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潛心收集他們的觀點，以及他們留給批判者們的印象，並出版了具有權威性的報告。我們看到，即便是那些關鍵的精神分析概念都受到質疑和辯護。這裡便有一個例證：佛洛伊德（1914）認為，壓抑理論是一塊基石，支撐著精神分析的整個理論結構，而彼得．馮納吉（1999）挑戰了這個觀點。馮納吉認為，精神分析師不應當再致力於挖掘那些被掩埋的過去，讓它們重見光明。他認為，精神分析的技術不應當聚焦於「考古學的隱喻」（p. 220）；相反地，精神分析師應當僅僅依靠現在當前的移情來開展工作。據他的觀點，如果精神分析師想要獲曉「患者的內心到底在發生些什麼，他們會遭遇到什麼樣的事情，（唯一的方法就是去瞭解）他們到底是如何以移情的方式與我們共處」（p. 217）。哈樂德．布拉姆（2003）則對馮納吉的論斷發出了強烈的質疑。布拉姆認為，「脫離患者的生活故事，包括他們所受的教育、家庭和文化，以及他們的性格，移情是無法被充分理解的，反之亦然」（p. 498）。
在過去的幾十年間，我在不同的國家與新一代的精神分析師們一同工作，我時常注意到，他們總會投身到這種或那種學派的精神分析思想之中，他們之間那種固執的「競爭」讓我感到困惑。新出現的這種「多元主義的生長」，有它的益處，也存在著隱患。我認為，質疑某些經典的假設，引入某些新的方式來理解人類的心理，是一種增長而變得豐富的過程。然而，這種新的「多元主義的生長」有時是支援了一種抵抗的力量，阻止我們去深入考察潛意識的材料。我開始覺得，讓經驗熟練的精神分析師詳盡地由始至終敘述精神分析的整個過程，對於闡明他們如何看待精神分析的概念，以及他們如何去分析沙發上的人們，是有必要的，而不是躲在各種精神分析學派的理論和術語背後。
在本書中，我將會由始至終地呈現精神分析的故事。在講述這些精神分析故事的同時，我還會寫下在傾聽受分析者述說並照看分析過程之時我腦海中出現的東西。我希望，這種途徑可以令學生和教師更加聚焦於如何看待臨床資料、如何以心理動力學的方式理解它，以及如何以治療性的方式作出回應。教師可以有機會將他們自己實施精神分析治療的方法與本書描述的內容進行比較。學生則可以學會質疑我或者他們自己實施精神分析的方式。
不同的個體可能會具有不同類別的人格組織，其潛意識幻想也會有各種各樣的類型，本書所涉及的內容便是：當我們面對不同的個體時，應當採用怎樣的精神分析技術。我會詳細地說明分析過程當中可能會出現的臨床表現，以及分析那些具有不同類型內在結構的個體時，我在技術層面所進行的修正。本書的第一個案例，其人格組織處於精神官能症層級。
本書的其他個案則有著更為複雜的問題，或者說，他們的人格組織處於更低的層級（level）。讀者可能會發現，我支持上述哈樂德．布拉姆（2003）的觀點。我會盡可能地試著去瞭解受分析者（患者）的生活故事，包括他們接受的教育、家庭環境以及不同尋常的童年事件等，以圖更好地理解移情以及反移情的發展。在本書之中，我也會詳述文化、宗教、歷史事件、潛意識幻想以及代間傳遞（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s）等因素對個體內在世界的形成以及分析歷程的影響。我會尤其關注外部事件和內部事件的相互糾纏。
雖然每一位分析師都有著不同的工作方式，而這也並不令人意外，但我們在這條道路上行走的大致方向必須是一致的。我們必須仔細地檢視我們與患者行走的道路，並對自身在技術方面的考量進行理論性的解釋。如果呈現我自己的臨床以及技術資料而為比較與討論開闢了一條道路，我將深感欣慰。

