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衣濕了──不只潮濕，而是濕透──它像第二層皮膚緊黏在我背上；只是那層皮膚並不屬於我，而是屬於另一個活機體，既冰冷又沉重，使我不堪重負。隨著我越走越遠離我現在知道是犯罪現場的地方（但當下並不知道──那只是河岸上一個陰暗的場所，跟其他任何地方沒有什麼分別），我留意聆聽警車的鳴笛，以為隨時都會聽見。我一直想，他們要來找我，結束了，警官會把我抓起來丟進監獄關一輩子。我大聲說，你完蛋了。這就是你的下場。聽到自己的聲音讓我平靜下來。我從未感到如此絕對與確定。警察會抵達，他們會把我關起來，而從那時起，我都會過著一樣的日子。一想到要待在空蕩的小牢房裡，下半輩子什麼都不必思考──光是想到這種生活方式就讓我覺得安慰。
……
進入審判的尾聲時，我的律師試圖向陪審團說明我經歷過的童年。她既年輕又聰明，她不收費用，她想要幫助我。我明白我的人生正被用來當成許多事的藉口。我聽著她談論我，雖然說的是事實，但我卻覺得她是在講別人，某個在我家附近長大的人，也許是住在岸邊幾英里處的一個村莊。那個人跟我的名字一樣，而她一直反覆提起。李福來。李福來。總是講出我的全名。有時候她會說，李福來，別名傑登．李，這讓這名字聽起來像是假的，似乎是我編造的──是我編造的沒錯。不過這還是我的名字──已經變成了我的名字。我會選擇它，是因為我在結婚之前找到了適當的工作，而且一切都很順利。這名字很好聽，大家都喜歡──他們以前沒聽過像這樣的名字。這是個很酷的名字，在我印的名片上看起來很專業，而當時我的事業正開始要上軌道。傑登──這是我，不過每次她在法庭上念出來時，聽起來就像她提及的是別人，因為她發音時把它當成了兩個字。傑，登。她好像覺得這很反常。每當我聽到這個名字，就覺得它正從我身上被剝離，而我從未真正擁有過它。別名。我根本就不應該用那個名字，我會選擇它真是太愚蠢了。
她談論的那個人很悲慘，沒受過什麼教育，簡直毫無希望。是個無法選擇人生的人。聽到的人都會可憐他。陪審團裡有個女人正緩慢點著頭，表情扭曲皺起了眉頭。就連我也差點對律師正在描述的那個人感到遺憾。不過後來我想到：等一下，這樣不對。我也想到：我很快樂。我很正常。我知道律師試圖要幫助我，可是我想要她別再說了。我開始哼起一首曲子想遮擋住她的聲音。我閉上眼睛，試著想像回到小時候的那個村莊。我嘗試記起自己當時的樣子，但這麼做很荒謬。那段生活已經過去了。在因為殺人而受到審判時嘗試重現自己的童年，那實在太傻了。回憶我的生活並不會讓它更加真實──那種真實存在於由我律師所敘述的版本中。我笑自己很愚笨。我笑得很大聲，結果停不下來，於是用雙手摀住了臉。律師轉過來看著我。她的話說到一半就停住，然後注視著我──那種表情就像妳以為某個人心臟病發作了，可是妳還不確定發生了什麼事。法官說：「我不認為被告的生平跟案件有關。請繼續妳的法律論證。」雖然我的律師想要針對這一點提出爭執，可是我的笑聲和法官的斥責讓她失去了專注；我所敬佩的智慧、決心和熱情，當下全都在那間悶熱的法庭裡消散了。那天非常熱，空調又壞了，讓我連呼吸都覺得困難。她失言了幾次，思緒也亂成一團。我很高興一切就快要結束了。
……
