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徵求有驚喜
第一輯
序言 1序言
吳作棟
我並沒有選擇政治。是政治選擇了我。
當年，正在物色接班人的財政部長韓瑞生邀我參加國會選舉。而後接受人民行動黨面試時，黨主席杜進才博士問我為什麼想成為國會議員。我當時幾乎脫口而出：“是你們找上我的呀。”
要當李光耀的接班人，是一項何其高難的任務。1984年12月， 第二代部長推選我當團隊的領導，李光耀先生隨即任命我為副總理。但是四年後，他卻對外公開聲明，自己心目中總理接班人的首選其實並不是我。無論李光耀先生提出什麼樣的疑慮或理由，我的同僚堅定地在背後支持我。李光耀最終在1990年11月，將總理棒子交托到我手中。
有了這麼一個強大能幹且團結一心的團隊，我肩上的重擔也不再顯得如此沉重了。新加坡能順利從開國元老一代過渡到下一代領導層，這個團隊居功至偉。廣大民眾也以同理心包容我、接受我。他們的鼓勵給了我力量。我謹此致謝。
這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旅程。往上蹬的每一步都是無法想像的。我沒有任何準備，只好邊做邊學。結果，儘管早期確實讓李光耀有些錯愕，我終究是走出了自己的路。
其實我從未有過出版回憶錄的念頭。我的基層領袖 —— 黃健華、蔡于植、郭伯洲、黃福來、陳奕翔 —— 嘗試說服我，他們說我的寶貴經驗值得讓更多新加坡人知道。最終我同意了，授權作家白勝暉為我撰寫這本傳記。白勝暉具有新聞記者的寫作才華，將我人生的初期階段和政治生涯的前半段經歷，寫成了生動鮮活的故事，捕捉的不僅僅是我的成就與貢獻，更是我這一路上的磕磕撞撞。
同意說出自己的故事，是基於三個出發點：
第一，希望借此激勵這一代與未來幾代的新加坡人挺身而出從政，不論他們的背景如何，受過什麼樣的教育。這本書記述了我的轉型過程，如何從一個矜持內向、拘謹勤奮的人，最終成為這個國家的總理。從政生涯究竟是怎麼樣的，我毫無準備。我既沒精通多種語言，也缺乏公開演說的技巧；一成為眾人焦點，我就渾身不自在。
我沒有政治野心。即使當初成了個失敗的總理，我還是會昂首挺胸。我回應了內心的召喚、履行了責任，也為這個使命奉獻了一生。我無愧於心了。
其次，這本書以及接下來的續篇，也訴說了我這一代人與新加坡第二代領袖的故事。建築師王鼎昌、講師麥馬德、公務員兼銀行家丹那巴南、船務工程師兼行政官林子安、銀行家陳慶炎、法學教授賈古瑪、船務工程師林文興，以及許許多多其他同儕，都和我一樣在不同階段相繼空降進入政壇。
我們當中，沒人一開始就立志要當總理。最後推出來領導大家的就是同儕之首，由他當領導，團隊全力支持他，與他相輔相成。我們沒有所謂的勾心鬥角或權力鬥爭，只有同甘共苦的情誼、信任、友情。我們肩負著共同的使命：做好準備接過重任，繼續把新加坡照顧好。
最後一點：我與李光耀的合作關係，以及某種程度上與他兒子李顯龍的合作關係，會讓很多人覺得好奇。最高領導人和自己的接班人之間的關係，往往不會有好的結果。但是我們不一樣，我們至終都維持了良好關係。
李光耀給人的感覺是一位要求很高且威嚴十足的人，有些人甚至稱他為獨裁者。好多人認定他意圖建立李氏王朝。可是我從來沒懷疑過他的用心，他一心一意牽掛著的，始終是如何結集最優秀的人才， 帶領新加坡繼續往前走。也許除了他的家人之外，沒人比我更瞭解他。我在他的領導下是如何熬過來的，說出這段經歷的意義，遠超過滿足一般人的好奇心而已。
在我接任總理之前，以及正式上任以後，我們倆都會定期一起共進午餐。我們會討論國際和區域發展，與鄰國的雙邊關係，國內面對的挑戰，以及政壇動向。他不時會問起我的孩子和孫子們，也會跟我分享兒孫的趣事。然而，他心中的大家庭，終究是新加坡，他心頭上牽掛著的，始終是新加坡人的利益；讓他反復念茲在茲的，是如何延攬優秀人才進入政壇服務。
受到李光耀訓斥的時候，無論是私底下，在內閣裡，或是眾目睽睽之下，我即使覺得受羞辱，也不會把這些話當成人身攻擊。他是我的恩師、師傅、老師。我明白他的出發點。我吞下了苦口良藥，卻渾然不覺得苦，然後堅持下去。
他會強烈地表達自己的意見，但是從不會強加於我。他總是清楚表明，最後做決定的還是我。他尊重我是總理，在公共場合上堅守禮節。他幫助我繼承了總理這一重任。對此，我分外感恩。
同樣的，我也盡我所能幫助李顯龍接任總理。顯龍現在正在積極栽培下一代團隊和他的接班人。新加坡一代代的政治傳承，至今都很順利。我希望這本書能激勵新加坡人民也盡一分力，更清楚自己能如何為保障新加坡的未來、作出貢獻。
吳作棟
新加坡總理
1990年11月至2004年8月
第一輯
序言 2前言
陳慶珠走進了吳作棟辦公室與他共進午餐，一股莫名的不安情緒油然而生，讓這位學者自己也難以言喻。這並不是她第一次會見這位新加坡第一副總理了，他其實是她學生時代在前新加坡大學念書時就相識的同學。吳作棟此刻也留意到眼前這位老同學惴惴不安的神情。他形容當時的情景：“只見她環顧四周，顯得有些緊張。我問她怎麼了，她說：‘現在到處人心惶惶。內安局似乎無所不在。’”吳作棟說的是內部安全局，新加坡國內情報單位。“她當時還說，如果有人說了政府什麼，當局會毫不留情地抓人。”1987年的那一次會面， 讓吳作棟感到震驚。“我知道當時民間是有這麼一股惶恐的情緒，只是沒料到會是那麼地嚴重，那麼地廣泛，甚至連跟我吃頓飯都變得如此可怕。”他自嘲地說。
