖是如何有別於公共知識分子的？對這領域十分熟稔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機巧地將前者定義為「在豪華遊艇間鑽進鑽出、雄心勃勃且業績不賴的理念販子」。布魯克斯這譏諷味的描述可能會逗人開心，但是就我們的目的而言實在是不夠的。私營部門動不動就提到「思想領袖」，然而卻沒有賦予它精確的含義。
就本書而言，思想領袖是知識福音的傳播者。思想領袖發展出自己用來詮釋世界的獨特視野，然後將這種世界觀傳給身邊的人。公共知識分子和思想領袖都在從事創造知識的行為，但是他們的風格和目的是不同的。公共知識分子對許多事情都足夠了解，因此可以指出知識界的假充內行。思想領袖知道一件大事，並相信自己的重要理念將改變世界。
表一說明兩種原型之間的差異。我們不妨借用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的說法：公共知識分子是狐狸，思想領袖是刺蝟。前者是懷疑論者，而後者是真正的信仰者。前者是批評家，後者是創作者。公共知識分子已準備就緒，願意並且有能力告訴你，其他人的世界觀有何錯誤。思想領袖則不顧一切要告訴你，他們的「遠大理念」（Big Idea）多麼正確。如果歐巴馬和川普算得上知識分子，那麼前者扮演的是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後者則是檯面上最厚顏喧鬧的思想領袖。
公共知識分子和思想領袖並非完全不同。兩類知識分子在理念世界中流通互換。這兩類之間的二分法只是行事風格上的區別。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場合裡，同一個人既可以充當公共知識分子，又可以充當思想領袖。正如柏林在他那篇有名的論文中所主張的那樣，過度強調其二分法並不妥當。不過他也指出，如果二分法真能反映實情，那這將「成為真正調查研究的一個起點」。將人區分為公共知識分子和思想領袖的作法有助於我們理解現代的理念市場。本書將論證的一個重點是：現代的理念市場能使所有知識分子獲利，但思想領袖受益的程度遠勝於其他知識分子。
（二）
理念市場的規模大於以往任何時代。如果它能稍微改善，那就太好了。
理念市場可以為世界帶來很多好處，但這些並不是全然質純的東西。正如本書所希望證明的，二十一世紀的理念市場的確產生一些明顯的影響。對異類思想家而言，進入其中的門檻降低了。思想領袖比公共知識分子受益更多。超級巨星的獲利遠遠超過所有其他的人。總體看來，這些影響意味著，儘管知識分子的人數眾多，但是某些思想領袖發揮的影響過大，而在功能完善的市場中，情況不應該是這樣的。
如前幾章所述，公共知識分子仍然可以作為思想領袖重要的牽制力量。但是，對權威信任的削弱、政治兩極分化的加劇以及經濟不平等的惡化等因素，也減低了公共知識分子向其他觀點講真話的能力。服從權威人士主張的這條捷徑不再像以前那樣好走，因為大家對所有形式之權威的信任都下降了。自由主義思想領袖可以僅僅因為黨派關係而對保守派的公共知識分子嗤之以鼻，反之亦然。藉著大手筆的資助，巨富階級可以確保對上自己胃口的思想領袖不會褪色。公共知識分子想在公共領域裡爭取別人認同自己的批評時，這每一個因素都會造成妨礙。
知識分子寶貴的辯論顯然仍在現代理念市場中進行。本書依序詳細介紹了薩克斯與伊斯特利關於經濟發展的辯論、各界反對尼古拉斯．克里斯多夫關於學院遭邊緣化的主張、姬兒．黎波爾和克萊頓．克里斯汀生之間關於破壞性創新的鬥爭，以及尼爾．弗格森與其批評者之間的衝突。若與以前的時代相比，現在進入理念市場的門檻要低很多。這使更多的人能夠在有關公共政策和外交政策的辯論中提出比以往更多的想法。儘管如此，知識界食物鏈頂端的攪動卻低於你我的預期。前文提到的所有那些最有影響力的外交政策思想家在檯面上發揮影響力的時間已經相當長了。破壞性創新對理念市場本身的影響不大。
造成的結果便是一個運作得不完善的理念市場。超級巨星級的思想領袖應付得比超級巨星級的公共知識分子要好。破壞性創新等流行理念的沒落和金融市場資產泡沫的下場一樣。這種理念太快吸引了過多不具批判能力的關注，然後在知識界嚴重肆虐一番之後被打倒了。現代理念市場使思想領袖忽略公共知識分子，等到想要改變，為時已晚。線上世界激勵批評者成為網路巨魔，令他們的言語更加刺人。巨魔戰術短期之內可能奏效，但從長遠看，這種行為只會誘使知識界的超級巨星更不理睬外界的負面反饋。
這裡總結一下：事情並不比過去更糟糕，只是其缺陷的性質不同以往。
情況會不會有所改善？大家若能齊心協力提高論述水準，這樣能否出現新的氣象？在一個有缺陷的體制中，知識分子應該如何安身立命？可以肯定的是，能使理念市場運作得更良好的結構轉變以及體制改革確實存在。另一股理念市場變革的動力可能來自成功的知識分子從內部進行調節的能力。但是《新共和》最近的動盪表明，個人想改變事物的努力是有限的，即使那人是非常有錢的資助者也一樣。
