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金融已經成為當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從就學貸款、購屋、經商、規劃退休以至其他許多事情，金融時常影響我們日常生活中許多的決定。這是怎麼發生的？它對社會的不平等有何影響？這是本書的核心問題。在回答這個問題的過程中，我們探討了一系列相關問題，包括：金融如何成為高獲利的產業？它如何改變企業運作？從何時開始，我們的每項決定都像投資決定？而最重要的是，金融如何左右社會的資源分配？
金融的重要性似乎不證自明，我們因此很難想像一個沒有金融的世界。但直到一九七○年代，金融業僅占美國經濟中所有企業利潤的15%。當時金融業所做的，主要是簡單的信用中介（credit intermediation）和風險控管：銀行接受家庭和公司的存款，將這些資金借給購屋者和其他公司。銀行也收發支票，方便人們付款。此外，銀行也為重要或付費客戶提供保險箱，方便他們保存貴重物品。保險公司則是向客戶收取保費，並在發生意外時提供賠償。
到了二○○二年，金融業的獲利已經大幅成長，占美國經濟中所有企業利潤的43%。在利潤成長的同時，金融業務愈來愈複雜，證券化、衍生商品交易和基金管理的重要性不斷提升，而且這些交易多數發生在金融機構之間，而不是個人或企業之間。在金融業對經濟的影響日漸深刻的同時，一般民眾已經無法理解金融業到底如何運作。家庭、企業和政府所做的決定全都受金融市場擺布，但許多金融業務卻是晦澀難懂。
而在金融業擴張的過程中，美國的不平等程度也嚴重加劇。資本所得在國民所得中的占比，與企業管理層和華爾街人士的薪酬一起上升。同時，反映所得不平等程度的吉尼係數在全職勞工之間上升了26%，大規模裁員成為企業的慣常做法，而非迫不得已的最後手段。這些發展全都擴大了貧富差距，造成美國頂層0.1%家庭擁有全國逾20%的財富—財富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堪比強盜大亨橫行的鍍金時代。二○○八年的金融危機一度縮小了貧富差距，然而，應對危機的貨幣政策讓金融業迅速度過危機，同時保護了有錢人的資產，但就業卻持續疲軟，工資停滯不前。
因此，美國社會在過去四十年經歷了兩大相生相息的轉變：經濟金融化，以及嚴重加劇的社會不平等。本書將說明為什麼這兩大發展必須一同檢視。在當代美國，金融崛起正是不平等加劇的根源。當代金融體系對社會最大的威脅不是一再爆發的金融危機，而是貧富之間的社會鴻溝不斷擴大。要瞭解當代社會不平等，我們必須先瞭解當代的金融體系。
許多人已經懷疑金融業發展促成社會貧富懸殊。在二○一一年秋天，許多抗議者占領了紐約證券交易所附近的祖科蒂公園，呼籲大家關注華爾街與一般百姓之間巨大的財富差距。「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參與者起初要求逮捕造成二○○八年金融危機的銀行家、收緊對華爾街的規範監管、禁止高頻交易，以及調查政治腐敗。隨著運動的發展，抗議者的要求變得更為全面性。運動的著名口號「我們是99%」號召美國大眾從「另外1%」手上奪回權力和資源；另外1%指的是控制美國絕大多數資本的一小撮金融和政治菁英。抗議者將嚴重的不平等歸咎於紐約與華府之間、或金融界與政界之間的旋轉門，他們認為這種旋轉門導致政治權力偏袒企業利益，結果是統治菁英大發利市，美國的勞動和中產階級則陷入困境。
占領華爾街運動起初不受主流媒體重視，但隨著參與者著眼於不平等問題和華爾街「1%人」的巨額財富，這項運動開始在國際上廣受關注。始於二○一一年九月紐約一個公園的小型紮營抗議，短短數週間擴散至美國和世界各地。十月十五日，運動規模達到頂峰，組織者聲稱全球逾八十個國家共九百五十個城市參與了運動。歐洲的主要首都，例如羅馬和馬德里，估計有20萬至50萬人參加抗議活動，美國各地則有超過7萬人共喊口號。這場運動採用無領袖和民主的運作方式，訴求不時改變，因此受到批評，但他們譴責不平等這個核心訊息則廣為傳頌。
