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鏡子裡的醫學
飛機輪胎一碰到機場柏油跑道的時候，就像身邊許多人一樣，我直覺地伸手拿行動電話。從倫敦飛到華府的班機只有八小時，所以沒有太多要看的東西。接下來的八天，也不會有「不在辦公室」訊息所不能阻擋的事情。所以沒有要擔心的事，直到我看到最後一封電子郵件：
親愛的卡洛琳（Caroline）:
我從第一天就開始質疑，醫學院適不適合我，而且從那時候開始，情況只是變得更糟糕：一路走來，我變得更沮喪，感覺更無助，雖然經常懷抱著事情可能會變好的希望（而且身邊的每個人都鼓勵我這麼做）。但是我就是沒辦法應付醫院的壓力和緊張，而且要開始當醫生的想法，讓我內心充滿恐懼。
現在離期末考還有一個月，我非常苦惱該怎麼辦。我一直試著告訴自己，只要通過期末考，之後隨時都可以中斷，用我的醫學學位去做其他的事。但是對於其他想做的事，我真的一點線索都沒有，而且如果中斷的話，我可能會後悔……
我只是不確定，我能不能繼續當醫生，而且我擔心，因為太過緊張、焦慮和憂鬱，最後，不是意外地傷害了別人，或者就是把自己推向瘋狂邊緣。如果這些話，有點情緒化的話，我很抱歉，但是我真的已經到了危機關頭，並且迫切需要一些明智的意見。
李奧（Leo）
我呆住了。這不是一封可以忽略的電子郵件，但是我在大西洋的另一邊，要怎麼提供「明智的意見」？在前往兒子家的計程車裡，我打了通電話給一個同事，想請她接手處理，但只聽到她的答錄機。我別無選擇，只好自己回覆李奧的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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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偶爾會看醫生，有些人經常看醫生，有些人比較幸運地很少需要看醫生。但無論我們多頻繁地尋求醫療建議或接受治療，大多數的人往往只關注於自己的顧慮，而對於聽我們說話、記錄我們病史，或是在手術時切開我們身體的醫生有多種預設。要是我們有稍微想到他們的話。
我們直覺地相信，醫生能完成工作，而且不會感到身心交瘁，或不知所措。我們很少想過，醫生是否會擔心意外地傷害了我們，就像李奧一樣。我們通常單純地假設，如果他們比較年輕，那麼也會有資深的臨床醫生可以就近回答他們的問題，並確保他們準確地執行工作。我們往往不會去擔心，他們是否聰明到足以勝任這份工作，畢竟，他們已經受過多年的訓練，從醫學院和更高的機構畢業，也必須通過無數的考試。當醫生在檢查我們身體的某些部位時，我們不想抱持一種可能性，認為醫生或許覺得有些病患很吸引人。我們一點也不想知道，醫生是否喜歡病人、是否覺得病人令人噁心，或是厭惡照顧病人的責任。我們反而會想像醫生喜愛他們的工作，而且治我們這樣的病人，帶給他們很大的滿足感。
對很多人來說，我們所知道的醫療專業大部分是從電視上看來的。但不論是醫療業的相關肥皂劇，或是暗中觀察的紀錄片，都沒有作出精確的描繪。我們看不見年輕醫生覺得工作如此難以承受，而恐懼到逃跑。由於道德的原因，我們也不會看到醫生告訴父母，他們的嬰兒已經死了。然而，這只是醫生的必辦事項裡，眾多令人痛苦的任務的其中之一而已。另外還有讓妄想中的病人鎮定下來，或者嘗試搶救無效後，決定是不是要終止醫療行為。雖然電視情節可能扣人心弦，但受限於畫面和聲音，它無法傳遞腐爛屍體的氣味，或是如同一個醫我形容的：「人類皮膚燒成焦脆的感覺」。
醫生有很多事是保密進行的。有個醫生最近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寫道：「我們不能對醫療人員以外的人說這些事，因為太痛苦、太具體、太難受了。」但作者接著強調，和同事談論並得到安慰的困難，因為醫療圈的文化，把這些困難任務看成「只不過是我們的工作，根本不值得評論」。這是一種保持緘默的祕密約定。
