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徵求有驚喜
序言
吳作棟
領導人造就國家，而不可預測的時勢則造就領導人。這本書並非一般授權撰寫的傳記；既非從我的視角出發，章節架構內容也不由我決定。
我的傳記作者白勝暉是位文思敏捷、筆鋒充滿戲劇性的寫作人。他並未詳加介紹我的目標、政策、專案，也不對我的表現、成就、對新加坡的貢獻等等進行評斷。他就是通過層層遞進的情節鋪設，一步步地揭露動作場景，吸引讀者不斷追看。
我喜歡這樣的風格。我由始至終都把自己視為人民謙卑的公僕。從政，從來不是我的人生志向，更甭說當總理。我之所以應召加入人民行動黨，全只因為我本身曾經受過這個好政府的恩惠。
我父親在36歲那年因肺結核過世。當時我只有10歲。我靠著助學金完成了中學和大學教育。任職公共服務部門期間，政府還送我到美國威廉姆斯學院攻讀發展經濟學。因為這個出國深造的機會，以及較早前念大學時的助學金，我必須履行十年合約——先在公共服務部門， 而後到國營航運公司任職。對於人生中能獲得這些機會，我萬分感恩。
從政生涯中，帶領新加坡繼續往前走的這一信念，是我最大的推動力。好些海外學者與新聞工作者都認定，新加坡沒了李光耀便註定要失敗。我下定決心要證明這些心存疑慮者全看錯了；我要在李先生奠定的基礎上，造福我們的下一代。
我清楚知道自己要為新加坡勾勒一幅什麼樣的願景。我不是個眼裡只充斥著夢想的理想主義者，反而是個務實主義者。大學時代我原本對英語感興趣，最終卻選擇主修經濟學。
人民行動黨於1984年全國大選期間發佈的競選政綱，涵蓋了我對新加坡的一些開創性新構想。競選政綱是我草擬的，同時也結合了同僚提供的許多建議；這支團隊後來讓人們統稱為“第二代領導班子”。
我們立志打造一座出類拔萃的城市、一個與眾不同的社會。我們期許讓新加坡躍升為發達國家。我們定下目標，要在1999年達到瑞士1984年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水準，這個目標最終在2000年實現。
我相信新加坡不應只是個經濟強勁、職場嚴峻的國家；她必須也同時是一個充滿樂趣的家園。
人民行動黨早年曾發起“反黃運動”。我則是取消了色情吧台舞的禁令，也允許鋼管舞重登舞臺。夜間場所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而這些改變背後，是更為宏觀的社會轉型，以朝向更為多元全面也更加富有活力的大方向發展。我們鼓勵新加坡人在藝術和體育領域追逐夢想。為了推動國人發揮創意精神、解放藝術靈魂，我們遂有了濱海藝術中心這麼一個重大的投資發展專案。我們蓋起了室內體育館；要做到的不光是推廣全民健身運動，更要在體育競技舞臺上追求卓越成就，共同歡慶我國健兒在區域和國際體育賽事中奪標凱旋。
隨著新加坡邁入21世紀，要在科技驅動且充滿競爭與爭議的世界裡繼續取得增長，自力更生的精神與創業冒險的膽識亦變得不可或缺。一個國家培養出來的人民如果只會順從指示行事，害怕出錯犯錯，那人民就不會改革創新，不會冒險跨出舒適區，也不會有自謀生計的能力。我們的治國作風需要鬆綁，要鼓勵民間有更多由下而上發起的舉措。
我的政府給了人民某種情感上的聯結，讓人民更願意為國家而盡力。對於這個國家的現在與未來，人民理應有權發聲。我逐步落實全民參與及全民協商的治國作風。
許多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所推行的民主制度，在我看來是越走越偏頗：政黨政治、民粹主義、分化、兩極化，乃至功能失效。我也觀察到許多政治人物將個人、政黨和既得利益擺在國家利益之上，好像從政就只是為了贏得選舉。
