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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譯異與傳思──《譯鄉聲影：文化、書寫、影像的跨界敘事》中的逾越與愉悅
單德興
釋名譯題：「譯鄉聲影」
「譯」與「異」息息相關。因「異」而「譯」，非「異」不「譯」，藉「譯」雖未必能「化異為同」，但至少可「化異為易」，使得原本無法溝通與了解的異／己，彼／此之間達到一定程度的溝通、傳達、了解，甚且達到互補互助、共生共榮的理想。
「鄉」有「故鄉」與「他鄉」之別。「故鄉」為「同」、為熟悉、為安定，「他鄉」為「異」、為陌生、為挑戰。古人安土重遷，可能世代定居一地；今人流動頻繁，為了種種原因易地而居成為常態。昔日「家鄉」等同於「故鄉」，然而今日「家園」與「故鄉」的關係如何，值得重新思量。
「聲影」則與五官的耳朵與眼睛有關。眼、耳為佛家「六根」中的前二根，是人類用以感知外在世界最明顯且重要的生理器官，相應於物理世界「六塵」中的「色塵」與「聲塵」，產生心理作用「六識」中的「眼識」與「耳識」。眾多事物應運而生，包括文化、書寫、影像。
《譯鄉聲影：文化、書寫、影像的跨界敘事》一書為臺北大學智庫中心近年具有代表性的文章結集而成。特別拈出「譯鄉」二字，藉由「異鄉」的諧音，引發對於「譯」與「異」之間的聯想，以及跨界的思維（可進一步引申到「易鄉」──「改變」或「容易」居住之地）。「譯而為鄉」，「譯能為鄉」，在在刺激我們的思維，挑戰我們的想像。「聲影」則用以串連文化、書寫與影像。主事者據此發想，邀集不同領域的學者專家跨界相遇，以敘事或論述（或兼而有之）來分享自身的經驗與學思所得，期待促生更多的文化想像與具體成果。
異／譯／易：因異而譯，因譯而易／異
翻譯源遠流長，始於不同語言群體接觸時，彼此意欲溝通與了解。有關翻譯的不同體認，可藉由東西方三個不同語文的定義窺見一斑，而居間的譯者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筆者曾以拉丁文、梵文與中文為例，說明各自的意涵，以及著重的不同面向：「拉丁文的“translatus”，意指『轉移』、『遷移』、『搬動』、『傳遞』，強調的是空間的面向和越界的行動」；「梵文的“anuvad”……著重的是時間的面向（尤其是『延遲』、『後到』〔belatedness〕）和解釋、重複之意」。而根據中國《禮記‧王制》，「言語不通」的「五方之民」，為了「達其志，通其欲」，必須有中介者，而「譯」原指專司北方的通譯。許慎的《說文解字》把「譯」擴大解釋為「傳譯四夷之言者」，「除了明指『語言的傳達』之外，更暗示了我們／他們，中心／邊緣（中土與四方），文明／野蠻（華夏與蠻夷）之辨」。由拉
丁文的“translatus”、梵文的“anuvad”與中文的「譯」，可看出各自著重的面向（「空間性、時間性、分野、階序與高下」），也透露出面對他者時的思維模式。
至於居於翻譯行為樞紐的譯者，又扮演何種角色？筆者特意將原先具有貶意的義大利諺語 “Traduttore, traditore”（「譯者，逆者也」）加以「翻譯」、「轉化」，並置於中文脈絡，指出「逆」字「至少具有三重意義：違逆、追溯、預測。其中，『違逆』、『不肖』（後者取其『不像』與『惡劣』二意），最貼近義大利文原意和當今的中文用法。『追溯』則取『以意逆志』之意……『預測』則取『「逆」睹』、『「逆」料』之意，把目標投射於未來。」經過如此翻譯、轉化之後，譯者的角色由原先充滿負面的意涵，變成具有多元的色彩：「譯者有意無意之間集三重意義於一身，綜合了逆與順、反與正、不肖與肖似、前瞻與回顧、開創與溯源。」其中的「一」與「異」在於，回顧與溯源時，希望能重索（retrieve）原先的意涵，了解必要的意思，以利於彼此協商與應對、甚或抗衡與敵對。
