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對年輕世代冷淡嚴酷的社會，對子女體貼呵護的父母
「對年輕世代冷淡嚴酷的社會」，這個標題也許看來像是要挑起「獨厚高齡者」的世代對立。從整體角度而言，日本的社會制度、社會政策與勞動環境中的約定俗成等規範，皆對年輕世代較為嚴峻，對高齡者則相對寬容厚待。
但我想強調的是，「對年輕世代冷淡嚴酷的社會」的對照組乃是「對子女體貼呵護的父母」。不僅是政府，連同一般人都對（除了自己的孩子）孩子們與年輕世代冷淡嚴酷，相對於此，父母對自己的兒子或女兒無微不至，孩提時代自不在話下，就算孩子們長大成人之後，雙親仍然對其呵護備至。
現今年輕世代的經濟條件不斷弱化。更正確地說，年輕世代中出現貧富差距，產生了許多屬於「經濟弱勢」的青年階層。而對於這個族群，政府或社會的態度都非常冷淡嚴苛。相對於此，父母則十分體貼呵護，更精準的說法是，正因為社會對待這個族群冷淡嚴酷，雙親才不得不對其照料呵護。
此二者之間的落差，可說是目前日本社會的特徵。不僅如此，長久下來，還會讓年輕世代之間的貧富階級差異更僵固，並引起各種社會問題。甚至讓人預感在可見的未來，日本將淪為階級社會。
青年階層曾為社會經濟強勢的時代
「社會冷淡嚴酷，雙親體貼呵護」之所以成為問題，如同放送大學教授宮本道子所指出的，肇因於青年階層開始成為社會上的經濟弱勢（宮本《青年階層淪為「社會弱勢」》〔《若者が「社會的弱者」に転落する》〕，洋泉社出版）。且讓我們回顧一下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青年階層的社經狀況。
二次世界大戰後，自經濟高度成長期至一九九○年代左右為止，青年階層（指出生於戰爭期間至一九六○年代者）相對來說，可被視為社會中的「經濟強勢」。尤其是經濟高度成長期，相較於其雙親多數從事農業或微型企業等生產性較低的工作，甫自學校畢業的青年階層，能夠輕易地進入經營生產性相對較高的工業或服務業等企業就職。當時，應屆畢業後進入企業上班所領到的薪水，較之雙親的收入來得高乃是司空見慣。
離鄉至都市或有工廠的城鎮工作的青年階層被稱為「金雞母」，企業將其視若珍寶，並在工作地點附近建造減輕青年階層經濟負擔的宿舍或企業住宅。而且，在都市就職的兒女匯寄生活費給住在非都會區的父母亦是一般狀況。若是男性，學校畢業後成為企業的正職員工，便能夠指望終身僱用制與按照年功序列制而出人頭地，不需要依賴父母，也能夠在年輕時便結婚娶妻、養家活口。而多數的女性也能夠和這些正職員工結婚，進入專心操持家務與生育子女的生活型態。
是故，日本的社會福利政策乃是以如何照顧高齡者、尤其是如何讓高齡者不依賴子女獨立地生活為中心目標來加以設計。是以注重保護微型企業，並建構了年金制度與照護保險制度。相反地，相對的經濟強勢者——青年階層在社福系統中便被漠視了。
毋寧說，這個階層即便被排除於社福系統之外，亦不會感到任何困擾。男性成為企業正職員工、女性與男性正職員工結婚皆十分容易，故無需仰賴雙親奧援自然不在話下，來自政府或社會的支援協助也非必要。
雖然當時也有學校畢業之後無法找到固定工作的青年、或是不結婚的女性，但是，周遭社會皆認為他們是有「特殊理由」才會如此。這些特殊理由可大致區分為兩類。其一，是不為非不能也，指即使能夠找到固定工作也未從事固定工作、即使能夠結婚但選擇貫徹單身主義的青年階層。其二，則是因患病等「特殊情事」而無法工作或結婚者。
