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的夾縫：改變台灣命運的起手式》
本套書總名為《夾縫中的台灣》，內分三冊，第一冊《中西文明的夾縫》，旨在說明西方殖民帝國主義興起之後，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國家，為什麼會淪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第二冊《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前半部敘說日本帝國主義佔據台灣之後，先人奮起反抗的歷史。第六章〈被屈辱的台灣〉，則由蔡英文執政後在琉球樹立的「台灣之碑」，說明獨派為了追求獨立，如何刻意扭曲歷史。
這種扭曲歷史的現象，反映出本書第三冊《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所要探討的一個根本問題：被殖民的知識菁英，為了追求所謂的「現代性」（modernity），不惜拋棄自己的文化傳統，而盲目推崇殖民主所提倡的價值觀，結果形成所謂「自我殖民」的現象。這種現象從獨派人物選擇性地推崇後藤新平已經可以看出其端倪，這也是本書第二章〈被修理的台灣〉所要闡述的重點。
要了解「殖民現代性」的成因，二次大戰前後，還有兩個值得探討的區域，一是日本在中國東北扶植成立的「滿洲國」；一是日本對中國發動戰爭後，在淪陷區成立的汪精衛政府。
不管其目的為何，日本人在這兩個地區都曾經致力於「現代化建設」，這兩個地區人民的生活確實也有所改善。先拿前者來說，一九三○年代，滿洲國成立後，在東北積極從事建設，吸引了許多台灣的知識菁英前往工作。在作為「殖民地」的台灣，台灣人始終是被當做「次等公民」對待：台灣人學校畢業後，進入公務機構工作，職位最高只能升到「郡守」（課長）；滿洲國成立後，立即有台灣人出任「外交總長」（謝介石）。不僅如此，在台灣進入職場做同樣的工作，日本人的薪給硬是比台灣人多六○％！
基於這樣或那樣的種種原因，在那個時代，台灣的知識菁英竟然掀起一股「來去滿洲」的熱潮，到二次大戰結束時，有五千個台灣人到滿洲去找工作，其中竟然有一千個是醫生！許多東北人以為台灣是「醫師島」，其實是因為作為殖民地的台灣，年青人要想進入高等院校，只有「醫科」和「農科」可作選擇，法政科系是「統治階級」專用的知識，殖民地人民休想問津。
滿洲和台灣比較，儘管有這樣的反差，但這並沒有辦法改變當時的滿洲是日本附庸國或次殖民地的事實。本書第七章〈末代皇帝的墨鏡與認同危機〉說明溥儀是在什麼樣的主客觀條件下，半推半就地接受日本人的脅迫，出任滿洲國的「執政」。然而，溥儀畢竟無法改變他作為「傀儡皇帝」的情勢，本書第八章〈末代皇帝的御醫〉說明了這位傀儡皇帝的生命處境與歷史命運。
除了滿洲國之外，抗戰期間在中國領土上成立的傀儡政權，還有南京的汪精衛政府。本書第九章〈南京大屠殺〉之後，藉由一位國民黨政府特工的視角，說明當時「淪陷區」的經濟建設以及人民的生活水平其實都比「大後方」來得高。
抗戰勝利，在短暫的歡欣過後，來自「大後方」接受大兵目空一切的氣焰，已經使「淪陷區」的人民產生反感，宋子文不理周佛海的建議，硬是將「國幣」和淪陷區「儲備券」的兌換比率訂為一○比二○○，已經注定國民黨在大陸潰敗的命運。這種錯誤的決策，就很難用「殖民現代性」來加以解釋了。這一點，從楊鵬的生命敘事中，可以看得最為清楚。
《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從被出賣到凌虐，台灣被殖民與自我殖民的困境》
本系列題為《夾縫中的台灣》，內容共分三部。我撰寫本書的主要目的，是要提供一種「文化中國史觀」，為處於「中西文明對抗」之夾縫中的台灣，找到一條可行的出路。職是之故，在這篇「導讀」中，首先我要談的是何謂「文化中國」，其「史觀」又是什麼。
羞辱的世紀
中國自從第一次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失敗之後，開始進入「百年羞辱」（century of humiliation）的時期，對於西方列強所發動的侵略戰爭，幾乎毫無抵抗能力。尤其是在一八九四年發生的甲午戰爭，清廷竟然敗於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不得不簽訂馬關條約，把台灣和澎湖割讓給日本。
日本在經過一個世代的勵精圖強，不僅打敗中國，更在中國的領土上，發動「日俄戰爭」（一九○四─一九○五），打敗俄國，迫使俄羅斯帝國不得不將它在滿州的權益讓給日本，人為刀殂，我為魚肉，任憑宰割，使得中國知識分子信心全失。