這次會面要談的是成立新加坡政策研究院一事。只是那一年5月 才剛發生了“馬克思主義陰謀”事件，總共有22位受英文教育的新加坡人在內安法令下未經審判就被羈押，此事在媒體上大事公開後引發極大爭議。陳慶珠當時是自由派政治學者，她提到自己的觀察時說：“人們覺得受騙：誰批評行動黨，誰就有可能被關押起來。人們認定政府要對付那些受英文教育的專業人士和知識份子。坊間氣氛烏雲密佈，人人都在議論內安局的逮捕動作。”陳慶珠當年的惶恐神情讓吳作棟至今都忘不了，他以自己獨特的幽默感分享他當下的感受：“我也希望能讓人有所忌憚啊，不過必須搞清楚物件 —— 應該感到畏懼的是罪犯和恐怖分子。可是，一旦到了人人都惶恐不安的地步，自己說了什麼話之後會覺得擔驚受怕……那就非常不好了。那並不是我想要治理的社會。”
那一場會面的時間點，是在吳作棟接替李光耀出任新加坡總理的三年前；卻陰差陽錯地成了他口中所說的，成為自己為這個國家勾勒新願景的“關鍵時刻”。1988年，在美國總統布希闡述了自己的心願，要建立一個“更寬容、更溫和”的國家以後，吳作棟就為他所想要領導的全新的新加坡，找到了貼切的代表性口號。後來繼承他出任總理的李顯龍說，吳作棟提出的國家新願景，當年獲得同僚的一致支持。“這個願景來得及時，我們都願意支持。深層底下自然還存在著某些不容忽視也無可避免的硬道理；然而，該採取什麼樣的治國作風，如何權衡，是不是有能力對社會發展過程中一些較柔性的元素給予更多分量，在這些方面，我們可以做得更多。”
吳作棟沒預想到的是，最大的阻力反而來自他將要取而代之的前任領導。吳作棟透露，李光耀不喜歡他所引用的口號：“更寬容、更溫和”；認為這顯示了新領導者乃至整個執政的人民行動黨（簡稱 “行動黨”）是軟弱甚至懦弱的。他反而將一部政治哲學論著 —— 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 —— 遞給吳作棟，要這位年輕的接班人認同這部16世紀論著所主張的政治權術思想；簡而言之，就是：要統治， 讓人畏懼總比讓人愛戴來得好。
吳作棟翻閱了一下，就把這部書晾在了一旁。他並不喜歡馬基雅維利的統治作風。他說：“不，我無法認同。我從來沒告訴過他我並不認同他的治國作風，我只是默默地做著我所相信的一套。如果我說了，他的回應一定是：‘不、不，你還是依循我的方式比較好。’我們就難免會起衝突。我就是按自己的方式行事。我從沒跟他說過他的作風已不合時宜，應該更寬容、更溫和，這樣才對。”吳作棟的發聲和語言訓練導師蘇•格林伍德還記得，他曾經與她談起自己想要施展的治國作風：“當時他說：‘李光耀是不會有時間去應付他看不上的人的。但我要有自己的一套做法。我不想傷害任何人。’”
兩位總理的治國風範是如此地迥然不同，但前後任之間的領導層交接，卻是打從一開始就被簡化為和平、穩定，甚而平淡的。而現實中的糾結，遠大於紙面上粗淺的歷史記載。縱使由李光耀到吳作棟的交接過程實在算不上暗流洶湧，但是吳作棟不尋常的崛起，間中的迂回路、戲劇性元素，甚至是謀略，絕對少不了。他遭遇重挫的次數， 更是遠遠超出主流歷史長期以來的記述。他的風格特質顯然與李光耀很不一樣；他拒絕全盤接受恩師治國的方式，也讓他無法在這位強人心目中成為名副其實的首選接班人。不過，這早已不是他在人生中第一次遭人如此斷然地否定了。就很多方面來說，吳作棟最終能坐鎮這片國土的最高權力辦公室，絕非天命所能為。這一路走過來，他履行的是一項艱巨的高難任務。
他的出身何其貧寒，乃至當父親病逝時，家人幾乎沒有能力好好安葬父親。他年少時對政治並沒有多大興趣，為此書接受採訪的四個少年時代友人都對文靜的“阿作”加入政壇覺得驚訝。他只懂得說英語，不僅缺乏其他語言能力，更毫無演說技巧。引用格林伍德的話說：“他對如何說服群眾根本毫無概念。”
然而，憑著何其精彩非凡的經歷，他成功了；而這麼一段非比尋常的人生故事，不光反映了他個人的能力與價值觀，更具體展現了前輩們建立的唯才是用制度所帶來的價值與意義。當年那位初次搬進組屋時為了一個抽水馬桶而目瞪口呆的小夥子，日後成了推動全國大規模組屋翻新計畫的重要推手，造福全體新加坡人；當年那位單純為了讓家人能過上好日子而渴望每月能多賺200元的社會新人類，在三十多歲時走進了內閣，代表政府發表整個國家的財政預算案。當年那位再平凡不過的人，卻開啟了一段非比尋常的人生旅程。
一個如此成功的新興國家，如此一位前總理的生平事蹟與政治經歷，本應讓人津津樂道，廣為傳揚；可是說來奇怪，吳作棟不可思議的崛起過程，卻很少為人所知。市面上是有好幾本關於這位前領導人的精美圖冊，卻全是講究視覺美感而不甚重視內容深度。另一本在2009年出版的論文集，則結集了幾位學者關於吳作棟總理任內推行的政策所寫的評論文章。除此之外，就是一片空白。反觀吳作棟的前任李光耀，有關這位建國總理的思想、觀點、生平事蹟的書籍和紀錄片比比皆是，甚至還有音樂劇。
當然，初始者總是更吸引人，這固然是原因之一；就像阿姆斯壯更甚於奧爾德林、尼赫魯更甚于夏斯特裡。李光耀作為現代獨立新加坡的開國之父，身上凝聚了一個新國家誕生的所有浪漫敘事。而出任第二任總理的吳作棟，未能衍生出與第一任統帥開疆拓土同等分量的象徵意義。
然而，吳作棟的故事一直鮮少有人提及，背後另一個更大的因素也許是跟他本人有關。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吳作棟始終極度維護自己的個人生活隱私，尤其是觸及他核心家庭的時候。談起童年往事、父母親、中國南方祖籍故鄉等等，他都很樂於分享，談得很起勁。某次回到以前就讀的巴西班讓英文小學走一趟回憶之旅，舊校舍如今已改建成嗜毒者中途之家；他當時還興奮地展示當年自己用過的廁所、站過的集會操場。萊佛士書院的老同學還記得畢業那天，當所有人都散了之後，他還留在位於勿拉士峇沙路的校園內徘徊，依依不捨地向校舍道別。