差不多六個月後，我去上班時看見朱阿玲已經到了，這並不尋常──通常都是我每天早上在十點前到餐廳開門，然後大約在午夜關門。她信任我做那種工作，她知道我會照料好一切。那天空氣中有很多灰塵──不是平常在城裡飄動的薄霧，而是更濃厚的塵雲，來自附近的工地，那裡的都市叢林正在被清空，準備建造新的住宅區。朱阿玲戴著外科口罩遮住口鼻，這在當時可是很少見的。現在就連流行人物也會戴，但在那個時候只有日本和台灣的人知道那種東西，而我常會取笑對方。「還以為自己是日本科學家嗎？」雖然我常這麼開玩笑，不過我得承認那天我也希望自己能戴一個。她拉下口罩，說：「阿福，你不能在這裡工作了。」生意不好，她已經一段時間沒賺大錢了。她之前借了錢，現在償還得很費力。她決定解僱我跟另外三個工人，我們的薪水最高；剩下的人就得應付更大的工作量。她不會對此說謊：如果生意又變好，她就會找另一個外國人而不是再僱用我──他們便宜太多了。「所以，你不能在這裡工作了。」她拉起口罩蓋住口鼻，然後繼續弄她的計算機跟一疊收據。
我站在那裡看著紅色塵雲和遠處的推土機，嘴巴和喉嚨裡的沙粒讓我開始發癢。她沒說：「我很抱歉，我必須讓你離開了。」或是「你很懶惰，我要開除你。」或是「生意不好，我請不起你了。」她只是說你不能在這裡工作了。她講得一副無可避免的樣子，好像地球上沒有任何事情能夠阻止我失去在肥佬蟹海鮮樓的工作──彷彿我離開那裡就跟每年一定會出現又消失的雨季一樣。可是那也不一定。有些年我們一點雨也沒下過，其他年則是下得太多了。為什麼我不能繼續在那裡工作，就算多待幾個月也好？因為城市很快就要被地震毀滅了？因為我們要被外星人侵略了？如果是這樣，我就可以接受。大家都要沒工作了，為什麼我要有呢？我並不是不講理的人。給我一個好理由，我一定會安靜地離開。
「阿福，為什麼你一直站在那裡？」最後她開口說：「別那樣，又不是我的錯。」
我看著她。我什麼也沒做，就只是看著她──光是那樣就夠讓她激動了，因為她以為我在耍賴。她以為我要質問她讓她講出更好的理由；或是要索取補償金；或是她無法給予的其他東西。她開始說話──其實是喊叫。她說著對我而言無關要緊的事，解釋她的資產負債表以及她在世界另一頭的女兒還需要錢，說著工作和身為人母的壓力。她說我怎麼會如此無知到不明白世界運作的方式。我不知道什麼是亞洲金融危機嗎？為什麼我不多看一點報紙，多關注世界呢？她對我大聲說著那種事。亞洲的每個國家都在受苦，而我卻在那裡像個被寵壞的小孩。二十二歲了，行為還像小孩子！她必須付的賄賂、保護費、物價上漲──那些我都知道嗎？她說我不知道在這個屎爛國家做生意有多難；我不知道像她這年紀的孤單女人要經營一間蠢餐廳是什麼感覺。「等你到了我的年紀，就會知道是什麼感覺了。」
「其他人呢？」
「回去緬甸囉！尼泊爾，孟加拉──你又在乎嗎？」接著她罵出髒話，雖然只是一個難聽的詞，沒什麼大不了，但從她那樣的好人口中說出，聽起來實在太有趣了，結果我開始笑，笑到停不下來。我站在餐廳中央，周圍堆疊著桌椅，而我笑得像舊功夫電影裡的大壞蛋，也看見其他剛來上班的人注視著我，彷彿我很危險的樣子。「瘋了！你在笑什麼鬼啊？」朱阿玲大聲說。「有什麼好笑的？」她越對我咆哮，我就越難停下來。我閉上眼睛，只看得見她的影像，看見一位迷人的老阿姨說出髒話，讓我笑到都掉眼淚了，而且肋骨因為收縮得太嚴重還有點呼吸困難；加上我喉嚨裡的灰塵讓我越來越不舒服，所以我等於是同時大笑與咳嗽。其他有些工人也傻笑了起來，於是朱阿玲說：「沒錯，他發瘋了。」我走出餐廳時還在笑。
