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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說不完的新亞
佳榮兄撰新著，並囑作序。
出版社一送抵校對稿，看了書名，立刻擱下案頭工作，一口氣認真地閱讀，三日而畢。全稿通讀了一遍，心頭湧現王勃《滕王閣餞別序》中的幾句話。「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這幾句話，直濃縮了我對佳榮兄撰寫此書的情懷和意向的理解。
與佳榮兄論交已逾五十年。自入新亞書院，然後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然後負笈日本同校同系，三度同窗；之後，因學術文化與文字的往來，四十多年不輟，可說是世緣非淺。五十年的相交，也成為知己。佳榮兄真是讀書種子，日以書本為伍，是一個整天與書籍打交道的人。大學開始，他已致志於史學的研究，雖有文學情懷也富文采，卻以為餘事。他勤於著述，數十年如一日。二十年前，曾刻了「依然白髮一書生」和「書生意氣」兩方閒章，以自勵自況，看來，用之以喻佳榮兄，更恰當不過。
佳榮兄退休後，教書、演講和撰述如故，依舊沒啥閒逸，大有「不知老之將至」之慨。在我看來，退休後的他，最大的不同，是擺脫了現行學術和大學教育的各種覊絆，踐行自己的意願。如同會花更多的精力和時間，以從事宏揚文化，普及學術的寫作。佳榮兄幾十年來，除研究和撰述學術論著外，也一直努力於學術文化的宏揚和普及工作，自始就不是一個只會埋首故紙堆的學者。退休以後，更能率性隨心而已。近年他用心撰寫了好幾本深入淺出的史學著作，大裨益於後學，就是最好的明證。真正的學者，大都在學術著述之外，不忘以自己堅實的學養，通透的觀點，撰寫深入淺出、以廣益後學和社會大眾的著作。此書的傳主錢賓四先生，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這原該是學人的一種文化責任，一種教育責任。深受新亞人文精神薰陶，浸淫於「通經致用」的新亞史學學統的佳榮兄，更明白這種道理。謂他「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豈為過哉？！
關於三國時代的諸葛孔明，有這樣的一個記載。「桓溫征蜀，猶見武侯〔諸葛亮〕時小史，年百餘歲。溫問：『諸葛丞相今誰與比？』答曰：『諸葛在時，亦不覺異，自公沒後，不見其比。』」這是一個小人物，經三國魏晉紛亂之極的世變，對被譽為「三代之後第一人」、自己面識而已的諸葛孔明，有這樣的印像，說出了這樣的感受。話似尋常，卻很真實，細想一下，會覺意味深長。英雄不世出，聖賢何獨不然！作為新亞精神最上揚、歷史學系師資最鼎盛的農圃道時代的新亞書院的過來人，閱畢佳榮兄這本著作，對錢賓四先生之在香港，真有像蜀國小史所說的感受。佳榮兄這本著作，從史學、歷史教育和文化影響三方面入手，奠基於有關賓四先生和新亞書院的豐富文獻和著作，糅合了自己在學時的切身聞見和體驗，再經幾十年在學術和文化教育界的體會，而寫成的。「文章為時而作」，此時此地，撰著以抉發錢先生的潛德幽光，其價值豈只是闡釋錢先生在香港的往跡而已矣！
在此著作中，無論旨題和內容，佳榮兄闡述和分析得已很周至透澈，結構也很完整，鄙人實少所置啄和補充的餘地。佳榮兄的文字，素以清通流暢見稱，也無必另作解人。既承佳榮兄的不棄，囑為序，謹借此略及與佳榮兄的世誼和對他的認識，作為同為新亞舊侶的一份文字紀念。
陳萬雄
自序：
錢穆、新亞與
香港文教事業
史學家錢穆五十五歲來港，以堅毅的信念和過人的魄力創辦新亞書院和新亞研究所，離任後於七十三歲時移居台灣，在香港的十八年間，成就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教育事業，他長期以來建構的史學體系至此亦宣告完成。錢穆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書是《新亞遺鐸》，收錄新亞校訓、學規、校歌及講詞、文稿等，可見他晚年對新亞時期教研事業的重視，並且在回憶中一直念念不忘。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是繼香港大學之後本地的第二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的三個成員學院之中，新亞書院的創建早於崇基學院和聯合書院，也早於其他私立大專院校如香港浸會學院（香港浸會大學前身）等，足見其在香港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現時新亞書院和新亞研究所的校訓都是「誠明」，很少人知道創立時的宗旨是「人文」，一直沿用了六年，到1955年。人文精神是新亞創校的初衷，是新亞精神的根源。
書院是中國教育的傳統，新亞是要弘揚宋代以來的書院制度。書院譯成英文就是college，不過在香港，college譯成中文卻分兩級，一般中等學校和大專院校是「書院」，再高一級的書院叫做「學院」。崇基一開始就是學院，新亞和聯合至今都是書院；浸會是由書院升格為學院，再升格為大學的；樹仁亦一樣由書院升至學院再升至大學，珠海也是由書院升格為學院的。以繼承中國書院辦學為職志，新亞是明顯的例子。
梁啟超在二十世紀初年提倡「新史學」，影響中國學術界至巨。錢穆早年編著《國學概論》，即採梁氏《清代學術概論》大意，作分期敘述，其《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亦可與梁氏同名之書相提並論。錢穆在香港期間，尤致力於歷史教育，編撰多種普及著作，新亞歷史系開本地高等教育之先河。錢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亦與梁啟超的著作同名。「新亞史學」謂為演繹梁啟超新史學的主張，亦曰得宜。
錢穆生於1895年7月30日，今年適逢錢穆誕生一百二十五周年紀念，本書謹以「錢穆在香港」為題，闡述他對本地高等教育的貢獻，從新亞書院和新亞研究所的創辦與發展，到促成香港中文大學的成立、人文精神的提倡，以及新史學的成長。本書副題「人文．教育．新史學」，就是要表達錢穆為香港學界帶來的影響。
2017年，拙著《錢穆史學導論——兩岸三地傳承》出版時，本擬兼論當年新亞書院諸位師長一時無兩的學術氣象，但只有寥寥數語提及。本書儘量在相關的地方加以介紹，希望可以從更廣闊的角度彰顯錢穆在港辦學的情形。另闢〈新亞史學家〉一篇，記述創辦初期的師生傳承，而這九位學者都是我在史學研究成長歷程中引領前路的恩師和前輩。述往事，思來者，戰後香港高等教育此一精彩階段，相信有很多寶貴的經驗可供參考。
大學時代的同窗，畢業後仍常往還，光陰荏苒，不覺已近半個世紀了。摯友陳萬雄兄撥冗為本書撰序，尤有多重意義；張偉國兄提供錢穆晚年回港參加活動的照片，保留了珍貴時刻的影像；梁偉基博士亦給予了大力支持，使本書得以順利完成；還有浸大歷史系和新亞研究所同事師生的關懷，在此一併致謝。是為序。
周佳榮
2020年2月25日
於新亞研究所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