本書打破了這種緘默。過去二十年來，我在兩個不尋常的職務裡擔任職業心理學家（occupational psychologist），聽聞很多不為病患所知的事情。
我在無意中找到第一個職務；那時我無所事事地翻閱報紙的求職欄，發現了一項計畫的職缺，目標是讓醫院主治醫生（consultant）成為更有效能的老師。那是讓教育部門的教職員進入醫院，在臨床醫生（clinician）教導他們的學生和初級醫生（junior doctor，按：資格同台灣的住院醫生）時跟隨他們，而不是讓醫生離開門診工作，把他們全體送到教育部門受訓練。臨床醫生在受到觀察的同時，他們每天的任務：巡病房、手術或門診，一樣正常地持續進行。而且，教育回饋會更精確：專門為每個臨床醫生特定工作內容而量身打造。
我申請了那份工作，而且最後在這項計畫中工作了十年。在這段時間裡，我跟隨超過一百個主治醫生；我看過嬰兒出生，病患收到臨終診斷，或是嚥下最後一口氣的時候。我的工作是幫助這些主治醫生在醫院的各種不同環境裡，成為更有效能的老師；在過程中，我見證了很多非比尋常的事。
除了這個以醫院為基地的職務，我還有一份職業心理學家的典型工作：擔任職業諮詢師，幫助人們解決在職場中所經歷的困難。多年來，我的兩份工作是分開的：有幾天是觀察醫生，而其他日子則是對非關醫療的職業提供諮商服務。到了二○○六年，我的兩個工作合併起來了。英國醫生的學士後訓練被徹底地大改造，初級醫生必須在職涯早期就得決定選擇的專業，而英國國民健保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也如夢初醒，了解到必須為醫生們建立支持的服務。
二○○八年，我受聘於英國國民健保署，成立和管理職涯中心（Careers Unit），服務對象是首都七十幾所醫院的所有實習醫生。雖然我先前的觀察工作並不是為了這個新工作做準備，但很巧的，跟隨臨床醫生的那十年成為我極寶貴的經驗。例如，我看過麻醉師或腸胃科醫生的作業，也看過正在進行中的心臟手術，因此比起從書籍中所學，我更能了解每個專科的喜悅和挑戰的細微差異。
但是來職涯中心敲我房門的醫生，他們想談的話題不只是選擇合適的專科，其他的主題也一再地出現：應付從醫學院到現在職場的轉變；懷疑自己適不適合行醫；面對病患受苦時的衝擊；似乎無法調和家庭與事業的需求；離開或放棄醫療職涯的情緒糾結。這些將會是我在本書中探討的一些議題。
身為心理學家，我看見醫療訓練經常沒有認知到醫生也是人，有他們自己的思想、感覺、夢想和欲望。醫療訓練讓他們得在國內到處搬遷，與家人和朋友分開。他們可能生病、離婚，或是找不到伴侶。有些人是一邊花時間照顧小孩或年長的父母，一邊辛苦地在職涯上求進步，其他人則是努力於通過專業考試。發生在其他職業領域的性別或種族歧視，在醫療工作裡，並沒有透過手術切除掉。有些醫生覺得自己選擇了錯誤的行業。這一切都造成重大的損失。
這些故事全部都必須被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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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很容易以為，我遇見的醫生都是非典型的醫生，但這是錯的。二○一六年八月，紐約一所醫學院有個讀到最後一年的學生爬出窗外，跳樓輕生，那所大學的院長在《新英格蘭醫學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寫了一篇意見慷慨激昂的文章。他引用梅約醫學中心（Mayo Clinic）的一份研究，描述一種「在全國醫學系學生之間流行的筋疲力盡、沮喪和自殺風氣」。他接著說，這種流行病的「根本原因」起源於：
