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淵述學

杜甫的生日（摘錄）

杜甫生於唐睿宗先天元年壬子、西元七一二，卒於代宗大曆五年庚戌、西元七七○，一生全在第八世紀。去年民國六十一年又逢壬子，西元已是一九七二，上距先天元年，甲子二十一周。於是有許多地方舉行杜甫誕生一千二百六十年紀念；而且有些人在陰曆正月初一為他作生日，因為他們相信杜甫生於這一天。

杜甫的生卒年，歷經宋元以至近代諸家考證，已成定論。生於陰曆元旦之說，則始於民國四十七年四川出版的一本《杜甫年譜》。該譜凡例有一條云：

所有以往之譜，於杜甫之生日皆付闕如。茲編則於生日問題依新出之證據已可能得一解決。

其考證全文如下：

據京兆杜氏工部家詩年譜：「公生於是年正月。」天寶十載杜位宅守歲詩云：「四十明朝過。」又大曆三年正月元日示宗武詩云：「賦詩猶落筆，獻壽更稱觴。」據此可定其生日是在元日。

此說旣出，因其新穎可喜，一個大詩人生於元旦歲首，確是件很有意義的事，所以頗有些人「欣然接受」，而且不願意把它打破。從凡例的口氣也可看出該譜作者大有「自矜創獲」之意。其實，此說並不能成立。據我所知，首先提出異議的是洪煨蓮師（業）。洪師在他所撰《我怎樣寫杜甫》書中說：

自宋元以來，杜甫被中國文人認為詩聖以來，往往這兒有一家姓杜的，那兒有一家姓杜的，鑽出來說是杜甫的後裔。甚至於有世傳家譜、宗傳詩法、家傳拜官誥命、等等為證。稍加考證，便露出作偽的痕跡來。⋯⋯至於正月初一日的拜壽，是「天增歲月人增壽」；不是母難、生日的壽。

洪師之外卽未聞有人提出反對意見。我從前對此並未十分理會，近來發現有些人還是願意相信《杜甫年譜》的說法，而洪師持論，語焉不詳，此問題實有澄清之必要，所以寫這篇短文，供讀者參考。

第一條所謂《京兆杜氏工部家詩年譜》，書名似通非通，大概是取杜詩「詩是吾家事」之意。此書從來沒聽說過，僅見《杜甫年譜》徵引，確實是來歷不明面生可疑，不知是從那裏「鑽出來」的。我旣未見原書，當然不能斷其必偽；但卽使可靠，它也只說「公生於是年正月」，並沒說是初一。

第二條證據則與中國尤其是古代中國的習俗不合。中國人向來是過年添一歲；有些地方「吃冬至飯卽添一歲」，見陸游《劍南詩稿》卷四十九〈辛酉冬至詩〉自注；有些地方過立春節添一歲，見陸游《渭南詞》（又稱放翁詞）〈玉樓春〉。無論元旦、冬至、立春，都是以大家共同的節日為增添年歲的標準，卽上引放翁〈玉樓春〉詞所謂「今朝一歲大家添，不是人間偏我老」。以生日為增添年歲的標準，過一次生日添一歲，是西洋習俗，清末以來始傳入中國，而且直到現在還是只有一部分人採用，杜甫之時更無此說。所以，杜位宅守歲詩的「四十明朝過」，乃是因為過年，與生日無關。《杜甫年譜》的作者，以近代傳來的西洋習俗來解決中國古代的問題，是解決不了的。

第三條證據則似是而非，因為《杜甫年譜》的作者未能了解「獻壽」二字的本義。古人說「為壽」、「稱壽」、「獻壽」，都是祝人長壽之義，並不是近代所謂拜壽、作生日。今就《史記》一書舉兩條例證於下：

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史記》卷七〈項羽本紀〉）
秦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史記》卷八十一〈廉藺列傳〉）

上舉二例，前者是鴻門宴後者是澠池會，都是有名的歷史故事。鴻門宴不是劉邦或項羽的生日，澠池會也不是秦王或趙王的生日；所謂「為壽」，只是以祝對方長壽為頌禱之辭。《史記》之外，先秦兩漢古書中同樣的例子還很多，不必再旁徵博引。如說秦漢離唐朝太遠，我們還可以求之於六朝人作品。杜甫曾說「熟精文選理」，從全部杜詩可以看出他確是熟精文選。《文選》卷十六潘岳〈閒居賦〉云：「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卷十三謝莊〈月賦〉云：「陳王曰，善！乃命執事，獻壽羞璧。」黃山谷〈答洪駒父書〉說：「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當然是誇大之辭；但〈閒居賦〉與〈月賦〉這兩段，顯然可以看出是「獻壽更稱觴」這句詩的來處。〈閒居賦〉稱壽獻觴的對象是潘岳的母親，〈月賦〉獻壽羞璧的對象是賦中假設的作賦人王仲宣。其稱壽或獻壽，在潘母是良辰美景家人歡聚，在王仲宣是酬謝其作賦之勞，都不是為了作生日。