一九一六年，袁世凱陰謀恢復帝制，通令全國尊孔讀經，激起了一波新「新文化運動」。到了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巴黎召開的和平會議上，中國代表對日本妥協，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消息傳來，輿論大譁，北京學生立即上街頭抗議，新文化運動也迅速轉變為一場以「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做為主要訴求的愛國運動。
在新文化運動期間，中國知識界其實已經處在一種文化危機的狀態中。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前提之下，為了掃除政治和社會上的弊端，參與新文化運動的許多知識菁英企圖用「西方文化」來反對「傳統文化」。譬如「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陳獨秀（一九一八）在他一篇著名的文章〈答佩劍青年〉中，便將中西文化對立起來，而徹底否定清末以來的「中體西用」論：「歐洲輸入之文化與吾華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質極端相反」，「吾人倘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則不得不以舊有之孔教為非；倘以舊有之禮教為非，則不得不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存之餘地」。
「五四意識形態」
他們言行狂謬，破壞綱常。陳獨秀（一九一九）因而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一篇〈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他說：「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那德先生，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他非常堅定地表示：「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政策，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這段出名的宣言，變成「新文化運動」的主題。
在當時的政治和社會氛圍之下，大多數青年將西方的「德先生」和「賽先生」當作新偶像頂禮膜拜，新文化運動愈演愈烈，「吃人的禮教」、「打倒孔家店」變成喧騰一時的口號。儘管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物並未全面否定傳統，新文化運動實際上卻演變成為「全盤反傳統主義」（林毓生，一九七二／一九八三）。
在救亡圖存的時代要求下，五四之後的中國知識界普遍盛行著三種意識形態：社會達爾文主義、科學主義和反傳統主義。在國共內戰時期，親國民黨的知識分子主張學習英、美的議會政治；親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主張學習十月革命後的蘇聯。然而，他們對於這三種意識形態的堅持，卻沒有兩樣。
文化中國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共之間立即爆發了慘烈的內戰。中共在一九四九年獲取政權，國內情勢底定之後，旋即發起「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的社會改造運動，最後演變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而李登輝在一九九四年掌握國民黨內的實權之後，不久即唆使一批所謂「自由派」的學者，啟動「教育改革」，徹底毀壞當年台灣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社會根基。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台灣各級學校任教的日籍教師都被遣返回國。對於台灣的歷史發展而言，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是十分重要的一年。那一年，跟隨國民政府撤守到台灣的兩百萬人中，不僅包括六十萬大軍，而且還有一群當時全中國的文化菁英，這些人在各種因素的因緣際會之下，被歷史洪流陸陸續續送到了台灣，並迅速填補了日籍教師在各級學校所留下的真空。他們在十分艱困的情況下，在台灣社會中播下「文化中國」的種子。