【第四章】
南方美人

在這一章，我將針對另外一位有著誇大性自戀的患者，描述完整的分析。透過這個案例，我們也可以看到，歷史和文化的議題會如何與個體自身心理特徵的形成相互糾纏在一起。
一個炎炎夏日，我接到了一位資深精神分析師的來電，他之前是我的老師，當時正在治療一位名叫葛洛佛的男性患者。這位同事告訴我，葛洛佛在海灘度假的時候，企圖殺死自己的妻子珍妮佛，因為他嫉妒其他男性在看珍妮佛，尤其是當她穿著比基尼在海灘上走來走去的時候。後來，當他們一起游到海灘邊的一個僻靜之處，他便將她的頭按在水裡很久，藉此恐嚇她。直到最後一刻，他才放棄了殺掉她的念頭。我這位老師問我願不願意治療珍妮佛。我同意見見她。
我知道葛洛佛處於「偏執狀態」，多年來，他一直在我老師那裡接受精神分析治療。雖然我與葛洛佛從未謀面，但仍然對他略知一二，因為我這位資深同事曾在專業聚會當中談及這個案例，藉以說明某些精神動力的過程。在詢問我願不願意治療珍妮佛的兩年前，他就曾經因為葛洛佛的問題向我諮詢過意見。當我們碰面的時候，我覺得他很焦慮。他告訴我說，葛洛佛剛剛拿到了飛行執照，並且已經開始駕駛一架小型飛機在維吉尼亞的夏洛特斯維爾（我和這位資深分析師都住在這裡）低空飛行。就在我們談話的時候，我突然想起來，常常看到我們辦公室所在的大學附屬醫院上空有一架飛機在兜圈子。現在，我終於意識到，那架飛機的駕駛員正是葛洛佛。
同事告訴我說，葛洛佛打算駕飛機撞向他的辦公室（那裡離我的辦公室並不遠），用這種方式殺了他。他知道，葛洛佛實際上是想要殺掉兒時的父親，因為這父親曾經虐待過自己的兒子。但是，考慮到葛洛佛的偏執狀態，我同事覺得葛洛佛確實有可能實現這個企圖。如果我這位以前的老師選擇報警，或者將此事通知民航總局，那就一定會干擾到他與患者的治療關係。我們倆之間這場對話發生的時間，比2001年的911恐怖攻擊早了二十多年，而且在當時，故意用飛機撞向建築物，在殺掉別人的同時也毀滅自己，這樣的想法聽起來如同天方夜譚。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我們面臨的危險好像又很真實。當時，我覺得自己對這位同事真的是愛莫能助。
最終，我同事決定不去報警，也不告知民航總局，而是保持在治療的立場，對患者口頭宣稱的意圖保持好奇之心，幫助患者修通自己的症狀：駕駛飛機盤旋在分析師的辦公室上空，同時威脅要殺死他。我知道我的同事成功地處理了這次危機。幾週之後，我發現，再也沒有飛機盤旋在大學附屬醫院的上空，我的焦慮也隨之消失了。
當我的老師向我尋求意見的時候，我瞭解到，其實早在他們結婚之前，珍妮佛就已經知道未婚夫正在接受分析，也知道他的「偏執狀態」。因此，她曾經向葛洛佛的分析師諮詢過。就我所瞭解，當我這位資深同事見到珍妮佛的時候，向她暗示說，與葛洛佛結婚可能日子會不大好過。然而，珍妮佛面對這位分析師的警告，顯然是左耳進右耳出。這時候，新娘和新郎仍然是二十四、五歲的年紀。兩年之後，葛洛佛企圖殺死妻子，老師便問珍妮佛願不願意見見我。
珍妮佛打了電話給我，我們預約了一次會面。她來到我辦公室的日子，距離丈夫想要謀殺她的那一天只相隔了四天，她打扮得就像一個準備為時尚雜誌拍攝封面照片的模特兒似的。她長得極其漂亮。我感到非常驚訝，因為我預期會見到一位非常痛苦的女士。回憶起海灘上發生的事件，珍妮佛並未表現出任何情緒；她說自己當時的確感到恐懼，但這種感覺並沒有持續很久。她並沒有打算離開丈夫，也沒有想要報警。看起來，她好像不受已發生的威脅和未來可能發生的威脅所影響。她說丈夫的分析師打電話給她，建議她來找我，探究這個事件以及她對事件的反應。
在我與她初次會面的這一個小時裡，她並未聚焦於丈夫想要謀殺她的企圖，而是想知道自己為什麼沒有想要生孩子的欲望。有時候，她會注意到其他已經結婚的年輕女士談論著生孩子的問題，或者已經生了孩子，並且很享受那種生活。珍妮佛會在自己內心探索，想瞭解自己為什麼沒有相似的欲望，以及為什麼她見到朋友們的孩子時一點兒都不興奮。她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什麼問題。她說，她實際上是因為這個原因才想來尋求分析的。