我以為事情結束了。不過在將近十年後的審判上，檢方提起了這件事。我很驚訝有人會記得，可是他們記得──他們花了很長時間提出跟那天有關的問題。關於我大笑的事──這似乎證明了我的瘋狂。我的精神不穩定。我的精神不穩定，無法意識情況的嚴重程度。他們找到了那個洗碗的仰光女孩，還有她那位負責烤沙嗲的胖男友。警察是怎麼找到他們的？我覺得他們沒在國內待幾個月，我覺得他們甚至沒證件──然而在快要十年後，他們出現在這裡，用還過得去的馬來語回答問題。你們會認為被告脫離了現實嗎？多年前認識他們的時候，我有時候會跟他們開玩笑，用馬來語辱罵他們，但他們只會露出笑容──他們一個字也聽不懂。
輪到朱阿玲上證人席時，我知道她想要幫我，想要告訴大家我不瘋也不危險。好幾次她都會先說：「他是個好孩子，很認真工作……」不過他們每次都會打斷她。「回答問題就是了，王太太。妳告訴他要解僱他的時候，他有什麼反應？」
他笑了多久？五、六、七分鐘都沒停過？
所以，妳會不會認為他……歇斯底里？失控？
你說在他……發瘋的時候嗎？
她從法庭另一邊看著我，讓我覺得她在要求諒解，這很奇怪，因為她又沒做錯什麼。她只是誠實回答問題，而她也應該那麼做──她沒什麼好覺得抱歉的，我也沒什麼好原諒的。我記得她那天對我大吼，記得其他人來上班，餐廳開始熱鬧起來──兩個印度人送來瓦斯桶，放在廚房的混凝土地面時發出了巨大的金屬聲，他們用坦米爾語唱的歌，Nila, nila odivaa……還有服務生比姆跟其他人，他們正在拉起百葉窗，光線落在一袋袋蔬菜上。蘇贊費力地自己立好一張桌子，他的右臂當時已經復原了，可是很僵硬，就像木偶一樣。朱阿玲尖聲罵出那個難聽的詞。當我記起自己因為那一切的美妙與荒謬而發笑的感覺，我立刻用一隻手摀著嘴巴遮住笑容，卻無法壓抑開始迸發的笑聲。朱阿玲從證人席看著我，也回以微笑。我也想起了她偶爾會給我對摺起來的紙鈔──只有十、二十令吉──還有她出城回來後一定會帶給我的小禮物，例如一根巧克力棒或一個鑰匙圈。我開始笑了。〔停頓。〕我用雙手摀住了臉。
檢察官正在說著又長又優美的句子，聽起來像遠處輕微轟隆的雷聲，不過他中斷了一下，轉過來看著我。透過指間的細縫，我看見他盯著我，然後又繼續說話。他的語氣稍微改變了，像是在說：看到了嗎？我說的對──這傢伙瘋了。
離開肥佬蟹海鮮樓之後，我四處漂流了幾天，也被幾份工作拒絕了。工作並不多，但其實是我沒太認真找。我知道這聽起來像是妳會感興趣的故事，敘述一個村莊的男孩來到首都這個大城市，然後因為它的殘酷而崩潰。可是並非如此。我沒被吉隆坡打敗，而是對它厭倦了──我想要更好的東西。幾個星期後，我回到巴生，很快就找到了在養殖場的那份工作。如果我沒離開吉隆坡，就不會這麼快就開始過著像樣的生活。像我這樣的人，完全沒有任何條件──我不覺得有人會想嫁給我，不過還真的有。
……
為什麼？那是妳想知道的，就跟其他人一樣。可是妳也會跟其他人一樣失望的。很多人問過我相同的問題。我的律師問過，而且好幾次──「只是要確認動機。」她這麼解釋。另一個起訴我的律師會問各種問題，有些似乎跟實際的罪行毫無關連，例如「你那天晚上在哪裡吃晚餐？」還有「你會如何形容你當晚的情緒？」可是我明白他們的目標都是同一件事：試圖釐清我那麼做的原因。