我深信，必須將民主置於國家的人口結構、價值觀、文明史和地域等框架內來實踐。新加坡是亞洲的一個彈丸小國，由來自不同種族宗教的移民人口組成，極其容易被顛覆；若是罔顧基本價值觀和國家利益而陷入政治權力鬥爭，勢必撼動這個小國的穩定。
我們的國會制度是依循新加坡國情而發展演變的。我們通過立法，納入非選區議員制度和官委議員制度，為國會注入“穩定器”， 確保國會不會少了“另一把聲音”。非選區議員制度尤其為反對黨提供了一個成長的起點，讓他們有機會在國會裡證明自己。好幾位非選區議員在後來的全國大選中都成功當選，贏得了選區議席。2020年大選後成立的第14屆國會中，十位工人黨國會議員當中就有四位曾出任非選區議員。
要實現政治穩定，還必須要有一個強大、公平、公正，且能取信於民的政府。
不過，政治也攸關權力。當你投票推選某個政黨及其候選人組織政府，就意味著你把自己的生活託付給了他們。這些當選的政治人物被賦予權力，足以決定你和國家的未來命運。政治人物相互競爭，以贏得執政的權利、特權與責任。
我由衷認為，這些政權在握的人必須自視為新加坡大家庭的信託人或“家長”，而永遠都不以統治者或者君王自居。好的領導人就像是良善可親、循循善誘的家長，帶領人民邁向光明未來，在作重大決定時會鼓勵全民參與。政府畢竟也跟家長一樣，無法對所有問題都提供答案。然而，政府仍有責任根據所有已知資訊，以及人民的回饋和對未來的評估，努力作出最好的判斷。最重要的是，領導人必得要有魄力，為捍衛人民的最大利益而作出艱難的決定，在短期陣痛與長期威脅之間權衡輕重。
可是並非每一位政治人物的想法都和我一樣。只要放眼看看遠近其他周遭國家的政治人物是如何行使手中的權力，就心裡有數了。
國會議員也同樣能左右國家的命運。他們當選後，不光是為人民發聲，也必須在選區內及國會中發揮其領導作用。
這才是代議制政府的精髓所在。服務與領導——就好比硬幣的兩面。
處在一個民主社會裡，我們需要在個人自由和集體利益之間求取平衡。
批評者聲稱李光耀政府為“父權”、“專制”政府，嘲諷新加坡是個“保姆式國家”。可是這些人也不得不承認，李光耀的作法的的確確把新加坡從第三世界帶到了第一世界。
李光耀的治國作風就像一位嚴厲的父親。我的方式則更像一個善解人意的兄長。但是在秉持著“更寬容、更溫和”原則的同時，我不時也必須嚴加執行紀律，好讓新加坡維持平穩順當。
當時機到來，我和團隊急流勇退，讓位給以李顯龍為首的“第三代領導班子”。如此，政治領導層的世代交替慣例有系統地展開，為新加坡產生了一代又一代的良治政府。
彭博社新聞總編輯與《經濟學人》政治新聞主編於2020年10月4日通過彭博社平臺發表了一篇聯合署名的評論文章，開篇第一句話就是：“政府的任務就是保護好自己的公民。”文章進而補充：“2019 冠狀病毒疫情讓政府再次變得重要。不光是權力更強大，也更為不可或缺。一個國家是否具有良好的衛生服務體系、能幹的官員、健全的金融制度，這些都至關重要。生死之別，就在於良政善治。（底線為我的標注）”法蘭西斯‧福山隨後也在2020年7–8月份的《外交事務》中詳加探討“良政”這一議題：“國家能力、社會信任、領導能力，（底線為我加注的）是成功對抗冠病疫情的關鍵因素。”
新加坡國小而脆弱，這是個永遠不變的事實。李光耀曾用過中國一句古話來警惕新加坡人民：“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這是歷史亙古不變的道理。環球化和多邊主義的發展幾乎見頂了；各國似乎開始轉向民族主義與保護主義，也更為關注內部事務以推動自身的利益。大魚如今的所作所為更像大魚了。美國這個世界最富有也最自由的國家如今嚴陣以待保護自身利益，槍口一致對外。而當今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則越來越強硬。2019冠病疫情和中美戰略博弈只會加速助長這種種趨勢。在這個外在環境愈發混亂、多邊組織日漸疲軟的大氣候下，新加坡要繼續生存，勢必要在國際舞臺上繼續發光發熱。唯有如此，才能讓新加坡這條蝦米贏得大魚的敬重。
