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烽火山城
一九三九年夏天的歐洲，雖然不平靜，但仍處於和平狀態。可是在七千公里之遙的東方，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開戰。
五月三日，中國西南部城市重慶，晴空萬里，天氣已經熱得令人汗流浹背。重慶號稱「中國三大火爐」之一，並非浪得虛名，氣溫動輒攀升到華氏一百零四度以上（攝氏四十度）。中午時分，《新民報》記者張西洛正準備要吃午飯。在他周遭喧囂的環境裡，本地人照常過日子。碼頭上，苦力忙著從停在長江邊的船隻裝卸箱子。旅客從船上下來，立刻被數十個一擁而上的轎夫給嚇壞。重慶以「山城」著稱，如果口袋有幾文錢，最好還是讓轎夫把你從江邊沿著陡坡，抬到上城。
市場上小販和顧客討價還價。顧客人數已創下本市有史以來紀錄。一九三七年十月，在日本發動侵略三個月之後，中國的國民政府宣布它已守不住首都南京，重慶因而成為臨時首都。數以百萬計的難民向西逃亡，重慶人口為之膨脹。一九三七年人口未滿五十萬的這個城市，八年之內人口倍增。除了巿場擁擠喧囂之外，用泥土和金屬管搭蓋起來的醜陋、草率的建物如雨後春筍冒出來，也見證了難民的湧現。這些破爛房子讓已經亂糟糟的城市益發給人凌亂的感覺。
張西洛坐下來正要吃飯，突然間響起警報。他回憶說：「大約中午時分，我們聽見短促的警報。我顧不得吃飯，立刻起身往金塘街報館的防空洞躲。」半小時後，更緊促的警報聲響。留在報館的最後幾人趕緊抓了東西，跑進防空洞。
張西洛很幸運。他藏身的防空洞是該巿最先進的防空洞，由政府防空局所蓋，內有電燈、通訊設備，也備有食物和飲水。城裡許多窮人只有草草搭蓋的避難所，幾乎沒法頂擋天降的強震。有人後來回憶自家的情形，「空襲警報一響，全家十幾口人只能往桌子底下躲。」重慶的英國領事館在屋頂上張開一面英國國旗，表明中立身分，提醒來襲的飛行員。但是即使這些享有外交特權的人士也不能保證安全無虞。不久之前，一架日本轟炸機轟炸自來水廠，把附近的外交官建物也炸了。
十二點四十五分，天空開始出現黑點，三十六架敵機。它們迅速變大、變響亮。日本海軍可以從中國占領區機場，派出九六型地面攻擊飛機，加滿油一口氣可飛一千公里。日軍幾乎所向無敵，可以把中國政府打趴。
張西洛從防空洞裡聽著飛機引擎聲。起先他聽得出來中國空軍數量少得可憐的戰鬥機升空迎戰。不久之後他聽到炸彈往下投，然後中方高射砲開火。空襲進行了整整約一小時，解除警報在下午兩點三十五分響起。
張西洛走出防空洞，查看損失情形。全城上下，從碼頭到住宅區全給炸翻了，變成一片廢墟。破壞之甚使得倖存的建物變成十分突兀：某個十字路口，幾間銀行屹立在一望無盡夷為平地的廢墟中。即使過了好幾個小時，天都黑了，全市仍可聽到呻吟、求救的呼喚。張西洛說：「真的不忍聽啊！」他採訪了傷者和死者親友，然後趕回報館發稿。
次日，五月四日，張西洛正在公園和當代中國最著名的記者《大公報》范長江談話。他們看到一位婦人哭泣。她、她丈夫和小孩來不及躲進防空洞，日機投彈時，他們就在公園裡。她丈夫當場被炸死，兩個小孩負傷。她哭號：「日本鬼子為什麼不把我們全炸死啊？我們今後要怎麼活呀？」多年後，有個男子回想那恐怖的一天：空襲時，這名男子的父親正在和一群年輕工廠工人講話。一聲巨響後，就在他眼前，幾個工人「變成血淋淋、飛天的肉塊」。男子的母親提到另一起更慘的故事：在一座大型防空洞，黑暗中大家急著往裡躲，許多人一失足跌倒，竟然被活活踩死。