然而，他絕不會允許自己感性的一面，在必須犧牲家人隱私的情況下展露。有關他的核心小家庭所有的一切，都屬於嚴禁觸碰的話題。身為律師的吳夫人陳子玲，婉拒了為此書接受採訪。他的一對雙胞胎子女：醫生兼企業家吳仁軒、電影製作人吳仁婷也一樣。吳作棟本身在採訪過程中也明顯地十分維護妻子、兒女和六個孫兒孫女的隱私，一再強調，家人向來過著安逸的生活，也希望能永遠如此，不想受外界打擾。他也敘述了自己在後來才知道，子女在成長過程中曾經因為父親所受到的矚目而感到不自在。
不止這樣。吳作棟似乎有一種頑固的堅持，不太願意多談個人的工作與成就。這幾乎不是一個政治人物該有的特質。在接受此書採訪團隊的12次訪問中，他總是輕輕帶過自己人生中的重大里程碑；對於自己的成就，也只是粗略提及。例如，說到接管連番虧損的東方海皇船務公司，他當時要主席給他三年時間將公司轉虧為盈。問他當年怎麼如此輕狂，他卻回說自己的出發點其實正好相反：“我先讓他知道我需要三年時間扭轉公司局面，以免他們以為我可以在兩年甚至一年內做到！”
很多時候，論起他推介並施行的一些重大政策，例如全民防衛概念、全國保健儲蓄計畫，他總會很快地對自己所做的補上一句：“不過是基本常識而已。”而當一再被追問他何以認為繼李光耀的強硬領導作風後，在新加坡推動參與式民主概念會大受歡迎，他回說，這當中並沒有什麼理論大道理。他只是單純地覺得必須這樣做，純粹出於直覺 —— 一種他既難以論述細說，也無法說出所以然的直覺，更甭說將之包裝成華麗的大道理了。
有好幾次，我們就他生涯中的幾個重大事件進行溝通甚至爭論時，他總也會將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說成是偶然間碰巧出現，說任何貢獻都是在機緣巧合下促成的，換作是別人也一樣能做到。有些時候， 那麼長時間一味地說著自己的事，他甚至會覺得尷尬。所以他總是在談論自己時切換主語，時而用第一人稱，時而用第二人稱。吳作棟與採訪團隊對話的過程中，他總會交替使用“我”和“你”來形容自己，而用“你”的次數還要更頻密一些。再不然，他也會寧可把話題焦點轉向其他人，把成果歸功於團隊集體的努力，而非個人的鋒芒。
採訪過程中，他三番四次強調自己在新加坡第二代領導層當中從未有任何特殊之處，他的許多想法與成就均屬同僚所共有的、也共同推行的。他舉例說，他們當中好幾位都將各自在私人企業界的經驗帶進政府作業中，說服了李光耀和黨內元老改變施政方針。吳作棟將 “以市場為導向”的主張，形容為他們這一代領袖的“轉型性思維” 。他會說：“我的確做了很多，但還有其他人，我認為你也應該去找他們聊聊。”
樂於與團隊分享榮耀光芒的這種心態，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他日後的成功。他的領袖風範特別可取的一點是，總能吸引到優秀的人才與他並肩作戰。李顯龍在自己後來接任總理後甚至形容吳作棟團隊 “是新加坡歷來最強大的內閣團隊之一，甚至勝於當前團隊”。他說：“他能網羅許多優秀能幹的人才為他工作。李光耀先生的內閣仰賴的是幾個強人……可是吳先生擁有多位非常能幹的部長……至少七八個能人，都在各自的領域有著超強的能力。而他總有辦法將這些人動員起來，攜手幹出一番大事業。”前政務部長兼老朋友歐思曼說，同僚都感覺到吳作棟是一個可以直抒心事的物件。“你可以跟他很親近，而這個特質也讓他更容易凝聚人心。他是一個知交滿天下的人。”就連他的政治敵手也承認吳作棟是個好人。1989年《亞洲雜誌》的專題報導引述資深在野黨領袖詹時中和李紹祖的對他的評價， 兩人分別形容他為“真正的君子”和“特別討喜的一個人”。
然而，與其對自己政治生涯中創下哪些大成就誇誇其談，吳作棟更樂得回味自己曾經提出來討論的一些細節上的改革。他對細節的重視跟前任李光耀有些不謀而合。1980年代初，在衛生部長任內，讓他至今津津樂道的是將護士的制服從一貫的標準型改為更鮮明亮麗的樣式，也開放讓各大醫院自由決定制服設計與顏色。“這些小小的改變給了我很大的滿足感。全是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卻都是實質上看得到的改變，是很有意義的。”他說著，臉上泛起了柔和的笑容。
現任交通部長許文遠在1980年代初期曾是吳作棟屬下衛生部的一個年輕官員。他說：“那些雖然都是小事，卻反映了某些更大的癥結。原來的情況是，凡是衛生部管轄的醫院，一切都要統一、標準化，所以必須統一使用一套制服。但吳作棟要的是，每一家醫院都建立起自己的個性。”這個思維也反映了吳作棟自己的治國理念 —— 總體更傾向於一個規模更為小巧、凡事不那麼一板一眼、更寬容的政府。“他後來主張成立市鎮理事會背後的政治思考，也是沿著相同的思路。”許文遠指的是吳作棟在1988年制定將組屋管理權力下放的政策。
哪怕吳作棟再怎麼沉默寡言，他在新加坡政壇上不尋常崛起而後登上巔峰的過程，這麼一段無心插柳而取得成功的真實傳奇，絕對足以構成一部顯赫精彩也容易引起共鳴的故事 —— 這也是本書所希望捕捉的精髓。好幾位受訪者都異口同聲說，吳作棟的出身背景其實同新加坡許多普通市民沒兩樣。也是第二代領袖之一的丹那巴南說， 吳作棟的成長經歷尤其跟李光耀有著天淵之別：“李光耀有點高不可攀，你知道的。而吳作棟的經歷更能讓大家產生共鳴。人們能夠把吳作棟當成是他們當中的一分子。這是他非常有利的條件。”陳慶珠也有同感，她分享自己的觀察：“他就是個典型的新加坡男孩，在鄰里學校上課，用新加坡的口音和節奏說話。老百姓更能認同他。大家都覺得他非常地道。”
