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產之所以保護
大家應該都聽說過，項羽一把火燒了秦始皇阿房宮的故事。
《史記》裡記載：「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說的是西元前二〇六年進兵秦都城咸陽之後，項羽屠城和燒殺擄掠，但其實並沒有點明他所燒的是哪所宮殿。然而，阿房宮畢竟是秦始皇舉全國之力興建的新宮殿，據說其前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換算公制，僅僅是阿房宮前殿，寬達六百九十公尺，縱深一百一十五公尺，建築面積達八萬平方公尺之廣，約是台北國父紀念館的二點六倍大，如果再加上其他建築，的確是一座規模宏大的宮殿，因此能狂燒三個月而不熄的，恐怕非它莫屬。加上唐代詩人杜牧在《阿房宮賦》寫道：「楚人一炬，可憐焦土！」楚人指的就是項羽，因此千百年來，世人都認為項羽所燒的就是阿房宮。
不過，根據現代考古結果確認，阿房宮其實在秦朝滅亡之前並未建成，而且在它的遺址也沒有發現任何被火焚燒過的跡象，因此項羽火燒阿房宮的傳說遭到翻案。《史記》中所說被項羽燒掉的，應該是咸陽宮。但為什麼會燒了三個月呢？原來在秦國向外擴張的過程中，宮殿的規模也一直在擴大，咸陽宮只是主宮，後來在關中地區總共修建了多達三百個離宮和別館，秦始皇下令興建各種甬道、閣道等將它們全部連接起來，形成一個巨大的環圈建築群，這就是廣義的咸陽宮，其腹地直徑達八十公里，對照整個台北市南北長才二十八公里，東西寬才二十一公里，咸陽宮簡直不要太大，也難怪一把火可以燒這麼久。
事實上，無論中外，出於報復心理，又或者僅是羨慕嫉妒恨，攻陷敵方城池之後就將其燒毀，好像是見怪不怪的事。即使在承平時期，如果統治者不高興，也可能讓城市遭殃。惡名昭彰的古羅馬皇帝尼祿，相傳因為他討厭羅馬舊市容的擁擠，一心想要興建新城，甚至還有一說是他想寫一首焚城詩來表現自己不凡的才氣，所以派軍隊去縱火。這場西元六十四年的大火燒了六天七夜，讓羅馬城盡成焦土。好萊塢還將這件事拍成一部氣勢悲壯的電影《暴君焚城錄》，由羅伯‧泰勒（Robert Taylor，《魂斷藍橋》男主角）和黛博拉‧寇兒（Deborah Jane Kerr，《國王與我》女主角）主演，更加深了大家對於尼祿燒城的印象。當然這件事是否真是皇帝派人縱火，現在也很有爭議，只怪尼祿形象太差，壞事都安在他頭上準沒錯。
因為宗教信仰不同而肆意損壞的事也比比皆是。古代有名的「三武滅佛」，一次還不夠，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這三位皇帝老爺，接連在四百年間，前後三次讓全國的佛寺遭覆滅之災。也就是寺廟拆了又蓋，然後好不容易成了古剎卻又要被拆。西方在四世紀到七世紀之間面臨不信基督的蠻族入侵，七世紀時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軍隊向歐陸進軍，以及十一到十三世紀為收復聖地的十一次十字軍東征，也都來來回回在各地對宗教建築造成了無可彌補的嚴重破壞。幸運被留下來的建築，多數都是因為被改造成新的信仰中心，如羅馬的萬神廟在西元六〇九年成為聖母與殉道者教堂，伊斯坦堡的聖索菲亞大教堂則在西元一四五三年成為清真寺。
當然，因為戰爭的緣故，遭戰火的波及而不幸毀損，更是絕大多數城市和建築的共同宿命，即使有時候並不是出於故意。建於西元前五世紀的古希臘雅典帕德嫩神廟，在中世紀的幾次戰爭中，經常被破壞以取得構築城牆與防禦工事的材料，最後更被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當成火藥庫。結果在一六八七年遭到來襲的威尼斯軍隊砲火擊中，頓時炸個七零八落，牆壁和屋頂全毀，大火燃燒了兩天兩夜才熄滅。