社會將前者視為「恣意而為者」置之不理。這個族群即便被排除在福利體系之外也無生活上的顧慮，故以「無後顧之憂」做為其不找固定工作與不結婚行為的解釋反而得以成立。另一方面，社會認為後者「好可憐」，政府則以低收入者生活津貼等福利政策來因應。
問題在於，既非「恣意而為者」、亦無「特殊情事」的青年階層中，也出現了許多男性找不到固定工作、而女性無法與擁有固定工作的男性結婚的窘況。
產生青年階層的經濟條件世代差距
但在日本經濟高度成長期進入職場與結婚的青年階層，到了中年、成為年輕世代的父母之際，雙親世代與子女世代之間的經濟能力狀況亦緩慢逆轉。
已經在大企業任職的中高齡男性，因日本職場慣行的「年功序列」制度，薪資漸次累積增加、購買住宅（不動產）等個人資產逐步順利；年金制度亦十分完備，退休之後也能過著寬裕不虞匱乏生活的高齡者增加了。舉例來說，六十歲以上的高齡者所持有的金融資產，佔了整體金融資產的六成。
時代狀況發生變化，不僅勞動僱用環境對中高齡階層有利，讓目前身在職場、或退休的人能夠安心過著豐富寬裕生活的各項制度也已萬事俱備。
與此同時，青年階層的經濟能力則相對惡化。尤其是日本第二次嬰兒潮世代（出生於一九七○年代前半者）即將大學畢業之際，日本泡沫經濟崩盤，大學畢業的社會新鮮人難以在就業市場找到工作。繼之於一九九七年發生亞洲金融風暴，人力僱用的相關法規制度逐漸鬆綁。過程之中，大學剛畢業的社會新鮮人無法以正式員工身分就職，或是雖然曾經就職但離職的青年階層人數不斷增加，他們不得已只能接受兼職或人力派遣員工等「非典型」勞動型態的工作。目前未滿二十四歲的就業青年階層，其非典型僱用率男性達到四二％，女性則為五二％。
這個統計數字意味著兩件事。第一，青年階層之間的經濟條件差距已然形成。如同過往一般，以正式員工（包含正規公務員）的身分找到安定的工作、賺取薪資報酬的青年階層依然存在。而且，毫無變化地，與正式員工男性結婚、按照預期過著安定平穩生活的女性也同樣存在。另一方面，無法找到固定工作的年輕世代、想與擁有固定工作的男性結婚卻無法如願的年輕女性，其人數則漸次緩步增加。
淪為經濟弱勢的年輕世代何去何從——歐美事例
其結果，即便想要經濟獨立，但因收入極低，光靠自己的收入過不了一般水準適當生活的青年階層，在一九九○年代後期大量出現。
其實類似的狀況，在歐美等先進國家始發生於石油危機後的一九七○年代中期。歐美各國即便沒有如同日本一般的大學應屆畢業生統一聘僱制度，但經濟成長的腳步若是停頓不前，企業自然會削減員工的聘僱人數，因此在技術與能力上處於不利地位的年輕世代，失業率便提高了。陷於貧困狀態的年輕世代人數增加，各國年輕世代的示威行動甚或暴動等抗爭頻傳，造成國內治安惡化。因此，西北歐諸國（英、德、法、北歐與荷蘭等國）大致企圖以下列兩個方向來渡過此一難關。
（一）建立整頓能夠支援協助年輕世代在社會自立的社會福利／保險制度。改變以正式員工此一身分為中心所建構之社會保險制度，新採取增加以年輕世代為對象之社會保險／福利支出的措施。擴充高等教育與職業訓練等能夠提升年輕世代技能的機會，也以讓年輕世代免於擔心費用的方式提供上述教育與技職訓練。藉由育兒津貼等方式，構築讓低收入的年輕世代同時育兒並兼顧生活的社會福利制度。
（二）追求男女平權，意即促進女性就業機會，建立若是男女二人皆工作就能夠維持生活的環境。即使一個人的收入不足以維持生活，合兩人之收入便有可為。透過成立育嬰托兒所、導入彈性工時制度等各種方式推動「雙薪化」，促使夫妻／伴侶（couple）關係成立，藉以抑制少子化的趨勢。