但是，重慶還未躲過災劫。五月四日下午警報再度響起。傍晚五點十七分，二十七架日本飛機出現，開始再度轟炸重慶。有位倖存者回憶說：「就好像坐在小船上，一直動盪。外頭彈片四射，窗子玻璃炸掉落滿地……我們聽見敵機隆隆作響以及機關槍掃射聲。」他嚇壞了，可是又好奇，抬頭往窗外望，只見烈焰罩空，附近的建築物逐一塌垮。「我們的家已經炸垮，陷入火海。」解除警報響起，已是下午七點，張西洛所屬的報館依然屹立，可是它四周的建物全毀了。
五月四日空襲出動的飛機沒有前一天多，但是攻擊的目標更廣、造成的傷亡更大。五月三日，死亡人數六百七十三人，一千六百零八戶房子摧毀。五月四日，死亡人數三千三百一十八人，三千八百零三戶房子摧毀。這些空襲使國際間注意重慶的命運，以及移駐於此的中國「流亡」政府。同一時期，西班牙共和政府也和佛朗哥將軍領導的國民軍陷入苦戰。許多國家的外交官、新聞記者和商人得以目睹中國首都慘遭破壞。更慘的是，五月三日和四日的慘烈空襲只是重慶往後數年頻遭痛擊的例子之一。轟炸最密集時期是一九三八年五月至一九四一年八月，大約有二百一十八次空襲動用燃燒彈和爆裂彈，造成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五人死亡（大多是平民）。空襲警報成為戰時首都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位小時候在重慶長大的男子數十年後回憶說：「我這一輩子都記得耳朵裡一直響著空襲警報聲響；我這輩子只記得美豐銀行樓頂的紅色空襲警報汽球。」
坐在重慶山頂黃山別墅裡的蔣介石最有理由提防死亡和破壞的到來。蔣介石是中國戰時領袖，又是國民黨黨魁。他在五月三日日記寫下：「敵機四十餘架，今日來渝，軍委會附近投彈，市民死傷甚大也。」次日，他情緒更加激動，寫下：「敵機今日傍晚來渝轟炸，延燒，實為有生以來第一次所見之慘事。目不忍睹，天父有靈，盍不使殘暴之敵速受其災也。」
可是，有些中國人從灰燼中看到希望。中國偉大的作家老舍在空襲時就住在重慶。他和許多文化界人士一樣義不帝秦，不肯住在日本占領區，來到郊區北碚落腳。他從北碚遠眺，可以看到市中心的火光。老舍明白日本人選這一天空襲的象徵意義。在他這一代的作家和藝術家心目中，「五四」有高度特殊的意義。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爆發學生反帝國主義的示威運動，這一天成為廣泛的自由思潮的象徵。這股新思潮預見中國將以「科學和民主」重建文化，這兩個燈塔將拯救中國脫離政治積弱。中國的知識份子絕不會看不到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正好是那一場傳奇反帝示威的整整二十年之後的重慶大轟炸的意義。老舍說：
朋友們，繼續努力，給死傷的同胞們復仇；……爭取自由、解放的五四，不能接受這火與血的威脅；我們要用心血爭取並必定獲得大中華的新生！我們活著，我們鬥爭，我們勝利，這是我們五四的新口號！