這本書是這部傳記的上輯，追溯到1941年吳作棟誕生之時 —— 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首次空襲新加坡島的七個月前 —— 至1990年他正式就任新加坡總理。下輯預計較遲時候分開出版，內容會著重於他在總理任內的種種經歷，至今時今日。上輯的關鍵主題是政治傳承。這麼一位既非命中註定亦非前任欽點的人，怎麼會一路攀上頂峰？在這條從來不是自己首選的事業道路上，他成就了什麼？又經歷了哪些重挫？
當然，上述種種問題的答案都會補上缺漏，讓這個男子的生平事蹟更完整。但更為重要的是，憑他在新加坡敘述中顯著而核心的地位，這些答案更會是這個國家的歷史篇章裡不可或缺的關鍵組成部分。為了尋找答案，我和採訪團隊到總統府吳作棟辦公室與他進行了多達12次採訪，對這位前總理來說，這還是前所未有的事。在整整一年的時日裡，《海峽時報》特別任務總編輯韓福光，以及我在納高（The Nutgraf）內容製作公司的寫作團隊 —— 謝瑞英、劉錦華和 李珮瀅，與我一同進行採訪工作。每一次採訪會設定一個主題或選定歷史上的某一個階段，或兩者兼顧。我們五位訪員和受訪的吳作棟之間有來有往，交流互動非常熱烈，必要確保每一次會面都讓我們精力透支，卻也同時亢奮無比。
雖然我們也有碰壁的時候 —— 尤其當話題涉及吳作棟的核心家庭時，吳作棟在多數時候都會很願意侃侃而談。歷來第一次他打破沉默，披露了自己與李光耀私下的多次交流和對話，談及在自己極度沮喪絕望的時候，例如1981年安順區補選失敗後，他內心深處的想法和感受。有一次訪問讓人特別難忘，吳作棟帶來了現任總理李顯龍在1984年應召參選前，人民行動黨候選人面試委員會對他所作的黨內機密評估報告。吳作棟是為了要借此說明行動檔遴選人才的程式是絕對透明的，以徹底地全然地粉碎所有有關李顯龍是受李光耀欽點入黨的疑慮與傳言。
這本書中所談到的課題多為嚴肅的大課題：經濟衰退、政治鬥爭、領導層接班。但是每一次採訪，氣氛都非常輕鬆自在，皆因為吳作棟總是自如地切換身份：時而是位嚴肅而德高望重的政壇前輩，時而化身為詼諧有趣的鄰家大叔。他也從不避忌或毫不猶豫地隨興展現自嘲的幽默感。某次，大夥兒問他會如何形容自己在李光耀李顯龍父子之間所扮演的角色，就在提問間中短暫停頓的瞬間，他已迫不及待地自己補上答案：“暖席者？”
撥出寶貴時間之外，他也讓我和團隊有機會查閱內閣部長就重大政策展開的意見交流，以及人民行動黨的選後檢討報告。為了使資料搜集工作更全面完整，我也大量查閱了從公開來源取得的資料，如書籍、專刊、雜誌、報章，以及國會辯論記錄等等。我和採訪團隊也對吳作棟的少年好友、學校老師、海皇員工、前內閣同僚、國會議員、公務員、基層領袖、學者、觀察家、外交官，甚至現任總理李顯龍進行採訪。我們也有幸能與吳作棟的二姑吳素娥見面聊天，難得聽她談起吳家當年的往事，好多細節連吳作棟本身也是第一次聽說。
這本傳記採取的敘述方式是以時間順序為主軸，再橫向穿插主題層次以構建起全書架構。全書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讓讀者一窺吳作棟從出生到年少的日子，乃至初出茅廬先後在政府部門和海皇船務公司初露鋒芒。第二個部分跳到他政治生涯的開端，如何在李光耀的栽培下擔負起一個又一個重任，卻在關鍵的一場補選中栽了跟頭， 但也因此而認清並正視民情起了變化的現實。吳氏品牌的政治和領導作風在第三部分逐漸成形，卻也讓讀者見證他如何在努力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建立起協商式關係之際，也學會了硬起腰身。全書最終章，他在一路攀頂的旅程中來到了最後一裡路，卻遇上幾道突如其來的路障，他也首次披露了與李光耀之間就何時接班、如何交棒等問題所進行的私下磋商。
這本書不能算是完整涵蓋了吳作棟生平和事業的早期發展。某些階段，例如他在出任國防部長期間的事蹟與貢獻，因為得照顧讀者閱讀興趣而濃縮帶過。我的出發點並不是要流水帳似的記錄這個人生平的點點滴滴；他所影響和改變的廣泛領域和許許多多的人和事，也實在無法一一盡錄。
每一章主文結束後會緊接著有一段吳作棟與採訪團隊之間的答問對話摘錄。我相信以這種方式呈現，不單可以捕捉吳作棟最真實的聲音，也可呈現訪問過程中未經修飾的一些最自然的反應。全書尾聲， 吳作棟也親自撰寫〈後記〉，對每一章提出自己的想法與感受，讓讀者能直接聽聽他的心聲。只是，還有一段小插曲是我和他都沒寫進這本書裡的。每一段訪談結束時，吳作棟總會問我：“你還覺得這本書值得寫嗎？”每一回，我的答案都會是個斬釘截鐵的“是”。肩負著如此高難任務一路走來，這段旅程絕對是個值得書寫並傳揚的故事。
白勝暉
第二輯
序言 1序言
吳作棟
領導人造就國家，而不可預測的時勢則造就領導人。這本書並非一般授權撰寫的傳記；既非從我的視角出發，章節架構內容也不由我決定。
我的傳記作者白勝暉是位文思敏捷、筆鋒充滿戲劇性的寫作人。他並未詳加介紹我的目標、政策、專案，也不對我的表現、成就、對新加坡的貢獻等等進行評斷。他就是通過層層遞進的情節鋪設，一步步地揭露動作場景，吸引讀者不斷追看。
我喜歡這樣的風格。我由始至終都把自己視為人民謙卑的公僕。從政，從來不是我的人生志向，更甭說當總理。我之所以應召加入人民行動黨，全只因為我本身曾經受過這個好政府的恩惠。
