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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如此厚賜
在二○○五年四月十一日的日記裡，曾記下和齊邦媛老師的一段對話：
今天近中午時分，和齊老師通了一次電話，老師剛好在臺北家中，談興很高。這之間她引用了一句英詩，大意是：「現在的我，只想在路邊坐下，細細地回想我的一生。」
齊老師當時曾說了詩人的名字，但我沒記住。只是非常喜歡這句詩，就在晚上寫日記的時候，把這種感覺記下來。原來，一句詩，可以如此具象地呈現了創作源頭的那種渴望。
原來，從很幼小的時候開始，我就是自己的旁觀者。遇見不捨得忘記的時刻，就會叮囑再三：「不要忘記，不要忘記！」於是，在成長的過程中，就常常喜歡在路邊或者桌前坐下，以畫面與文字，來細細回想剛才經過的一切……但是，怎麼會那麼剛好？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個關鍵時刻裡，前前後後，圓神出版社竟然幫我出版了四本書，作為最精確的見證。
一九八八年三月出版的《在那遙遠的地方》，是住在香港的攝影家林東生經由曉風的介紹，自告奮勇在一九八七年夏季，以四十天的時間去內蒙古為我尋找並拍攝我父親故鄉附近的景象，再加上我曾經寫下的與自己鄉愁有關的散文，合成一冊，由圓神出版。
那時的我，並沒有察覺到周遭也在變化。是的，僅僅是一年多的時間之後，自出生到四十多歲都被隔絕在外的我，這個遠離原鄉的蒙古女子，竟然可以親自前去探訪了！
一九八九年八月底，我站在父親的草原上，是整整前半生總是遙不可及的大地啊！如今卻就在我的眼前，我的腳下，等著我，等著我開始一步一步地走過去……
雖然只有十幾天的行程，只去探看了父親的草原和母親的河。但是，那奔湧前來的強烈觸動如眼前的草原一樣無邊無際，如身旁的河流一樣不肯止息。於是，一九九○年七月，《我的家在高原上》出版了。除了我的文字之外，還有同行好友王行恭為我拍攝的更多的極為難得的現場畫面，並且還由他擔任美術編輯的工作。
怎麼會那麼剛好？這封面一綠一紅的兩本書，《在那遙遠的地方》和《我的家在高原上》見證的，是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裡，因為世事的突變，身為當局者的我所生發的百感交集……而也由於這兩本書，我終於可以得到了臺灣朋友的同情，以及，蒙古高原上的族人的接納。這樣的情節如果寫在小說裡，讀者一定會認為太過牽強。可是，在真實的世界裡一切就是如此，有書為證，感謝圓神。
現在再來說另外兩本書，《信物》與《胡馬依北風》吧。
《信物》一書，出版於一九八九年一月，其實還早於我的還鄉，是在圓神出版的第二本書。
我想，從一九八八年第一本《在那遙遠的地方》合作開始，簡志忠和我這個作者之間，就有了一種「默契」。是的，在這裡，出版者和作者都還保有一些比較天真的願望。我們兩人都經歷過困苦的童年和少年時期，許多累積著的對「美」的想望，總是在被壓制或者被勸誡的狀態下，難以成形。
可是，生命本身有些質素卻極為頑強，一有可能，它們就萌發、成長。這本《信物》，或許就是出版者和作者共同的心願，以表達出自身長久以來對單純的「美」的想望吧。
這本《信物》，在當時的臺灣可以說是少見又有些奢侈的新書。精裝本全球限量兩百五十冊，由作者親自編號、簽名，並且還附贈一張以版畫方式精印的藏書票。
書的主題是蓮荷。文字只有一篇六千多字的散文，敘述我多年以來傾心於描寫蓮荷這種植物的起因，以及，種種與此有關的學習和創作過程的心情。貫穿全書的則是我在前一年（一九八八年）夏天，剛好獨自一人遠赴峇里島上的小鎮烏布，在當地的荷池旁，以兩個星期的時間寫生而成的素描，大大小小共有二十多張。是清晨速寫回來之後，整個下午，再在旅舍房間的露臺上，重新以針筆和水彩筆構成的單色素描。
以下是書中的一段文字：
……住在我對面，隔著一大叢花樹，有時候只聽其聲不見其人的是一對德國夫婦，大概注意我很久了。終於有一天，在院子裡互道了日安和交換了天氣出奇的好之類的寒喧之後，金髮嬌小的妻子忍不住問我，是不是在寫小說？