還有一個流傳很廣的故事，是拿破崙在一七九八年率大軍入侵埃及後，他的士兵將獅身人面像當作練習砲擊的標靶，結果獅身人面像的鼻子就被轟了下來。另一個版本更絕，則說拿破崙占領埃及後，認為獅身人面像下藏有寶藏，然而士兵們挖了多日，始終沒有找到寶庫的入口，老羞成怒的拿破崙就命令用大炮猛轟獅身人面像，它的鼻子就這樣不見了。不過這件事應該也不是真的，因為在丹麥探險家弗雷德里克‧諾爾登（Frederic Louis Norden）艦長於一七三八年登陸埃及時所繪的圖稿，獅身人面像就已經沒有鼻子了。所以拿破崙也背了黑鍋，更可能的兇手是沙漠裡挾帶著大量砂石的沙塵暴。
即使到了所謂文明開化的時代，出於敵意破壞的事仍然層出不窮。英法聯軍在一八六〇年進攻北京，洗劫並放火燒圓明園就是國人耳熟能詳的事。面積三點五平方公頃，幾乎有十三個台北大安森林公園那麼大的圓明園燒了三天三夜，被西方傳教士譽為「中國的凡爾賽宮」的圓明園從此萬劫不復。法國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為此痛心不已，寫下驚心動魄的一句話：「兩個強盜闖入了圓明園，一個動手搶劫，一個把它付諸一炬。原來勝利就是進行一場掠奪，勝利者盜竊了圓明園的全部財富，然後彼此分贓。」
至於天災導致的損壞，更是不在話下。「古文明七大奇蹟」中的希臘羅得島太陽神銅像和埃及亞歷山大港燈塔，分別毀於西元前二二六年和西元九五六年的大地震。又如古羅馬龐貝城，西元七十九年遭到維蘇威火山爆發襲擊，這座有兩萬人居住的大城市瞬間被埋沒在火山灰中，直到一七四八年才重見天日。還有北魏佛教興盛時期在國都洛陽所建造的永寧寺塔，《洛陽伽藍記》記載它塔高百丈，相當於三百卅公尺，可能有點誇大；但即使採《水經注》相對保守的說法，也有四十九丈高，也就是一百三十四公尺，比台北公館一百一十四公尺的台電大樓還要高。其矗聳堂皇讓那時在中原的達摩祖師都讚嘆不已，「自云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週遍，而此寺精麗，閻浮所無也，極物境界，亦未有此，口謁南無合掌連日。」卻在西元五三四年的一個夜晚，被閃電擊中而引發大火，整整燒了三個月之後化為灰燼。
這些事件還是在文明發展過程中屬於重要的片段，所以被史書記載下來。而一般老百姓日常生活和工作的處所，因為過度集居導致城鎮飽和、住宅不足、道路擁塞、環境髒亂，所以每隔幾十年必須不斷將人口遷移和大規模改建，都是中外社會發展的常態。
事實上，人類的文明，可說是一連串的戰爭史、災難史和毀滅史，破壞、破壞再破壞才是主軸。碩果僅存的歷史古蹟大概十萬分之一甚至百萬分之一都不到，也就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九九都消失不見了。如果，這其中能有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能夠留存下來，那麼這世界該會有多豐富多精彩啊。
天災和意外難逃，老百姓的生活也必須兼顧，但是戰禍總是有機會避免的吧。在斷垣殘壁、滿目瘡痍的景象前，終於有人想通了這一點，他就是國際紅十字會創辦人尚‧亨利‧杜蘭（Jean Henri Dunant）。在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支持下，杜蘭在一八七四年於比利時布魯塞爾邀集各國開會，呼籲展開保護文化遺產的工作，減少戰爭對文化遺產的破壞。經過多年的努力，終於在一八九九年和一九〇七於荷蘭海牙兩度召開國際和平大會，最終促成《海牙第九號公約》，內容主要是海軍艦砲岸轟陸地時，應避開懸掛特殊標記符號的建築物，包括醫院、宗教地、慈善機構，以及歷史古蹟。
