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救助路上發生的事
踩著泥濘，送出關愛與祝福的助人工程，總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進行著。我用一輩子最精華的時間，走進許許多多難以遮風避雨的矮屋，也和矮屋裡的人們成為「生命共同體」。時間總在忙碌中流逝，疼惜有時、笑談有時。
記得當時到泰國難民營服務是佛歷二五三一年，而今時序進入二五六四，即西元二○二○年的現在，一晃眼三十多個年頭，我仍然在異地與貧困區域的柬埔寨村民，踩著坑坑巴巴的泥沼過日子。這些時日，我不只見證了柬埔寨國家百廢待舉的失序狀態、走過每一條等待修築的泥濘道路，還觀察過自一九九三年以來，幾年必定上演一次的「民主選舉」。話說這種基於「聯合國（UN）」定調的民主選舉，每一次皆如火如荼地被展開，越接近選舉時間，造勢車輛和競選旗幟總會飄揚在各個城鎮，參與的群眾也會勁歌熱舞呼喊口號，隊伍遊行時擴音器播放的是流行歌曲，完全展現出一個開朗民族的熱情與活力。
以最近一次選舉為例，可以發現造勢遊行隊伍成員大多是戰後成長的青年男女居多。然而，對現年四十歲以上的柬埔寨人來說，上個世紀七零年代那三年八個月又二十天「紅高棉（Khmaey Krahom ,Khmer Rouge regime 1975-79）」的腥風血雨動亂，是一段雖被暫時擱置、但卻無法遺忘的傷痕！他們說，參與政黨運動是非常危險的。這次選舉，正逢我分送救助米糧而外訪，為了讓路給造勢隊伍而暫停於路邊的一顆「酸子」老樹旁，樹下也蹲了幾位乘涼的老人，他們非常起勁地圍觀群眾掃街、輕聲細語聊天，當我隨口探詢這麼熱鬧的造勢，應該所費不貲！他們則小聲告訴我，參加的人每天可得到五美金走路工資。其中，有位精瘦、黝黑，年約五十多歲的男子，聽到大家談論著「走路工」和每家得到一件沙龍布的酬庸，深深吸了一口還捏在指尖的短菸，並將菸蒂丟向泥沼、注視吸飽泥水的短菸頭許久才悠悠吐出：「不好說哩！」。
選舉隊伍漸行漸遠之後，遠處來了一輛載滿僧侶的三輪車，從我眼前揚起塵土、緩慢駛過，然而他們並非驅車參與選舉造勢，而是因為守夏節的即將到來，許多出外化緣、托缽的僧侶，正準備返回自己的村莊寺廟「結夏安居」。 雖然僧侶也可以參與投票，然而大多數和尚對政治議題並不熱衷；寺廟中的僧侶們嚴守小乘信仰、戒律、儀軌，日常所依循的是傳統的節氣律動和「佛歷」時序，而非西元民主體制，這也是許多年來我所接觸的高棉族群的生活樣貌。
選舉一旦落幕，不論結果如何，物質簡約的高棉人，總又會回到各自的宿命裡，期待下一個節慶能恣情地跳一場「猜央舞」（柬國傳統酬神舞蹈）；或以香蕉樹葉摺疊幾對精緻的「百歇（Baisei Daem）」（祭儀用的香蕉塔），在慶典裡盡情載歌載舞，隆重地為自己的小日子增添幾分歡樂，並暫時將憂愁擱置！
柬埔寨人的「滄桑」，從歷史脈絡來檢視，無不與鄰國強權牽制有關。變革歷程從一世紀的「扶南王朝」統治，到七世紀被北方屬國「真臘」及後來的「吳哥王朝」征服，十六世紀改稱「柬埔寨」，十九世紀憾為法國殖民地，被併入「法署印度支那聯邦」，直到一九五三年獨立後，西哈努克國王（Norodom Sihanouk，1922年10月31日 ~2012年10月15日）實施君主立憲。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期，受越戰波及，柬國的政治勢力分裂為三大派系：
（1）西哈努克所實施的「佛教社會主義」，強調經濟國有化政策，主張不介入越戰。
（2）朗諾（Lon Nol，1913年11月13日~1985年11月17日）為主，主張自由經濟政策，以強烈民族主義色彩，掌握軍權。
（3）波爾布特（Pol Pot，原名「桑洛沙（Saloth Sar）」1928年5月19日~1998年4月15日）領導的「紅色高棉」（即柬共）當時稱「柬埔寨勞動黨」，主張建立共產制度，反資產階級。
獨立後的柬埔寨，因長期內部政權分裂及外力介入，原有的王權制度早已被摧毀。一九七○年，朗諾趁西哈努克訪問中國時，發動政變、廢除君主立憲，成立「高棉共和國」，為第一任總統。西哈努克流亡中國，在中共和北越的支持下，與紅高棉聯合組成「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並在北京成立「柬埔寨民族團結政府」。