在蔣經國主政的時代，跟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的文化菁英，像孫運璿、李國鼎、趙耀東、尹仲容等人，和台灣企業界的優秀人士，像王永慶、張榮發、高清愿等等，再加上台灣民眾的共同努力，不僅塑造出「四條小龍」的東亞經濟奇蹟，而且把台灣的民間社會塑造成一個「比中國更中國」的「文化中國」。
「去中國化」
「文化中國」（Cultural China）是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在一九八○年代提出的概念，原本是指離散於中國大陸之外的華人文化區。當時中國大陸在經歷「文化大革命」的劫難之後，剛開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文化中國」已經被摧殘殆盡，所以有此一說。
令人遺憾的是：李登輝在國民黨內當權之後，為了從根剷除國民黨的勢力，從一九九四年起開始借助李遠哲的「諾貝爾獎」光環，以中央研究院及台灣大學作為主要基地，發動一批所謂「自由派」的學者，啟動「四一○教改」，叫出「廣設高中大學、消滅明星高中、打倒升學主義」等的民粹式口號，毫無章法地胡亂移植美式教育。
一九九四的教改，可以說是台灣由盛轉衰的關鍵。翌年我即出版《民粹亡台論》，批評李登輝搞的「黑金政治」，根本不是什麼「民主」，而是一種「民粹主義」。
陳水扁執政之後，又全力推動「去中國化」，在台灣搞出了一種沒有「品管」的教育，經過一個世代的荼毒，不僅塑造出一個看不到願景的「缺德」世代，而且將技職教育摧毀殆盡。二○○三年，我聯合學術界的同道，組成「重建教育連線」，發表「教改萬言書」，並出版《教改錯在哪裡？》，對「四一○教改」造成的後遺症，提出全面性的批判。
儒家思想的完成與開展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五四時期被新知識份子尊為「洋菩薩」的「賽先生」，其實只是一種「科學主義」（scientism）而已；當時的「新青年」是用一種自己並不了解的口號（科學），在摧毀一個不可能被徹底消滅的傳統（文化），結果是演變成「文化大革命」的民粹式悲劇。
台灣的一九九四教改亦可以作如是觀。當時所謂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其實是用「現代化」的口號，盲目推動一種「全盤美化」的教育，以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結果「一九九四教改」成為台灣「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整個台灣社會也陷入「內耗」的「民主困境」。
基於這樣的觀點，過去幾十年在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的過程中，我始終堅持以西方的科學哲學作為基礎，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來說清楚自己的文化傳統。最近我綜合過去歷年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一本《內聖與外王：儒家思想的完成與開展》，書中主張：中華文化傳統是一種追求「內在超越」的科學哲學，必須借助西方的科學哲學，建構客觀的理論，才能夠說清楚它所主張的「關係論」和「心性論」。因此科學哲學，可以說是儒家思想完成第三次現代化所必須要的「外王之道」。
儒家主張的「關係論」和「心性論」建構成客觀理論之後，它才可能獲得進一步的開展。在《致中和：儒家「修養論」的科學詮釋》一書中，我便以我所建構的理論作為基礎，說明朱熹當年編註《四書》所要彰顯的一貫之道。
在「心性論」方面，我所建構的理論是「自我」與「自性」的心性動力模型。從這個理論來看，要了解一個人，不僅要知道他的當前所面對的問題情境（意識），而且要知道他過去的生命經驗（個人潛意識），以及他的文化背景（集體潛意識）。因此本書採取「心理史學」的觀點，分析歷史上的重要人物。
兩岸共構文化中國
在文化分析方面，我採取「分析二元論」（analytic dualism）的主張，堅持必須在概念上將文化、社會和個人做必要的區分，一層層地加以分析，以免犯上「混接的謬誤」（fallacy of conflation）。