遺產保護的使命，從此開展新的篇章。
遺產之開始保護
被稱為「花都」的巴黎，是讓許多國外遊客流連忘返的城市，但是可能有許多人並不知道，它現在的面貌其實是在十九世紀中葉才建立起來的。當時的塞納省省長喬治-歐仁‧奧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在法王拿破崙三世的命令下，推動巴黎改造計畫，自一八五三年開始，通過徵收土地、拆除舊建築、修築林蔭大道、改造下水道、增加綠地，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裡，讓巴黎徹底改頭換面，搖身一變成為世界上最美麗也最有文藝氣息的大城市，一直保持至今。
為什麼要進行改造呢？因為在那以前的巴黎，也總是破壞、破壞再破壞，環境差，生活品質低落，更不會有建築和古蹟保護這回事。壞掉的程度，恐怕是如今醉心於巴黎之美的人所無法想像的。情況能有多糟呢，故事要從武功蓋世的「太陽王」路易十四講起。
十八世紀的法國大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原名François-Marie Arouet）就曾抱怨巴黎「集市修建於狹窄的街道上，市場的不潔毫無保留的顯現，那裡傳染病傳播，那裡的混亂也永不休止。」但是對一國之君路易十四來說，巴黎不僅是又髒又亂，沒氣質兼不衛生，而且還是他內心裡的大面積陰影。
一六四三年，路易十四在五歲不到的年紀就繼承法國王位。那時正好是新教國家與天主教國家之間的「三十年戰爭」，導致全歐洲大規模戰亂，各國幾乎都打到民窮財盡，瀕臨崩潰。為了維持對外戰爭，樞機主教兼法國首席大臣朱爾‧馬薩林（Jules Mazarin）對內採取高壓統治與增稅政策，引起貴族和中產階級的不滿，一六四八年爆發了投石黨動亂。為什麼稱為投石黨呢？因為暴民都使用投石器，可以想見雜亂的巴黎當時到處都是碎石，撿起石頭射出去就是最好用的武器。為了平定叛亂，馬薩林在外交談判桌上讓步，以最快的時間結束戰爭，簽訂了後來促成現代國際體系的《西發里亞和約》，將軍隊回撤巴黎平息了暴亂。但因為貴族間的利益沒擺平，隨即又引發大亂鬥，也就是第二次投石黨動亂，直到一六五三年才平息。年幼的國王在動亂中隨著母后東躲西藏，天天都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
這些亂七八糟的童年經歷，造成路易十四的異常人格，對貴族們缺乏信任，也對巴黎完全沒有好感。因此強大的王權，是長大後的路易十四重新找回安全感的唯一方法，建造凡爾賽宮也成了他集中統治權力的最佳策略。
一六八二年，路易十四宣佈將法蘭西宮廷從巴黎羅浮宮遷往新建的凡爾賽宮，金碧輝煌的凡爾賽就此成為法國決策中心。路易十四要求全國的大貴族都集中到凡爾賽宮居住，方便就近看管。為了顯示王權的威嚴，宮中經常舉行場面浩大的典禮、晚會、舞會、狩獵和其他娛樂活動。互相攀比和爭寵的貴族們，為了維持面子，必須不斷耗費钜資治裝，而且從早到晚都被迫待在宮裡參加各種活動，躲也無處躲，逃也別想逃，更不用說想什麼壞點子了。據說路易十四觀察力和記憶力驚人，只要在會場掃過一眼，就知道今天誰到誰沒到，比人臉識別系統還要精準，這就讓貴族們更不敢造次，只能乖乖伏首聽話。在全盛時期，凡爾賽宮中居住的王宮貴族及其侍從、僕人竟多達三萬六千人，這還不包括將近兩萬人的皇家衛隊和步騎兵。
然而，要維持這樣的統治模式，代價是極其高昂的。到了路易十四的繼任者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時期，維持凡爾賽宮廷的費用幾乎占了全法國財政總收入的四分之一。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王宮貴族的華奢和平民百姓的貧苦，對比越來越強烈，加上幾位國王不斷參加對外戰爭，導致國家財政幾近破產，人民生活更加艱困，引起更多的不滿，終於為法國大革命埋下了種子。