大部分西方人很少聽過重慶轟炸事件。即使中國人本身，事件也已湮沒數十年。可是它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個大故事的一部分，或許還是最不為人知的一部分。數十年來我們對這場全球衝突的了解，沒有賦予中國適當的地位。如果中國被提到，它也只是小角色，在美國、蘇聯和英國扮演相當重大角色下，它只是個跑龍套的。
事實上，中國是一九三七年第一個面對軸心國猛烈攻擊的國家，比英國和法國早了兩年，比美國早了四年。珍珠港事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之後，美國有一個目標就是「讓中國留在戰局」。中國把大量日本精銳之師牽制在大陸，這是同盟國整體戰略的一個重點。由於中國在經濟上、政治上遠比其他同盟國弱小，它自己做主的力量小得很多。可是戰爭依然標示中國從全球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受害人，進展到以主權國家之姿踏進世界舞台、具有更大的區域及全球責任的重大一步。
外在世界也不曾完全了解，從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八年抗日戰爭期間中國付出的可怕代價。一千四百萬條人命、難民大規模遷徙，中國剛萌芽的現代化全毀於戰火。中國共產黨得以走上一九四九年的勝利之路，也奠基在對日抗戰製造出來的全國殘破之局。
近年來，戰爭在中國的尺度逐漸浮現。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部隊事先並無計劃的一場地方局部衝突（所謂「盧溝橋事變」），升高為東亞兩大國之間的全面戰爭；而且持續打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才告終止。這八年期間，中國的國民政府帶著數以百萬計的難民被迫在內部流亡。中國有極大一片領土被日本人占領；日本人扶植「合作者」成立新形式政權，旨在破壞國民政府的權威。中國共產黨則在中國其他地區發展勢力，透過抗日作戰增益它的信譽，並藉由激烈的「社會改革政策」擴大它的根據地。中國因為抗戰的傷亡人數迄今仍在計算中，但是保守的估計，死者至少一千四百萬人（大英帝國和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死亡人數各皆超過四十萬人，俄國死亡人數超過兩千萬人）。中國難民人數可能超過八千萬人。中國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現代化，絕大部分毀於戰火，如鐵路網、公路建設，以及在二十世紀頭幾十年建立的工業廠房：富裕的珠江三角洲損壞了三○％的基礎建設，上海地區有五十二％基礎建設受損，以及首都南京八○％毀滅性的破壞。這場在中國的戰爭打垮了兩個帝國，英國和日本，另外創造兩個新帝國，美國和蘇聯。談到這場戰爭一定免不了人民災劫苦難的故事：南京大屠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八年一月），日本軍隊攻陷首都南京後大肆燒殺姦虜。一九三八年六月炸毀黃河河堤，替國民政府部隊爭取了寶貴時間，然而中國也付出慘痛代價，同胞死傷數十萬人。
中國的抗戰是在毫無勝算之下堅忍不拔、奮戰到底的英勇故事。中國政府和人民不顧一切、「抗戰到底」，終於戰勝強敵，證明新聞記者和外交官一再唱衰中國，認為中國必將滅亡的預言完全錯了。直至珍珠港事變，中國有四年多的時間是孤軍奮鬥、力抗日本。在這段期間，這個貧窮、低度開發的國家牽制住一個全世界最高度軍事化、科技先進的社會的八十萬雄獅勁旅。此後四年，同盟國能在歐洲和亞洲兩個戰場同時作戰、節節勝利，有相當大部分奠基於中國與日本纏鬥不休。
這場戰爭對於三個人來講，也都是人生重大的轉捩點。這三個人對中國的未來各有不同的見解。戰爭期間，所有的眼睛不論是貶是褒，全都投注在中國國民黨領導人蔣介石身上。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時，幾乎每個人（即使蔣介石的共產黨敵人也不例外）都承認他是唯一一個能夠代表全中國領導抗日的人物。蔣介石夢想這場戰爭是一場清淨大火：中國可以從灰燼當中升起，成為主權獨立、經濟繁榮的國家，能夠在戰後的亞洲和世界秩序扮演領導角色。