換言之，新加坡需要的是一級棒的政府，和團結一心的全民。
這本書說的是一個好政府的善治，以及如何取信於民。雖然我並不認為這打從一開始就是我的傳記作者白勝暉的本意。
我任內所經歷的各種不同事件，形塑了我主政年代的治國風貌。希望讀者透過勝暉的敘事和詮釋，能更清晰地瞭解新加坡故事，更深刻地體會我們的價值觀、信念、原則、善治良策。
書末附加了〈省思〉一部，希望能借著這個方式對勝暉的敘述有多一重自省。治國本身就是一項艱難的抉擇。其實整段總理任期內， 我都必須不斷地作出艱難的決定。我很慶倖能有一組實力強大的部長團隊給予我扶持與協助。他們堅定不移、不斷革新，為把握機會、應付挑戰，而持續地設計出新政策並全力推行。我能成功完成任務，這個團隊功勞不小。而能同時擁有一流公共服務部門的支持，我也非常感恩。
與工會及雇主之間的密切關係，也讓我十分感激。除了一起開會，我們也經常在勞資政常年高爾夫球賽上切磋球技。
新加坡人非常了不起。他們很清楚要從李光耀手中接過領導棒子，對我來說是有多麼的吃力不討好，大家都願意鼓勵我，為我打氣。
對於馬林百列這個大家庭——我的選區居民、黨支部活躍分子、基層領袖、選區組織；我不足以言謝。能當選這一區的國會議員長達44年是我無上的榮幸，他們對我而言意義重大。我很珍惜這個大家庭，至今還以行動党馬林百列支部榮譽主席及馬林百列基層組織顧問的身份與他們保持聯繫。
我要再一次感謝馬林百列基層領袖黃健華、蔡于植、郭伯洲、黃福來、陳奕翔，是他們一再鼓勵我出版傳記。我的私人職員也幫了很大的忙，我要感謝多年來的所有個人秘書、首席私人秘書、特別助理和新聞秘書。為了我這兩部傳記，何鳳明、簡洪錦珠與羅蕃蘭翻箱倒櫃找出了許多塵封已久的舊檔案與相關資料。特別助理黃安義、新聞秘書袁少鴻詳細地看過我的文稿，也為如何改進書稿提出了寶貴意見；而杜國樑與邢益耀也繼《高難任務》之後再為本書獻力。伯洲也同樣為兩本書提供了寶貴意見。
我在總理任內歷經三場全國大選。1991年，人民行動黨得票率61%；1997年65%；而到了2001年，75.3%。
能為國服務，我深感自豪。我完成了自己的馬拉松政治長跑—— 擔任國會議員44年，其中14年以總理身份走出自己的路。
正如勝暉所言，比起接下新加坡第二任總理棒子的“高難任務”， 在之後14年總理任內歷經種種考驗與磨難還能堅韌無懼、昂首挺胸、是一項更為艱巨的使命。更重要的是，新加坡也在第二代團隊的領導下，繼續站上世界的高臺，傲然而立。
我將《高難任務》獻給我的家人。《登高望遠》則是我贈予馬林百列居民和新加坡這個大家庭的獻禮。
吳作棟
新加坡總理
（1990年11月至2004年8月）
國會議員
（1977年2月至2020年6月）
前言
1991年，就在人民行動党於全國大選中遭遇重挫兩天後，鄰國馬來西亞一份小型報《淡米爾尼申報》刊載了一則新聞，標題是： 〈蘇聯總統戈巴契夫：無意辭職下臺〉。豈料這份每日發行2萬4000份的淡米爾文日報為這則新聞所搭配的照片——哎，居然是新加坡新任總理吳作棟。
翻開這份報紙，隔了幾頁之後還有另一則新聞，標題是：〈並非吳總理的個人敗績〉，刊載的照片卻是戈巴契夫。《淡米爾尼申報》擺了烏龍，把兩張照片弄混了。吳作棟在李光耀的鐵腕治國後接過棒子，開創出了自己的一套協商式治國理念，而當時坊間也普遍認為這一理念與戈巴契夫所提倡的開放政策理念有異曲同工之妙， 確實也經常將這兩位領導人的姓氏“Goh”和“Gorbachev”結合起來，戲謔這位新加坡領導人為“Goh-bachev”；所以報章編排上的這個失誤似乎還算是情有可原。只是很不幸的，這個無心之過所引發的後續效應，遠遠逾越了這份淡米爾日報有限發行量所能企及的範圍。
