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徵求有驚喜
這本書是從我的博士論文修改而成。讀博士班之前從未聽聞范文瀾大名的我，到轉而以此為題完成我的博士學業，這個過程之中處處皆受張元老師的悉心提點。感謝老師博大的心胸與細膩的治學處世，讓我在求學之路上得以長久受益。臺灣長期以來處於冷戰對峙的前線，冷戰結束後的兩岸關係又起伏不定，使我們對於對岸的知識狀況，總是相對隔膜而不得其要。本書自許為繼逯耀東、潘光哲等諸多前輩學者之後，企圖改變此種現狀、增進彼此了解的努力之一。而書中對於海內外學界相關成果的借鑑，也是判然分明。
本書傳主紹興范文瀾(1893-1969)與樂山郭沫若(1892-1978)、桃園翦伯贊(1898-1968)、武岡呂振羽(1900-1980)、平遙侯外廬(1903-1987)被當代中國大陸史學界尊稱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五老」。「五老」之中，郭氏和呂氏留學日本，翦氏曾經短暫留美，侯氏則是留學法國，唯有范氏是徹頭徹尾土產的馬列史家。不僅如此，他還是「五老」中唯一從舊國學的營壘中殺出，投向馬克思主義「新史學」的一家。其他四位則原本或習醫學，或學經濟，或習工業，或研法政。因此，范文瀾最終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家的學思歷程，在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史上有其特殊的代表性。臺灣學界過去對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往往以非學術名之而置於不聞不問之列。本書則希望能對其何以興起的合理性，做出一點力所能及的說明。
范文瀾的史學成就，以其膾炙人口的《中國通史簡編》初版(1941-1942)和修訂本(1953-1965)最為著名。但是在此之前，他原以治《文心雕龍》而成名，師承黃侃(1886-1935)之學，著述從未涉及現代經過高度專業化後的史學領域。因此，范氏的學術發展也像顧頡剛和蒙文通等人一樣，有一個「化經為史」的過程。其中，傳統四部學術的深厚積累如何移步換形，逐漸轉變成注解馬、恩、列、斯、毛，並力求適應中國現實革命形勢的開展而伸縮，其變與不變之面目當然值得深究。但從更大的思想發展脈絡來看，范文瀾如何從一位書齋式的學人，在1920年代中期經過短期內急速的政治化後，變成一名積極行動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復於1930年代逐次上升之激進化風潮中，蛻變為一位強調史學為政治服務的馬克思主義史家；最終奠定他成為毛澤東的頭號史官之地位，臨死前更被晉升為位望崇隆的中共中央委員，亦是本書窮追考索的主題。
既有針對范文瀾的學術思想與生平之研究，受限於政治意識形態的桎梏，無法對其何以傾心中共的思想轉變加以有效之解釋。本書則力圖回到歷史場景，深描細寫范氏於1910年代在北大的求學歷程（第二章），強調他加入蔡元培之「進德會」所立下之非政治的開端（誓不做官），以及如何深受無政府主義思潮之影響，乃至於在1920年代由於五卅運動爆發，帝國主義的刺激和中共極具力量之宣傳，使他憤而加入國共聯合裡的中國共產黨。儘管如此，此時的范氏在學術上仍醉心於「整理國故」運動，因而未全心投入政治活動（第三章）。真正的轉捩點在1930年代，范氏身為故都北平學術社群之一員，對於日本在九一八事變以後在華北的節節進逼，不由得不深受觸動。更且在國民政府白色恐怖的陰影之下，與中共在名義上失去組織聯繫的范文瀾，一再出力支援被捕下獄的共產黨員，最終導致自己也兩度深陷牢獄。支持中共成為其人之道德抉擇(moral choice)，甚至是一種存在抉擇(existential choice)，而非僅僅基於民族主義激情或國共黨派偏見（第四章）。
本書除了鋪陳范文瀾前半生在思想上的激進化歷程之外，對其此期之學術著述也有相應的評估。就范氏此一個案而言，思想的轉變遠遠先於其人學術之變化。由於馬列主義為舶來品，消化吸收需有相當時間。經過中國社會史論戰洗禮之後的1930年代，成為范文瀾重整再出發的沈潛期。1940年初排除萬難抵達延安的范氏，因緣際會取代早逝的章太炎弟子吳承仕(1884-1939)，最終成為毛澤東在中國歷史論述戰場上的代言人。與陳伯達(1904-1989)身為毛澤東的頭號馬列主義理論家一樣，范、陳二氏分別在歷史解釋與理論建構兩方面，演化為毛主席意識形態之雙翼，幫助「毛澤東思想」走上神壇（第五章）。
執筆至此，我已遠赴珠海中大任教，感謝我的系主任吳滔教授不斷地鞭策和照拂，還有我的愛妻琇安無微不至的照顧，以及留在故鄉的岳父母對我們永恆不變的支持。王汎森、沙培德(Peter Zarrow)、劉季倫、游鑑明與鐘月岑等多位師長殷殷垂詢本書的出版進度，原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職的馬忠文、趙慶雲兩位學友在查找資料方面的協助，以及清華同窗溫楨文、詹怡娜賢伉儷在本書修改過程中的大力支援，都使我銘感在心。當然最重要的，是我一路走來自身父母的關懷呵護。為了應付我嗜書如命的愛好，他們已付出太多，現在終於可以安心放手了。
葉毅均
2020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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