說到這裏，一定有人認為杜詩雖用古事古語卻未必用古義，在杜甫當時，獻壽之意可能卽是後代的拜壽、作生日。這種想法是不對的。杜詩用事造語，法度謹嚴，在他創新的時候，便用他當時的語言，用古事成語的時候，便用其本義。當然也會獨出心裁，融合今古，但是，這樣作出來的詩句必是極為「渾成」的名句，像「獻壽更稱觴」這樣簡單平凡的句子，談不到融合今古，只是融合潘岳謝莊賦中的那兩句成語，自然是用其本義。而且唐人所用文法字義，與六朝時相差並不太多，五代北宋以後才開始改變而去古漸遠去現代漸近。最早也只能說這種改變開始於韓愈「文起八代之衰」以後，杜甫的時代則遠在「起衰」之前；杜甫比韓愈大五十六歲，杜甫死時韓愈年僅三歲。限於本題範圍，不能對此多作解釋；這是文字演變史上一般公認的事實，也無須多作解釋。所以我相信所謂獻壽稱觴不是杜宗武給杜甫拜生日，而是新年說吉祥話：「願父親千秋萬歲，長樂永康。」「獻壽更稱觴」是三條證據之中被認為最有力的一條，硬說獻壽就是拜壽作生日也並非絕對講不通。所以單講這一句還不足以完全使主張此說者心服，要再進一步，就〈元日示宗武〉這首詩的全篇，更進一步就杜詩全集，加以探討。示宗武全詩如下：

汝啼吾手戰，吾笑汝身長。處處逢正月，迢迢滯遠方。飄零還柏酒，衰病只藜床。訓諭青衿子，名慚白首郎。賦詩猶落筆，獻壽更稱觴。不見江東弟，高歌淚數行。

如果這一天真的是杜甫的生日，旣然提到獻壽稱觴了，總應該多有所發揮抒寫；而細讀全詩，旣無生日的欣愉，也沒有老病孤舟客中生日所引起的感慨，一點生日的意味都沒有。無論從文章波瀾說、從情懷感觸說，這是不合理的。元旦又逢生日，更增加了歲月催人之感，飄泊在外的人更易興起故國之思，這是很富於詩情詩意的題材。而杜詩一千四百多首之中，有關元日的詩卻只有兩首，示宗武之外，另一首題為〈元日寄韋氏妹〉，全詩云：

近聞韋氏妹，迎見漢鍾離。郎伯殊方鎮，京華舊國移。秦城廻北斗，郢樹發南枝。不見朝正使，啼痕滿面垂。

這一首周示宗武一樣，也是絲毫沒有提到生日的欣愉或感慨。杜甫成年累月作詩，內容範圍極為廣泛，何以於有關自己、最富詩情詩意的題材卻始終不曾利用，這又是不易理解的事。

綜觀上文所述，《杜甫年譜》提出的三條證據旣全部不能成立，杜詩本身又可成為有力的反證。因此可以說杜甫的生日百分之九十九不是正月初一。但不能說百分之百。從杜甫詩文全集及一切資料裏邊，找不到有關生日的線索，從正月初一到臘月三十，每一天都有可能，又如何能說絕對不是正月初一。

總之，這是一個永遠不能「解決」的問題。如果我們姑且相信《京兆杜氏工部家詩年譜》生於正月之說，雖不知其日而知其月，倒也未嘗不是聊勝於無的辦法。

杜甫的生日（摘錄）

杜甫生於唐睿宗先天元年壬子、西元七一二，卒於代宗大曆五年庚戌、西元七七○，一生全在第八世紀。去年民國六十一年又逢壬子，西元已是一九七二，上距先天元年，甲子二十一周。於是有許多地方舉行杜甫誕生一千二百六十年紀念；而且有些人在陰曆正月初一為他作生日，因為他們相信杜甫生於這一天。