占領運動最主要的成就，或許是凸顯了華爾街如何導致99%的人與1%菁英之間的經濟不平等不斷擴大。歐巴馬總統在二○一二年的國情咨文中強調，「一般民眾與華爾街之間缺乏信任」促使美國在二○一○年制定《陶德法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包括經濟學家克魯曼（Paul Krugman）在內的許多知識分子撰文支持占領運動參與者的觀點，要求造成經濟大衰退的金融業必須為其貪婪和離譜行為造成的損害付出代價。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都認識到，經濟不平等已成為最重要的議題。在二○一六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民粹主義成為致勝的意識形態。但儘管受到嚴厲批評，還激起了強大的政治運動，美國金融服務業的利潤仍繼續成長，不平等的程度也繼續擴大。
金融「感覺起來」的確會增長不平等。但是，金融究竟如何導致不平等加劇，對許多人來說仍然是模糊不清。某種程度上這是因為金融是一個包羅萬象的概念：金融業務非常多樣，彼此構成一個互有關聯的網絡，而許多金融業務相當複雜，連薪酬豐厚的專家有時也無法提供簡潔易懂的解釋。金融活動並非僅限於個人利用銀行的服務進行付款和投資理財；公司、非營利團體和政府等等大型組織，也都利用金融為自身的運作提供資金。金融服務的提供者和消費者都十分多樣，包括服務在地客戶的社區銀行和信用合作社，同時經營商業和投資銀行業務的全球金融集團，專注於利基市場的精品基金公司，以及非銀行金融機構如保險公司、發薪日放款業者，以及企業的金融部門。這些金融服務的提供者和消費者都有不同的目標、動機、資源，也都面臨不同的限制。此外，因為資金不斷易手，當代金融掩蓋了資源如何從窮人轉移到有錢人手上。
另一方面，不平等也包含各種分配不均的現象。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和賽斯（Emmanuel Saez）指出頂層1%家庭在國民所得中的占比如何從一九七○年代末的不到10%暴增至近年的20%以上，讓所得集中在金字塔頂端的現象成為討論不平等時的焦點。這個新鍍金時代的重要現象還包括財富不均擴大、勞動所得在國民所得中的占比下降、工資停滯不前、就業保障受損、工資方面的性別和種族差距持續存在、學生債務暴增，以及長期的悲觀與對政府及企業的不信任。
因為這些複雜的情況，相關研究往往僅觸及金融與不平等之間關係的一些零碎面向。本書以此前的學術研究為基礎，更為全面地闡述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如何導致美國的不平等程度加劇。我們提出各樣的證據，說明了金融業在華爾街、一般企業和家庭間壯大，如何導致經濟不平等惡化。
我們的分析指出金融之所以為惡，不是因為金融專業人士的自負或野心，而是當代金融體系讓許多奉公守法的銀行業者和基金經理不知不覺地把許多美國家庭推入險境。雖然我們同意華爾街上的高薪毫無道理，但金融與不平等的關係不是一句人性貪婪就能帶過，兩者之間的關係還有更深廣的面向。限制不合理高所得的政策（例如設定所得上限或加重累進稅制）是必要的，但是單此不足以解決不平等程度加劇的問題。此外，我們不認為金融專業人士天生「邪惡」或有其他心理缺陷；就跟其他人一樣，金融業者努力追求成功，並且衷心相信因為自己辛勤的付出，領取高薪理所當然。確實有人會為了贏過其他人或逃避失敗而作弊，但多數金融業人士認為自己遵循「規則」，表現優於其他市場參與者，因為自己的技術勞動而得到合理的報酬。
本書認為金融崛起代表的是美國社會經濟資源分配的徹底重組。在這個過程中，金融以三種主要的方式重塑經濟。首先，金融化創造了過多的中介機構，一一在社會中為金融業榨取資源，但並未貢獻相應的經濟效益。金融業者發明新的金融產品來滿足「潛性」需求，但實際上多數產品僅對金融機構有用。市場影響力愈來愈集中、金融權貴的政治影響力日增，以及公共政策仰賴私營企業中介執行（private intermediation），這三者促進了此一過程。金融企業及其菁英員工因此掌握了規模空前的資源。