無論我們如何劃定理念市場的界限，《新共和》雜誌必然穩當地位於其內。根據其共同創辦人赫伯特．克勞利（Herbert Croly）的說法，從一九一四年創刊以來，該雜誌的宗旨始終是「為美國的輿論界帶進一些理想以及觀點。如果這些理想和觀點已是被接受的事實，我們也沒有必要撰寫本文。我們嘗試的便是讓盲目或者不情願的人接受一些看法。」《新共和》發表了上世紀一些最偉大知識分子的理念，例如約翰．杜威、沃爾特．利普曼、路易．梅南（Louis Menand）、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雷茵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瑪莎．納思邦（Martha Nussbaum）、喬治．歐威爾、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安德魯．沙利文（Andrew Sullivan）、麥可．瓦爾澤（Michael Walzer）和瑞貝卡．韋斯特（Rebecca West）都曾在該雜誌發表文章。該雜誌也是其編輯人員的重要跳板。經過一段時間的磨練後，TNR最出色的人可能轉換跑道，繼續為提升《紐約客》、《哈潑》、《評論》、《大西洋》、《紐約時報書評》、《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等刊物的知性水準而奉獻。它是印刷刊物中最穩健以及歷時最長的文化批評園地。
在描述《新共和》對思想界的貢獻之餘，也應交代它的眾多缺陷。它在一九三○年代過於迷戀史達林主義的經濟學，並在一九五○年代陷入蘇聯的間諜圈。隨著該雜誌在一九八○年代恢復了學術的活力，它還發表對於美國種族的一些褊狹看法。《新共和》在最近幾十年間主張採取強勢的干預主義外交政策，這使一些人興奮不已，但也激怒另一些人。然而，即使是像塔─奈西希．科特斯這樣猛烈批評《新共和》的人也承認該雜誌在知識傳承上的軸心地位。沒有人會指責它沒能認真地對待理念。《新共和》面臨的問題在於，它雖然是知識界的驅動力，但更是一個無利可圖的機構。《新共和》的前任編輯漢德里克．何茲伯格（Hendrik Hertzberg）解釋道：「《新共和》的經營只遵循一種商業模式：始終有個偏執的富翁願意支付收入和支出間的差額。」此一贊助傳統始於韋拉爾．斯崔特（Willard Straight），然後歷經像馬提．佩雷茲（Marty Peretz）以及一些願意為該雜誌在非盈利之重大成就方面提供資金的古怪富翁，而這些人通常藉此爭取該雜誌在政治、文學和學術界所能享有的盛名。然而，損失會越積越多，導致《新共和》的業主被迫求助於下一個慷慨的贊助者。
臉書的共同創辦人克里斯．休斯（Chris Hughes）在二○一二年收購《新共和》時，最新的資助者似乎有著落了。儘管休斯具有賺進好幾億的本事，但是打從一開始他就明確表示，自己不想將《新共和》知識文化的角色轉變成類似於科技新創公司的東西。購買《新共和》後不久，休斯告訴《紐約時報》，他對招募社交媒體明星不感興趣，只對保留該雜誌的一流作家感興趣，以「確保《新共和》不是一個他們努力付出十年後就得走人的地方」。《紐約》裡的一篇人物側寫指出：「休斯想要出品有思想的人該讀的東西，而不是急就章粗製大多數人喜歡的東西。」他在二○一三年的一次受訪中指出：「我們不是矽谷的下一個大趨勢」，並發誓道：「《新共和》不會在短期內進行首次的公開募股。」休斯收購《新共和》後，該雜誌的文學編輯萊昂．維瑟爾蒂埃（Leon Wieseltier）同樣向媒體誇口：「我敢自信地說，我們不會一味求快或是迷失方向，把目標模糊掉。我們正在恢復往日的標準。」
在休斯主理的頭幾年，《新共和》對其網站進行了更新，再度聘用著名的編輯富蘭克林．富爾（Franklin Foer）來經營該雜誌，同時網羅許多優秀的作家來加強其工作人員的陣容。《新共和》出品了一些上乘的報導和評論，這些作品引發了各界對於中東和平進程、俄國政治、科技烏托邦主義和政治貪腐等議題的廣泛討論。《新共和》在富爾的主持下多次獲得「國家雜誌獎」的決選入圍資格。有位曾在《新共和》工作過的人稱讚休斯是「二十一世紀的沃爾特．利普曼」。二○一四年秋天，該雜誌舉辦一場眾星雲集的晚會以慶祝一百歲的生日。
儘管如此，《新共和》賺不了錢的問題仍然存在。的確，根據休斯所言，在他入主該雜誌的頭兩年裡，虧損是以驚人的速度惡化的。他向雜誌投入了大量資金，而且花在做報導的錢遠遠多於花在重新設計辦公室空間以及公關的錢。這種支出令《新共和》快守不住底線了。
就這一點而言，在過去的週期中，《新共和》的東家都會開始尋覓新的資助者。然而，休斯卻改採了不同的路線。他聘請了「雅虎新聞」（Yahoo News）的前總經理蓋伊．維德拉（Guy Vidra）來改變現狀。休斯在宣布聘用維德拉的新聞稿中稱讚對方富有企業家的精神，並解釋道：「過去這兩年我學到的一件事是，如要維持並強化一個優秀機構的水準，就必須改變它。」在同一份新聞稿中，休斯還宣布創立「新共和基金」這一新的投資工具，以便為處於早期階段的科技公司提供資金。他隨後在一次受訪的場合中解釋道：「在蓋伊加入公司後，我們正在努力為『數位故事創作』的新型態……創造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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