懷念美國內戰之前的南方文化

我與珍妮佛總共進行了三次面對面的初診訪談，在這個過程之中，我漸漸建立起一種印象：珍妮佛成長的那個家庭反映出了「舊南方」（Old South）白人富裕家庭所具有的一些傳統。「舊南方」這個詞，描述的是內戰之前的美國南方社會。它也指涉那些貴族莊園主及其忠誠的家奴。奴隸制度所導致的長期爭議，引發了美國內戰，戰爭從1861年一直持續到1865年。最終，南方諸州戰敗。國家重獲統一，奴隸們都獲得了自由。但是，有些人的內心卻仍舊持續地懷念著「舊南方」的傳統。
在這裡，我需要簡要地解釋一下，我是如何瞭解這個傳統以及它與種族主義的聯繫。正如我在第一章所述，我出生在地中海島嶼賽普勒斯，父母都是土耳其人。我在其他一些地方也寫到過我的童年，以及1957年我來到美國之後，賽普勒斯希臘人和賽普勒斯土耳其人之間爆發的血腥衝突（Volkan 1979a, 2013）。有一些作者會引用我的作品，認為賽普勒斯的土耳其人對賽普勒斯的希臘人存在種族歧視，反之亦然。然而，這並不正確。在我的成長過程之中，我的家人和我認識的土裔塞人，都認為島上的希臘人及其他民族和他們一樣都是人類。當英國的統治結束之後，賽普勒斯共和國成立，到了六十年代，賽普勒斯希臘人和賽普勒斯土耳其人開始發生衝突。的確，在那段時間，雙方對他人所承受的痛苦確實都喪失了同情，但這裡仍然沒有種族主義（Volkan and Itzkowitz 1994）。直到來到美國，我才瞭解什麼是種族主義。
1958年到1961年，我在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紀念醫院接受精神病學的住院醫師培訓。作為一名精神科住院醫師，我的薪水很微薄。為了在這個新的國家賺到更多的錢維生，我完成住院醫師的訓練之後，便同意在北卡羅萊納州一家州立醫院工作兩年，那裡收容的患者都是有心理困擾的人。我就這樣來到戈爾茲伯勒（Goldsboro）的櫻桃醫院，成為他們的新員工。那時是1961年，當時的櫻桃醫院只接收非裔美國籍病人。就在這一年，我在櫻桃醫院讀到了一些「科學」論文，它們都直接和間接地告訴我，黑人的大腦如何不如白人的那樣高等。在櫻桃醫院，所有醫生的出身都和我一樣，都是來到美國的新移民。我們每個人都會輪流為病人進行電擊治療。直到現在，我仍然能夠回憶起那個場景，一百多名黑人病患成雙排著隊，無奈地等待著輪到他們躺下來接受白人醫生「電擊」。我所看到的這一切，讓我想起電影中納粹集中營裡受害者們排著長隊的場面。我還在很多其他的場合注意到種族主義對患者和白人照顧者的態度所造成的影響。我尤其記得四名被送到櫻桃醫院的非洲裔高中生，他們被診斷為「思覺失調症」。我在櫻桃醫院工作的時候，北卡羅萊納州在法律上結束了白人和黑人之間的種族隔離。當廢除種族隔離在北卡羅萊納州成為法律之後，這些黑人高中生便成了第一批被送往白人學校的黑人學生之一；他們只是心存困惑的孩子；他們並沒有罹患思覺失調（Volkan 1963, 2009）。
1963年，我搬到了維吉尼亞的夏洛特斯維爾，這也是南方的一個州。我開始在維吉尼亞大學醫學院擔任教員，在這裡工作了三十九年，直到退休，成為名譽教授。成為維吉尼亞大學的教師之後不久，我開始接受我的個人分析和精神分析訓練。珍妮佛成為我的受分析者時，我對美國的種族主義以及某些生活在南部的人和家庭對內戰前南方文化的懷念，已經有了足夠的瞭解和體驗。