第二，金融崛起削弱了資本與勞動的互賴關係，進而削弱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和勞工們的議價能力。當一般企業將資源和注意力從它們的核心業務轉移到金融部門，勞工開始被排除在獲利過程之外，逐漸失去他們在企業裡的價值和影響力。此外，隨著愈來愈多資源被用於放貸、投機交易、支付股息或回購股票，就業成長也跟著放緩，對中低階勞工來說尤其如此。這些發展的結果是勞動所得在國民所得中的占比降低，而企業管理層的薪酬卻往上飆升。隨著所得差距擴大，雇主與一般雇員的關係普遍惡化。
第三，金融崛起削弱了過去設計來共同承擔風險的社會組織。工會跟大型企業集團過去提供就業保障、可靠的醫療和退休福利，有效地為勞工緩衝經濟風險。隨著這些保障逐漸消失，風險開始從組織轉移到家庭身上，導致美國人需要更多金融服務。愈來愈多美國家庭舉債度日，並仰賴金融資產保障退休生活。這些金融產品不但將更多資源導向金融業，它們還總是累退的：貧困家庭通常支付最高的利息和費用，富裕家庭則可以動用豐富的資源利用金融市場的波動獲利。
透過探討金融崛起以及其發展如何加深經濟不平等，本書指出高度社會不平等絕非資本主義的「自然產物」或不可逆轉的趨勢。由始至終，我們的分析顯示經濟發展的軌跡和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是源自於全球層面、國家層面、產業層面和公司層面的一系列政治談判和制度變革。
有些人可能會說，即使金融崛起導致不平等加劇，金融化仍可能提升了資本配置的效率，使經濟得以加速成長。但研究顯示，事實並非如此。隨著美國金融化，整體經濟成長開始減緩。企業對廠房、商店、機器、電腦以及最重要的勞工的投資減少，而企業總利潤停滯不前。自然，企業對政府稅收的貢獻也開始減少。
寫書不只是選擇該寫什麼，也得決定不寫什麼。本書不對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前因後果提供詳細的討論。這段歷史已有大量的學術研究和媒體報導加以探討。我們採取更宏觀的角度，討論過去四十年的結構轉變如何助長金融危機並放大其影響。我們著重於美國社會的發展，因為美國在全球金融版圖中具有獨特的地位。但必須指出的是，其他許多國家，包括臺灣與中國，也出現了類似的相關發展。我們會稍微談及這些發展，並在最後一章加以討論。
雖然金融崛起是不平等程度加劇、頂層所得暴增的重要原因，但我們不認為它是唯一的原因。全球化、科技進步、去工會化（deunionization）、僱傭關係改變、教育差距和政治環境的變化，全都與社會不平等息息相關—然而過去的學術研究已經廣泛探討了這些問題。我們認為金融化對理解當代的不平等至為重要，因為它促進並且加強其他各種發展對不平等的影響。
我們必須在此重申，本書受惠於過去和當代的相關學術研究，從社會學到經濟學、金融學、政治學、管理學和歷史學。我們冀望在這些學科之間架起橋梁，並將當中的子領域連繫起來。我們希望本書能比較完整地說明金融化與不平等的關係，但我們也謙卑地意識到，受限於篇幅，我們略過了許多有重要貢獻的研究。因此，任何見解只要聽起來有一點點熟悉，讀者不需要認為那是我們的原創觀點。我們鼓勵讀者以這本書為地圖，更深刻探索過去十年出現的豐富文獻。
本書的結構
第一章簡述什麼是「金融」以及我們如何定義金融化。金融化這個概念早在二○○八年金融危機之前就出現了，此後在學術和公眾討論中愈來愈流行。我們指出，雖然金融在許多社會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美國卻因為發展過頭而適得其反。我們援引證據，說明了金融在二十世紀最後二十五年和之後的非凡成長。簡短的歷史回顧指出金融化的政治與制度根源，從《布雷頓森林協定》談到一九八○年代的政治轉向；這凸顯了金融化並非資本主義經濟必經的階段，而是取決於許多不同事件的歷史產物。