我父親在36歲那年因肺結核過世。當時我只有10歲。我靠著助學金完成了中學和大學教育。任職公共服務部門期間，政府還送我到美國威廉姆斯學院攻讀發展經濟學。因為這個出國深造的機會，以及較早前念大學時的助學金，我必須履行十年合約——先在公共服務部門， 而後到國營航運公司任職。對於人生中能獲得這些機會，我萬分感恩。
從政生涯中，帶領新加坡繼續往前走的這一信念，是我最大的推動力。好些海外學者與新聞工作者都認定，新加坡沒了李光耀便註定要失敗。我下定決心要證明這些心存疑慮者全看錯了；我要在李先生奠定的基礎上，造福我們的下一代。
我清楚知道自己要為新加坡勾勒一幅什麼樣的願景。我不是個眼裡只充斥著夢想的理想主義者，反而是個務實主義者。大學時代我原本對英語感興趣，最終卻選擇主修經濟學。
人民行動黨於1984年全國大選期間發佈的競選政綱，涵蓋了我對新加坡的一些開創性新構想。競選政綱是我草擬的，同時也結合了同僚提供的許多建議；這支團隊後來讓人們統稱為“第二代領導班子”。
我們立志打造一座出類拔萃的城市、一個與眾不同的社會。我們期許讓新加坡躍升為發達國家。我們定下目標，要在1999年達到瑞士1984年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水準，這個目標最終在2000年實現。
我相信新加坡不應只是個經濟強勁、職場嚴峻的國家；她必須也同時是一個充滿樂趣的家園。
人民行動黨早年曾發起“反黃運動”。我則是取消了色情吧台舞的禁令，也允許鋼管舞重登舞臺。夜間場所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而這些改變背後，是更為宏觀的社會轉型，以朝向更為多元全面也更加富有活力的大方向發展。我們鼓勵新加坡人在藝術和體育領域追逐夢想。為了推動國人發揮創意精神、解放藝術靈魂，我們遂有了濱海藝術中心這麼一個重大的投資發展專案。我們蓋起了室內體育館；要做到的不光是推廣全民健身運動，更要在體育競技舞臺上追求卓越成就，共同歡慶我國健兒在區域和國際體育賽事中奪標凱旋。
隨著新加坡邁入21世紀，要在科技驅動且充滿競爭與爭議的世界裡繼續取得增長，自力更生的精神與創業冒險的膽識亦變得不可或缺。一個國家培養出來的人民如果只會順從指示行事，害怕出錯犯錯，那人民就不會改革創新，不會冒險跨出舒適區，也不會有自謀生計的能力。我們的治國作風需要鬆綁，要鼓勵民間有更多由下而上發起的舉措。
我的政府給了人民某種情感上的聯結，讓人民更願意為國家而盡力。對於這個國家的現在與未來，人民理應有權發聲。我逐步落實全民參與及全民協商的治國作風。
許多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所推行的民主制度，在我看來是越走越偏頗：政黨政治、民粹主義、分化、兩極化，乃至功能失效。我也觀察到許多政治人物將個人、政黨和既得利益擺在國家利益之上，好像從政就只是為了贏得選舉。
我深信，必須將民主置於國家的人口結構、價值觀、文明史和地域等框架內來實踐。新加坡是亞洲的一個彈丸小國，由來自不同種族宗教的移民人口組成，極其容易被顛覆；若是罔顧基本價值觀和國家利益而陷入政治權力鬥爭，勢必撼動這個小國的穩定。
我們的國會制度是依循新加坡國情而發展演變的。我們通過立法，納入非選區議員制度和官委議員制度，為國會注入“穩定器”， 確保國會不會少了“另一把聲音”。非選區議員制度尤其為反對黨提供了一個成長的起點，讓他們有機會在國會裡證明自己。好幾位非選區議員在後來的全國大選中都成功當選，贏得了選區議席。2020年大選後成立的第14屆國會中，十位工人黨國會議員當中就有四位曾出任非選區議員。
要實現政治穩定，還必須要有一個強大、公平、公正，且能取信於民的政府。
不過，政治也攸關權力。當你投票推選某個政黨及其候選人組織政府，就意味著你把自己的生活託付給了他們。這些當選的政治人物被賦予權力，足以決定你和國家的未來命運。政治人物相互競爭，以贏得執政的權利、特權與責任。
我由衷認為，這些政權在握的人必須自視為新加坡大家庭的信託人或“家長”，而永遠都不以統治者或者君王自居。好的領導人就像是良善可親、循循善誘的家長，帶領人民邁向光明未來，在作重大決定時會鼓勵全民參與。政府畢竟也跟家長一樣，無法對所有問題都提供答案。然而，政府仍有責任根據所有已知資訊，以及人民的回饋和對未來的評估，努力作出最好的判斷。最重要的是，領導人必得要有魄力，為捍衛人民的最大利益而作出艱難的決定，在短期陣痛與長期威脅之間權衡輕重。
可是並非每一位政治人物的想法都和我一樣。只要放眼看看遠近其他周遭國家的政治人物是如何行使手中的權力，就心裡有數了。
國會議員也同樣能左右國家的命運。他們當選後，不光是為人民發聲，也必須在選區內及國會中發揮其領導作用。
這才是代議制政府的精髓所在。服務與領導——就好比硬幣的兩面。
處在一個民主社會裡，我們需要在個人自由和集體利益之間求取平衡。
批評者聲稱李光耀政府為“父權”、“專制”政府，嘲諷新加坡是個“保姆式國家”。可是這些人也不得不承認，李光耀的作法的的確確把新加坡從第三世界帶到了第一世界。
李光耀的治國作風就像一位嚴厲的父親。我的方式則更像一個善解人意的兄長。但是在秉持著“更寬容、更溫和”原則的同時，我不時也必須嚴加執行紀律，好讓新加坡維持平穩順當。
當時機到來，我和團隊急流勇退，讓位給以李顯龍為首的“第三代領導班子”。如此，政治領導層的世代交替慣例有系統地展開，為新加坡產生了一代又一代的良治政府。