然而不同語言之間有其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因而形成不可譯性（untranslatability），使得原文與譯文之間勢必有落差。這種落差既有「失」（loss），如經常遭人詬病的未能正確（accurate）、充分（adequate）傳達，但也有「得」（gain），如在新語境中產生原先未有的意涵與聯想。這種現象用眾所周知的比喻來說就是「橘逾淮而為枳」，也就是為了適應不同時空與生態環境的變動，固然多少失去了原質原味，但也反而激發了原物的潛能，在異地他鄉促生了新質新味。雖然衍異，卻未必較差，也有可能更好。而這種異於原質原味的多樣性，來自物種的越界與異／易地生根。生物界如此，文化界又何嘗不然？
因此，這裡出現了「因異而譯」與「因譯而異」的現象。析言之，不同團體因為語言的歧異，為了溝通與傳達，必須要有翻譯。然而翻譯固然可為不同語言團體之間達到一定程度的溝通與了解，其中卻也總存在著難以完全歸化（naturalize）、馴化（domesticate）的成分。這些成分因為翻譯而滲透、進入異語言與異文化的脈絡中，隨著主客觀條件而發展，可則化之，不可則容之，久而久之也就見怪不怪、司空見慣，甚至日用而不知。例如：平常說話中夾雜的外來語（作秀、歐吉桑），一些源自異域的食物（胡蘿蔔、番茄）與日用品（西裝、西藥），都因為習以為常而不察原為「外來種」。
又如，唐朝玄奘大師以漢語翻譯梵文佛經時有「五種不翻」之說，然而千百年下來，當時因為一些原因而未意譯的語彙，不少已成為今日佛教徒熟知的術語和觀念，甚至於日常生活中琅琅上口。當今漢傳佛教寺院早晚課誦念的〈心經〉，標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以及結尾的咒語便是明顯的例子。這些來自異語文、異文化的元素，因為翻譯，進入異鄉，豐富了原先的語文與文化，帶來了源頭活水，
有利其延續、發展與創新。
上述為一般人認知的翻譯，著眼於不同語文之間的轉換。其實翻譯的範疇遠較此寬廣。雅克遜（Roman Jakobson）在〈論翻譯的語言學面向〉（“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一文將翻譯分為三類：同一語文之內的語內翻譯（intralingual translation），不同語文之間的語際翻譯（interlingual translation），不同符號之間的符際翻譯（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這種分類方式在習以為常的語際翻譯之外，提供了一個方便有效、更具包容性的觀念架構，來處理類似將文言翻譯成白話的語內翻譯，以及將文學作品改編為歌曲、電影、舞台劇等的符際翻譯──其實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轉換現象。
至於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倡議的多元系統論（Polysystem Theory），進一步把翻譯置於文學與文化的脈絡，帶入了詩學（poetics）與政治（politics）等多元面向。正如該理論最有力的闡釋者張南峰所言，「埃文─佐哈爾的文化理論，有助於進一步拓寬翻譯學的研究範圍，令翻譯學能給較重要的跨學科課題提供較全面的解釋，從而提高學科地位。」
凡此種種都擴展了原先的觀念與想像，引領眾人以更寬廣的視野來看待翻譯。而本書所收錄的文章，都與廣義的文化與歷史現象之觀察、詮釋、理解、迻譯、越界相關。前文提到不同的「翻譯」觀念，或有助於我們認知翻譯的不同面向與錯綜複雜，並且體會到其實翻譯早已涉入我們生活與生命的方方面面，息息相關，密不可分。
跨界連結：逾越的愉悅／愉悅的逾越
本書以《譯鄉聲影：文化、書寫、影像的跨界敘事》命名，獨拈「譯鄉」一詞，顯然特意有別於「故鄉」／「異鄉」之分，欲以「翻譯」來挑戰、甚至顛覆一般對於「鄉」的觀念與想像。「聲影」則挑明其中既有聲有影，繪聲繪影，也錄聲錄影，進而解聲解音、析影析像，協助讀者從中發掘新意，再度出發。這些當然不是傳統的研究領域所能承載或規範。副標題中的「文化」、「書寫」、「影像」各有廣袤的領域，「跨界敘事」則強調這些領域之間的跨界、逾越，並指涉近年來在人文與社會科學中發揮重大影響的敘事轉向（narrative turn）。這些絕非一本論文集便能處理的議題，然而也可看出主編跨界的意圖，逾越的嘗試，穿越的雄心。