兩個母親

珍妮佛是家中的大女兒，她的父親是富有的婦科醫生，在南卡羅萊納州（這也是南方的一個州）執業。據珍妮佛所言，她家的房子很大，有一個很大的花園，她的父親在診所完成一天的工作之後，喜歡坐在門廊裡喝波本酒，家裡的黑僕則會在旁邊伺候他。他有時候會喝得酩酊大醉，表現出火爆的脾氣來，並且會對各種各樣的事情感到惱怒。然後，他就會拿出槍來，對著天空漫無目標地射擊，造成極大的喧鬧，嚇壞家裡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黑僕們。
珍妮佛父母的生活重心，似乎永遠圍繞著無休無止的競爭打轉，奮力想在白人社群中獲得社會認同。在珍妮佛成長的過程之中，他們所屬的鄉村俱樂部裡面既沒有猶太人，也沒有非裔美國人。無論是這位婦科醫生還是他的妻子，與自己的孩子們都並不親近，也從來沒有像一般父母那樣對他們表現出帶有溫情的興趣。珍妮佛有一個妹妹，名叫梅麗莎（比珍妮佛小三歲半），母親待她們就如同對待兩個特殊的洋娃娃。兩個孩子都長得異常漂亮，從她們幼年時起，母親便公然與她們展開競爭。據珍妮佛所言，那些母親照料嬰兒的尋常母性行為，比如擁抱、餵養、換尿布或者遊戲等等，從來就沒有包含在她母親的自我認知裡面。她對兩個女兒的容忍，僅限於當她們為了她的顏面而將自己穿戴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而，女兒們漂亮的程度絕對不允許蓋過她自己向別人展示的光彩。母親和她的女兒們很少談論別的話題，只是談論誰在穿著和外表方面比其他人更優越，她們之間的關係帶有那麼多的嫉妒和怨恨，以至於其中一個人哪怕獲得了些微的喜愛，也會被另外兩人當做是一種傷害，並對此感到深深的憤恨。
珍妮佛出生之後，一個名叫莎拉的黑人女僕（她與珍妮佛的母親同齡）被指派去照顧這個嬰兒。莎拉住在地下室裡面。在得到允許之後，她才可以到地面樓層來照顧小珍妮佛，她稱呼自己的白人雇傭者為「主人」和「女主人」。成年之後的珍妮佛還記得這樣的影像：莎拉會唱歌給她聽，讓小珍妮佛坐在自己的大腿上，輕輕地搖晃著她，跟她玩捉迷藏等等。珍妮佛告訴我，她至今還會時不時地在唇齒之間嘗到莎拉以前為她做的食物的滋味。然而，當梅麗莎出生之後，她與莎拉之間的親密便戛然而止，因為莎拉主要的精力都開始投入去照顧這個妹妹了。
對我來說，珍妮佛向我描述的童年家庭生活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當時，我已經在維吉尼亞的夏洛特斯維爾開展了很多年的精神分析，發現很多南方富裕白人兒童都是由兩個母親（即生物學意義上的母親和黑人保姆）撫養長大的，對這種情況，我已經見怪不怪了。我也很熟悉這些擁有兩個母親的兒童如何需要隱藏自己對黑人母親的摯愛情感，尤其是當生物學意義上的白人母親以及其他與她有關的人（比如她的親戚或者朋友們）在場的時候（Cambor 1969; Smith 1949; Volkan and Fowler 2009）。在隨後的生命歷程中，這些兒童在整合兩個母親意象上，以及在整合自己因為認同「互相對立」的兩位母親而分裂的自我意象上，可能會出現困難。聽著珍妮佛的描述，我產生了一種印象：珍妮佛內心幾乎所有的溫情回憶都和她與黑人女僕莎拉之間的親密時刻有關。然而，與此同時，她卻試圖否認自己與莎拉之間的情感依附，因為莎拉的女僕身份在珍妮佛的家中地位低微，也因為莎拉「拒絕」了珍妮佛，而開始去照顧梅麗莎。
與珍妮佛的分析工作結束之後，我遇到了貝芙麗．麥基佛，她是當代著名的黑人藝術家，榮獲過很多獎項。她幫助我瞭解到了珍妮佛這個故事的另一面：美國黑人小孩在自己的媽媽不斷照料白人孩子的情況下如何被撫養長大的故事。這些黑人孩子和白人孩子有著同一個「母親」，但他們卻從未曾有過社交往來。麥基佛的母親是黑人女僕，多年來，她一直在照料白人雇主家的孩子，而她自己的孩子卻是由祖母照料的（McIver 2005）。
珍妮佛還告訴我，當她和妹妹梅麗莎與父母在一起的時候，他們從來不會給孩子們任何玩具，甚至連洋娃娃都不給。我對此留下的印象是：對她們的母親來說，這兩個孩子本身就是洋娃娃或者玩具，因此她們不需要擁有自己的洋娃娃。珍妮佛的白人母親似乎干擾了自己女兒與過渡性客體的相互作用。我在想，她們的遊戲活動受到了侵擾，是否正是這一點使得珍妮佛在體驗文化領域事物的方面出現能力不足的情形。珍妮佛回憶著莎拉如何在自己十來歲年紀的時候從她的生活之中消失。我感覺，那時候的珍妮佛已經承擔起自己母親為她設定的洋娃娃角色，而且否認了她在童年時期對莎拉的情感投入。等到珍妮佛長大成人，她對莎拉離開自己家之後的生活一無所知。
我認為（並未告訴珍妮佛），上述關於珍妮佛的童年生活，可以說明她為何會願意嫁給像葛洛佛這樣有偏執狀態的男性。他也來自南卡羅萊納，父親是商業大亨。葛洛佛在家中的一間辦公室裡面管理他自己的事務，他從來沒有工作過，但他透過在股票市場的投資不斷地增加財富。他對別人疑神疑鬼，有時候會有妄想，我認為他大量地累積財富其實是種防禦，以讓自己感覺到安全。雖然珍妮佛的父母已經極為富裕了，但與她結婚的這個男人比她的父母更為富有。她與其他一些年輕人交往過，但從未愛上過誰，也從未與誰發生過性關係。由於她感到自己是那種應當讓人仰慕的角色，我想，儘管她非常漂亮，但是長時間的相處還是會讓人們感到乏味。她知道，自己之所以選擇這樣的丈夫，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他能夠為她提供各種各樣的奢侈品，同時也能讓她接近富人和重要人物。她對奢侈品的追求大部分都可以得到滿足，但在她的初診會談當中，她卻抱怨他並不總是那麼慷慨；相反的，他有點兒吝嗇。我注意到，只要仍舊跟葛洛佛在一起，珍妮佛就相信自己依然有機會確立自己的身份是世界上最漂亮、最富有的洋娃娃。因此，她堅決否認葛洛佛的狂怒和他想要殺死自己的企圖。
她告訴了我某件不尋常的事情：當結婚典禮日益臨近，珍妮佛突然警覺起來，擔心新婚之夜葛洛佛會發現她其實還是個處女。就在婚禮前幾天，她去看一位婦科醫生，接受手術摘除了處女膜。她說，她不想讓丈夫覺得自己在婚前是沒人要或者沒人愛的。如果有人覺得她是一個沒人要或者沒人愛的女人，這對她的自尊來說會是個很大的打擊。在初診訪談階段，對於這個不尋常的行為所具有的其他意義，我並沒有進一步探詢。我突然想到，她讓一位婦科醫生來刺穿自己的處女膜，這與她對擔任婦科醫生的父親所具有的幻想有關。然而，我願意等待，在分析的過程之中慢慢瞭解我們對這些內容可以發現些什麼。她還說自己是一個性冷感的女人。
珍妮佛和我決定每週安排四次治療。我告訴她，她會在我的沙發上，不管腦海之中出現了什麼，也不管身體出現什麼樣的體驗，都描述給我聽。我還補充說，我們會對她所說的內容保持好奇，當我覺得有話要說，而且這些話對我們的工作有幫助時，我會說出來，然後我們一起探索這些內容。就這樣，珍妮佛開始躺在了我的沙發之上。