大多數的學生在中學時期開始養成一種追求表現和成就的文化，並在他們接下來的成人生活裡不斷強化。每一次學生達成了我們其他人看起來像是成功的里程碑，例如進入很好的大學、他們選擇的醫學院，在競爭激烈的專科獲得住院醫生資格。但是，這對有些人來說，是打開進入鬼屋的另一扇門，背後藏著惡魔，充滿令人窒息的不確定性，以及無法想像的挑戰。
在這名紐約的醫學院學生自殺的幾個月前，英國的一個初級醫生蘿絲•波巨（Rose Polge）走入海裡淹死自己，這個悲劇被報紙大幅報導，部分原因是因為當時發生了四十年來第一次，初級醫生發動史無前例的罷工行動，抗議強制施行的新工作契約。
「工時長、與工作相關的焦慮，以及對在醫學界的未來感到絕望，是致使她最後做下這個糟糕決定的明確因素。」蘿絲的父母在為了紀念她而設的慈善募款網頁上這麼寫道。
但事情還沒結束。下一年，又有另一個初級醫生失蹤，和蘿絲一樣，她的車子被發現被遺棄在海邊。沒有人知道接下來發生什麼事。
不只蘿絲的父母出面指責英國醫生所面對的工作環境。二○一六年一項刊登在《刺胳針》（The Lancet，按：國際知名醫學期刊）的研究指出，全科醫生（GP，按：General Practitioner，又稱家庭醫生）的門診工作量到達了「飽和點」。同樣地，智庫機構英皇基金（King’s Fund）在二○一七年初發表的每季監測報告提到，病患需求持續增加，特別是有複雜健康需求的年長病患，增加了把病患從醫院延遲轉到社會照護機構的情形，還有嚴重的財務壓力導致人力裁減。這些發現也同樣出現在英國皇家內科醫學院（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針對近五百名初級醫生所做的調查，報告顯示：
七○％的人長期在人力不足的狀況下輪值工作。每個月至少有四次一整天或是晚班工作，沒有時間用餐。
十八％的人必須執行他們尚未受過適當訓練的臨床任務。
八○％的人覺得他們的工作有時候或是經常承受過多的壓力。
二十五％的人覺得他們的工作對心理健康有嚴重的影響。
不過，受苦的人不只是醫生，而是我們全體所有的人。皇家內科醫學院的調查發現，有將近一半的醫生覺得，士氣不足對於病患安全會有嚴重、或是極端嚴重的影響。同樣地，二○一六年英國醫學總會（General Medical Council）針對初級醫生的調查指出，急診醫療的實習醫生當中，每五個就有一個擔心他們工作量對病患的影響。另一項哈佛醫學院研究人員進行的研究指出，患有憂鬱症的小兒科實習醫生與沒有憂鬱症的同僚相比，犯下的醫療過失高出六倍。這些研究員也發現，實習醫生之間患有憂鬱症的比率，是預期一般大眾罹病比率的兩倍。除了精神痛苦的比例很高，將近一半有憂鬱症的實習醫生似乎沒意識到自己生病，因此只有少數人正在接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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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心理學家來說，近距離接觸醫療工作每天的實際狀況是相當難得的，我從各方面取得了醫學圈內人士的觀點。但關鍵在於，我是以圈外人的角色從事這兩個工作，是一名心理學家而不是醫生。我沒有經過漫長和困難的訓練過程來適應醫學界，因此醫療同仁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我會加以質疑。受過的訓練也讓我用心理學的眼光來詮釋我所看到和聽到的事；我經常對醫生做出某些決定背後無意識的理由感到興趣。
但是身為一名心理學家而不是醫生，其中的意義更加深遠。我猜想對醫生來說，向我承認他們面臨工作上的困難，比向另一個醫生訴說同樣的事情更加簡單。當工作讓他們不開心，醫生通常會猜想自己是唯一這麼覺得的人，並且小心不向指導自己的資深臨床醫生透露內心的擔憂。