要執行如此另類的計畫，勢必得糾集異於一般學科領域的撰稿人，這點由作者群的組成便可清楚看出。首先就任職單位來看，英語系／應用外語系四人（黃涵榆、楊乃女、翁素涵、陳彥豪），電影系／電影創作系兩人（吳珮慈、孫松榮），藝術研究所兩人（吳瑪悧、王怡茹），法律系一人（王震宇），歷史系一人（陳俊強），台文系一人（王萬睿），通識中心一人（林子晴），外交部一人（蔡慶樺）。能將如此多元而異質的學科與專長的人士匯聚一處，實在難得，顯示了在發想、邀請、編輯時的出位與跨界。
進一步檢視各撰稿人的學科屬性與文章內容便會發現，雖然泰半隸屬其專長學門領域，但挑戰或逾越固有學科想像者也不在少數。這點從底下對各文的簡短描述可知。以筆者較熟悉的英語系／外語系為例，黃涵榆嫻熟當代文學與文化理論，其論文〈病毒、感染與不死生命：當前生命政治情境的一些反思〉在COVID-19 疫情盛行，大眾對病毒、感染、生死無常感受至切之際，延伸以往對於生命政治的關懷，直面舉世險峻情勢，探討病毒與感染的本質，解析「資本主義體系的生命政治情境」，以期對後疫情時代有所認知。
楊乃女的專長包括烏托邦文學、科幻文學研究與後人類論述，〈中國科幻與現代性的轉譯：以劉慈欣的《地球往事》三部曲為例〉研究榮獲2015 年雨果獎最佳小說獎的中國科幻小說家劉慈欣之三部曲，探究其中所呈現的「硬式科幻美學」，指出其科幻元素由西方到中國再到西方的跨界現象，並連結上晚清知識分子意圖藉由翻譯西方科幻文學，引介科學知識，以進行現代化。
翁素涵的研究興趣包括戲劇與表演研究，以及台灣民俗表演與常民文（Taiwanese folk performances and culture），〈台灣廟會民俗藝陣表演文化的共時性與隨適性〉一文根據作者多年觀察台灣廟會民俗藝陣表演以及實地田野調查，結合相關論述，探討這類表演文化所營造出來的時空既有共時性（synchronicity），又具連貫過去、現在、未來的異時性（diachronicity），因應現場情境的彈性、隨興則具現了隨適性（contingency）。
唯一看似「謹守本分」、「固守疆界」的是陳彥豪，其論文〈以西方文學表演學教授英詩之研究〉為典型的應用外語教學，探討如何藉由西方的「文學表演學」（Performance of Literature，又稱「文學的口頭詮釋」〔Oral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ture〕），在課堂上教導英詩。文中主張以學生／表演者為主體，教師則扮演輔導的角色，透過十五個步驟，逐一深入了解詩作，加以展演，並以選定的一首英詩示範此教學法。
「影像」為本論文集的關鍵詞之一，有關影劇與視覺藝術的論文自然是重點。首先就影劇而言，吳珮慈的〈光影夢土建築師──「法國國家電影動畫中心」影視音產業策進的奇妙工法〉，針對全球影視大國法國的國家電影動畫中心（Centre National du Cinéma et de l'Image Animée），分析此一具有典範地位的文化政策核心機構，包括組織架構、業務職掌與運作機制，以了解其「奇妙工法」，並作為我國影視音產業策進的借鏡。
孫松榮（身兼兩系教授，其中之一是藝術「跨域」研究所）的論文〈檔案之眼：當代台灣錄像藝術如何對日本殖民史事發動影像起義〉從後殖民與後解嚴的角度，透過錄像藝術的特色，分析台灣藝術家陳界仁、高重黎、許家維如何運用視聽檔案，重新想像與反思日本殖民史事，「發動影像起義」，並探討其中涉及的電影性、美學性、歷史性與政治性。
同樣與電影相關的則是王萬睿的〈回收港星：鍾孟宏電影中的亞際互文性〉，由跨域電影史出發，從亞際互文性（intra-Asian intertextuality）的角度，研究台灣導演鍾孟宏在《失魂》與《一路順風》中，分別找來昔日香港知名演員王羽和許冠文擔綱主角，以及這種「回收」現象所具有的意義。
