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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導讀
中國有着超過一萬公里的海岸線，中華先民的原始航海活動可上溯到新石器時期，但海上貿易路線的開拓則始自秦漢。西漢武帝時開拓了南海絲綢之路，中國的海船已經能遠航印度洋，以中國的絲綢與南亞、東南亞各國交換特產。東晉時期的高僧法顯自今斯里蘭卡乘船，經耶婆提（今印度尼西亞爪哇）本想回國到廣州，但因途遇狂風惡浪，迷失方向漂至山東青州登陸。到了8世紀中葉，東西方的海上交通和貿易往來空前繁榮，海上絲綢之路也有了新的突破。中國海船已經有能力從廣州起航，穿過馬六甲海峽至印度南部，又沿印度南部西岸北上，再沿海岸線西行至波斯灣，最後抵達今天的巴格達。
唐代中期後，大批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正是通過這條海上絲路，僑居在中國東南沿海各大商業城市。唐代中期後的廣州已是國際貿易大港，不僅是東西方貨物的集散中心，而且也是“漢蕃雜居”的要地。當時廣州外國人很多，已經有稱為“蕃坊”的外國商人集居地。當時從外國輸入廣州的主要商品是香料、珍珠、象牙、犀角等珍品，而輸出的商品主要是絲綢、瓷器和金銀、銅錢。外國輸入的商品要納稅3/10。珍貴的物品由當地政府收買專賣，名曰“收市”或“榷”。光是由政府收買專賣的收入，就等於當地兩稅的收入。如《舊唐書·王鍔傳》記載：“榷其利，所得與兩稅相埒。”可見對外貿易的稅收給唐政權帶來了豐厚的收入。這些海外客商（蕃客）在中國落地生根，繁衍生息，甚至出現了宋元之際的蒲壽庚這樣掌控福建海外貿易大權的風雲人物，而他所在的泉州（刺桐港）也成為當時的世界第一大港。
中世紀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圖泰記載：“當時所有印度、中國之交通，皆操之於中國人之手。中國船舶共分三等……大船一隻可載一千人，內有水手六百人，士兵四百人，另有小艇三隻附屬之。”中國古代造船業與航海業的輝煌也在明朝初期登峰造極。大航海家鄭和從公元1405年至1433年曾先後七次率船隊遠航，經歷了30餘國，最遠到達非洲東岸和紅海沿岸港口。鄭和每到一地都以中國的絲綢、瓷器等物換取當地的特產，或饋贈當地的國王，並於每次出訪回國時，邀請各國使節同來中國訪問。這樣，來中國通好的使節越來越多，到第六次回航時，竟有多達16國的使節隨同船隊來中國。
鄭和之後，明代再也沒有出現過如此規模的遠航船隊，中國人將大航海時代的光榮與夢想拱手讓給了西歐列強。1497年7月5日，在全城一片歡呼聲中，勇敢的探險家達·伽馬的船隊駛離了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經歷了10個月的艱難航行，1498年5月20日，“以耶穌和香料的名義”，達·伽馬的船隊終於在印度的卡利卡特登陸。達·伽馬也成為第一個繞過非洲大陸到達印度的歐洲人。從這時起，整個世界開始連為一體。隨着海外貿易的發展，中國古代的發明創造，如指南針、火藥、造紙術和活字印刷術、瓷器、醫學、中草藥等也像最初絲綢一樣，被傳播到世界各地。同時外國的特產，如珍珠、寶石、犀角、象牙、香料；礦產如沙金、白銀、黃銅；植物如棉花、龍眼、緬茄、占城稻，以及從南美引入的玉米、番薯、煙草、花生、向日葵、土豆、西紅柿等新品種也傳入中國。這種發明創造和生產技術的互相交流，促進了人類歷史前進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明代朝廷嚴厲的海禁並不能阻止客觀的經濟規律。雖海禁森嚴，閩、粵沿海商人仍出海到東南亞各地經商。公元1567年，明朝政府終於開放漳州月港，開闢了一條由南海航線派生出去的，經馬尼拉通向美洲的新絲綢之路。這條從漳州月港起航經馬尼拉到美洲的新航線的開闢，意味着中國絲綢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幾乎遍及全世界。當時的中國絲綢在國際市場上是所向無敵的。即使像西班牙這樣強大的歐洲殖民者，雖然可以征服拉丁美洲和菲律賓而稱霸一時，但對中國絲綢壟斷馬尼拉市場卻束手無策。儘管一道道禁令限制中國絲綢進口，限制白銀外流，但都以失敗告終。
從16世紀後期開始，海商集團登上了中國的歷史舞台。1633年，在鄭和結束了史詩般的航海傳奇之後整整兩百年，對於那些一個多世紀以來橫行在東方海域的歐洲殖民者來說，有恃無恐的日子突然結束了。災難降臨得令人難以置信。在他們的眼裏，灰蒙蒙、怪石嶙峋的中國海岸，只有好看熱鬧的百姓、索賄撒謊的官員與懦弱無能的士兵。而在這個早晨，一切都變了。對手的英勇令他們吃驚。殖民者的三艘夾板船被焚毀，一艘被俘，84名荷蘭人被生擒，另有許多死傷。這就是料羅灣大捷。取得這場勝利的不是明朝的官軍，而是鄭芝龍與他的海商集團。
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哪個海商集團的規模可與鄭芝龍的相比。鄭芝龍的船隊最多時約有3000艘船隻，往來於東南亞等地。鄭氏集團在經濟上主要從事海上貿易，以追求商業利潤為目的，為保護海上貿易而建立水師，並用商業利潤來維持它的水師。其海上貿易與海上武裝的形式，與西方擴張者完全相同（唯一缺乏的是來自官方的支持）。他們已經學到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航海、貿易與作戰的技術，並可能通過貿易與截獲的形式獲得歐洲海上最先進的裝備——帆船與大炮。鄭芝龍實際上是明朝末年中國海商階層的代表人物，他與鄭鴻逵等人進入南明隆武政權，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海商集團進入帝國的統治中樞並發揮重要作用。然而，鄭芝龍留下的“海商帝國”最終隨着1683年施琅收復台灣宣告傾覆。清政府消滅了民間海商力量；在西方擴張的世界格局內，中國也再次失去了競爭海上的機會。
清政府將海上絲綢之路的控制權拱手讓給了西方殖民者。在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史上，中國茶葉是其“商業王冕上最貴重的寶石”，“而中國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大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物——棉、絲和皮毛，他們無需從別處購買一文錢的東西。”於是，英國人只能非常不情願地拿硬通貨——白銀，來交換茶葉，直到英國人發現一種貨真價實的毒品：鴉片。殖民者將英國毛紡織品運往印度銷售，然後從印度購買鴉片，運來中國出售，最後從中國購買絲、茶回英倫，即“中國向英國出口茶、絲，英國向印度出口毛紡織品，印度向中國出口鴉片”，使得鴉片作為享樂性的奢侈品，迅速在中國社會普及。那是真正冰火兩重天的世界，英國人喝茶養生的同時，中國人吃大煙自戕。當林則徐的“虎門銷煙”及大規模禁煙運動企圖打斷已然形成的英國利益鏈條時，既然鴉片能代替白銀，維持每年給英國政府提供300萬～400萬英鎊財政收入的茶葉貿易，既然鴉片是英印中三角貿易的基石，英國人最終選擇了以戰爭暴力來恢復它——這就是鴉片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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