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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人類中心主義
—— 序張森林《朝向環境倫理：新馬華文詩文中的生態書寫（1976–2016）》
張松建
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生態問題與人類的歷史一樣悠久。但在古代社會和前現代時期，這個現象的廣度、深度和規模，並沒有達到一定的程度，尚未變成人類社會的結構性危機，所以沒有引起自覺廣泛的注意。近代以來，隨著科技進步、殖民主義的擴張、商業金融的發達、社會流動的頻繁、都市化進程的加劇、全球化和跨國資本主義的崛起，人類的生活方式從此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這導致了生態問題的日趨嚴重。從西方到東方，從發達國家到第三世界，從北半球到南半球，生態危機無所不在。這引起了人類的高度重視，從觀念意識到公共政策，都出現許多變化。借助於文字、影像、聲音等手段，世界各國的知識分子對生態問題進行了強力的表現，在學術研究和文學藝術領域也出現了一些醒目的變化。
從1970年代以來，“生態批評”（ecocriticism）國際學術界有異軍突起之勢，相關的理論概念有綠色研究（The Green Studies）、綠色人文（Green Humanities）、環境倫理（Environmental Ethics）、自然史研究（Studies of Natural History）、自然書寫（Nature Writing），等等。這方面湧現出不少有代表性的論著，例如，Alfred W. Crosby的《生態帝國主義：歐洲的生物擴張，900–1900》，James C. McKusick的《綠色書寫：浪漫主義與生態學》，Scott Knickerbocker的《生態詩學：自然的語言，語言的自然》，Cheryll Glotfelty與Harold Formm合編的《生態批評讀本：文學生態學的里程碑》，Lawrence Coupe 編輯的《綠色研究讀本：從浪漫主義到生態批評》，Pierre Hadot的《伊西斯的面紗——自然的觀念史隨筆》，Glen A. Love的《實用生態批評：文學、生物學及環境》，Rachel Carson的《寂靜的春天》。數十年來，生態批評一躍而成為國際學術界的新寵，並且結合歷史學、地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生物學、文化研究、文學等各種知識源流，走向跨學科研究的方向。
根據生態批評的理論視野，我們回望世界文學史，就會發現一些習焉不察的文學現象展示了新含義。《瓦爾登湖》的作者、美國作家梭羅在當時籍籍無名，現在被公認為“生態書寫”的先驅之一。英國工業革命時代小說家狄更斯的作品——例如《霧都孤兒》《艱難時世》《孤星血淚》，描繪倫敦市環境污染的嚴重景象——也顯出生態書寫的明顯特徵。18世紀英國詩人約翰•克雷爾（John Clare, 1793–1864)醉心於英國鄉村風光的描寫，他的那些詩作如今被學者們重新研討，視之為生態書寫的典範；哈佛大學的著名文學批評家Helen Vendler還專門寫過一篇長文叫做〈綠色的詞語：約翰•克賴爾〉，向這位不幸的詩人表示敬意。美國作家Herman Melville的《白鯨》原來被當作海洋文學、航海小說的經典，現在也在生態文學的理論框架下得到重新闡釋。這些年來，我在從事教學和科研的過程中，接觸到不少東南亞、東亞的華語文學作品，其中就有大宗的生態書寫，例如新加坡的君紹、王潤華，馬國的吳岸、潘雨桐，臺灣的劉克襄、吳明益，中國大陸的遲子建、葦岸，無不展露出生態書寫的良苦用心。我曾試圖研究這個文學現象，惜乎由於手邊的科研任務太過繁重，只好廢然而止了。
2014年1月，張森林被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錄取為博士研究生，追隨我進行學術研究。關於博士論文的選題，他最初遞交的研究計劃書是“從愛國文學、建國文學到傷痕文學 —— 新加坡華文詩歌的本土意識演變（1957–2007）”。當時我覺得，這個題目已經勝義無多了，就建議他不妨考慮一下“生態書寫”的課題。森林是一個謙虛誠懇、從善如流的人，他愉快地答應了，又說他以前在這方面積累過不少資料，可以為進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礎，這讓我非常高興。後來，森林順利地通過了開題報告，修完學校規定的六門課而且取得了優異的成績，然後，他一邊在單位裡緊張忙碌地工作，一邊抽出時間寫作博士論文。出人意料的是，森林和其他的全職學生一樣，在短短四年內就拿到了博士學位。如今，我展讀這部修訂版的博士論文，想起森林在當年求學時的情形，往事歷歷在目，不免有些感慨。應該說，針對新馬文學生態書寫研究，本書並非著人先鞭，但是和此前的許多著述比較起來，本書有三大優點，值得一一說明。