最終，蔣介石贏了戰爭，卻輸掉國家。對於蔣介石的大敵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而言，抗日戰爭是他打造領袖地位的大好機會。抗戰爆發時他還是個四處流竄的小黨黨魁，藏匿在西北邊區塵土飛揚的山地。抗戰結束時，他已經控制中國極大片土地，轄區人口約一億，並擁有一支將近百萬人的軍隊。
相形之下，抗戰使得汪精衛沉淪，除了中國史學界之外，沒有多少人記得這號人物。汪精衛的故事堪稱是二十世紀史重大悲劇之一。他年輕時是比毛澤東、蔣介石更赫赫有名的民族主義英雄和革命家，是傳奇的革命領袖孫逸仙底下的第二號人物。但是抗戰期間汪精衛的一項決定，使他直到今天還被公認是中國人民的「千古罪人」。
蔣介石、毛澤東和汪精衛這三個人利用抗戰倡議、辯論他們對未來現代、自由中國的願景。這場戰爭迫使他們選邊站，暴露出他們的根本差異，最後終於導致毛澤東的勝利。
中國抗戰的故事也攸關到了解今日之中國如何崛起成為全球大國。要詮釋中國人認同意識的變化，以及中國在快速變化的世界秩序之角色，了解長期隱諱的歷史就十分重要（特別是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經驗）。只要你曉得往哪找，中國仍四處留有抗戰的遺緒。南京有一座大型博物館兼紀念館，告訴我們日本占領軍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屠殺成千上萬中國老百姓。遊客在重慶可以參觀「酸醋喬」‧史迪威（Vinegar Joe Stilwell）的舊居，這位美國將領和蔣介石的恩恩怨怨影響到未來數十年的美中關係。電視上，紀錄片提醒觀眾共產黨八路軍在華北抗日的故事，而以戰時為背景的連續劇則大談國民黨和共產黨軍隊的故事。
抗戰的遺緒在某些無形無影的方面，也十分強大。在毛澤東一九四九年勝利之後持續統治中國六十多年的中國共產黨，正是因為抗日戰爭弱化及分裂中國而趁勢坐大、進而奪取政權。在今天的國際社會裡，中國欲以「負責任的大國」之姿出現，中國的分析家和外交官愛談中國曾經是同盟國一員，與美國、英國、俄國並肩作戰。他們愛拿中國與盟國合作對抗反動勢力，和今天做比較——因為中國希望把自己描繪為新秩序不可或缺、積極的一部分。今天，當中、美關係趨於緊張時，中方就會說它在戰時的貢獻、它擊敗美國敵人的努力被遺忘了——現在美國和歐洲應該記取這段往事。
中國今天最吃緊的國際關係仍是對日關係，抗日戰爭仍是目前中、日摩擦極重要的一部分。即使對於出生在一九四五年之後許多年的世代來講，中國民族主義的驕傲，還是深受日本侵略中國的怒氣所影響。一九九〇年代，作家方軍年僅四十出頭，親赴日本進行「發現之旅」，採訪當年參與侵華戰爭的老兵。他的結論是：「我希望我們的祖國富強，我希望我們的孩子堅強。不富強、（不堅強，）我們就還可能讓出東三省，（敗退盧溝橋，）撤出大上海，血流南京城。」日本在華戰時紀錄仍可以引起深刻的情感。
……
二〇一二年夏天，為了東海釣魚台的領土之爭，在中國許多城市爆發反日示威活動。這股怒火不僅影響中、日關係。透過美、日安全同盟，美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即在亞太地區維持強大地位，並把日本置於美國的防衛傘保護之下。中國對這些安排持久不滿，有一大部分源自於它認為中國、而非美國，應該是今天此一區域的主要國家。但是這股怒火的歷史基礎是中國積弱不振時期，日本在本地區的驕縱霸氣所留下的記憶。
抗戰的記憶也可以療癒另一個衝突所留下的傷痕——毛澤東的共產黨和蔣介石的國民黨之間痛苦的內戰。如果你還記得毛澤東時期中國的情況，有一個最令人驚訝的景象出現在毛主席的大敵蔣介石居停的黃山寓邸。如今，這座別館已修繕復原成當年蔣介石居住、在日記寫下重慶遭轟炸感想時的舊貌。裡頭的陳列品詳記蔣介石領導抗戰事蹟，而且全都非常正面，沒有說他是資產階級反動派小跟班。至於共產黨，則很少提到。一個世代以前，我們或許會在台灣看到對蔣介石如此稱頌，但絕不可能出現在中國大陸。