近期劍橋大學出版社幫我出版了一本小書，總結我對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基本主張，題為《含攝文化的理論：一種知識論的策略》（Hwang，二○一九），書中指出：我建構理論的第一步，是主張「建構實在論」（constructive realism），不是獨派主張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從這個角度看來，「文化中國史觀」的建構，必須要以歷史事實作為基礎；而獨派人士主張的「同心圓史觀」，將台灣歷史在時間上限縮為五百年，在空間上與大陸切割，這樣的史觀是為了政治目的，刻意扭曲歷史事實，誤導下一代。
我不認為兩岸有「立即統一」或「立即獨立」的條件。然而我認為「兩岸和平、互利共生」是所有中國人的共同期望。台灣的主政者必須表示出足夠的善意與誠意，在「一中兩憲」的現實條件上，跟對岸展開談判，先討論如何「兩岸共構文化中國」，等到雙方「心靈契合」，再思孜如何和平統一。這是我提倡「文化中國史觀」的最主要目的。
本部書題為《夾縫中的台灣》，其目的在於從「心理史學」的宏觀角度，說明台灣為什麼會陷入今天「內耗」的兩難困境，試圖找出跳脫這種困境的方法。
本書內容分為三部曲，第一部題為《中西文明的夾縫》，從世界史的宏觀角度，說明「文化中國」在世界史的地位，以及西方殖民帝國主義興起之後，中國為何衰敗，致使台灣陷入「夾縫」之中。第二部《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述說台灣「被殖民」的歷史，並分析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下，中國人如何陷入「自我殖民」的困境。第三部《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分析當前台灣知識份子「自我殖民」的心態。
《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共構文化中國，兩岸和平的解方》
本書題為《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是我一系列書系的第三部。這「三部曲」的前兩部《中西文明的夾縫》和《臺灣自我殖民的困境》，原先是要從「反殖民帝國主義」的立場，說明我為什麼要致力於建構華人本土社會科學。這兩本書於二○一九年出版之後，第二年春節前後，卻爆發新冠肺炎的危機，使全世界的人類都面離了死亡的威脅。
一起面對死亡
海德格在他的名著《存在於時間》中指出：對於死亡的理解，是使人由「非本真的」存在，通向「本真」存在的唯一途徑。每個人都會死亡，而且在任何一個時刻都可能突然死亡。可是大多數人都不認為自己隨時會死，而寧可相信自己還有無數日子可以活。這樣的信念使個人致力於追求「常人」的價值，並且變成一個終日操勞、庸庸碌碌的存在者。「死亡」的意義是個人永遠不再生存在這世界上。「面對死亡的存在」（being-towards-death）使所有現實的東西都喪失掉原有的價值。這時候，人才能夠定下心來，嚴肅思考存在的意義，而去追求「本真的」存在狀態。
海德格所說「面對死亡的存在」似乎是個人自己的事。然而，《聖經．啟示錄》中的「四騎士」告訴人們：死亡經常與戰爭、瘟疫和饑荒同在。在許多情況下，人類必須一起反思存在的意義。
十四世紀歐洲爆發黑死病，總共有七千五百萬人喪生，占當時歐洲人口一半。在死亡的威脅之下，義大利人本主義的詩人和作家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5-75），寫了一本著名的《十日談》（Decameron），書中描述十個年輕人為了逃避黑死病（black death），而躲到鄉下，聚在一起，十日之間講了一百個故事，控訴當時教會的貪婪、腐化和無能，成為日後「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宣言書」。
定義我們的世代
歐洲啟蒙運動時期最偉大的科學家牛頓（Issac Newton,1642-1727）也有類似的故事。牛頓十九歲中學畢業後，進入劍橋聖三一學院，充分感受到啟蒙運動時期新思想、新方法、新發現的衝擊，開始努力向學，並激發出雄心與創造熱情。一六六五年夏季他文科畢業時，發生倫敦大瘟疫（一六六五-一六六五），劍橋停課，他回到林肯郡舊居躲避。此後一年多的這段期間，他日夜不休地專注於研究工作，日後他所有的重大發現，包括微積分、萬有引力定律、運動三定律、以及三稜鏡的折射和散射實驗，都在這段期間獲得突破性進展，對當時正在進行的啟蒙運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三月二十三日，美國新冠疫情受災最嚴重的紐約州長郭謨（Andrew Cuomo）公開表示：這場瘟疫結束之後，「將重新定義一整代人」。我完全贊同他的說法。然則，我們該如何界定我們下一代人呢？