彭博社新聞總編輯與《經濟學人》政治新聞主編於2020年10月4日通過彭博社平臺發表了一篇聯合署名的評論文章，開篇第一句話就是：“政府的任務就是保護好自己的公民。”文章進而補充：“2019 冠狀病毒疫情讓政府再次變得重要。不光是權力更強大，也更為不可或缺。一個國家是否具有良好的衛生服務體系、能幹的官員、健全的金融制度，這些都至關重要。生死之別，就在於良政善治。（底線為我的標注）”法蘭西斯•福山隨後也在2020年7–8月份的《外交事務》中詳加探討“良政”這一議題：“國家能力、社會信任、領導能力，（底線為我加注的）是成功對抗冠病疫情的關鍵因素。”
新加坡國小而脆弱，這是個永遠不變的事實。李光耀曾用過中國一句古話來警惕新加坡人民：“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這是歷史亙古不變的道理。環球化和多邊主義的發展幾乎見頂了；各國似乎開始轉向民族主義與保護主義，也更為關注內部事務以推動自身的利益。大魚如今的所作所為更像大魚了。美國這個世界最富有也最自由的國家如今嚴陣以待保護自身利益，槍口一致對外。而當今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則越來越強硬。2019冠病疫情和中美戰略博弈只會加速助長這種種趨勢。在這個外在環境愈發混亂、多邊組織日漸疲軟的大氣候下，新加坡要繼續生存，勢必要在國際舞臺上繼續發光發熱。唯有如此，才能讓新加坡這條蝦米贏得大魚的敬重。
換言之，新加坡需要的是一級棒的政府，和團結一心的全民。
這本書說的是一個好政府的善治，以及如何取信於民。雖然我並不認為這打從一開始就是我的傳記作者白勝暉的本意。
我任內所經歷的各種不同事件，形塑了我主政年代的治國風貌。希望讀者透過勝暉的敘事和詮釋，能更清晰地瞭解新加坡故事，更深刻地體會我們的價值觀、信念、原則、善治良策。
書末附加了〈省思〉一部，希望能借著這個方式對勝暉的敘述有多一重自省。治國本身就是一項艱難的抉擇。其實整段總理任期內， 我都必須不斷地作出艱難的決定。我很慶倖能有一組實力強大的部長團隊給予我扶持與協助。他們堅定不移、不斷革新，為把握機會、應付挑戰，而持續地設計出新政策並全力推行。我能成功完成任務，這個團隊功勞不小。而能同時擁有一流公共服務部門的支持，我也非常感恩。
與工會及雇主之間的密切關係，也讓我十分感激。除了一起開會，我們也經常在勞資政常年高爾夫球賽上切磋球技。
新加坡人非常了不起。他們很清楚要從李光耀手中接過領導棒子，對我來說是有多麼的吃力不討好，大家都願意鼓勵我，為我打氣。
對於馬林百列這個大家庭——我的選區居民、黨支部活躍分子、基層領袖、選區組織；我不足以言謝。能當選這一區的國會議員長達44年是我無上的榮幸，他們對我而言意義重大。我很珍惜這個大家庭，至今還以行動党馬林百列支部榮譽主席及馬林百列基層組織顧問的身份與他們保持聯繫。
我要再一次感謝馬林百列基層領袖黃健華、蔡于植、郭伯洲、黃福來、陳奕翔，是他們一再鼓勵我出版傳記。我的私人職員也幫了很大的忙，我要感謝多年來的所有個人秘書、首席私人秘書、特別助理和新聞秘書。為了我這兩部傳記，何鳳明、簡洪錦珠與羅蕃蘭翻箱倒櫃找出了許多塵封已久的舊檔案與相關資料。特別助理黃安義、新聞秘書袁少鴻詳細地看過我的文稿，也為如何改進書稿提出了寶貴意見；而杜國樑與邢益耀也繼《高難任務》之後再為本書獻力。伯洲也同樣為兩本書提供了寶貴意見。
我在總理任內歷經三場全國大選。1991年，人民行動黨得票率61%；1997年65%；而到了2001年，75.3%。
能為國服務，我深感自豪。我完成了自己的馬拉松政治長跑—— 擔任國會議員44年，其中14年以總理身份走出自己的路。
正如勝暉所言，比起接下新加坡第二任總理棒子的“高難任務”， 在之後14年總理任內歷經種種考驗與磨難還能堅韌無懼、昂首挺胸、是一項更為艱巨的使命。更重要的是，新加坡也在第二代團隊的領導下，繼續站上世界的高臺，傲然而立。
我將《高難任務》獻給我的家人。《登高望遠》則是我贈予馬林百列居民和新加坡這個大家庭的獻禮。
吳作棟
新加坡總理
（1990年11月至2004年8月）
國會議員
（1977年2月至2020年6月）
第二輯
序言 2前言
1991年，就在人民行動黨於全國大選中遭遇重挫兩天後，鄰國馬來西亞一份小型報《淡米爾尼申報》刊載了一則新聞，標題是： 〈蘇聯總統戈巴契夫：無意辭職下臺〉。豈料這份每日發行2萬4000份的淡米爾文日報為這則新聞所搭配的照片——哎，居然是新加坡新任總理吳作棟。
翻開這份報紙，隔了幾頁之後還有另一則新聞，標題是：〈並非吳總理的個人敗績〉，刊載的照片卻是戈巴契夫。《淡米爾尼申報》擺了烏龍，把兩張照片弄混了。吳作棟在李光耀的鐵腕治國後接過棒子，開創出了自己的一套協商式治國理念，而當時坊間也普遍認為這一理念與戈巴契夫所提倡的開放政策理念有異曲同工之妙， 確實也經常將這兩位領導人的姓氏“Goh”和“Gorbachev”結合起來，戲謔這位新加坡領導人為“Goh-bachev”；所以報章編排上的這個失誤似乎還算是情有可原。只是很不幸的，這個無心之過所引發的後續效應，遠遠逾越了這份淡米爾日報有限發行量所能企及的範圍。
報章於9月3日在馬來西亞出街後，關於吳作棟準備辭職下臺的謠言在幾個小時內就傳到了新加坡。上任不過區區十個月，他眼看就要為人民行動黨痛失四個國會議席而擔起全責，這可是獨立建國以來執政黨失去最多議席的一次。他在選後電視直播的記者會上愁容滿面、神色凝重，大家都見到了，不是嗎？
