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波斯灣戰爭到聯合國對柬埔寨維和行動（PKO）—海部、宮澤內閣
「日本的時代」來臨
描述過去的歷史書籍，之所以受到廣泛大眾的關注，應該都是因為人們從這些書籍中發掘並解讀了歷史上每一個「現在」的線索。
在日本自豪無人能與強盛的日本經濟並駕齊驅、在這自信滿溢的一九八〇年代末期，《霸權興衰史》一書在日本受到廣泛的關注。此書出自於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保羅．甘迺迪（Paul Michael Kennedy）之手，書中以十六世紀的西班牙、十七世紀的荷蘭，以及英國、美國等這些在世界史上掌握霸權的大國為對象，探索其為何必定走向衰敗，而後被下一個大國所取代的興衰始末。一九八〇年代末期的日本，人們從《霸權興衰史》一書中所獲得的訊息，大概有以下兩項：一是美國的衰退，一是取而代之的日本崛起。
美國當時雖在冷戰中獲得「勝利」，但卻在經濟上陷入窘境。當冷戰結束，美蘇因冷戰而氣衰力竭，反觀致力於經濟成長的日本，社會景象恣意繁榮。一般認為「日本才是冷戰真正的勝利者」，而對於日本企業逐一收購被視為美國象徵的大型電影公司和位於紐約市中心的洛克斐勒中心等，美國輿論的不適應表露無遺。
冷戰結束後，軍力已不再具有絕對意義，未來是經濟的時代。若真如此，那便是日本時代的來臨，取代「美利堅統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是坊間竊竊流傳的「日本和平統治下的和平」這種說法，由此可證，日本戰後與以軍力為基礎的強權政治（Power politics）保持距離的「生存方式」正確無誤。
一九八〇年代末期，面對迎向即將到來的新世紀，歷史似乎越發加速其步伐。俐落上台的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他一改過去蘇聯領導人固執的形象，實施「新思維外交」政策，一邊以「人類是命運共同體」的大膽言行吸引著世界，另一方面則同時著手進行裁軍等一連串的改革。
因戈巴契夫不似過去那般對東歐採取強權干涉的姿態，以及東西歐分界線的緊張情勢緩和，使得大量人潮自東德湧出，最後東德政府被迫開放柏林圍牆。東歐各國中，失去正統性的共產主義政府一一瓦解，世界各國透過電視現場直播目睹了這一切。不遠處，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戈巴契夫與美國總統布希於地中海的馬爾他島舉行會談，最終宣布「冷戰結束」。
在亞洲，一九八八年漢城奧運成功地落幕，南韓【1】因此讓分裂國家的形象煥然一新，登上世界的舞台。早一步於一九八六年，菲律賓發生了名為「人民力量革命」（People Power Revolution）的事件，市民風起雲湧推翻馬可仕政府。在台灣，蔣經國總統自一九八六年至翌年這段期間，容許成立在野黨，並決定解除戒嚴令，真正邁向民主化之途。
中國在天安門事件中（一九八九年六月），對民主化運動進行了大規模的鎮壓。緬甸¬（State of Burma）以翁山蘇姬為中心成立的反體制勢力雖在大選中贏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一九九〇年五月），但軍政府卻凍結此結果，且將國名改稱為緬甸聯邦共和國（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Myanmar），建構起強權體制。
在歐洲，冷戰雖已明確告終，但在亞洲，卻前途未卜。這些變動透過電視上的實況轉播傳送出去，成為連鎖發生民主化浪潮的一大主因，此現象前所未見。雖然即將到來的新世紀樣貌尚未明朗，但無庸置疑，被兩次世界大戰與東西冷戰點綴裝飾的二十世紀這個時代逐漸邁向終點。
¬「平成」的日本外交
世界動盪不安之際，日本昭和天皇八十七載的人生於一九八九年一月七日畫下句點，昭和時代結束。昭和天皇的「大喪之禮」，有五十五位元首級人物出席，合計共有來自一百六十四國的代表九千八百位列席，是史上最大規模的喪禮，美國總統布希與世界各國的領袖齊聚一堂的光景，似乎也象徵著「昭和」年代雖夾雜了日本戰敗的挫折，仍努力不懈地在國際社會中所奠定的重要地位。