其一是文本、歷史和理論的結合。我在學術研究中一直強調：不能把文本當作獨立自足的審美客體進行完全封閉的閱讀，而必須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上，把文學現象進行理論化、概念化的處理，同時打開文本空間，不斷進行歷史化、脈絡化的解讀，旨在讓文本、理論和曆史形成一個三邊互動的辯證、開放的結構，展開多層次的張力對話，挖掘出文本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冀能出現一些批評性的、生產性的觀點。新馬華語文學中的生態書寫，貌似一個簡單的話題，其實涉及科技、商業、氣候、農林、醫學、政治等許多面向；所謂“生態現象”包括森林植被的破壞、河流湖泊的污染、動物死亡和物種滅絕、地表地質的損毀、流行疾病的傳播、惡劣氣候的出現，等等。森林既然研討這個課題，首先需要搜集大量的詩和散文作品，根據主題、題材進行編排歸類，進行深入細膩的解讀，讓關鍵性的問題慢慢浮現出它們的輪廓和蹤跡。單單是這個工作就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此外，為了掌握生態批評的學術動向，森林也在我的指導下，刻苦閱讀了中英文理論書籍，根據階級、種族、性別、國家作為敘述單元，從多個層面對生態書寫展開批評探索，所以，本書的一些章節顯示了跨學科研究的抱負。而且，森林也在行文當中巧妙融入了不少關於新馬、東南亞的社會—歷史資料，努力在區域、本土和全球的重疊語境中深入思考相關的主題。書中的章節設計得非常合理，它們彼此呼應，互相補充，深刻有力地闡述了一系列的重大問題，清晰透徹地顯示了森林的人文關懷。毫無疑問地，書中的不少篇幅未被前賢和時輩探討過，因此本書具有填補空白、增進知聞的的價值。例如，關於“光污染”的現象，關於瘧疾、沙斯、禽流感的文學再現，關於何乃健的轉基因農業實驗，關於陳蘭芝、高玉梅、李喜梅、張隆華、黃明恭、石君、夏心、朱海波、林川夫等華文作家的研究，關於新馬文學與生態女性主義，關於印尼“燒芭”的文學再現，此前從未進入學者們的研究視野。所以，森林捷足先登，算是這些問題的第一批思考者，他的扎實嚴謹的科研工作，大大地推進了這個領域的研究現狀。
其二是結合歷史記憶與社會現實，溝通文學作品與文化政治，兼顧人文關懷和公共政策。若干年前，在我研究王潤華詩的時候，就發現這位作家如何召喚歷史記憶、展開後殖民批評，他關於馬國的錫礦開採、橡膠種植園、豬籠草、萊佛士拓殖、植物園的精彩描寫，表達了他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嚴厲批判，這就是“生態帝國主義”的問題了。森林在這個方面的研究，踵事增華，更上一層樓。本書的研究時段從1976年延伸到2016年，既有殖民地時代的歷史想像也有21世紀的社會情形，兼顧歷史縱深和現實關懷。同時，森林不但在文學文化的框架內思考生態問題，他也在許多篇幅中處理了相關的社會議題，把兩方面成功結合起來，例如，關於傳染病的問題，關於印尼燒芭的問題，關於新加坡召喚樹權的公民意識，等等。此外，森林在人文關懷當中也補充了公共政策的制定，例如，他分析新加坡為植物園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新馬兩國政府的保育政策、新加坡河流的治理，等等，這些論述非常有說服力，使得本書的肌理綿密而豐厚。
其三是在地經驗和雙重身份。新馬文學，繁複多姿，生態書寫，茲事體大。但是森林研究這個課題還有其他一些有利條件。首先，他是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對於新馬和東南亞的生態問題有近距離的觀察。森林出生於1961年，是新加坡的建國歷程、城市化、現代化和全球化的見證人、知情人和參與者，他對本地的霧霾現象有切膚之痛，他經歷過2003年的沙斯風暴，他目睹了新加坡從甘榜到城市的飛速發展，所以，在地經驗對森林研究新馬文學具有重要意義，而這正是其他國家的學者所不具備的有利條件。其次，森林是勤奮用功的學者，他對百年新馬文學史如數家珍，他參編過不少文學作品選集，對相關的作家作品非常熟悉。再次，森林又是資深作家，他也在《十滅》等作品中思考過生態問題，感時憂國，令人動容。——以上這些綜合因素使得森林的研究避免了一些外國學者的常見缺點，而又突出了體貼入微的本土意識。
森林的求學道路比較曲折。他在初級學院畢業後，過早到社會上辛苦打拼，也培養了艱苦樸素、與人為善的品德。他在短短十年內，相繼拿到北京師範大學學士學位、新加坡國立大學碩士學位、南洋理工大學博士學位，真是“天道酬勤，功不唐捐”，“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如是，森林在“作家”的固有身份之外，又增添了“學者”的頭銜，成績如此驕人，令人刮目相看。現在，他的博士論文即將出版，出於師生之誼，他邀序於我，遂有我以上的閱讀感言。作為森林以前的導師，看到他取得的顯著成就，我深感欣慰，並表示祝賀！超越“人類中心主義”，宣導“星球倫理”，追求和諧世界、美麗家園，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的偉大夢想，在當前的危急形勢下，這個夢想顯得迷人而又迫切。所以，森林這本書的出版，可謂是應時當令，恰到好處；同時我也相信，讀者在終卷以後，一定會深有所獲。
2021年1月21日，序於星洲之停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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