一九七五年，紅高棉佔領首都金邊，當西哈努克國王返回金邊時即遭軟禁，一九七六年一月五日新國家成立，公布憲法，正式命名為「民主柬埔寨」，開始了革命者的目標：清洗「腐敗的資產階級淵藪－任何舊時代的人物都必須被徹底地清掃乾淨！」。狂熱革命「砸碎舊世界」的瘋狂及建立全新烏扥邦的夢想，在那短短三年八個月又二十天的「民主柬埔寨」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高達二百多萬人。這些以「民族」鮮明旗幟行動的「大清洗」，套用紅高棉領袖波爾布特的話：「我們的政策歸結到一點，就是要同過去的歷史徹底決裂！」。與歷史決裂，一定要有那麼多人犧牲嗎？「那是歷史的教訓，我們不是故意犯錯。」紅高棉重要幹部英薩利（Ieng Sary，1925年10月24日~2013年3月14日）苦笑地向新聞記者說。
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出身紅高棉第四師師長的洪森（Hun Sen，原名Hun Bunal，1952年8月5日~），將紅高棉趕回森林，成立「柬埔寨救國民族團結陣線」，開始越南傀儡政權性質的新政府，直到一九八九年越南撤軍，整個民族大躍進的歷程總算告一段落。一九九三年三月三十日，聯合國（UN）的調解，柬國終於走向和平，各國和平使團及人道救援組織也紛紛進入柬埔寨，投入大量人力與物力，協助戰後重建。
我與柬埔寨的故事，即開始於一九八九年越南撤軍前後的難民潮，當時我在泰國東部西圖、西溢、考依蘭難民營裡，和難民們過著「關城榆葉早疏黃，日暮雲沙古戰場。（王昌齡）」的避難歲月。直到難民即將遣返，更感同身受於：「表請回軍掩塵骨，莫教兵士哭龍荒。〈從軍行〉」之悲涼蒼茫。每每思及過往，總覺得是累世輪迴裡的某個「宿命」，造就了我這半世紀的今生緣會。
一九九三年至今，我在柬埔寨偏鄉，由於協助貧困村民而融入當地生、老、病、死、苦的各種情境，在每一場小人物的婚、喪聚會儀式裡，總感受著群眾以抽絲剝繭的輕柔力量，將那些殖民歷史或內戰傷痕摧殘下，被波及而斷裂的歷史文化傳統，一點一滴拉回來，且體現在日常生活裡。對我而言，既參與了這個苦難國度的教育及社會重建，亦在人們節慶的歡樂時刻，透過不斷重複播放唱誦的儀式歌謠、生活傳說和信仰禁忌，體驗著高棉族群的日常，過程中所嚐的酸、甜、苦、辣、鹹等況味，都是不簡單的考驗和認識。
二○一二年十月十五日，適逢柬埔寨一年一度的亡人節，我因前往「司外朔廟」主持協會所捐助「化身爐」的剪綵典禮，下午兩點從暹粒返回機構途中，收音機裡的音樂忽然被切斷，幾分鐘沉默之後，電台節目主持人以低沉又嚴肅的慢調嗓音廣播：「全國父老兄弟姊妹們！此時此刻，我們十萬分悲傷地宣布，我們敬愛的西哈奴克國王，已經駕崩。這是皇室新聞部發布的消息，皇家衛隊、皇族家眷、各級官員，以及皇室僧團、高僧，都已隨伺在君側。」突然發布的國王駕崩訊息，瞬間凍結了車廂裡的輕鬆氛圍，同行的柬籍員工人人面色凝重，剛剛還在談笑的興緻，忽然降至冰點。繼之而起的，是一聲聲興嘆與傷懷，司機「堤」手上握著方向盤，雙眼凝著淚光說：「廣播說從現在開始，除了誦經，不應該播放歡樂的音樂，來表達我們對國王的哀傷，等到下午五點，全國寺廟都會統一時間擊鼓，向天神及民眾昭告—柬埔寨王國西哈奴克駕崩！」。
果然，當我們一行五人回到機構時，當天下午五時整，遠遠近近同聲響起的鼓聲和鑼聲，劃破了熱浪糾結的虛空，隨著即將西沉的落日，四野鑼鼓齊鳴配合寺廟僧眾的誦經祈福，遠遠遠遠地，直到絢爛的霞光迅即沒入黑幕……！
翻閱人物誌，在楊木（1997）《西哈努克國王（Norodom Sihanouk）》書中，西哈努克談及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於一九四五年三月解除法國在柬埔寨的軍隊武裝，直接控制柬國的歷史，他曾經沉痛地說：「柬埔寨從法國的龍潭中走出來，又調進日本統治的虎穴中，後者比前者更壞。」該書記載，日軍佔領期間，以中小學校舍為據點，將學生、老師趕走，把學校的門板拿去當材燒，學校只好另結茅屋當課室。西哈努克沉重表示過：「那些自由主義的代表，聲稱比柬埔寨人更愛柬埔寨，但歸根结底，只有柬埔寨人才能解決柬埔寨的問題。」。
