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戴著神祕面紗的金三角
本書描述一群雲南華人武裝流亡者和他們的家屬、隨從，在東南亞流蕩、安居的故事。
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這些手拿武器的流散人群，從中國雲南出發，一路經過緬甸東北角和寮國西北角，最後移居泰國北部山區，打造出一套特殊的農業生計方式。他們推動山地農業的發展，不但在金三角引進新興經濟作物如荔枝、柑橘、芒果的生產和銷售，也掌握東亞日常餐桌上迴轉壽司的薑片。這些峰迴路轉的流亡故事，不只涉及這些雲南華人離散人群的過往，以及他們如何在泰北艱苦奮鬥開拓新生活，也包括其他相關議題。例如：他們在泰北開展的根除鴉片措施、文化再造與跨國移動，如何影響他們致力於維護傳統中華文化的夢想與幻滅？他們所發展出來的山地農業模式是否可行或具永續性？這套農業生計模式對於當地的生態環境有何影響？這套農業生技模式是否可轉授給東南亞其他飽受貧困之苦的山地少數民族，如苗、瑤、傈僳、甲良等，以改善他們的生活？總之，這本民族誌涵蓋的內容，兼具描述、分析、理論討論，以及政策思考。
本書所描寫的泰北華人離散族群，源自於中國西南的雲南省。這群人大部分屬於國共內戰中國民政府的附屬地方部隊、自衛隊及其家眷、隨從。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間，當勢不可擋的中共解放軍席捲中國大陸且遍及西南地區時，這群潰敗的雲南人陸續撤退至位於緬甸、寮國和泰國邊界的「金三角」地區。他們之所以毅然放棄家園，離開中國，主要是受到當時國民政府所宣揚的民族主義影響，認為共產主義是從西方引進的邪惡政治思想，意圖摧毀傳統中華文化，尤其是蔣介石所尊崇的正統儒家思想。
這群雲南人以傳統中華文化的維護者自許，在中國西南地區忍受種種嚴酷的生存條件，與中共進行軍事對抗。戰敗之後，他們不得已放棄祖先的家園，帶著家小、鄉里故舊，先流落到緬甸東北的撣邦和寮國西北的山區，其後又避居泰北的熱帶叢林，在惡劣的條件下繼續艱困地生活。他們憑著強烈的反共信念、維護傳統文化的理想，經歷極大苦難才得以勉強倖存。這種看似具備崇高道德內涵的信念，卻也引誘他們在艱困無助的生存壓力下，投入違反尋常道德規範的非法活動，包括種植鴉片、生產海洛因、參與國際毒品走私交易。在反共與生存之名下，生產與販賣毒品在此雲南社群中獲得必要性與正當性。由於這群武裝雲南人原本即為服從地方領袖的軍隊，習於吃苦作戰，他們很快就成為金三角地區組織性販毒的重要骨幹。
這群人由雲南遷移到泰北的漫長歷程備極艱辛。一九四九年後，他們先跨越雲南邊境來到緬甸東北部和寮國西北部的金三角地區，在這個三不管地帶稍作整頓後，便積極籌劃反攻雲南的準備。但是，在中共和緬甸軍隊的雙重夾擊下，他們再度被迫從緬甸、寮國逐漸移往泰北。由於緬甸政府在聯合國控訴中華民國政府軍隊入侵，於是在一九五三與一九六一年，在臺灣重新立足的中華民國政府兩度將其滯留在緬甸的大部分軍隊，移居臺灣安置。一九六〇年代初期，緬甸殘存的國民政府地方部隊和他們的隨附人群，繼續南移，進入泰國北部山區，終於長留該地，在此建立數個定居式的流亡聚落。其後，這群流亡部隊因為協助泰國軍隊消滅泰北地區的苗共組織，而獲得合法居留當地的喘息空間，一九八一年甚至獲得官方許可，正式成為泰國公民，得以永久居住在這個國家。從開始流亡到成為泰國新公民，歷時三十餘年。
擁有泰國的公民身分後，這群雲南人開始改變過去依賴種植鴉片、販毒走私以維生的生計方式，逐漸打造出一套特有的山地農作模式。他們在山區建立果園，種植熱帶水果、試驗果樹品種，並將農產品銷售到國內、外市場，為泰北地區帶來一定程度的繁榮。本地雲南離散人群的社區看來都有修剪整齊的果園、色彩鮮豔裝修整潔的房子，還有備貨充足的雜貨店。他們逐漸擺脫過去製毒和販毒的昭彰惡名。
表面上，這種山地農作生計方式看似完善可行。不過，他們意圖重建自我族群認同和保存傳統中華文化的作為，卻衍生出若干問題。例如，他們在經濟上相當自足，對生態環境也相對友善，但在社會文化上是否也能成功地自我繁衍，世代傳遞？他們發展出這一套生計模式的成功或失敗，是否與傳統中華文化的實作與理想，有具體的關連？
我對泰北華人山地農業生計的永續問題感到興趣，主要源自於學術界對於科技或環保的山地農業是否可行的爭議。實際上，泰北雲南華人所建立的這套山地農作制度，看似成功找出適合當地生態環境、可以替代鴉片的種植物，以及減少環境破壞的農耕做法。這套生計模式，似乎給金三角地區其他想脫離貧窮和毒品雙重禍害的山地農民，樹立起一個可行的典範，證明成功的山地農作不一定需要將森林砍伐殆盡，或破壞地表土壤等傷害環境的方式才能達成。而且，對於農民來說，這套山地果樹栽植模式也能產生適當的利潤。換言之，這樣的一套生計典範，應該受到在金三角從事反毒和扶貧的泰國政府或國際機構正視才對。
然而，這群雲南華人所建立的農業生計方式，並非全無缺失。