報章於9月3日在馬來西亞出街後，關於吳作棟準備辭職下臺的謠言在幾個小時內就傳到了新加坡。上任不過區區十個月，他眼看就要為人民行動黨痛失四個國會議席而擔起全責，這可是獨立建國以來執政黨失去最多議席的一次。他在選後電視直播的記者會上愁容滿面、神色凝重，大家都見到了，不是嗎？
新加坡股市在午後即出現浮動，標的指數在半小時內驟降八點； 坊間甚至紛紛流傳有人親眼目睹好幾輛車子接二連三駛進國會大廈的消息，有關吳作棟即將召開記者會的傳言甚囂塵上。吳氏主政年代——或者更準確地說，吳氏主政月份——眼看即將告終。隔天的股市估計會再度受挫。《海峽時報》專欄作者陳世雙形容，在一個傳真機和國際直撥電話盛行的世界裡，謠言威力之大與傳播速度之快，讓人不知所措。
顯然，早在智慧手機和社交媒體當道的數碼時代來臨之前，假新聞這回事已有跡可循。吳作棟原訂於9月4日接見外國媒體，他遂借機在那場國際記者會上闢謠。他澄清，自己無意把總理職務交還給李光耀，也不打算在眼下就交棒給李光耀之子、時任副總理李顯龍。
他還要完成自己設定的目標：讓新加坡在1999年達到與1984年的瑞士相等的優質生活水準。“這也意味著，到了1999年，我的任務便完成了……到了那個時候，其他人就可以接替我了。”
他也確實堅持下去了，不光履行了諾言，還成就了更多；而這段有點滑稽的鬧劇和閒話，也終在公眾的記憶裡淡去。就連吳作棟本人也已全然不記得了——我們在為這本書進行採訪時問起此事，對於這場茶杯裡的風波他根本毫無記憶。
追根溯源，所有謠言實則始於《淡米爾尼申報》的失誤，但這段插曲也恰恰凸顯了吳作棟在總理任期伊始，確是在流沙險境中掙扎立定。一些人始終不相信吳作棟會當上總理，更有好些人認定他撐不了多久；就像政治觀察家賈納達斯•蒂凡在《吳作棟主政新加坡的時代印象》（以下簡稱《印象》）一書中所言：“1980年代的新加坡， 無論國內國外，許多人都不敢確定這個國家在李光耀之後究竟還能否繼續生存。”這的確是一項高難任務。
輿論的質疑在如今看來似乎過於苛刻，但在當時那個年代裡， 亞洲有多少魅力型領袖各領風騷，卻又紛紛面臨接班人相形失色的處境；這或許也反映了當時的主流論述。諸如華國鋒、夏斯特裡、嚴家淦，在強人之後繼任，最終的確也基於各種原因，尚未坐暖首席之位，卻已淪為歷史的注腳。
在許多人眼中，吳作棟遲早也會加入他們的行列。這也是為什麼那些謠言幾可亂真。可是他沒讓這些唱反調的人如願。本書所敘述的，就是這麼一位環球政局中的異數，他那了不起的執政經歷，以及他又是如何證明自己、讓所有人刮目相看的。本書緊接著第一輯《高難任務：吳作棟傳》終章，從1990年吳作棟就任總理說起。
第二輯將追溯吳作棟自1990年起出任總理至2004年卸任交棒的這14年政治生涯；雖然他其實早在1984年起就已經有效地擔起了重責大任，這在第一輯裡也提到過。起初他自己也未對這段主政生涯抱有太大的期待。“正因為李光耀先生把一切都做得太徹底了，大家可能也就覺得接過他的棒子是我不走運。他也沒留下多少事可讓我做的了。”這是吳作棟在1991年4月一場總理就職祝賀晚宴上自我調侃的一番話。“哪裡還有新的巔峰可以攀爬？哪裡還有什麼挑戰能讓你興奮起來？還有誰能在他的成就之上更上一層樓？”
事實證明他大錯特錯。這十多年任期恰逢世界政局風起雲湧的巨變時代。戈巴契夫下臺了，有了與吳作棟不同的下場，也就此終結了蘇維埃政權與冷戰時代。1990年代隨即跨入了一個全新時代，美國所主導的一個單極世界邁向了貿易、通聯、資訊的全球化——24 小時全天候新聞台與有線電視冒起，報章雜誌突增，真人實況電視節目啟播，激起了世界全人類對大動作和動作明星的渴求，娛樂、政治，同出一轍。正如流行樂壇創作歌手喬治•邁克爾在歌曲《等待這一天》中唱道：“當下人人津津樂道，說著這個全新十年。”