任教於大學戲劇系的編劇家施如芳，在〈跋涉中的最近與最遠──試剖《快雪時晴》、《當迷霧漸散》的內在穿越〉一文中現身說法，說明在創作自己「走得最遠的一齣戲」（京劇《快雪時晴》），以及「離自己最近的一齣戲」（歌仔戲《當迷霧漸散》）時，如何自我挑戰，納入異質，跨界創作，「用戲曲完成一個和臺灣有關的故事」。
另一篇與視覺藝術相關的，是王怡茹的〈臺南府城地景的「雙重編碼」：以《臺灣鐵道旅行案內》收錄之臺南驛相片為例〉，發揮區域文化研究以及文化資本與觀光的專長，針對二十世紀初臺灣西部縱貫鐵路通車後，日本殖民政府連年出版的《臺灣鐵道旅行案內》中，如何以帝國的殖民之眼，透過臺南驛地景相片，再現首府臺南。
與地景和再現相關的另一篇論文則是歷史學門陳俊強的〈六朝隋唐的嶺南意象〉，帶領讀者穿越時空，來到六朝與隋唐時代，呈現嶺南在不同人士心中天壤之別的形象：「窮山惡水」、瘴氣氤氳的「魑魅之鄉」，令仕人心生畏懼，裹足不前；然而當地盛產丹砂等物，適合煉丹修行，卻又成為道人嚮往不已的「神仙之墟」。書名中有「聲影」二字，因此聽覺藝術也納入其中。鑽研音樂藝術與美學教育的林子晴，在〈文人桃花源的聲景─談古琴音樂的美感所在〉一文，針對中國傳統「四藝」─琴、棋、書、畫─之首的古琴，從其形制、演奏方式、樂曲內容、琴人社群等不同面向，探討在西方音樂觀念盛行下，遭到忽略的古琴音樂之獨特美感。
然而不論影劇文化、視覺藝術或聽覺藝術，都涉及藝術的性質與作用。吳瑪悧為我國著名的策展人，具有豐富的國內外策展經驗，〈藝術作為轉動的力量〉一文以國內外的多項案例，展示藝術在不同的脈絡下，作為「連結社會與公眾的新模式」，發揮「轉動社區的力量」，達到「社會創新與地方重塑」的效應。
〈中國餐館與歐洲咖啡館—歐洲如何看待中國與歐洲？〉一文作者為我國駐奧地利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的蔡慶樺，標題看似輕鬆、日常，討論的卻是嚴肅、沉重的議題：何為「歐洲」？歐洲要如何看待自己？又如何看待身為他者的中國？歐洲的問題可能以中國為解方嗎？文末質疑本質主義式的歐洲或中國，而主張二者之流變，並且「只能存在於居間」。
至於全書最「不安本分」的則是「知法越法」、不願受自身學門限制的王震宇。身為法律系教授與原臺北大學智庫中心主任，率先群倫，示範越界，寫出了看似與本行無關的論文：〈金庸《天龍八部》中的譯鄉情懷與後遺民想像〉。全文由標題就可看出作者企圖之宏偉與內容之複雜，從當代華文世界最雅俗共賞的作家金庸的代表作《天龍八部》──這也是我最喜歡的金庸之作──切入，由其中呈現的漢華／胡夷議題，延伸到晚近風行的華夷風／華語語系研究（Sinophone Studies），帶入遺民／後遺民論述，並連結到「後中國研究」。其「譯鄉情懷」的想像之富、跨界之遙、視野之廣，令人歎服。
以上簡述當然無法傳達此論文集的繁複多樣，但多少可窺知其異質與逾越的特色，有些論文本身與作者的學科專長有相當距離，充分顯示了作者努力實踐與展演跨界，即使在一己專長領域內，也有自我挑戰、力求創新之處。總之，全書既是難得的跨界連結與敘事，更在作者們的越位展演中看到逾越的愉悅／愉悅的逾越，企盼引發讀者的想像和參與。
譯鄉：譯異與傳思，故鄉與家園
對於異鄉／譯鄉，感觸最深的莫過於離散在外的文化人，因應方式與呈現在外的則因人而異。此處以三人為例，以示其中的複雜性。巴勒斯坦裔美國學者薩依德（Edward W. Said）以後殖民論述奠基者與公共知識分子廣為人知。他的自我定義與定位就是流亡者（exile），這成為貫穿他整個學術、思維與寫作的主軸，並由此發言位置，針對主流與宰制的文學、文化、社會、政治、國際外交等提出對位的（contrapuntal）批評。