我的妻子──我是指我的前妻──她沒有參與審判。為什麼她要來呢？可是我在報紙上看到了她的照片。有些記者查出了她的住處，想要找她談話，或許就像妳現在跟我談話的方式，希望多了解我一點。如果妳能找到我提的報紙，就會看到她在一連串的照片裡匆忙行走，記者跟在她後方一、兩步拿著麥克風。可是她什麼也不想說，她在大門前推擠過他們，用她的手提包遮住臉不讓相機拍到。不過等她一進去想要鎖上大門時，就必須使用雙手。她不得不放下手提包，所以他們才能拍到那些她露臉的照片，而她臉上都是皺紋，大概是因為高溫，因為不安、挫敗以及我無法確切指明的許多事吧。在最主要的那張照片裡，她往上看，直盯著相機，雖然根據報導她從頭到尾沒說半個字，但她的表情像是尖喊著同樣的問題：為什麼？
我看到畫面，就知道那個問題並不是針對記者，而是針對我。她不必知道為什麼他們要騷擾她──答案很明顯。她的為什麼是想要問我。為什麼我要那麼做？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
「你應該別再找了，」他說：「你找的那些人──他們沒辦法工作。」
「我們可以安排許可證的事，」我說：「我們可以賄賂警察，沒問題的。」
「不是法律的問題，而是現實的問題。他們生病了，他們虛弱到沒辦法工作。這樣沒用的。」
我很渴，可是茶太濃了，我喝不下去。「你確定嗎？」
他點點頭。他說，他們的旅程很辛苦，超乎一般的辛苦，大部分的人抵達這裡時狀況都不好。他們從緬甸南方一個叫實兌（Sittwe）的地方上船，離他的家鄉不遠。他們從那裡走一般的海路穿過安達曼群島（Andaman Islands）到泰國南方，然後前往泰國境內與馬來西亞接壤的狹長地帶。這段路程不算太長，那個時候的天氣也很好，介於雨季之間，風平浪靜。其實，他在一段時間前從海岸更北方的吉大港（Chittagong）出發時，也走過幾乎一樣的路，所以他知道那要多久。
不過事情出了差錯，船迷航了，他們在上岸的好幾天前就已經喝光了水，於是人們開始死去──他不確定有多少人。只要船上有一、兩個人死掉，就會改變妳在那艘船上的感覺，改變妳對於未來每一天、每個月、每一年的看法。就算妳的身體撐住了，妳的精神還是會希望妳死了。在海上漂浮著，妳會覺得妳也死了。妳失去了朋友，他們的屍體被扔下船時，也會從妳那裡帶走某個東西，而那個東西──是什麼？沒人知道──那個東西再也不會回來了。
他們一上岸，就被帶到泰國南方的叢林營地，要為穿越邊界的路程恢復足夠的精力。有一、兩具屍體被埋在叢林裡──是在上岸之後死去的人。這種事常發生。烏薩爾待在其中一座那樣的營地時，還得埋葬一個他在船上認識的十七歲男孩，那個男孩的夢想是當木匠。為什麼是木匠？烏薩爾從來就沒能了解。男孩得了痢疾，後來死於脫水。烏薩爾在為他挖墳墓時，心裡一直想，這可能會是我。如果我死了，就會有別人為我挖墳墓，而我會被埋葬在這裡，就在這個我根本還沒有機會認識的國家。我的身體會滋養這片新土地的土壤，我會把我自己獻給它，只是不是以我預期的方式。（當時我想告訴他一句中國人常說的話，可是我沒講出來。落葉歸根。妳知道這句話嗎？一切都會回歸到原來的地方。就算到處流浪，妳也一定會回家的。萬物都是這樣自然發展，而我們預期生命也是這樣，也許對某些人來說真的是。但對大多數人不是。）