沙發上的「瓷娃娃」

分析開始之後，每一次會談她都會精心打扮。我注意到，我在大學附屬醫院裡接待珍妮佛的辦公室，是很典型的蓬蓽風格，與她那適合參加歌劇開幕之夜的外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如我之前所述，她長得非常漂亮。然而，我在她身上卻感覺不到任何女人味。相反地，我感覺自己正看著一個真人大小的漂亮瓷娃娃躺在沙發上面。除了對其他女性的成功表達嫉妒之情以外，珍妮佛說得極少，而嫉妒的對象往往是她那已婚的妹妹和依然住在南卡羅萊納的母親。母親或妹妹會打來電話，告訴珍妮佛她們最近又買了些什麼東西，比如一件「頂級的」晚禮服或者一件「頂級的」古董傢俱。她們的成功主要集中於收集漂亮的東西。
我瞭解到，她有一個每日都要完成的儀式。中午的時候，她開始精心打扮。下午五點左右，葛洛佛會載她去查洛特斯維爾的一個鄉村俱樂部。

【推薦序】
躺椅旁的精神分析師與田野上的和平主義者
王浩威（華人心理治療基金會執行長、IAAP臺灣榮格發展小組負責人）

一
我們要怎樣描述這一位作者呢？
在許多訪問裡，沃米克．沃爾肯（Vamık Volkan）這位傑出的精神分析師、作家和國際和平工作者，直到今天，如果有人問起，他為何會走出診療室而做這一切不可思議的工作，他幾乎都是從這個故事說起的。

「當我到土耳其安卡拉讀醫學院的時候，家裡是十分貧窮的，在最後的兩年，我和一位同樣來自賽普勒斯的朋友一起租了個房間。」這時候，你可以看到他的眼睛望向窗外，讓別人看不到其中的情緒：「我家裡雖然有姊妹，但沒有兄弟，所以艾洛也就成為了我的兄弟。1957年，我來到了美國，三個月後，我接到父親的來信，裡面有我兄弟的一張照片。

「艾洛在畢業以後選擇回到賽普勒斯。當時，希臘後裔的恐怖份子想要讓賽普勒斯回歸希臘。艾洛媽媽當時的身體狀況不好，他們便一起到街上的藥局，想要找一些相關的藥物。就這樣，這些恐怖份子至少重複射擊了他七槍！

「他之所以會死，並不是他是艾洛的緣故。他們拿槍掃射他，只是因為他屬於另外一個團體。他們因為他的認同而殺了他。」

對於這樣痛苦的失落經驗，沃爾肯的反應，是將這一切放到內心更深處的角落，以為就這樣了。作為一位精神分析師，他還是繼續自己的專業，沒有意識到摯友的死亡其實在他的潛意識裡一直引導著自己的生命，不知不覺走向了現在所從事的工作。