他在為哥倫比亞大學版《最後的天空之後：巴勒斯坦眾生相》（After the Last Sky: Palestinian Lives）撰寫的序言開宗明義便說，這是「一本流亡者之書」（“an exile’s book”）；《知識分子論》第三章以〈知識分子的流亡：放逐者與邊緣人〉（“Intellectual Exile: Expatriates and Marginals”）為題，來說明知識分子的處境，以及由此產生的視野與行為──對權力說真話；回憶錄取名Out of Place（正體字版譯為《鄉關何處》，簡體字版譯為《格格不入》），更說明了在中東成長，在美國常春藤大學接受良好的文學與文化教育，出入於東（中東）、西（歐美）文化之間的薩依德，即使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四十年，定居美國的歲月也遠超過中東故鄉，更在國際學界與知識界享有崇高的聲望與地位，卻總未找到能讓自己真正安身立命的所在。
這點正如他在〈寒冬心靈〉（“The Mind of Winter”）一文所說：「大多數人主要知道一個文化、一個環境、一個家，流亡者至少知道兩個；這個多重視野產生一種覺知：覺知同時並存的面向，而這種覺知──借用音樂的術語來說──是對位的。〔……〕流亡是過著習以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遊牧的、去中心的、對位的；但每當一習慣了這種生活，它撼動的力量就再度爆發出來。」換言之，薩依德出入於至少兩個文化、兩個環境、兩個家園之間，隨時隨地處於流轉與翻譯的狀態（in transition and in translation），這使得他具有多重視野，對位的覺知，處於遊牧的、去中心的情境，不許他安定於一處過久。而他的遺言將骨灰運返母親的故鄉，灑在象徵著永恆的黎巴嫩雪松林間，其中深意引人思索。
2020 年甫過百年誕辰的張愛玲，她與翻譯、「譯鄉」的因緣更為明顯。她的種種自譯與翻譯，固然有少部分出現於她在故鄉中國的時期，但更多的比例是出現於她初度離散所居的香港，以及二度離散所居、最後海葬的美國。一般中文讀者認知的是作家張愛玲，其實1950年代她移居香港時，主要是靠為今日世界出版社翻譯為生，也因此建立起與美國新聞處的關係，成為移民美國的跳板。此外，她在香港時期便積極尋求以英文寫作打開國際文壇之路。該時期的兩部作品《秧歌》（The Rice-Sprout Song）與《赤地之戀》（Naked Earth），甚至在創作過程中就出入於中英文之間（前者為英譯中，後者為中譯英），作品以英文再現中共統治下的故土也是某種意義的「譯鄉」，而《秧歌》英文版確實得到不少好評。
張愛玲到美國之後繼續力求以英文開疆闢土，處理的則是中國題材（又是「譯鄉」）。1968年她在接受殷允芃訪談時表示：「只要我活著，就要不停的寫。」1989年她致函多年好友宋淇、鄺文美夫婦時寫道：「我一天寫不出東西就一天生活沒上軌道。」雖然張愛玲並未如願以英文創作名揚國際文壇，許多遺稿直到逝世後才以英文出版，並譯成中文，但她創作不懈的精神與毅力令人敬佩。
幸運的是，張愛玲僅一度短暫造訪的臺灣反而成為她文學作品的發揚地，不僅在此異鄉落地生根，全集在此地出版，而且發揚光大，使得她被寫入臺灣文學史，在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上都發揮了重大影響，乃至於近年來「張學」赫然成為當代華文文學中的顯學。因此筆者指出，獻身於寫作的張愛玲，「因為在寫作中找到歸屬，終能『此心安處是吾鄉』，進而在文學史上贏得一席之地」。
另一位以英文寫作而揚名文壇的，則是十九歲才開始學習英文的哈金。他於1985年赴美攻讀英美文學博士，本想學成後返回中國大陸任教，然而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讓曾為人民解放軍一員的他痛心疾首，遂決定在美國定居。為了謀生並避免中文創作可能遭到的審查，不得不選擇以非母語的英文從事文學創作，箇中艱辛難以為外人道。移居美國異鄉的他，早期寫作都以中國為題材，風格特色之一就是把中文裡的比喻直譯為英文，既有異國色彩，又為英文增添新的表達方式，而其中對於中國各種現象的描述可視為某種的文化翻譯，宛如另一種「譯鄉」。直到定居美國多年之後，他才開始以美國的華人社群為創作素材。