新加坡股市在午後即出現浮動，標的指數在半小時內驟降八點； 坊間甚至紛紛流傳有人親眼目睹好幾輛車子接二連三駛進國會大廈的消息，有關吳作棟即將召開記者會的傳言甚囂塵上。吳氏主政年代——或者更準確地說，吳氏主政月份——眼看即將告終。隔天的股市估計會再度受挫。《海峽時報》專欄作者陳世雙形容，在一個傳真機和國際直撥電話盛行的世界裡，謠言威力之大與傳播速度之快，讓人不知所措。
顯然，早在智慧手機和社交媒體當道的數碼時代來臨之前，假新聞這回事已有跡可循。吳作棟原訂於9月4日接見外國媒體，他遂借機在那場國際記者會上闢謠。他澄清，自己無意把總理職務交還給李光耀，也不打算在眼下就交棒給李光耀之子、時任副總理李顯龍。
他還要完成自己設定的目標：讓新加坡在1999年達到與1984年的瑞士相等的優質生活水準。“這也意味著，到了1999年，我的任務便完成了……到了那個時候，其他人就可以接替我了。”
他也確實堅持下去了，不光履行了諾言，還成就了更多；而這段有點滑稽的鬧劇和閒話，也終在公眾的記憶裡淡去。就連吳作棟本人也已全然不記得了——我們在為這本書進行採訪時問起此事，對於這場茶杯裡的風波他根本毫無記憶。
追根溯源，所有謠言實則始於《淡米爾尼申報》的失誤，但這段插曲也恰恰凸顯了吳作棟在總理任期伊始，確是在流沙險境中掙扎立定。一些人始終不相信吳作棟會當上總理，更有好些人認定他撐不了多久；就像政治觀察家賈納達斯•蒂凡在《吳作棟主政新加坡的時代印象》（以下簡稱《印象》）一書中所言：“1980年代的新加坡， 無論國內國外，許多人都不敢確定這個國家在李光耀之後究竟還能否繼續生存。”這的確是一項高難任務。
輿論的質疑在如今看來似乎過於苛刻，但在當時那個年代裡， 亞洲有多少魅力型領袖各領風騷，卻又紛紛面臨接班人相形失色的處境；這或許也反映了當時的主流論述。諸如華國鋒、夏斯特裡、嚴家淦，在強人之後繼任，最終的確也基於各種原因，尚未坐暖首席之位，卻已淪為歷史的注腳。
在許多人眼中，吳作棟遲早也會加入他們的行列。這也是為什麼那些謠言幾可亂真。可是他沒讓這些唱反調的人如願。本書所敘述的，就是這麼一位環球政局中的異數，他那了不起的執政經歷，以及他又是如何證明自己、讓所有人刮目相看的。本書緊接著第一輯《高難任務：吳作棟傳》終章，從1990年吳作棟就任總理說起。
第二輯將追溯吳作棟自1990年起出任總理至2004年卸任交棒的這14年政治生涯；雖然他其實早在1984年起就已經有效地擔起了重責大任，這在第一輯裡也提到過。起初他自己也未對這段主政生涯抱有太大的期待。“正因為李光耀先生把一切都做得太徹底了，大家可能也就覺得接過他的棒子是我不走運。他也沒留下多少事可讓我做的了。”這是吳作棟在1991年4月一場總理就職祝賀晚宴上自我調侃的一番話。“哪裡還有新的巔峰可以攀爬？哪裡還有什麼挑戰能讓你興奮起來？還有誰能在他的成就之上更上一層樓？”
事實證明他大錯特錯。這十多年任期恰逢世界政局風起雲湧的巨變時代。戈巴契夫下臺了，有了與吳作棟不同的下場，也就此終結了蘇維埃政權與冷戰時代。1990年代隨即跨入了一個全新時代，美國所主導的一個單極世界邁向了貿易、通聯、資訊的全球化——24 小時全天候新聞台與有線電視冒起，報章雜誌突增，真人實況電視節目啟播，激起了世界全人類對大動作和動作明星的渴求，娛樂、政治，同出一轍。正如流行樂壇創作歌手喬治•邁克爾在歌曲《等待這一天》中唱道：“當下人人津津樂道，說著這個全新十年。”
吳作棟一腳踏進這個花花世界，他那無比低調的行事作風，在當時那個新奇喧鬧的音樂電視世界裡顯得如此格格不入。然而，這個世界總還是不缺辦法，能為他的主政生涯注入戲劇元素。吳作棟主政時代的故事本就渾然天成，幾乎涵蓋了一篇精彩小說所應有的藝術元素：上任初期迎來重重考驗，一路披荊斬棘克服挫折，後期歷經意想不到的戲劇性轉折，最終奔放猛進、高亢落幕。正如他在2003年任內最後一場國慶群眾大會演說的主題所概括的——“從深谷到高原”， 他的主政時代越過高山，翻過深谷，歷經多少迂回曲折，走到山窮水盡，拐個彎又柳暗花明。
倘若將這段經歷畫成圖表，吳作棟總理任內的歷程會是一張狀似“Ｗ”形的線形圖，呈現的還是崎嶇不平的曲線。一開始就是一場恐怖分子劫機事件，緊接著是全國大選遭受重挫，然後兩個副總理同時確診患癌，並對前任兼恩師李光耀展開調查，又罕見地捲入與前副總理的政壇精英衝突，迎來又一場恐怖襲擊威脅，最終是神秘病毒來襲……在這一場場風暴接踵而來，令人無暇喘息之際，吳作棟也落實了一系列劃時代的重大政策，如資產增值、部長薪金調整、外來人才政策、經濟自由化。他氣定神閑、不動聲色，領導著新加坡和新加坡人民更深刻嵌入全球佈局中，或如那些經常語帶雙關的分析家所說， 吳作棟掀起了一場“Goh-balisation”——吳氏環球化。
一路走來，他不斷從經驗中學習，也將新加坡從邊緣乃至核心徹頭徹尾地予以重塑。這個國家的領導風格與政治文化改變了。正如李光耀總理在《白衣人：新加坡執政黨秘辛》（以下簡稱《白衣人》） 一書中形容：“一旦他掌控了按鍵，按鍵就全屬於他了。他必須自己操控。”結果，吳作棟在鍵盤上處處留下了自己的指紋。
到了1990年代中期，新加坡已然走出了李光耀時代。新電信配股、教育儲蓄計畫、保健基金、組屋翻新計畫，種種經濟成果以全然意想不到的方式與全民共用；而林寶音事件和玉納園購屋風波，也進一步印證了這個國家已翻開了全新篇章。
然而，改變並不意味著倒向另一個極端。這是吳作棟在後李光耀時代逐漸展現的純熟領導能力——足以抗拒全然仿效的誘惑，也抵制了標新立異的虛榮。他既不是李光耀的翻版，卻也非李光耀的反面。吳作棟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政治智慧，就在於他懂得抗拒極端，始終恰如其分地把握個度，堪稱儒家中庸之道的精湛體現。他在自己的就職典禮上宣誓決心：“我不想穿上他的鞋。我會找到適合自己的鞋子，邁開自己的步伐。我會扮演好自己，樹立自己的風格。”這番尋找自己的鞋履的比喻，他果然堅持了14年。