我笑著否認了，並且邀她到我屋前的平臺上來，給她看我的速寫和素描，告訴她說，我是來這裡畫荷花的。
她轉過身來興奮地向她的丈夫說：「你聽過這樣的事嗎？一個人跑到這麼遠的島上來只是為了畫一朵荷花？」
她這句話說出來之後，我好像才忽然間從別人的眼睛裡看到我自己，原來是這樣的荒謬而又奢侈—
整整一個夏天，只為了畫一朵荷。
可是，整個事情，果真是像它表面所顯示的那樣嗎？我回來了之後，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荒謬的意思就是不合理，奢侈的意思就是浪費。可是，要怎樣的生活方式才能是合理而又不浪費的呢？
我們的生命，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不都是一件奢侈品嗎？
要怎樣用它，才能算是不浪費呢？
這些是一九八八年深秋之後，寫在《信物》裡的一段文字。其實，前幾個月在峇里島上速寫蓮荷之時，並沒預想到這些畫作會單獨成為一冊精裝限量版本的主題。而等到一九八九年一月書成之時，和朋友們歡喜慶祝的時候，也完全不能預知，還有更歡喜和更奢侈的道路就在不遠的前方。
是的，僅僅只在《信物》書成的幾個月之後，我就從前半生這小小安靜的世界裡突然跨入蒙古高原那時空浩瀚的故土之上了。
三十年的時間就在行走和追索探問之間慢慢地過去……
今天，正在為《胡馬依北風》這本新書寫後記的我，身在二十一世紀第二十年的盛夏，端午剛過兩天。前幾日才知道簡志忠還是堅持要再出版一本限量版的精裝新書，以紀念和慶賀我們合作三十年的美好時光。
真的啊！怎麼可能一合作就是歡歡喜喜的三十年了呢？
這一次，新書所有稿件都已齊備，只差我筆下這篇後記。
新書的主要內容是五篇散文中的幾匹蒙古馬，再加上幾幅我畫的與原鄉有關的畫作，還有我的幾張攝影作為記錄，書名是《胡馬依北風》。
感謝圓神，怎麼會那樣剛好？前面有兩本相距只有兩年時間的書，為我留下歸返原鄉之前《在那遙遠的地方》的萬般惆悵，和《我的家在高原上》初見原鄉時的狂喜和憂傷，甚至還有憤怒……
那曾經坐在路邊細細回想的一切，圓神都讓它成書，成為生命的見證。
而今天，兩本相隔超過三十年的《信物》與《胡馬依北風》所要見證的，卻幾乎是比三十年更為加倍長久的時光裡，我在稱為「創作」這條長路上的變與不變了。
在《信物》中以二十多年的痴心去描摹的蓮荷，可以在之後的一夕之間棄而不顧，這變動從表面上看來不可說不大。
而在三十年後的《胡馬依北風》裡，除了描摹和敘述的對象改變了以外，而在我四周，那無論是時間上的深遠和空間裡的巨大都是無可否認的改變。
但是，我可不可以這樣說？是生命在激發這些變化，我創作的本質卻依然沒有絲毫改變。
我可以這樣說嗎？在這條創作的長路上，自己一直是個心懷感激的寫生者，以親身的感受和行走作為基礎。是的，是生命在激發我，而我只是怎樣也不捨得忘記……如此而已。
三十多年來出版的書目，會放在這本新書的後頁。而三十年裡，能有這樣的四本書作為創作初心的見證，是簡志忠，以及所有工作伙伴給我的厚賜。
在圓神的美編團隊裡，早先是和正弦合作，這幾年則是和鳳剛一起工作。兩人的風格不同，卻都是才情充沛的年輕人，有好幾本詩集的封面都各有特色。我尤其喜歡散文集《寧靜的巨大》封面的感覺。在工作中，他們好像也能寬諒我的猶疑不決，知道我正在一個新的世紀裡努力去學習和適應呢。
最知道我的這種掙扎的是近幾年的主編靜怡。在電話裡，她的聲音總是平和舒緩。可是，在討論的時候，她卻常常會激發出我對創作的熱情而快樂起來，很溫暖的感覺，好像剛才曾經面對的困難已經不再是困難了。
想一想，在這超過三十年的時光裡，無論是畫一朵荷或者敘述幾匹馬，整個出版社都來給你護持和加持，卻從來沒給你任何壓力，總是任由你安靜而又緩慢地繼續寫下去，這是多麼難得的情誼啊！
如此厚賜，我深深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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