吳作棟一腳踏進這個花花世界，他那無比低調的行事作風，在當時那個新奇喧鬧的音樂電視世界裡顯得如此格格不入。然而，這個世界總還是不缺辦法，能為他的主政生涯注入戲劇元素。吳作棟主政時代的故事本就渾然天成，幾乎涵蓋了一篇精彩小說所應有的藝術元素：上任初期迎來重重考驗，一路披荊斬棘克服挫折，後期歷經意想不到的戲劇性轉折，最終奔放猛進、高亢落幕。正如他在2003年任內最後一場國慶群眾大會演說的主題所概括的——“從深谷到高原”， 他的主政時代越過高山，翻過深谷，歷經多少迂回曲折，走到山窮水盡，拐個彎又柳暗花明。
倘若將這段經歷畫成圖表，吳作棟總理任內的歷程會是一張狀似“Ｗ”形的線形圖，呈現的還是崎嶇不平的曲線。一開始就是一場恐怖分子劫機事件，緊接著是全國大選遭受重挫，然後兩個副總理同時確診患癌，並對前任兼恩師李光耀展開調查，又罕見地捲入與前副總理的政壇精英衝突，迎來又一場恐怖襲擊威脅，最終是神秘病毒來襲……在這一場場風暴接踵而來，令人無暇喘息之際，吳作棟也落實了一系列劃時代的重大政策，如資產增值、部長薪金調整、外來人才政策、經濟自由化。他氣定神閑、不動聲色，領導著新加坡和新加坡人民更深刻嵌入全球佈局中，或如那些經常語帶雙關的分析家所說， 吳作棟掀起了一場“Goh-balisation”——吳氏環球化。
一路走來，他不斷從經驗中學習，也將新加坡從邊緣乃至核心徹頭徹尾地予以重塑。這個國家的領導風格與政治文化改變了。正如李光耀總理在《白衣人：新加坡執政黨秘辛》（以下簡稱《白衣人》） 一書中形容：“一旦他掌控了按鍵，按鍵就全屬於他了。他必須自己操控。”結果，吳作棟在鍵盤上處處留下了自己的指紋。
到了1990年代中期，新加坡已然走出了李光耀時代。新電信配股、教育儲蓄計畫、保健基金、組屋翻新計畫，種種經濟成果以全然意想不到的方式與全民共用；而林寶音事件和玉納園購屋風波，也進一步印證了這個國家已翻開了全新篇章。
然而，改變並不意味著倒向另一個極端。這是吳作棟在後李光耀時代逐漸展現的純熟領導能力——足以抗拒全然仿效的誘惑，也抵制了標新立異的虛榮。他既不是李光耀的翻版，卻也非李光耀的反面。吳作棟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政治智慧，就在於他懂得抗拒極端，始終恰如其分地把握個度，堪稱儒家中庸之道的精湛體現。他在自己的就職典禮上宣誓決心：“我不想穿上他的鞋。我會找到適合自己的鞋子，邁開自己的步伐。我會扮演好自己，樹立自己的風格。”這番尋找自己的鞋履的比喻，他果然堅持了14年。
對於李光耀的治國元素，只要是他認同的，他都予以保留——而且留下來的還不算少。其餘的，他微調、修訂，進而改善。如果你以為他主張的更寬容、更溫和的社會意味著從此以往新加坡就能擁抱全新自由的生活方式，那你必然會被迅速回擊。所以，當藝術工作者黃新楚在一場公開演出上演剪恥毛一幕，吳作棟被冒犯惹惱了，甚至到了今天，在我們的訪問中他還以“混蛋”來形容黃新楚；這個詞出自這麼一位公認的翩翩君子口中，算是非常罕見的犀利指控。
用現代的話說，吳作棟有一種堅持做自己的“醒覺”，為人民行動黨注入了一股摯誠暖流，而這也成為了行動黨在1990年代中後期的精神支柱，率領著行動黨勢如破竹地邁入新千年。他滿懷信心，深信新加坡已做好準備迎接後李光耀時代的全新領導風格，而自己完全能夠勝任這個角色。也正是憑著這股氣勢，讓他組建起了政治分析家契連•喬治口中的內閣“夢幻團隊”，當中包括了吳作棟本身，還有政壇“聖賢”李光耀，以及“聖賢之子”——天才小子李顯龍。