……
對於美洲、歐洲或亞洲任何大國來講，若是要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與一九四五年以後打造社會毫不相干，一定會被訕笑。從美國以世界警察自居、到英國企圖在帝國傾頹之後於歐洲保有角色地位、到日本希望以活在原子彈陰影下的愛好和平國家，戰爭的遺緒在今天十分清晰。矛盾的是，中國這個最先遭受軸心國家侵害的國家，在一九四五年以來的數十年，仍然隱晦。當代中國被認為是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繼承者，或甚至是十九世紀鴉片戰爭備受羞辱的繼承者，但是很少被認為是抗日戰爭的產物。今天，攸關中國命運的一些戰役的名字，如台兒莊、長沙、一號作戰，卻沒有像硫磺島、敦克爾克（Dunkirk）、突出部、西班牙、諾曼第那樣可以引起巨大的文化迴響。為什麼中國的戰時歷史從我們的記憶淡化？又為何今天應該記起它們？
簡單地講，那段歷史消失在早期冷戰創造的黑洞裡，直到最近才又出現。中國抗日戰爭史被包在有毒的政治當中，西方以及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要負責。每一方都把他們對戰爭的詮釋拿來和冷戰中已經確知的事實結合。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〇年之間，日本和中國在英美人士心中的情感地位互換：日本從戰時敵人變成冷戰的資產，而中國從抗日盟友變成憤怒、又無法預料的共產主義巨人。戰時中國究竟發生什麼事這個問題，在美國和「誰丟掉中國」這個火爆政治問題扯在一起，在當時頗有毒害的政治氣氛下，變成幾乎不可能對中國這幾個主角人物的功過有公允的評價。另一方面，在一九四九年之後，新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官方版本的歷史很快就把戰勝日本歸功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國民黨的角色被貶抑：它說戰時的國民政府只顧打共產黨、無心抗日，而且腐敗、失能、欺壓中國老百姓。
一九四九年以後國民黨跑到台灣，台灣的學者的確駁斥這個觀點，但是他們的觀點遭到質疑，因為它們是在力圖恢復被汙衊聲譽的蔣介石獨裁統治之下所提出來的。甚且，連學者也接觸不到大陸戰時的檔案資料。因此之故，要瞭解這個時期所需要的細節從來沒有出現。中國的戰爭竟然沒被看做是悲劇，反而被當成鬧劇，英雄與惡人黑白分明。各方都認為抗戰是一段尷尬時期，與毛澤東新中國的光榮不相干，而尋求打造和平的戰後世界的西方，對此也沒有興趣。很少人想要回想起這個黯淡時期，因為它只是災厄頻頻的中國現代史中又一個低潮。
一個社會去強調有助於建構本身國族自尊的歷史故事，當然不是很獨特。直到一九七〇年代，許多西方的戰爭史集中在西歐戰場，低估俄國的重大貢獻。俄國則拚命利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偉大的愛國戰爭」在戰後的每個社會層級重塑國家形象，尋求國際社會的好處。反之，在戰後中國則非常有選擇性的利用對日抗戰來號召全民。公開談到抗戰時期時，唯一會被詳細討論的經驗，是發生在延安革命根據地的事件，那是毛澤東搞農民革命的基地。歷史避談重慶遭轟炸；戰時汪精衛等人與日本合作；或中國與美、英同盟。甚至對南京大屠殺這一類日本戰爭罪行也沒有太多的討論。
情勢在一九八〇年代起了激烈變化。中華人民共和國翻轉了它對抗戰史絕大多數關鍵部分的論述。共產黨決定重啟抗戰時期的記憶，當年國、共摒棄黨派立場、共同對抗外國侵略者。新的抗戰史蹟紀念館紛紛出現，紀念日本的戰爭暴行，包括南京大屠殺；電影及其他紀念館也不再諱言國民黨軍隊的貢獻，不再獨尊中共領導抗戰的立場；利用塵封數十年的檔案文件，大量的新學術研究，紛紛問世。