新天皇即位後改年號為「平成」，擔負日本外交重任的是海部俊樹首相。前前朝的竹下登首相因發生瑞可利事件【2】等，被批評是金權政治而被迫下台；後繼者宇野宗佑也因發生桃色醜聞，在僅上任兩個多月後便超短命結束。在自民黨的最大派系竹下派的主導下，期待能帶來清新形象的海部被拱上首相大位，他回顧突然出任首相一事時說：「除了『非常驚訝』，不知道該說些什麼。」【3】
一九八九年八月海部就任首相時，首要的問題是處理天安門事件下的對中關係與東歐革命等變動。另一方面，十一月還要迎接即將召開的第一次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簡稱亞太經合會）等，可見新時代已然萌芽。於此情勢中，外務省【4】公布日本的政府開發援助（ODA）金額榮登世界第一，此外，外務省已預料冷戰將於一九八九年底結束，因此制定了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針，在經濟上與技術上備受肯定的日本，揭示將以主要的領導者之姿致力於建立新的國際秩序。根據主要策劃者栗山尚一事務次官所述，那是日本邁向主動參與建立國際秩序的「大國外交」所做的宣示【4】。
概觀此時期的日本外交，首先在對中關係方面，西方各國嚴厲譴責中國政府對天安門事件的處理方式，但日本政府卻僅含蓄地表明對事件感到憂慮，即使面對民主化運動，日本也選擇避免落人口實是「冒失地批評中國內政，恐怕激起反日情結」。其後，日本雖然採取配合西方諸國制裁中國的步調，但考量到若在同年七月舉辦的第十五屆七大工業國組織會議中【6】亦孤立中國，恐怕只會得到反效果，因此，日本欲扮演中國與西方諸國間的橋樑。
日本與中國自一九七二年建立邦交之後，應該說日本對中國採取一貫的交往政策（policy of engagement），即日本歡迎中國邁向改革開放，並予以支援，即便在天安門事件之後，日本仍維持過去的交往政策。
另一方面，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於同年十一月召開第一次會議，這顯示亞太地區龐大經濟圈的發展日益蓬勃，日本與澳洲並列實現亞太經合會的靈魂人物，但主事的通產省【7】與對通產省主導感到不滿的外務省互起嫌隙，甚至被他國公開取笑有「兩個日本（two Japan）」。然而，當時自豪擁有強勢經濟的日本，可謂尚有能耐容許「只有省的利益，沒有國家利益」的霞關【8】內官僚鬥爭。
於隔年一九九〇年一月歷訪歐洲歸來的海部首相，為協助波蘭與匈牙利順利轉換體制，承諾金援及協助日本企業前往發展。
天安門事件、東歐革命、亞太經合會，三起事件呈現的方式雖各有所異，但三者均告別了過去被意識形態和軍力所束縛的國際秩序。日本以其壓倒性強勢的經濟能力將這些徵兆連接，對創造新國際秩序起了部分作用，這種形式的「大國外交」看來似乎也未必是癡人說夢。
波斯灣危機的開始
¬ 一九九〇年八月二日新聞傳來「伊拉克軍隊入侵科威特國境」的消息時，幾乎無人預測到這在不久後會是演變成動搖日本外交根本的一大事件。海珊總統所率領的伊拉克早先就與科威特有所嫌隙，他們瞬間軍事占領，並宣布併吞科威特。
日本政府在發生波斯灣危機之後，為防止資產被伊拉克挪用，隔日一早便採取凍結出售科威特方面相關資產的措施。另一方面，已計畫好的海部首相訪問中東行程成了問題，沙烏地阿拉伯、埃及、約旦等這些預定訪問的國家位處受危機影響極大的周邊地區，海部首相因是危機爆發之後首位進入當地的西方主要國家領袖，引起各國的高度關注，甚至有聲音表示，期待由日本來解決紛爭。
然而，事態卻陷入困境。海部首相回顧：「外務省認為，總之即使坐在官邸裡，各方面的聯絡和情報也會進來﹝所以主張中止這次訪問﹞。在多方協商之後，決定由中山﹝太郎，外相﹞先生代為出訪。」【9】（﹝﹞中內容為筆者所補充，以下同）建議中止訪問的外務省，除了擔憂危及在科威特成為人質的日本僑民，亦擔心未能對訪問國提出解決中東危機的對策。結果，海部首相的中東訪問就在出發前夕的八月十三日宣告延期，日本因此自行退出能發揮「大國外交」作用的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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