二
沃爾肯於1932年出生在賽普勒斯島中間偏北的四千年古城尼古西亞（Nicosia），父母皆是土耳其裔。

賽普勒斯這個島嶼地處地中海偏土耳其南邊的位置，根據考古學的研究，早在八千年前就已有定居的村落。之後，希臘人先來，陸陸續續又有亞述、埃及和波斯人的征服。一直到西元前58年起，羅馬帝國在這裡建立賽普勒斯行省，持續四百年。然而，西方沒落了，阿拉伯世界就佔領了這個地方。395年，賽普勒斯歸屬拜占庭帝國，但1489年又被威尼斯共和國併吞。而1571年，土耳其鄂圖曼帝國佔領賽普勒斯，1573年正式割讓。

直到1878年，英國併吞賽普勒斯，並開始對賽普勒斯長達八十二年的管理。甚至，在1925年，賽普勒斯像香港一樣，成為了英國的直轄殖民地。因為如此，1959年2月，英國、希臘、土耳其與賽普勒斯希族、土族代表簽訂《蘇黎世－倫敦協定》，確定英國將移交賽普勒斯主權，規定了賽國的基本結構及憲法基本條款。

就像二次大戰後，英國處理阿拉伯問題一樣，總是故意埋下日後將造成分裂或動盪不安的因素。衝突不斷地出現，卻是越來越嚴重。1957年，也就是沃爾肯如兄弟般的好友，艾洛醫師，在街上被屠殺的那一年。

1960年8月16日，賽普勒斯希族、土族代表與英國、希臘、土耳其三國簽署建立賽普勒斯共和國的文件，以及英國、希臘、土耳其的《保證條約》和賽普勒斯、希臘、土耳其的《同盟條約》，賽普勒斯宣告獨立，成立賽普勒斯共和國，組成希、土兩族聯合政府。但和平並沒有維持太久，三年後，希、土兩族因制憲問題發生嚴重流血衝突。到了1974年7月，希臘右翼軍人政權在賽普勒斯策動政變，這給了土耳其政府一個出兵的理由，所有的衝突更加激化了。賽普勒斯成為國際上公認的火藥庫。

1975年2月，土耳其人在賽普勒斯北部自行宣佈建立「賽普勒斯民族邦」，1983年進一步成立北賽普勒斯土耳其共和國，但不獲國際社會的承認。聯合國開始積極地進入，於是，2004年4月24日，在聯合國主持下舉行全民公決，但聯合國祕書長科菲．安南費盡心力所提倡的賽普勒斯統一方案完全失敗。從此，戰爭雖然逐漸地減少，但這個島嶼開始了新的分裂。

這一年的5月1日，賽普勒斯共和國（希臘人的區域）單獨加入歐盟，成為歐盟正式成員國。

至於土耳其裔的賽普勒斯人，則成立了國際社會到目前為止都不承認的北賽普勒斯，首都就定在尼古西亞這城隔離出來的北半部，也就是沃爾肯的老家。

不過，沃爾肯本人可能不會習慣稱這城為「尼古西亞」，因為這是希臘語的名稱。在土耳其裔的賽普勒斯人裡，他們自己用土耳其文稱這個城市為列夫科西亞（Lefkoşia）。也確實如此，在沃爾肯大部分的資料裡，出生地都寫著列夫科西亞。

三
一個原本應該是乖乖待在治療室的精神分析師，在臨床工作上也的確十分有成就、而且是著作等身的分析師，為什麼會成為一位穿梭在國際戰場的前線、在大批難民的集中營、在各國政治家或外交官聚會場所出現的精神科醫師呢？甚至在2005年以後，多次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

在專業上，1957年，這位在土耳其安卡拉完成了醫學教育的年輕醫師，來到了美國以後，進入當時美國的主流精神醫學氛圍，同時開始接受精神醫學與精神分析的訓練。後來，他在維吉尼亞大學這所常春藤學校服務長達三十九年，同時也在華盛頓精神分析研究所（位於華盛頓特區）協助培養新進，在兩個地方都是以終身榮譽職退休。這樣的經歷在專業上是相當成功的，跟我們閱讀到的許多傑出精神科醫師或精神分析師的資歷是差不多的。

然而，沃爾肯不經意地聽到了一個消息，也就開始了這些不同尋常的社會參與。

1977年，埃及總統沙達特訪問以色列。他這樣的舉動為以色列和它周圍的阿拉伯國家關係一度帶來了和平的可能。當他站在以色列的國會（Knesset）公開演講時，勇敢地大聲說出兩個國家之間所有的問題至少百分之七十純粹是「心理障礙」的結果。