本書受惠於中國了不起的開放過程。對於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角色之新認識，不是西方史學界加諸中國身上的議題之成績，而是源自於中國本身內部的重大變化。現在正是全面、完整重新解讀中國長期抗日戰爭，以及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重大角色的合宜時間。冷戰現在已經結束，問題重點不再是「誰丟掉中國？」，影射共產黨的滲透和麥卡錫主義的作祟；取而代之的是「為什麼戰爭改變了中國？」，藉由此一更開放、更有意義的問題，避開責備、專注起因，把辯論重心從美國角色移開、更重視中國本身。
重新解讀中國抗日戰爭史的能力，將使我們脫離鬧劇。抗戰應該被看做是中國現代化這個漫長的過程所受到的阻擾。到了一九三〇年代，經歷將近一個世紀的外國侵略、國內戰亂和經濟動盪，國、共兩黨都想要建立一個政治獨立的國家，政府機器掌握整個社會，人民則穩定、健康，有經濟生產力。國民黨在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之前的十年，率先試圖達成這些目標。但是日本的侵略使一切變得幾乎不可能：從收稅到提供「糧食安全」、到處理大規模難民流動的能力，問題大到不是任何政府所能成功處理。抗戰或許預示著權力移轉到共產黨手中，但是這個過程並非不可避免。在抗戰初期，也就是珍珠港事變之前，還有另一種選擇：日本有可能戰勝，而中國成為日本大帝國的一部分。解讀中國抗戰經驗的新歷史，必須考量到國民黨、共產黨和與日本合作這三股勢力爭奪現代中國的鬥爭。
這段歷史也必須將中國恢復為四大戰時盟國之一的地位，與美、英、蘇並列。中國的故事不僅是被遺忘的盟友的故事，也是政體及生活方式變化最大的盟國。即使俄國在一九四一年六月遭到德國入侵，人命犧牲慘重，它也沒有中國變化那麼大：蘇聯被逼到絕境、奮力反擊，沒被打垮，存活下來。相反地，國民政府在一九四五年基本上已因為對日抗戰而被摧毀了。西方對中國作戰不力的指控，尤其是對國民黨角色的批評，是站在這個政權太腐敗、太不孚民心、得不到支持的指控基礎上。美國在抗戰時期流行一個笑話，譏諷中國領袖的名字其實是「兌領我的支票」（Cash My- Check）。
事實真相其實十分複雜：「歐洲第一」的戰略意味以最低代價維繫中國留在戰局，蔣介石一再被迫以盟國地緣戰略利益為目標，部署他的部隊、傷害中國本身。一九四五年勉強躓步走到和平的國民政府不是盲目反共、拒絕抗日的產物（從國民黨在珍珠港事變之前孤軍力抗日本四年半，即可證明這是很奇怪的指控），或是軍事思想愚蠢、原始。國民政府是被外來攻擊、國內動亂和不可靠的盟國壓垮的。
中國的對日抗戰也值得重新檢討，因為戰時情況影響社會，至今還未稍止。不斷的空襲使得人民工作、生活非得都在同一地點不可，因為移動實在太危險。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大陸實行的「工作單位」制即是類似的制度，它直到一九九〇年代才解除。戰時艱巨歲月，政府拚命要在紊亂中維持某種秩序，中國的社會變得更加軍事化、區隔化和官僚化。這些趨勢，加上近乎病態的害怕「失序」，繼續影響中國官方的心態。國家機器在戰時對社會有極大的要求，卻也製造出反效果：社會開始也對國家有更多的要求。戰時對難民提出許多福利賑濟的實驗，也改善公共衛生和醫療系統。其他參戰的國家，尤其是英國，發現他們必須承諾實施福利國家，來補償人民在戰時的忍受苦難。可是，國民黨製造的需求，卻只有共產黨能夠滿足它們。
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已在世界舞台占有一席地位，並想要說服世界它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提醒大家，在過去、而且是不久以前，中國與其他進步國家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並肩對抗法西斯主義。如果我們希望了解中國在今天全球社會的角色，我們就必須提醒自己，這個國家在一九三〇年代和一九四〇年代所進行的悲劇的、巨大的鬥爭，不僅是為它本身的國族尊嚴和生存而戰，也是為了全體盟國、不分西方及東方的勝利，迎戰歷史上最黑暗的勢力。