一七八九年革命爆發後，路易十六被群眾挾持至巴黎城內，隨後到來的恐怖時期，凡爾賽宮中的傢俱和裝飾物件幾乎被洗劫一空，門窗也被砸毀拆除。一七九三年，遭叛國罪指控的路易十六和瑪麗王后被送上斷頭台，凡爾賽宮更是淪為廢墟，直至一八三三年之後才逐漸被修復並改為歷史博物館。
革命時期遭劫的不僅是凡爾賽宮，本來環境條件就不好的巴黎更是亂上加亂。在暴動市民攻陷並拆除巴士底獄之後，巴黎的藝術品和歷史建築都遭到強力掠奪和破壞，進而蔓延到全國各地。國王、教會和貴族的財產都被沒收充公，或者根本就是直接砸毀。國民會議甚至決議：「自由和平等的神聖原則不再允許古代紀念性建築傲然佇立，不允許偏見和暴政留在人們眼前。」更大規模的破壞運動由此開始，全法國許多歷史建築慘遭摧毀，藝術品遭拆解當成原材料變賣，巴黎北郊安葬歷年國王的聖德尼大教堂和巴黎聖母院都遭到褻瀆和嚴重毀壞，聖母院一度還淪為儲酒的倉庫，其珍藏的藝品也被掠奪一空。據十九世紀初的記載：「巴黎聖母院千瘡百孔，僅剩一座沒有靈魂的石頭建築，彩色玻璃窗遭毀，雕塑殘缺，鳥兒在教堂內築巢。」
還好，壞事做絕之後，也有可能出現一點點好事。因為王宮貴族和教會的財產遭到充公，就引發了該不該建立「國家遺產」的討論。提出這個概念的革命者認為，若將這些資產又轉賣給個人，到最後還是淪為私人的遺產，不如收歸國有，直接轉變成國家的資產，這樣不但省事，還可以順便建立起國家認同感和民族自信心。當然，這個想法肯定不會是主流意見，畢竟好東西大家都不肯和別人分享。不過也因此推動了法國第一次的歷史建築普查。
結果是查了之後，發現許多貴族早已家破人亡或流亡海外，出現不少無主建築物，所以「國家遺產」的觀念又被提起。到了一八三〇年，法國政府設立史上第一個歷史性紀念建築保護總督導的職位，古蹟保護也成為政府的任務之一。
一八三一年，大文豪雨果的名著《鐘樓怪人》正好出版，受到公眾的喜愛和追捧，大家才想起那個已經淪落為鳥巢的巴黎聖母院，從維修聖母院開始，意外地進一步推動了法國的文物修復運動。功不可沒的雨果，可稱得上是個古蹟保護先進份子，他在一八二四年就寫過一篇《對破壞者的鬥爭》，嚴厲譴責破壞古蹟的行為，他說道：「值得珍愛的中世紀古蹟是古老民族光榮的證據，是記錄著有關國王與民族傳統的記憶。」
在越來越多人的努力下，法國在一八四〇年公告首批保護建築五百六十七棟，古蹟保護的工作出現曙光。奧斯曼推動巴黎改造之後，法國於一八八七年又通過第一部建築保護法，規定保護文物建築屬於公共利益，必要時得由政府進行干預。一九一三年新修的歷史建築保護法更嚴格規定列入保護名錄的建築不得拆除，維修則由政府提供部分資助，自此奠定了法國古建築保護的法律基礎。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節節敗退的法國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宣佈巴黎為「不設防城市」，寧可放棄一切抵抗力量讓德軍佔領，也要保護心愛的巴黎和它的歷史古蹟。四年之後的一九四四年八月，擔任巴黎軍政長官的德軍上將迪特里希‧馮‧柯爾提茲（Dietrich Hugo Hermann von Choltitz）亦拒絕服從希特勒立即毀滅巴黎的命令，又將其完整地交還給法國軍隊。
保護遺產的觀念，終於深入人心，開始有機會落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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