在我看來，這場疫情的發生，基本上是大自然對於人類文明的考驗，迫使人類重新思考「道法自然」的意義。因此我決定調整寫作方向，撰寫這本《潛龍與禿鷹的文明對抗》。本書的主旨是：依照美國克在西方文化中形成的「禿鷹」性格，在美、中「文明對抗」的過程中，美國必然是下「西洋棋」，一有機會，就步步進逼，利用「棋子」，替他打「代理人的戰爭」。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只能以「潛龍」自命，跟他下「圍棋」：綜觀全局，沉著應變，見招拆招，步步為營，謹慎出手。
「潛龍勿用」
由於本書的主要訴求是華文世界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幫助大家看清楚我們這個世代面對的「大局」，因此，本書內容共有九章，分為三大篇。第一篇「潛龍勿用」包含兩章，第一章〈西方文化中的禿鷹〉，以我所建構的一系列「含攝文化的理論」為基礎，說明什麼樣的文化及歷史條件，形塑出美國政治人物「禿鷹」性格。第二章〈文明對抗中的禿鷹與潛龍〉，回到當前的現實，說明面對「禿鷹」的步步進逼，中國知識分子為什麼必須堅持「潛龍勿用」的心態。
第二篇「亢龍有悔」包含四章，第三章從鴉片戰爭後的「百年羞辱」，分析「五四意識形態」的形塑。第四、五章從國民政府撤守臺灣之後，殷海光、胡適、胡秋原、及其他知識分子在「後五四時期」的互動，討論〈科學與辯證〉及〈自由民主與自我殖民〉之間的關係。
第六章〈築高牆、廣積糧、不稱霸〉是二○一九年十二月四日早上，在北京大學臺灣研究院舉辦的「中華文化論壇」閉幕式上，我所發表的主題演講。當時臺灣正在舉行總統競選，而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也同步鬧得如火如荼。作為「亢龍」之「侮」，這篇文章反映出當時我對中共當局殷切期望。
庚子年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凶之年。一百二十年前的庚子年，發生了「八國聯軍」之禍。正當大家對港臺兩地的政情發展憂心忡忡之際，春節過後，新冠肺炎竟然在武漢爆發開來！
「見龍在田」
本書第三篇「見龍在田」包括五章，第七章〈「文明對抗」下的「戰疫」〉比較中國和西方對抗新冠肺炎的不同方式。然而，一場「戰疫」的勝負，並不足以決定「戰爭」的成敗。第八章〈新自由主義瘟疫〉指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疫情控制的治理無能，主要原因在於一九八○年代英、美國家推動的「新自由主義」。第九章〈「超限戰」的交鋒〉則以二○二○年五月最後一週，中、美、臺、港之間所發生一系列事件，說明中共解放軍鷹派少將喬良所謂的「超限戰」，其實已經開打，涉及各方的勝負得失，也已經隱然可見。
第十章〈亞洲世紀的合縱連橫〉從歐盟及亞洲國家在「亞洲世紀」所展現出的外交智慧，說明所謂的「米洛斯對話」其實是西方文明的產品。在臺灣的中國知識分子其實可以用「一中兩憲」破除「自我殖民」的迷霧，其要訣則在於第六章所說的「共構文化中國，兩岸心靈融合」。
第十一章〈「普世價值」的反思〉則是分析非裔男子佛洛伊德被壓頸致死事件引發的美國「間歇性」暴動，說明「自由、民主、人權」等所謂「普世性價值」，其實具有一定的時空特性，希望可以幫助中國知識分子跳脫本書系第二冊所謂「自我殖民」困境。
本書第六章〈兩岸共構文化中國〉是我反思中國在經過鴉片戰爭後的「百年羞辱」，得出的一項結論：未來中國發展的方向，必然是「以中華文化作為主體，用市場經濟的手段，達到社會主義的目標」。這個方向跟本書第八章〈新自由主義瘟疫〉中所謂「市場至上」的「市場基本教義派」正好形成明顯的對比。以這樣的對比作為參照點，我們不僅可以了解本書第三篇「見龍在田」的相關論述，而且可以理解未來美、中「文明對抗」可能的發展方向。舉例言之，在本書停筆之後的七月初，我以〈美國社會中的「文化戰爭」〉為題，在《聯合報》「民意論壇」發表了一篇文章：
美國獨立紀念日前夕，川普刻意選在「總統石像國家紀念公園區」，有四大前總統頭像的拉什摩爾山下發表演說。他將要求移除「南方邦聯」人物銅像及紀念碑的群眾定義為「左派側翼暴徒」，認為他們的行為正在「抹殺歷史」，「汙衊我們的英雄」及「洗腦我們的孩子」。
紐約時報批評他發表了一場「黑暗且具分裂性的演說」，企圖發動一場「全面性的文化戰爭」，將左派描繪成煽動仇恨的「稻草人」，然後對它窮追猛打。
在此之前，共和黨內高層策士歐唐納爾政治顧問公司建議川普：在年底選舉時，以「強烈攻擊中共」的手段，來應付新冠疫情的議題。現在美國的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已經將近三百萬，死亡人數也快要突破十三萬，雙雙高居世界第一位。要拿這個議題作文章，只能凸顯自己的「治理無能」，所以川普只好改弦易轍，拿最近發生的種族暴動，做為新的打擊對象。