歷史的殘酷，大江東去浪滔盡多少英雄人物？在隨後的國殤日子裡，每天下午五點整，全國寺廟鑼鼓九十九響之後誦經；火化儀式時，全國九百九十九位僧侶聚集在皇宮前面，為他們深愛的國王虔誠禮讚頌經，揭示哀悼與不捨！
柬埔寨的故事，有如此莊嚴神聖的王族崇拜，亦有無窮無盡在生死間掙扎，或脆弱得令人心痛的卑微生命。在工作路途中，我皆一一參與。曾有數次，我目睹了被地雷炸成重傷的男子，他的兄弟和妻子兒女於戰後罹患怪病亡故，這些病症或許與彈藥或落葉劑的毒害有關，而他卻只宿命地認為家人和自己之所以遭逢災厄、被地雷炸傷，都是因為上輩子做了壞事，此生才會受到天神詛咒懲罰。循著認命、忍受生活磨難諸多個案的思維邏輯，我也發現了高棉族群獨特的自然觀和宇宙觀。
柬埔寨內戰後初期，金邊、暹粒市場及熱鬧觀光地點，總有許多乞討群眾聚集向遊客伸手求援，這些乞討者大多以家庭形式移動、餐風露宿、衣著襤褸，且滿身汙垢，據說大約八成左右是來自「磅楨省」。令人好奇的是，難道這個省份特別窮困嗎？探究之後發覺，有個源自柬埔寨民間的古老傳說，盛傳磅楨省的先祖們曾因犯下背叛行為而遭「天譴詛咒」禍遺子孫，他們的後代必須每年外出「乞討、受苦一個月」來為先祖的罪行懺悔，否則稻田必然年年乾旱、粒米不生。且不論這個傳說的考據為何，但自一九九二年至二○二○年的這三十年之間，我的確親手發出超過二十噸白米給這些家庭。尤其，貧困的泰柬邊境「波貝」偏鄉，自從邊境開放貨物運輸之後，為了生活而來自各地的移動勞工之中，也幾乎網羅了七成來自磅楨省的家庭。
民間傳說，行乞、贖罪、做功德，在這個國家所網織起來的「信仰實踐」，直到現在仍然主宰著偏鄉村民，代代延續。
在柬埔寨偏鄉，由於協助貧困村民，我融入當地的各種窘境。原以為只是以救助工作者的專業，前去協助、修補貧困者的生活和生命缺口，然而一連串奇遇和異端事件，讓我震驚而意識到，這個滿目瘡痍的國家，需要療癒的不僅是房舍和道路，還有紅高棉刀下那些「不安的魂魄」！
這些男女老幼的生命故事，串成我人生半甲子的勞頓與奔波。結合志同道合伙伴，成立「知風草協會」，創辦以來從尋覓適當會址、建立制度，擬定並展開各項救助計劃，不只在台灣承辦過「北、中、南」三個感化院的少年閱讀教化活動，更深入柬埔寨地雷戰區協助重整家園，為尋求庇護的逃難者服務。
知風草協會在柬埔寨的人道救助，只是想扶跌倒的人一把！我們不畏地雷與傳染病，讓貧苦的孩子進學校讀書。經歷了數不清的風霜，在文化差異的火花裡，必須勇敢克服失敗與障礙，才能給出希望和善意，逐步完成各項艱鉅服務；在機構運作經費不足，或遭遇質疑或人事紛擾等窘境裡，必須意志堅定，才能夠持續不遠千里、長征柬埔寨偏鄉異地，實踐助學助貧的人道價值。
我們一直扮演著「貧與富」之間「擺渡人」的角色，要擺渡的不僅是食物和醫藥，更要傳遞「善意、慈悲和包容」的人道關懷。回顧來時的道路，雖然能做的非常有限，但服務內涵的確感動了很多人，激發他們參與的熱忱並投入國際救助，共同為地球傷痕盡了一份療癒的心力。
在這不算短的幾十年歲月裡，除了廣大社會人士支持，還有工作團隊同仁的努力，才能在戰後的偏鄉荒地開墾、耕耘，深信只要不放棄，透過持續的協助，絕對可以改變貧病者的命運，幫孩子們提升生命價值。工作中，我常感恩自己生在一個「充滿希望」的年代，能夠從台灣出發，將台灣人的愛的能量，在異地發揚。台灣之愛的地圖，也就這麼一小點、一小點地，在柬埔寨的偏鄉裡，被註記下來了！
由於長期融入當地生活，親身參與寺廟舉辦的「剃渡法會」和慶典活動，我亦逐步從各種儀式和禁忌中，理解柬埔寨普羅大眾「一缽一飯」的生活內涵。因而本書中，除了記述「踩著泥濘對抗貧困」的救助歲月，還有文化紀錄、民間傳說，訪談了包括柬國皇室成員、僧侶、道士、乞討家庭，旅館、餐飲及傳統產業的製造鄉鎮，甚至掌管觀光事務的政府官員，以及邊區守衛士兵等。
藉著這些對話資料，逐步解讀柬埔寨的地方文化，同時希望融合鄉野傳奇與傳統信仰，將歷史滄桑下的古剎與寺廟之美，透過口傳記述的報導實錄，呈現出高棉族群的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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