杜甫的生卒年，歷經宋元以至近代諸家考證，已成定論。生於陰曆元旦之說，則始於民國四十七年四川出版的一本《杜甫年譜》。該譜凡例有一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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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百師《龍淵述學》整理後記
何寄澎（臺大中文系名譽教授）

因百師於民國八十年七月二十八日遽爾病逝，轉瞬一年有餘，此篇後記遲遲不能完成，蓋自愧並無資格執筆，又加以心神不時恍惚，難以專注為文之故。如今情況雖無改異，然每思恩師去我日遠，《龍淵述學》又急待付梓，不能不勉為提筆。悲恐交迫，不知所云。

我初受先生敎誨，已是二十年前，其後無緣親炙，一直到先生晚年，在家為輔仁中文所研究生講授古典詩學，那時我已任敎臺大，地利之便，每週便去上課，同行者尚有京都大學博士金文京兄。我們可以感受先生歡迎、喜悅之意。現在想起來，還覺得幸運，因為我們算不上先生入室弟子，卻得以盡聞先生晚年詩學菁華，且得先生悉心指導—這如何不是天大的幸運？

文京兄不久就回日本，我因工作日繁，也無法繼續聆敎，但定期總會前往向先生請安，出版《龍淵述學》的構想就是那段時間內漸漸形成的。先生的道德學問是所有門生故舊熟知的；而先生著述之勤，也鮮人能出其右。可是先生心血結晶之問世卻寥寥可數。蓋先生不求世俗之名，遂亦為世俗所棄。民國七十三年，《陳後山年譜》由聯經公司出版銷路未佳，後遂無問津者。我對此世態炎涼，甚感憤憤，因此積極建議先生將未刊稿整理，交大安出版社印行。先生也欣然同意，還常常對人提起這事。不過後來的一、二年，此事並無進展，原來先生更傾向於先出版《清晝堂詩集》。這書不久便在大安諸君子不惜物力、完成老師心願的共識下問世了。我迄今猶分明記得先生撫觸新書時的喜悅形容。先生辭世後，我整理遺稿，發現一個袋子，裏頭裝的正是有關《清晝堂詩集》的各項資料，以及大安諸君子的名錄。詩集旣出，先生便開始專注從事其《龍淵述學》的整理工作，這期間他曾請樂蘅軍先生校理，邊德行小姐謄繕。也許因為年老體衰，工作進展得很慢—其實是因為先生一生做事都是嚴謹慎重、一絲不苟的。《清晝堂詩集》曾字斟句酌，一改再改；《龍淵述學》亦一貫如此。我後來整理遺稿，發現每個袋子封面上都記註的清清楚楚；而袋中每篇稿子，原稿、改正稿、謄清稿也都依次放好，絕不紊亂。一稿若有二份以上，則必註明「已校好，付印時不必再校」、「複本，及附參考資料」等字樣；他甚至排好目錄（幾經修訂，分別註明第一次稿，第二次稿，第三次稿），算好字數⋯⋯。我撫觸先生手跡，心中湧起莫名的激動與感動，但隨後不禁莞薾—這正是我們所熟悉的鄭先生啊！他講話是慢的，走路是慢的，寫字、做事都是慢的，他永遠徐徐的、緩慢的，但慢工出細活，而且還是寫了百萬字以上博大深厚的學術論著。想到我們做學問的急切、粗疏、沒有耐心、大而化之，羞愧就又來了。

嚴格說來，《龍淵述學》的稿子算不上我所整理，因為先生自己已大致整理妥當，我除了仔細檢查核對（協助者有東吳大學中文系徐玉珍同學）外，因字數不多、單行不便的考慮，權將先生原有意單獨印行的七篇（自〈永嘉室札記〉至〈讀詩偶記〉）置入本書，又將先生猶疑未決的〈切韻自序校定本〉收入。先生辭世後，葉師慶炳先生邀集林文月、曾永義、黃啟方、齊益壽諸先生及我整理遺稿。我們曾在臺大文學院會議室將所有文稿攤開，逐一檢視，《永嘉室雜文》（洪範版）所附之若干新詩、小說卽此時發現，但當時竟無《龍淵述學》書稿。後來我再到先生家中遍尋，終在院中角落紙箱中發現。天意冥冥，先生有靈，終不使此有價值之論著沉埋湮滅，剩下的，就看後起者如何珍視、發揚。哲人日遠，典型猶在。我永遠感念先生晚年對我的關懷與指導，我也永遠對能為先生做一點他喜歡的事感到無上光榮—大安諸友想必與我同樣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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