我會在後面的章節說明，這些雲南離散人群建立的山地農業生活方式，之所以具有內在自相矛盾的優點與缺點，源自他們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一方面，他們從傳統文化中取得推展這種農業生計所必要的社會與文化資本，諸如山區水土保持知識、適當使用肥料和作物輪作、貨幣及信貸使用、鬆土和果樹接枝技術、農場組織管理、市場運輸資訊、華人社會網絡等，足以幫助他們處理此套農業生計所面臨的實際問題。然而同時，也正是這套他們致力於維護和複製的傳統華人文化理念，讓他們的社群內輩分階層關係森嚴，缺乏彈性，壓縮自我個性與興趣的發展。這都導致那些在泰國成長、接受泰文化較為寬鬆和多元人生觀的年輕人，難以接受這套制式的生活方式，這便是我在此書中稱之為｢文化僵化｣的過程。
我所說的文化僵化是指：「當某些主流文化理念或規範變成神聖不可侵犯、不容質疑、挑戰或改變時，亦即對文化表面形式與規範的重視，更勝於對文化的本質或意義的理解時，在此情況下所產生的負面情緒，就變成扼殺群體內的創造性和改革能力。」在中國歷史中，如英國史學家伊懋可（Mark Elvin）所提出著名的｢高層次的平衡陷阱｣，即指出某種文化僵化，是阻止中國在十四、十五世紀進入工業革命的主因，這無疑是歷史的前車之鑑。在泰北雲南華人的群體中，這種缺乏彈性的僵化做法，讓年輕世代對傳統中華文化退避三舍。但是，第一代離散雲南人仍堅持其正統性和正當性，自詡為文化詮釋權威。這樣的對立，阻止了世代間的良性溝通，並惡化為持續不斷的世代衝突與社群分裂，為這群離散人群的永續發展前景蒙上陰影。
不過，泰北金三角地區山地開發問題的複雜性，不僅是雲南華人本身世代交替的適應不良問題，其他的外在因素也投下不少變數。例如，鄰國緬甸內部長期的內戰，使得緬甸東北部撣邦地區山地農民不停地越境逃到泰北。從雲南華人的角度來看，非法入境難民為他們提供缺乏合法身分保障的廉價勞工，提高農場操作的利基。但緬甸內戰的緩和，則直接減少了這種勞動力的來源。在泰北雲南村落華人子弟大量離開後，人力短缺的限制，農場營運是否能延續就會直接受影響。此外，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泰國這個民族國家的政治發展，在邊區推動直接行政管理，改變以往類似中國邊區的土司間接管理制度，也使得泰北山區華人農民在間接管理制之下所取得的使用山坡地的合法性，此時受到泰國國內法禁用山坡地的挑戰。另外，臺灣和中國在社會、政治和經濟條件上的不斷轉變、消長，也讓這群雲南華人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認同的源頭，出現今非昔比的困惑。最後，全球政治經濟的大局面改變，也影響深遠。冷戰期間，金三角是全球主要的鴉片和海洛因生產基地，並受美國情報單位的隱性支持。但在「九一一事件」之後，因為美國及其盟國極力提升反恐活動，在阿富汗開闢反恐戰場，使得鴉片生產的重心從緬甸東北部轉移到飽受戰火摧殘的阿富汗。金三角地區已不再是鴉片生產和販毒活動的重心。
泰北金三角的雲南華人社群研究，具備多層次的歷史與理論意涵。在本書中我深入討論三個問題：（一）本地雲南華人發展出來的山地農業生產系統，對當地生態環境造成何種短期與長期影響？（二）他們維護中華文化和民族認同的作為，在其農業生態適應的過程中具有何種實作意義？以及（三）離散人群多重認同的變遷，在當前全球化浪潮中有何意義？
為了執行這個研究計畫，我組織了一個多學科（人類學、地理學、土壤學、影視學等）和跨國（美國、泰國和中國）的研究團隊，並獲得美國溫納─格倫基金會（Wenner-Gren Foundation）二〇〇二─二〇〇三和二〇〇四─二〇〇五年度的國際研究合作計畫資助，以及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橋梁基金（Bridge Fund）的獎助支持（二〇〇三─二〇〇四）。從二〇〇二年底到二〇〇五年的夏天，這個研究團隊在資料蒐集上採用質量兼具的研究方法，在泰國清邁省美弘村進行實地考察。我們所採用的多樣性、跨學科的方法，有助於我完成這個理論與實踐並重的研究計畫。
有關雲南華人離散人群在東南亞的學術研究，在本計畫之前僅見極為有限的田野調查報告，所以我們面臨最重要的第一步工作，即是系統地蒐集這些人及其日常生活的報導。為能評估他們努力試圖打造的永續發展社區和再造華人離散文化究竟是成功還是失敗，我們必須建立一套基礎資料，並隨著時間推移，衡量其變化。
參與本計畫的六位研究人員以人類學、農學和地理學的研究方法，蒐集各面向相關的資料。我在這項研究中所使用的資料，大部分可說是藉由質性的方法所獲得，包括：詳細記錄村民的耕作方式（包括山地農作技術、水果生產加工、勞動力管理和市場營銷）、重大社會事件，以及日常社會生活方面，如婚喪喜慶、節日等。此外，我也透過訪談報導人，調查村民如何經營自己的山地農場、銷售農產品、選擇未來的配偶、安排子女教育等。在可能的情形下，我會盡量參與他們的日常生活儀式。
以下我先簡短描述泰北金三角的概況，再討論國民政府軍隊離開中國雲南進入泰北區域後的組織特徵，以及美弘村的發展軌跡。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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