川普選戰策略的轉向，確實有其現實基礎。美、英兩國從一九八○年代開始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已經將美國打造成一個貧富極端懸殊的社會。在美國零點一％的人擁有二○％的財富，○．九％的人分享另外的二○％，其他九％再占四○％。極端的貧富差距使矽谷選出的眾議員向媒體坦承：他的鉅富選民非常擔心美國會爆發革命。
在白人人口中，固然有四七％是所謂的「窮白人」或「垃圾白人」，可是占全美人口十三％的非裔，絕大多數都被壓在美國「階級金字塔」的底層。青年社會學者艾莉絲．高夫曼所著的《全員在逃》一書指出：目前美國有二百二十萬人受到監禁，四百八十萬人處在緩刑或假釋狀態，這些受刑人主要是來自非裔社區的男性，他們占了犯罪人口的五○％。
有一位名叫歐文思的非裔評論員指出，即使是在這次事件中被捧為「烈士」的佛洛伊德，在他四十六年的生命中，就有五次進出監獄的紀錄，罪名包括吸毒、販毒、持槍搶劫。其中有一次是聚眾闖入民宅，用槍指著一位孕婦的肚子，將現金劫掠一空。這次則是持用二十美元的偽鈔，才鬧出命案。
遭到川普無預警解職的聯邦調查局前局長柯米在他的自傳《對誰忠誠》中指出：全美前六十大城市中，有四十幾個經常發生年輕黑人襲警，或警察槍擊非裔的案件。他向非裔總統歐巴馬報告這個問題，歐巴馬聽了，也是一籌莫展。有些社會學者認為：美國之所以沒有發生「革命」，是因為非裔當年是以「奴隸」的身分被販賣到各地，而不是集中居住於某一地區，所以黑白之間的「文化對抗」只能表現為「間歇性的暴動」。
蔡英文最重要的對外政策是抱緊川普政府的大腿。她經常用文青式的語言，說臺灣是跟美國有同樣「進步價值」的國家，叫「我們的孩子」聽得飄飄然。但是她卻從來不說清楚：號稱「民主自由」的美國，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幸好川普是個口無遮攔的政治人物。從他的言談中，大家倒是可以經常反思：美國究竟是不是蔡英文想像中的「民主天堂」？
這是從「社會結構」的角度，評估美國當前的「文化戰爭」。七月初，解放軍在西沙演習，美軍隨即派出兩個航空戰鬥群到南沙演習，在兩周內又進行第二次。隨後美國國務卿龐培歐發表「南海島嶼主權聲明」，中共外交部長王毅立刻發表了一篇措辭強硬的回應：「中國的兩百萬軍隊不是擺設，而是中國的鋼鐵長城；中國的東風導彈也不是用來打靶的，而是用來打野狗豺狼的；中國的核潛艇不是用來在海底旅遊的，而是用來打擊不速之客的；中國核武器不是用來嚇唬誰的，而是用來自衛的。有誰想嘗嘗滋味兒，想好了你告訴我。」
這種回應方式正是本書第六章所提到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如犯我，我必犯人」。相形之下，蔡政府對件事的反應卻是教人感到訝異不置。七月二十二日，我在《中國時報》上發表了一篇〈臺灣成圍堵中國的代理人〉：
本月十三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南海聲明」，一反過去美國對南海爭議「不持立場」的態度，明確支持二○一六年國際仲裁法庭裁定結果，認為九段線非法，且島嶼皆為岩礁，不得主張南海海域主權聲索。在美中「文明對抗」的格局下，任何人都可以看出：美國的這個動作是「劍指北京」。問題是：這個聲明不僅認定目前有我國駐軍的「太平島」是礁非島；而且否定了我國在一九四七年宣布「南海疆界」時所主張的「U型線」。嚴重損害我國主權，而蔡政府外交部竟然表示「歡迎」。
很多人對蔡政府的反應感到「不可理解」。其實蔡英文的對外政策有脈絡可尋。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在他的名著《大國政治的悲劇》中，很清楚地指出：由於美、中兩國都已經擁有可以毀滅對方的核子武器，面對中國的崛起，對於美國最有利的策略，是採用「圍堵政策」，自己扮演「離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的角色，用「隔岸觀火」的計策，支助中國周邊的亞洲國家，替他打「代理戰爭」。
米氏說得非常清楚：中國周邊的亞洲國家，實力不足以對抗中國，而且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盤算，不會無條件地配合美國，所以圍堵中國並非長久之計。他大概想像不到：居然有人會不計代價的替美國打「代理戰爭」。
二○一九年十月，蔡政府宣布編列二千五百億預算，採購六十六架F-16V型戰機，平均一架要價三十七．八億新臺幣，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公布的第五代匿蹤式F-35A戰機，每架只要二十三．七億。給臺灣的舊型F-16V每架價格竟然貴了十四億！