對於李光耀的治國元素，只要是他認同的，他都予以保留——而且留下來的還不算少。其餘的，他微調、修訂，進而改善。如果你以為他主張的更寬容、更溫和的社會意味著從此以往新加坡就能擁抱全新自由的生活方式，那你必然會被迅速回擊。所以，當藝術工作者黃新楚在一場公開演出上演剪恥毛一幕，吳作棟被冒犯惹惱了，甚至到了今天，在我們的訪問中他還以“混蛋”來形容黃新楚；這個詞出自這麼一位公認的翩翩君子口中，算是非常罕見的犀利指控。
用現代的話說，吳作棟有一種堅持做自己的“醒覺”，為人民行動黨注入了一股摯誠暖流，而這也成為了行動黨在1990年代中後期的精神支柱，率領著行動黨勢如破竹地邁入新千年。他滿懷信心，深信新加坡已做好準備迎接後李光耀時代的全新領導風格，而自己完全能夠勝任這個角色。也正是憑著這股氣勢，讓他組建起了政治分析家契連•喬治口中的內閣“夢幻團隊”，當中包括了吳作棟本身，還有政壇“聖賢”李光耀，以及“聖賢之子”——天才小子李顯龍。
在我們的訪談過程中，誠如吳作棟所言，這一切都該歸功於李家父子——李光耀給予吳作棟作為團隊新領導人的絕對尊重，李顯龍也表現出對吳作棟作為統帥的絕對支持。“一切能如此順利，是因為李顯龍從來沒顯露任何不耐煩——這是關鍵所在。”吳作棟如此總結。“他非常忠誠，非常支持，非常積極，是一位非常幫得上忙的副手。他從來也沒讓我感覺到他想削弱我的威信。我也從沒聽說過他在背後跟人抱怨說為什麼接班要讓他等這麼久。我從沒聽到過任何非議。我給他打滿分——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組成團隊一起共事。”但有一點要搞清楚了；政治記者朱艾達2004年在《海峽時報》如此寫道：“（內閣的）政治心臟，（內閣的）主旋律，還是吳作棟。”
這部傳記《登高望遠》以未經剪輯一鏡到底的懸疑驚悚攝錄手法，記述了吳作棟主政歲月的故事，附帶新觀點、新視角，以及許多首次曝光的資訊。我和採訪團隊在長達九個月的時日裡，到總統府吳作棟辦公室與他做了17次訪問。與我一同進行採訪的還有《海峽時報》特別任務總編輯韓福光，以及我在納高（The Nutgraf）創作室的團隊成員謝瑞英、劉錦華和李珮瀅。
與撰寫《高難任務》一書時不同，我們還要特別感謝吳作棟， 是他讓我們這一次有機會翻閱好些當年的內部報告。能看到內閣與行動黨內部機密檔，以及國家領導人之間從未公開的意見交流，讓我們對吳作棟政府有了更深一層的見解。例如，吳作棟跟我們分享了他與李光耀之間對於調高部長薪金一事的私函往來。吳作棟也首次披露1999年王鼎昌正猶豫是否再次參選總統時兩人私下交流的內容，不過他談起這個課題時還是顯得不太自在，並再三重申不想對已故王鼎昌和其家人有任何不公之處。
本書格式延續了第一輯架構，採取的是以時間順序為縱向軸線， 再橫向穿插主題的雙軌敘事方式。現實中的時間軸線往往難以整齊劃分為不同章節，因此本書希望借著縱橫交錯的雙軌敘事法，能為讀者展現更為清晰也更有焦點的脈絡發展。每章由兩個環節構成，先是敘事主線，後為採訪團隊與吳作棟的訪談摘錄。
我們的訪談總會由過去談到當前，因此直接呈現訪談答問，不止能描繪出歷史上的吳作棟，更足以捕捉眼前現實中的吳作棟。唯一例外的是第14章，我請吳作棟談談他對幾位國際領導人的個人印象， 從布希到李鵬，還有馬哈迪、莫迪。這些內容取代了這一章裡的訪談部分，也讓讀者有機會一窺環球精英政治裡最核心的一些耐人尋味的互動關係。全書尾聲，吳作棟也記錄了自己對於書中各章的反思與感想，讓讀者直接聽聽他的親述心聲，為這本傳記注入另一重意義。
本書更多著墨於國內事務而非國際關係。吳作棟主政期間的外交部長賈古瑪已經出版過兩部關於自己從政經歷的著作，慮及於此，吳作棟認為無需再對他任內爆發的數起外交風波多加複述，例如1994 年美國籍青年邁克菲被施以鞭刑一事，以及隔年因為雙重謀殺罪成而被判處絞刑的菲律賓女傭弗洛爾一案。本書述及的對外事務，更多是從吳作棟的角度出發，闡述他的思想，以及他與國際友人間的情誼。但當中也有個相當突兀的例外：吳作棟在總理任內雖與馬哈迪有過頻密接觸，但他始終不願透露兩人之間圍繞著水供協定、新馬第三大橋等爭議雙邊課題所開展的協商過程有多折騰磨人。這不可不說是一大憾事。我們也只能寄望有朝一日，還能有人將這段經歷公諸於世吧。
這部吳作棟授權撰寫的傳記分成四個部分，展現前文所提及的近乎懸疑驚悚小說的敘事結構。第一部分，吳作棟新政府甫成立就面對著數番重大挑戰，讓他甚至不確定自己能否熬過最初幾年。到了第二部分，他克服難關逆勢而上，落實自己的關鍵政策，成熟幹練的政治領袖魄力逐漸成形。他在第三部分迎來一連串沉重打擊，外在環境與團隊最核心深處紛紛爆發了無可預見的嚴峻考驗，讓他心力交瘁、疲於應付。然而，一切困難終究迎刃而解，而他也精明地選擇了在自己的執政巔峰交出領導棒子，譜寫出圓滿終篇。《登高望遠：吳作棟傳（第二輯）》，情節猶如電影般曲折精彩。期許吳作棟主政時代的這出人生劇本，能透過這本書，讓讀者您更全面清晰地見證這位卓越領袖的非凡事蹟。
白勝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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