哈金在自譯的中文短篇小說集《落地》（A Good Fall）〈新版序─「落地」的幾層意思〉中指出，英文書名源自彌爾頓（John Milton）的《失樂園》（Paradise Lost）中亞當和夏娃因違反上帝禁令，偷吃禁果，被逐出伊甸園。但這種人類的原罪卻也是「人類開智的起點，應當是幸運的墮落，所以就稱其為“a good fall”」（5）。然而挪用到這本小說集，書中許多華人自中國大陸來到美國這個「機會之地」（Land of Opportunity），進而開展出各式各樣的可能性。因此，中文的「落地」沒有這種宗教意涵，卻涉及漢語中「落地生根」的成語（5）。至於其結果，則多少有如他另本有關美國華人社群的長篇小說之名：《自由生活》（A Free Life）。
哈金的全部作品都在只數度造訪的臺灣出版，反而在故鄉中國大陸紛紛遭禁，上市者寥寥可數。他的作品譯成中文時，既有自譯，也有他譯──即使是他譯，哈金也有相當程度的參與。與臺灣文壇熟悉之後，他更直接以中文寫作詩歌與散文專欄，其中有些詩再翻譯或改寫成英文，因而呈現出豐富多元的「在他鄉寫作」（借用其評論集The Writer as Migrant 的中文書名〔直譯為「身為移民的作者」〕）。
換言之，以英文在異鄉揚名立萬，至今依然由於政治因素無法回返故鄉的哈金，藉由翻譯與漢語寫作再度回到廣袤的華文世界，而且在回歸中挾帶不少異鄉／譯鄉的聲影，使他在華文世界也成為受人矚目的重要作家。因為他這種奇特的遭遇與切身的體會，所以《在他鄉寫作》有如下的說法：「家鄉（homeland）這一問題涉及抵達（arrival）多於回歸（return）。〔……〕其內涵不再可以與家（home）分開，家是移民可以遠離故土而建立的。因此，合理的說法是：建築家園的地方才是你的家鄉」（132）。
他在〈故鄉和家園〉一文對於兩者有更細緻的析辨：「故鄉」是故國、原籍、老家之所在；「家園」則是落地、扎根、新家之處所。而哈金與妻兒定居於美國，並藉由寫作──與翻譯──找到心靈的家鄉。總之，哈金在自我放逐及被故國放逐之後，在原本異鄉的美國，藉由「譯鄉」──既包括了在生活上把異地塑造為自己的家園與新鄉，也包括了在創作上於英文作品中翻譯原鄉，以及透過漢語創作與自我漢譯建立起漢語中的家鄉──而塑造出自己身體與心靈所在的家園。
本文取名「譯異與傳思」，前文已說明「譯」與「異」之間的辯證關係，「傳思」則是我個人對於英文字首“trans-”兼取音義的翻譯。根據《牛津英語大辭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trans-”的意思包括“across, through, over, to or on the other side of, beyond, outside of, from one place, person, thing, or state to another”，基本上就是不安於原先領域的「越界」、「穿透」、「超過」、「逾越」、「在……之外」、「到另一邊」等。而語文的越界與翻譯是為了「傳」達「思」想，彼此溝通，其中固然包含了理解，也不免存在著可能的誤解，固然「由譯而易」，也不免「由譯而異」，進而安身於異，安心於譯。正因為如此，才為原本的文化帶入了新元素，成為另一股源頭活水，使得文化更多元，書寫更豐富，影像更多姿多采。這些都必須藉由一點一滴的匯流、一磚一石的堆疊，方方面面的長期耕耘。就此而言，本書的目標便在於召集一群有心逾越／愉悅的學者專家，藉由譯異與傳思，跨界與敘事，為源遠流長的文化長河奉獻一己之力，傳達個人所思。至於成效如何，有請讀者細細品評各篇文章，並冀望引發更多的互動與迴響，生生不息地跨界與傳思。
2021年5月2日
臺北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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