這樣的說法出現在重要的國際政治家口中，是相當不尋常的。這對長期關心國際事務的許多國際非營利非政府組織，自然是一大鼓舞，更不用說是心理界人士了。在美國精神醫學學會中，有一個精神醫學與外交事務委員會，他們覺得，多年以來世界各地越來越嚴重的種族衝突，現在忽然似乎增加了不少希望。當時這個委員會的副主席就是沃爾肯。他和其他許多人提出積極的建議，希望進一步思考這樣的「心理障礙」究竟是怎麼回事，想要理解究竟是怎麼樣的政治、歷史和心理因素，為什麼既可以對大團體的集體心理產生強烈影響，甚至也會對個人的個體心理產生同樣的影響？

這樣的計畫不只是文字上的思索，他們也透過實際的參與來進一步思考，包括在難民營的團體裡、在族群衝突的社區裡，乃至於到了治療室，皆是如此。許多原本極端對立的處境，敵對的雙方就算沒辦法立刻化解彼此之間的衝突，至少也都用語言文字取代了過去隨時就拿上手的武器。

在《奉認同之名的殺戮》（Killing in the Name of Identity）這一書當中，沃爾肯描述了許多他所參與的對話。在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間進行的非官方對話，讓他很快便明白，人性在極端的壓力之下，心智上會很快地採取「我們以及對立的他們」（us-against-them）這樣的模式，彼此之間過去鄰居一般的熟悉也就不再存在，彼此之間很快就進入了無情的殺戮。幸運的是，他也從實際的參與發現到確實的證據：只要有真誠而開放的對話，這樣迅速對立的發展可以得到有效的改變。

沃爾肯在一篇訪問裡表示，這些發現讓他開始有了「保持戒慎的樂觀」，他因此決定進行長期的研究。1987年，在當時的美國總統卡特的支持下，他在自己任教的維吉尼亞大學醫學院成立了「心理與人類互動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Mind and Human Interaction, CSMHI）。因為沒有一個單一的專業可以解決這麼複雜的問題，在這裡，參加的人不只是精神科醫師與精神分析師這一類的臨床工作者，也包括了退休的外交官、歷史學家、政治學學者、環境政策專家以及其他領域的專家。他們將不斷增長的理論知識，以及以現場驗證所獲得的知識，運用到了各種各樣的議題之中，比如：種族對立、種族主義、大型群體認同、恐怖主義、社會性創傷、移民、哀傷、代間傳遞、領導與追隨關係，以及國家和國際衝突的其他方面等。

四
他們在這樣的基礎之下，知道如何在長久對立的地區敵人之間，建立起對話的氛圍。沃爾肯自己認為，這樣的探索和實驗所達到的最大成就，便是在蘇聯及東歐傳統集團瓦解的過程之中所體現出來的情形。

1991年12月，當蘇聯解體的時候，沃爾肯和他的團隊在靜悄悄之中很快地開始了這樣的對話氛圍。政權的決堤必然帶來過去關係的改變，過去的統治者很可能就變成了被統治者所對立的群體。沃爾肯表示：「我們知道，帝國的瓦解，不管你喜不喜歡，終究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波羅的海的這幾個國家（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立刻陷入了一團混亂，而俄羅斯總統葉爾辛立刻召集一群具有相關專長的人與他們對話，我們因此才選擇參與了愛沙尼亞作為工作的對象。」

當沃爾肯和他的團隊第一次站在當地的俄羅斯人與愛沙尼亞人之間時，彼此之間的恨意和互不信任，可以說是像電擊般的叫人驚悚。在當時，武力設備比較弱的愛沙尼亞人，同時也要處理他們的恐懼，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在那個時候是沒辦法跟當地的俄羅斯人競爭的。

沃爾肯回憶說：「你可以看得出來，俄羅斯代表們與愛沙尼亞代表們之間的憤怒，一開始的時候，我們站在團體裡，有兩個愛沙尼亞人忽然陷入了憤怒的狂暴裡，但卻無法說出任何的話，因為他們同時也是如此的恐懼。」

過了兩年後，他們又回到原地，一切不同了。「在聚會的時候，愛沙尼亞代表們是這麼憤怒地衝上來，對著俄羅斯人直接狂罵尖叫。一位外交官出身的朋友走過來，說：『天呀，這太可怕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然而，我們團隊裡的心理工作人員卻是興奮的，因為他們終於把情緒打開了，我們可以開始工作了。第二天，我們回到會議室，卻發現在前一天的工作以後，一個人都沒有出現，我們不禁想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當我問大家去哪裡了，我才知道他們回到愛沙尼亞國會上繼續開會去了，剛剛已經完成了六項的協議。」

憤怒是正常的。特別是在一開始的時候，這是對話可以展開的基礎。在長久的壓抑之下，唯有這樣的憤怒得到了真正的抒解，才有真正地將所有的話完完整整說出來的可能。在這同時，沃爾肯和他的團隊也給予適當的示範，讓他們開始出現共同存在的格局，知道不同的生活模式是可以並存的。愛沙尼亞也果真在這幾十年來，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再也沒有任何的血腥殺戮了。