蔡英文發表就職演說那一天，蓬佩奧宣布售臺十八枚MK-48重型魚雷，每枚一千萬美元，價格比三年前賣給海軍的同批魚雷，貴了將近一倍。外交部長吳釗燮同樣二話不說，非常大氣的表示「歡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曾經幹過中央情報局長，有人說他是「把國務當特務幹」。他費盡心思要在亞洲找可以幫美國圍堵中國的「代理人」，沒想到臺灣竟然願意出人出錢，高價向美國軍火商購買「堪品」，甚至「廢品」，現在連領土主權都可以雙手奉上。
臺灣是美國「圍堵中國」的代理人嗎？蔡政府隨著蓬佩奧的「魔笛」起舞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二○一四年，米爾斯海默重新出版其《大國政治的悲劇》，特別加了一篇附錄〈向臺灣說再見〉。「我本有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當臺灣付出一切代價，最後的結果卻是「真心換絕情」，那才是真正「大國政治的悲劇」。
二○二○年七月底，李登輝跟王曉波同一天過世，我在《中國時報》上又寫了一篇〈李登輝．王曉波．中庸之道〉：
七月三十一日清晨，王曉波逝世。當天晚上，李登輝也跟著走了。這兩個人代表了臺灣政治光譜上「統」、「獨」兩個極端，他們過世後，媒體的報導完全不成比例，但是對於臺灣前途和兩岸関係的未來，他們在我們心理力場上所産生的張力，卻應當等量齊觀。
我從大學時代，就認識王曉波。後來才知道：他的父親是國民黨的基層軍官，母親章曼麗卻參加共產黨，來到臺灣後，在白色恐怖時代，被國民黨槍斃。我經常聽他談起幼時生活困苦的情形，說他最大的願望是「當一個太平盛世的中國人」，因此在兩岸關係方面，他主張「和平統一」，而被人認為是臺灣「統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一九九四年，李登輝掌握國民黨內的實權，開始推動「敎改」。這是臺灣從「四條小龍之首」跌落雲端的開始。翌年，我出版《民粹亡臺論》，批判他的「黑金政治」，臺灣內部的統獨對立從此浮上枱面，而日益尖銳。
在我看來，「統一」的最大障礙在於兩岸社會和文化的鉅大差異。二○○五年我出版《一中兩憲：兩岸和平的起點》，主張統一之前，雙方先面對「一個中國、兩個憲政體制」的客觀事實，「兩岸共構文化中國」。中共必須彌補「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傷痕；臺灣也不必刻意搞「去中國化」，造成下一代人的認同混淆。
二○○七年，我託朋友送了一本《一中兩憲》給李登輝，當時並不期望他會有所回應。不料翌年八月，竟然接到他辦公室的電話，邀我到他挹翠山莊的住處，和他單獨談了兩個小時。他最關心的問題是：「中共會接受這樣的建議嗎？」除此之外，他最在意的是他個人的歷史定位。會面時他送了我三本有關於他自己的中、英、日文著作，其中一本的題目是《細道之奧：誠實自然》，很明顯的是他希望以「誠實自然」走入自己的「細道之奧」（深處）。
當天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他很感性地說，他最近很喜歡一首源自印弟安人的「千風之歌」。他並且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將它的歌詞譯成中文：「不要在我墓前哭泣，我不在那裡，我沒有離去。我已化為千縷微風，守護著你，守護著這塊土地。」
事後，李登輝並沒有公開提倡「一中兩憲」。他生前最後一本著作《餘生》主張的是「兩國論」。蔡英文上臺前，動員青少年學生，發起「反課綱運動」，當時敢於挺身而出，「橫眉冷對千天指」，抗拒這股民粹狂潮的人，唯有王曉波一人而已。
王曉波的堅持和勇氣，代表中國人民歷經滄桑後覺醒的民族主義。現在李登輝的「餘生」已經走完。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李登輝的情感其實只是想要激起一股「民粹主義」而已。在美中「文明對抗」的格局下，臺灣的最佳選擇，就是「一中兩憲」的中庸之道。蔡英文在臺灣已經執政這麼多年，應當不難看出這麼簡單的道理吧？
總而言之，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一種「史觀」，幫助中國知識分子看清楚未來大家該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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