當然，各國所採行的種種措施對策並非全部成功奏效，但政府或是整體社會環境對於淪為社會弱勢的年輕世代，應對其提供支援與協助的態度是十分明確的。
年輕世代淪為經濟弱勢、不得不由雙親看顧的日本
那麼，日本的狀況又是如何呢？在日本，社會整體對於淪為經濟弱勢的年輕世代十分冷淡。不論從制度面、或是意識面來說，日本社會還是拖著與年輕世代仍為經濟強勢時代相同的陳舊腳步。
本文中也不斷重複指出，不論是僱用條件也好、社會保險／福利制度也罷，日本社會都給予中高齡階層優厚的待遇，卻對青年階層十分冷淡。近年亦是如此，雖見法制面將強制退休的年齡放寬延長至六十五歲，卻未見有任何強制企業僱用青年階層的舉措。即使高齡者擁有高收入、高資產，卻仍持續投入稅金做為年金之用，相對地，卻在育兒津貼、高中教育免費等措施上加諸排富的所得限制。換言之，熱中於保障中高年齡層的生活無虞，針對逐年增加、非典型僱用的年輕世代，卻只口惠而實不至地提倡將其「正式職員化」，結果並未提出任何根本性的解決對策。
現實中光靠自己的收入無法經濟獨立生活的年輕世代，不得已只好依賴「雙親」。非以正規常態形式被僱用的年輕世代，大部分都與雙親同住。如同我所命名的「寄生單身族」（parasite single）一般，他們住在雙親的家中，過著由雙親照料基本生活的日子。
不過，觀察至我寫作《單身寄生時代》（筑摩新書，一九九九年。中文版由新新聞文化出版，二○○一年）之時，即便能夠以正職員工身分賺取過著經濟獨立生活（或是能夠經營婚姻生活）的收入，卻為了享受更奢侈寬裕的生活而刻意選擇不自立，繼續與雙親同住的未婚者急遽減少；相反地，若是不和雙親同住便連基本生活都無法保障，因而只能繼續與雙親同住的未婚者則增加了。我的分析調查也顯示，與雙親同住的未婚者，其收入比起已婚男性、或一人獨居的男性／女性都要來得少。
關於這點，不希望各位有所誤解，雙親對子女親切保護並非日本社會固有的文化傳統，而是針對外在大環境對孩童或年輕世代嚴酷冷漠的反動所形成的社會現象。
古今中外，雙親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幸福、過著比自己更好的生活，乃是人之常情。這一點不管是歐美、亞洲也好，從前的日本也好，都沒有太大的變化。這種狀況演變得極端，是產生於現代的日本社會。淪為經濟弱勢的年輕世代雖然增加了，但社會環境卻對年輕世代過於疏離冷淡，雙親才不得不看顧保護自己的子女。
由雙親負擔子女的教育費與生活費乃是理所當然？
在日本，依賴雙親乃是理所當然的認知，經常從認為由雙親負擔子女的教育費與生活費乃天經地義這一點體現出來。舉例來說，比如高中畢業之後所受高等教育的學費。從大學學費算起，在日本接受高等教育所需費用極高，而其中大部分皆是由雙親負擔。政府補助大學或提供學生獎學金的制度固然存在，但平均每人支出額佔國內生產總值（GDP）比的數值，在先進國家—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三十四個國家中敬陪末座。沒有上大學，而是進入專科學校的年輕世代的學費，也幾乎都是由雙親負擔。事實上在日本，高中畢業之後教育費的絕大部分都是由雙親支付。