【導讀】
我們自己不能忘記──中國人都應讀的一本書
──張作錦，《聯合報》前社長

現在「許多西方人甚至不知道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打過仗；還有人分不清中國是與英美同盟，還是跟日德一夥。」你聽這話會大吃一驚又難以相信是不是？

講這話的可不是普通人，是英國牛津大學「中國現代政治與歷史系」教授米德，他用新書《被遺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China’s World War II , 1937-1945）替中國「平反」，認為中國在二戰時犧牲慘重，而貢獻宏偉，卻在勝利不久就被西方遺忘了。

即使不從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算起，就打一九三七年的「七七」開始，中國參戰比英國早兩年，比美國早四年，比蘇聯早八年。軍民死亡兩千萬，難民一億多，把剛萌芽的工業現代化也賠上了。儘管遍地瘡痍，且長時間孤立無援，但中國絕不屈服，牽制了八十萬日軍在中國戰區不能動彈。邱吉爾和羅斯福都曾說，中國如被打垮，日軍至少有十五到二十個師團可騰出手來，拿下澳洲和印度，並可直衝中東，與德軍配合，併吞埃及，截斷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則盟軍危矣。

既然英美承認中國的巨大貢獻，為什麼戰爭還沒結束，列強就以密約出賣中國，除了聯合國的「五常」之外，戰後中國什麼也沒得到，甚至還被西方遺忘了？

＃「中國人醒了」
其間原因非僅一端，但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內戰。內戰的最大惡果，是中國失去了鞏固戰勝國地位的時機。從現有資料看，中國沒有出兵參與占領日本，也未接受琉球回歸，都是因為國內急於用兵的原因。等到一九四九年共黨奪取政權，國府退守台灣，由美英主導的戰後新秩序，已經沒有中國的分了。迨韓戰爆發，美國出兵助韓，大陸「抗美援朝」，短短數年，中國已經從「盟友」而變成「敵國」。

冷戰結束之後，世局演變多端，中國大陸已非吳下阿蒙。隨著國力的增強，它要求國際上的平等地位，要求應有的發言權，要求領土和主權的不受侵犯，今天南海風雲，東海波濤，無一不是因為「中國人醒了」。

但中國人真醒了嗎？至少大陸對抗日歷史還掩掩藏藏、扭扭捏捏，不願十三億中國人了解真相，又怎能怪西方人的偏見與懵懂？而現在兩岸雖說已開放交流，但敵對立場依舊，在法理上和事實上，「內戰」並未完全結束。

西方在二戰歷史上遺忘了他們的盟友中國，但中國人自己不能遺忘──不能遺忘因為內戰使中國在國際地位和權益上的損傷。如果兄弟繼續鬩牆，當然損害就會繼續增長。

＃中國為什麼不信任西方
米德《被遺忘的盟友》去年九月出版，書還未推出，已在亞馬遜網站獲得五顆星最佳評價。

美國學者葛雷‧庫薩克（Greg Cusack）讀後深受感動，他在《觀察者》撰文說，「身為一名歷史學者，我深知十九世紀，在西方勢力的反覆欺凌下，中國這屈辱的一路是怎樣走過來的。但在翻閱這本書之前，我沒有意識到，中國在二次世界大戰時作為西方國家的盟友，遭遇竟如此悲慘。」

他建議，這本書在美國應列為國民必讀書目，因為此書可以事半功倍地幫助美國公民了解二戰時中國所做的卓越貢獻，了解當前變化莫測的中日緊張局勢，以及中國為什麼不信任西方。「如果說，今天的中國政府偶爾會讓西方覺得『過於張揚』，這或許是因為我們潛意識裡依然希望中國要『牢記自己的位置』，並且像從前一樣對西方百依百順。」

如果《被遺忘的盟友》在美國應列為國民必讀書目，那麼在大陸呢？在台灣呢？凡中國人者，都應一讀，好給自己增一些警惕，長一點志氣。

導讀
本書重要人物／注釋縮寫說明
戰時地圖
序章：烽火山城
第一部走向戰火
第一章中日脣齒相依
第二章新革命
第三章走向衝突之路

第二部飛來橫禍
第四章那年夏天的三十七天：抗戰爆發
第五章淞滬之役
第六章難民與抵抗
第七章南京大屠殺
第八章台兒莊之役
第九章花園口黃河決堤

第三部孤軍作戰
第十章「一種戰時常態」
第十一章奔向混沌不明的未來
第十二章走向珍珠港之路

第四部各懷鬼胎
第十三章緬甸
第十四章河南大饑荒
第十五章恐怖統治
第十六章開羅會議
第十七章一場戰爭、兩個戰場
第十八章與史迪威攤牌
第十九章突如其來的勝利
尾聲

後記

被遺忘的盟友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被遺忘的盟友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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