他們搭卡車被偷偷運過邊界，一路載到霹靂州的南部，現在他們就在那個區域，接連換了一座又一座臨時營地。烏薩爾所謂的老闆，也就是阿強要找的那個人，他想讓他們接受藥物治療，可是要為不應該在國內的人找到協助很困難。那就是烏薩爾聽說的──這群工人之中有很多都生病也垂死了。聽起來不妙。不久之前他可能會介入，試著做點什麼幫忙他們，也許讓他們跟已經在國內立足的家庭一起住，那些人可以照料他們，給他們住處與安慰，那比任何藥物都還有效。但他並不熟悉這種人。他們是羅興亞人。妳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嗎？他們是難民，他們住在戰區，他們被迫離家，他們早在啟程離開之前就已經很虛弱也受過傷了。如果妳來自那種地方，那麼不只是妳的身體會受苦，妳的大腦也會超出負荷，而烏薩爾不知道怎麼幫助那樣的人。走私客才不在乎他們帶誰進來，他們只會計算人數。只要船載滿人，他們就開心了。男人或女人──就只是一個人。那是烏薩爾的老闆在某天說的話，不過烏薩爾早就知道了，他從離開孟加拉的那天就知道了。他會知道，是因為他也曾是那樣的一個人。
……
可是這不合法，她說。
那又怎樣？某件事不合法，不代表它就不會發生。
我們有處理那種事的法律。我是指你說的那種虐待。我們有針對剝削和暴力的規定。童工。我們真的有法規。
我笑了。妳知道自己住在什麼國家嗎？妳以為妳在瑞士或新加坡嗎？小姐，這可是現實世界。就算在紐約或妳做研究的任何地方，妳以為違法的事就不會發生嗎？
我知道，我沒那麼天真。但還是覺得不好。
妳不相信我嗎？
不，不是那樣的。只是你說的有些事……讓人真的很難接受。
我看著她，然後聳了聳肩。有時候我就是忍不住。談到不愉快的事情時，我知道我應該更小心用詞，盡量讓故事更好聽一些，也讓她可以接受。我看著錄音的手機，看著她的筆在筆記本上潦草書寫。我希望她認為，我喜歡這個故事。我知道我應該更慎重一點，說個好故事，結果我做的卻是相反。我把所有可怕的細節都告訴她，我無法克制自己。忍住，忍住，我心想，可是我卻不由自主地一股腦全講出來。她什麼都沒說，也不會打斷我，而這讓我又說得更多了。今天我把來自孟加拉的外籍勞工故事告訴她時，已經在腦中想好了一句簡單的說法。那是一段非常艱辛的旅程，有人死了。結果我卻把我遇到的那位外籍勞工所說的內容一五一十告訴了她。走私客把他死去妻子的腹部割開，這樣她的屍體才不會鼓起，到時候丟下船也會快點下沉。雖然移工虛弱到快死了，但還是必須挖墳墓。他們自己的墳墓。這樣他們死了以後，走私客就可以直接把他們推進去。沒有力氣搏鬥，只有足夠的力氣去死。人們會看見自己的傷口長出壞疽，感覺自己的腿正被動物啃咬。
她會抬起頭看，而她的臉色會跟月亮一樣蒼白，並且困惑地張大眼睛，就像孩子聽見壞消息那樣。一開始我想要保護她，不讓她聽這些故事，然而我講述時，卻發現我想要她感受到那種痛苦，確保它會滲進她的世界，她那乾淨、快樂的世界。我想要它變成一朵雲，如影隨形籠罩著她，就跟我一樣，而且隨時都是這樣，所以我才會不停地講。但每次我說完後，都一定會發生相同的狀況。我很內疚把這種痛苦帶進她的生命中，接著我就會想把一切抹除掉，只是我辦不到，無論如何我都不會感到懊悔。我甚至說不出道歉的話。（而且要道歉什麼？）我覺得完全無能為力。所以我就只是呆坐著。
嗯，她停頓了一會兒之後說。那真是很難理解消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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