家中有大學生子女的雙親，教育費支出佔年收入比率約在四成左右。近年中年男性的薪資收入逐年減少，但學費卻難有調降空間，因此這個比率逐年遞增。而且，以兼職打工形式工作的母親收入中的絕大部分，也都做為子女的教育經費之用。若雙親「不能支付」、「不想支付」教育費，其子女在獲得就職所需技能這一點上將會處於不利地位。
而在認為孩童應由社會共同扶養教育意識強烈的歐洲各國，高等教育的學費可能是免費或極低廉。在美國，獎學金制度或是由本人償付的學生貸款制度亦十分完備。至少，雙親不必擔心需負擔子女高等教育的費用。高中畢業後的年輕世代，應該由社會整體加以照顧協助，連學費也不例外的此種意識已經深入社會。
將依賴雙親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意識所扮演的角色
而社會對年輕世代冷淡嚴酷也無妨，高中畢業之後，雙親在各方面照料子女乃是理所當然的思考邏輯，是被現代日本社會所廣泛接納的一般價值觀。將此種狀況反過來說，雙親的經濟條件較差者，在高中畢業後繼續接受教育（注意，此處所稱教育包含進入學習專業技能的職校）的機會也較少。根據二○一二年由日本 Benesse 教育集團與《朝日新聞》所做的調查結果，回答「肇因於雙親經濟狀況不同，造成子女教育程度有所差別也是無可奈何」的人數超過「上述狀況是個問題」的人數一事曾被報導；回答「上述狀況是理所當然」的人數也增加了。換句話說，因雙親的經濟條件而在子女身上產生教育／貧富差距，是社會所共同承認且接受的狀況，意即，認為雙親的經濟條件差距自然地傳續給子女世代的人增加了。
此外，二○一三年的稅制改革中明訂，若是由祖父母負擔孫子的教育費用，在一千五百萬日圓的額度內可免除贈與稅。針對此一議題，我曾舉行相關的對談討論。其中我曾論及現今除了學費高漲，就業市場的狀況亦不甚樂觀；對於雙親無法支付其教育費用的孩子們，有必要提供社會性的資源協助。結果，贊成贈與稅無稅化的與談對造，雖然認同社會支援的必要性，卻也提出「質疑年輕世代過度依賴社會資源」的意見。換句話說，由雙親或是祖父母負擔孩子們的學費、亦即依賴雙親等家人無妨，但若由政府出資負擔學費，便是不合道理邏輯的論調（《東京新聞》）。
這是一種在對待年輕世代冷淡嚴厲的社會狀況下，唯有對自己的孩子無論如何都得照料看顧，但完全不想顧慮擔心別人家的孩子們的心態吧。但若如此，因為雙親的經濟狀況所造成的社會差距將會日益擴大。
不可思議的現象——遭社會冷對的年輕世代，其生活滿意度卻最高
不過，遭受社會冷淡對待的年輕世代，其生活滿意度卻很高。根據日本內閣府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如同我在《單身寄生時代》一書中所指出的，自一九九○年左右至今收入最低、不穩定僱用率最高的二十世代青年階層，其生活滿足度卻比其他年齡階層來得高。與雙親同居能夠過著一般的普通生活，因此沒有什麼不滿這一點，應該是實情吧。相對於此，就業狀況安定、照理說收入也是所有世代中最高的五十世代男性，其生活滿意度卻是最低的。在收入沒有增加的情況下，被孩子們的教育經費壓得喘不過氣來，自己的零用錢也減少了。社會冷淡對待年輕世代一事，風水輪流轉，最後終將使得「年輕世代的雙親」負擔加重、生活滿意度降低。
社會學者古市憲壽經常針對此點加以針砭（《絕望國度中幸福的年輕世代》〔《絕望の国の幸福な若者たち》〕，講談社出版，二○一一年）。但相反地，理應有著大好將來的二十世代，卻是抱持希望比率最少、最不安的世代。
對年輕世代冷淡致使其不得不依賴雙親社會的終局