當然，有一些優秀的醫生寫的書籍，以特殊的眼光讓讀者一窺醫學的世界。我閱讀了很多這類的書，它們大幅豐富了我對這個行業的了解。但是這本書不一樣：它不是描述一個醫生的個人經驗，而是取材自二十年間對幾百名醫生的觀察和對話。其他的書大多是醫生寫他們的病患，這本書的鏡子則是相反的：像李奧這樣的醫生找上我這名心理學家，而我寫下他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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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李奧發生了什麼事？
由於心裡惦記著學生和初級醫生自殺的悲劇案例，我小心翼翼地回覆李奧的電子郵件。試圖讓他知道，我了解他巨大的痛苦，同時也傳達希望。我告訴他，過去我也曾遇過其他有相同感覺的醫學生和初級醫生。我也告訴他，他們當中有些人繼續下去，並且在醫學界擁有成功的職業，而其他人則決定在這之外的專業建立他們的事業。但最重要的是，我強調他不應該在堅持下去的同時卻沒有尋求幫助。他的第一要務是去找他的全科醫生，把他的感覺說出來。除此之外，尋求大學諮商服務和醫學院教牧人員的支持也許會有用。我並知會他由英國醫學協會（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 BMA）運作的二十四小時危機專線。
我向他們解釋我不在國內，但是會回覆任何他寄給我的電子郵件，並且在下週返回英國後很樂意和他相談。幾天以後，李奧回信了，他已經和他的全科醫生以及私人家教聯絡。當知道我曾經協助過其他有相同感受的醫生後，他覺得很有幫助，也想要在我回英國後安排時間談一談。
隔週，我們在電話上談了超過一小時。李奧告訴我，比起第一次寫信給我的時候，他現在更好了；他已經聯繫了英國醫學協會求助專線，此外，他的全科醫生和私人家教幫了很多忙。當我問起即將到來的考試，李奧很清楚自己已經恢復良多，可以參加期末考，而且他已經準備充分，足以通過考試。但他擔心的並不是考試，而是接下來的事。這幾個月以來，他認定臨床醫學並不適合他。但當我們接著討論他對即將開始工作的感覺如何，他決心想要試一試。
考試結束後，李奧計畫和女朋友去度假一個月，回來後將一起搬到一個新的城鎮，開始第一份醫生的工作。如果想要商討哪一個專科對他最好，或是考慮完全離開醫界，他會再和我聯絡，談及此，我們的對話便告一段落，因為期末考的前幾個星期，並不是討論這些議題的好時機。
在李奧開始第一份工作的一個月內，我收到另一封電子郵件，和第一封非常不同。
我很高興地告訴你，和你談過後我情況好了很多。我勉強通過期末考，度過了一個非常輕鬆的假期，現在已經搬去和我女朋友同住。現在我在大學教學醫院工作，比原本預期的情況好很多，而且我很喜愛醫療實務中緊急的那一面。無論如何，我採取緩慢而平穩的步伐，確保以自己的健康和快樂為第一優先，而且盡可能試著保持平衡。
要判斷李奧的醫學生涯長期發展如何，可能有一點太早。但是在本書稍後，我們將會看見，很多醫生在第一份工作才開始幾天就放棄；因此，李奧享受工作，無疑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
然而，對於醫學生和初級醫生如此頻繁地覺得瀕臨「邊緣」，依然令我震驚。難道就沒有比較好的方法來訓練我們未來的醫生嗎？像是讓他們不需要打電話給二十四小時求助專線，或是寄絕望的電子郵件給不認識的心理學家，以期盼有人傾聽的一些方法。還有，我們不能設法完善地整頓從醫學生切換到初級醫生的過程嗎？
這就是這些故事開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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