我們接著探討不平等：不平等問題為何重要？近數十年來，美國的不平等情況是如何加深的？過去四十年間，市場所得的分配變得極其不均，但社會政策從不曾跟上此一趨勢。美國多數勞工的實質所得並未增加；由於資本所得增加的速度快過勞動所得，資本家拿走愈來愈多經濟成果。許多美國人並未受惠於二十世紀末的經濟成長，而且頗大一部分人面臨日趨黯淡的經濟前景。我們概述了各種不平等加劇的既有解釋，指出它們的一些不足，然後簡要說明金融化與不平等之間的關係。
第三章講述自一九八○年代以來，金融業經歷了什麼樣的巨大變化。我們指出，金融業利潤擴大和薪酬膨脹，並不是因為金融業對經濟的貢獻大增，而是因為市場影響力愈來愈集中、金融業涉入政治，以及公共政策仰賴私營中介執行。我們還指出，金融業的大部分所得落入少數的菁英人員手上，尤其是白人男性。相較之下，他們的女性同事和少數族裔男性同事收入較少。即使在金融業內部，這個產業的成功也拉大了階級、性別和種族之間的鴻溝。
每一個行業都致力增進自身的利益，本書第四章因此問道：金融業以外的一般企業為何沒有反擊？簡而言之，許多非金融企業實際上已經金融化了。隨著金融在一九七○年代成為賺錢的事業，美國許多企業擴大參與金融市場，從事放貸和付款業務。股東價值至上的觀念興起，也導致一般企業引入華爾街的邏輯和做法。這些發展造就了少數身價百萬的贏家，例如基金經理和企業執行長，但也帶給美國勞工階級工資和就業停滯的慘痛後果。
在與金融成長有關的許多社會經濟轉變中，一般民眾最普遍體驗到的可能是家庭債務增加。第五章闡述美國家庭債務的起源、分布和後果，包括信用擴張如何嘉惠有錢人和損害窮人。在二十世紀初，信貸開始被視為醫治社會弊病的良藥。從那時起，擴大信貸管道就成為政府的重要行政目標。我們指出，不平等問題被錯誤理解為周轉的問題，而擴大信貸管道是經濟鴻溝的成因而非解決方法。過去三十年間，富裕家庭把握了與家庭信貸有關的多數機會，中產家庭背負的債務加重了，低收入家庭則是除了離譜的高利貸，基本上無法借錢。
一個人的債務是另一個人的財富。在第六章，我們探索銅板的另一面，闡述金融化如何改變了美國的財富積累和不平等。金融資產，尤其是股票，如今是美國家庭保存和倍增財富的關鍵工具。但是，股票資產的分布非常不均。股票市場主要控制在富裕家庭手上，而且股票投資也存在著種族鴻溝。股市並未促進平等，而是送利給有錢人和為他們服務的金融專業人士。投資股票的機會僅限於最富有和膚色最白的人，以及擁有退休儲蓄帳戶的高階勞工和嬰兒潮世代。因此，資本與勞動持續的衝突，逐漸在高階與低階勞工之間、在年長與年輕世代之間呈現。
二○○七至二○○八年間，國際金融體系瀕臨崩潰：美國股市總市值掉到只剩一半，大型銀行的盈利重挫，一度充裕的信貸突然枯竭。在世人看清巨額財富的脆弱基礎之際，經濟似乎陷入停滯。在第七章，我們回顧此次清算的結果，關注於二○○八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政經發展。後續的政策和法律措施在促進銀行擁有充裕的流動資產、降低系統風險和懲罰詐欺活動等方面有所成就，但這些政策多數是為了恢復金融秩序而非加以改革。因此，經濟不平等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繼續擴大。
本書聚焦於美國，但它探討的趨勢和問題是全球性的。在本書的結論中，我們著眼於世界各地的情況，說明了金融化導致不平等加劇是已開發國家的富貴病。隨著一個國家的金融化程度提高，頂層所得群體占國民所得的份額激增，金融專業人士和富裕家庭得益，勞動所得占國民所得的份額降低，就業機會變得不穩定。在本書最後一節，我們討論本書的分析有何政策涵義。金融改革不應繼續穩定和保護金融業，而是應該以穩定和保護社會為優先要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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