那麼，淪為經濟弱勢的年輕世代不斷增加，社會對待年輕世代冷淡嚴酷、雙親長輩對待年輕世代體貼呵護的狀況持續下去，最終將導致何種事態呢？我認為將會產生以下三種結果，不，事實上目前此三種結果已逐漸成形。（一）依賴雙親的年輕世代中高齡化、（二）無法依賴雙親的年輕世代底層階級（underclass）化，與（三）階級社會的形成。
原因在於，以諸多形式將照顧淪為經濟弱勢的年輕世代的負擔強加在雙親世代身上一事，已經面臨極限。
（一）依賴雙親的年輕世代的中高齡化
現今中年寄生單身族，即過了可以稱為「年輕世代」的年齡卻仍與父母同住的未婚族群人數正不斷增加。二○一○年，三十五至三十九歲與雙親同居的未婚者急遽增加為一百九十三萬人；佔該年齡層人口總數比率更上升為二○％。這個族群的失業率或非典型僱用率則非常高。即便現在能夠依靠雙親的住家與年金收入過日子，雙親離世之後不知生活何以為繼的人也持續增加中。本文也會提及，將來順勢演變成重大社會問題這一點應不會有誤。
（二）無法依賴雙親的年輕世代底層階級化
雖說與年輕世代相比，其雙親世代的經濟狀況較佳，但在雙親世代中確實仍存有貧富差距。雙親早亡、雙親遭到裁員解僱，或是雙親離婚等各種理由，致使雙親無法讓年輕世代有憑靠餘裕的案例也逐漸增加。過去年輕世代曾為經濟強勢的時代，大概至一九九○年左右為止，只要能夠從學校畢業，不論男女都能夠自立生活並找到固定的工作。但是，現今從學校畢業後，無法找到固定工作的年輕世代增加，若是不能依賴雙親，除了藉著不穩定的工作自立生活以外別無他法。也就是說，我們的社會對於兼職打工等非典型僱用型態自立生活的年輕世代，全無提供任何協助支援的制度。其結果，若是遭逢疾病或是長期失業等變故，便會淪為街友或網咖難民，演變成除了接受低收入者補助一途以外，便無法以其他方式有尊嚴地過日子的窘況。這也表示，將如同在歐美各國所見到的，處於底層階級的年輕世代開始增加。
而在日本，陷於此種狀況的年輕世代之所以尚未大量出現，是因為仍有雙親能夠照顧這些年輕世代；若是無法看顧年輕世代的雙親人數增加了，那麼屬於底層階級的年輕世代人數增加也是必然的結果。
（三）階級社會的形成
而以上狀況必然會導致的結果，便是日本的階級社會化。大約至三十年前為止，日本被稱為「中產階級社會」（中流社會）。其先決條件在於當時幾乎所有的青年階層都能找到固定工作，女性也能夠與擁有固定工作的男性結婚、組成家庭。
但是，非正規勞動僱用化的趨勢開始發展，無法找到固定工作藉以自立生活的年輕世代（包含無法與擁有固定工作的男性結婚，以非典型僱用型態工作的女性）的人口不斷擴張。換句話說，年輕世代之間的經濟條件差距亦逐步擴大。而且此種差距會隨著年齡增長而不斷擴散。長此以往，二、三十年後，日本社會本身將趨於極端化，成為分屬「能夠找到固定工作並結婚成家的人」、「無法賺取足夠自立生活、體面度日收入的人」兩個階級的分裂社會。
為了避免此種事態發生，就必須建構對年輕世代體貼關懷的社會體系。應該要以即便無法依賴雙親、即便是低收入族群，年輕世代也能夠過著一般水準的生活、經濟獨立並能夠養育子女的社會結構為目標。本文處處可見達成此一目標的相關提示，但現狀是，不論政府或社會全體皆未朝此大方向有任何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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