在我們的訪談過程中，誠如吳作棟所言，這一切都該歸功於李家父子——李光耀給予吳作棟作為團隊新領導人的絕對尊重，李顯龍也表現出對吳作棟作為統帥的絕對支持。“一切能如此順利，是因為李顯龍從來沒顯露任何不耐煩——這是關鍵所在。”吳作棟如此總結。“他非常忠誠，非常支持，非常積極，是一位非常幫得上忙的副手。他從來也沒讓我感覺到他想削弱我的威信。我也從沒聽說過他在背後跟人抱怨說為什麼接班要讓他等這麼久。我從沒聽到過任何非議。我給他打滿分——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組成團隊一起共事。”但有一點要搞清楚了；政治記者朱艾達2004年在《海峽時報》如此寫道：“（內閣的）政治心臟，（內閣的）主旋律，還是吳作棟。”
這部傳記《登高望遠》以未經剪輯一鏡到底的懸疑驚悚攝錄手法，記述了吳作棟主政歲月的故事，附帶新觀點、新視角，以及許多首次曝光的資訊。我和採訪團隊在長達九個月的時日裡，到總統府吳作棟辦公室與他做了17次訪問。與我一同進行採訪的還有《海峽時報》特別任務總編輯韓福光，以及我在納高（The Nutgraf）創作室的團隊成員謝瑞英、劉錦華和李珮瀅。
與撰寫《高難任務》一書時不同，我們還要特別感謝吳作棟， 是他讓我們這一次有機會翻閱好些當年的內部報告。能看到內閣與行動黨內部機密檔，以及國家領導人之間從未公開的意見交流，讓我們對吳作棟政府有了更深一層的見解。例如，吳作棟跟我們分享了他與李光耀之間對於調高部長薪金一事的私函往來。吳作棟也首次披露1999年王鼎昌正猶豫是否再次參選總統時兩人私下交流的內容，不過他談起這個課題時還是顯得不太自在，並再三重申不想對已故王鼎昌和其家人有任何不公之處。
本書格式延續了第一輯架構，採取的是以時間順序為縱向軸線， 再橫向穿插主題的雙軌敘事方式。現實中的時間軸線往往難以整齊劃分為不同章節，因此本書希望借著縱橫交錯的雙軌敘事法，能為讀者展現更為清晰也更有焦點的脈絡發展。每章由兩個環節構成，先是敘事主線，後為採訪團隊與吳作棟的訪談摘錄。
我們的訪談總會由過去談到當前，因此直接呈現訪談答問，不止能描繪出歷史上的吳作棟，更足以捕捉眼前現實中的吳作棟。唯一例外的是第14章，我請吳作棟談談他對幾位國際領導人的個人印象， 從布希到李鵬，還有馬哈迪、莫迪。這些內容取代了這一章裡的訪談部分，也讓讀者有機會一窺環球精英政治裡最核心的一些耐人尋味的互動關係。全書尾聲，吳作棟也記錄了自己對於書中各章的反思與感想，讓讀者直接聽聽他的親述心聲，為這本傳記注入另一重意義。
本書更多著墨於國內事務而非國際關係。吳作棟主政期間的外交部長賈古瑪已經出版過兩部關於自己從政經歷的著作，慮及於此，吳作棟認為無需再對他任內爆發的數起外交風波多加複述，例如1994 年美國籍青年邁克菲被施以鞭刑一事，以及隔年因為雙重謀殺罪成而被判處絞刑的菲律賓女傭弗洛爾一案。本書述及的對外事務，更多是從吳作棟的角度出發，闡述他的思想，以及他與國際友人間的情誼。但當中也有個相當突兀的例外：吳作棟在總理任內雖與馬哈迪有過頻密接觸，但他始終不願透露兩人之間圍繞著水供協定、新馬第三大橋等爭議雙邊課題所開展的協商過程有多折騰磨人。這不可不說是一大憾事。我們也只能寄望有朝一日，還能有人將這段經歷公諸於世吧。
這部吳作棟授權撰寫的傳記分成四個部分，展現前文所提及的近乎懸疑驚悚小說的敘事結構。第一部分，吳作棟新政府甫成立就面對著數番重大挑戰，讓他甚至不確定自己能否熬過最初幾年。到了第二部分，他克服難關逆勢而上，落實自己的關鍵政策，成熟幹練的政治領袖魄力逐漸成形。他在第三部分迎來一連串沉重打擊，外在環境與團隊最核心深處紛紛爆發了無可預見的嚴峻考驗，讓他心力交瘁、疲於應付。然而，一切困難終究迎刃而解，而他也精明地選擇了在自己的執政巔峰交出領導棒子，譜寫出圓滿終篇。《登高望遠：吳作棟傳（第二輯）》，情節猶如電影般曲折精彩。期許吳作棟主政時代的這出人生劇本，能透過這本書，讓讀者您更全面清晰地見證這位卓越領袖的非凡事蹟。
白勝暉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