五
CSMHI的成就是令人讚歎的，1987年，蘇維埃智庫（Soviet Duma）甚至還跟他們簽訂一項計畫，研究俄羅斯和美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到今天，這單位仍然秉持這樣的精神繼續工作，即便沃爾肯於2002年從維吉尼亞大學榮譽退休，已經不再擔任這裡的負責人。

沃爾肯本身也從來沒有閒下來。他之前被美國總統卡特任命為直接向他報告的「國際協調網路」（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Network, INN, 1989-2000）成員之一，也是國際精神分析學會「恐怖與恐怖主義工作小組」
（Working Group on Terror and Terrorism）成員之一。他同時一度擔任世界衛生組織阿爾巴尼亞與馬其頓計畫的顧問。2006年南非屠圖主教慶祝十周年和平的時候，他也受邀到開普敦在大會上演講。因為他可以說是首開先鋒，將精神分析或心理學的理論有效應用到當今社會最不知所措的種族問題上，包括大族群之間的仇恨，因而這樣的任務接踵而來，同時獲得了包括諾貝爾和平獎提名在內的各種榮譽。

然而，他還想要做更多的努力。

2007年，他創辦了「國際對話倡議組織」（International Dialogue Initiative, IDI），想要在原來的理想上，做更深入的工作。

在這個組織的網頁，他們一開始就是這樣介紹自己的：
我們是誰？IDI是不屬於任何國家的、國際的、不同專業領域的團體，包括了精神分析師、學術工作者、外交官以及其他的專業人士，從心理學資訊的角度來研究和解決社會上的衝突。

我們要做什麼？在二十一世紀，瞭解「大他者」（Other）如何用各種方式存在，可能是在民主和國際關係的領域當中最主要的困難。因為歷史所造成的反射性敵對態度（這一切的緣由往往早已消失，但是相關的情緒和象徵在當今社會裡依然十分活躍），往往造成當今社群之間與國族之間的衝突。站在雙方實際的利益上所進行的理性方法，經常被另一方的非理性觀點所挫敗，所有的討論也就存在著變得十分容易混亂或極端化的危險。從一開始就有著緊張的工作關係，於是便受到了更多的破壞。以心理學資訊進行對話（psychologically-informed dialogue）的目的，是要在這樣溝通與關係的重重障礙中，試圖打開一個反思的空間。這一切的目標，在於瞭解這些障礙（通常和創傷有關）的情感和歷史背景是如何在當今世界裡一再被感受和體驗。這樣強力密集的心理學習，可以幫助參與者克服對於對話的抗拒，促進他們找到和平之道來解決團體之間的問題。

「國際對話倡議」並不是一個很龐大的組織，但參加的二十位核心人物都是相當有臨床能力的。目前這個組織的副會長羅比．弗萊德曼博士（Robi Friedman），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以色列海法大學臨床心理學教授，曾任國際團體分析學會主席，是以色列團體分析的共同創始人，也是目前的主席，並是以色列團體治療協會的前任主席。

六
因為在臨床上面有這樣實踐的需要，也就促成了沃爾肯在理論上發展出另外一片天。
他研究的焦點是將精神分析的思想，應用到不同的國家與文化之間、個人與社會哀悼、創傷的代間傳遞，以及原始心智狀態的治療方式。

他發展出一套非官方的外交模式和理論，也就是「樹模型」（Tree Model），對長年無法結束哀悼的人，提出他們內心現實的「連結性客體」（Linking Objects）和「連結性現象」（Linking Phenomena），並且觀察這些社會的「選擇性創傷」（Chosen Traumas）和「選擇性榮耀」（Chosen Glories），將心智功能保持未開發的這些人內在的「嬰兒期精神病性自體」（Infantile Psychotic Self）的演化，建構出相關的理論。

所謂的「連結性客體」，這種對實質認同的客體，可能是真實的物體，或者是行動或其他的形式，將哀悼者連結到（經常也是產生聚合的機會）真正失去他們的那一刻。

畢布林（Edward Bibring, 1894-1959）是奧地利出生的精神分析師，從1925年起就是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的成員，和佛洛伊德的關係相當近。1941年，他隨著納粹的崛起而移民美國，卻陷入了書寫上的障礙。為了治療自己這個問題，他在1954年發表了一篇文章，討論「弭除反應」（abreaction）這個機制的重要性。他將它稱為「情感的再世」（emotional reliving）。弭除反應是情緒的卸載，透過這種卸載，主體擺脫附著在創傷事件記憶之上的情感，以便使記憶不成為或不停留在病原狀態。佛洛伊德在《論歇斯底里現象之精神機制》闡述關於歇斯底里症狀發生的理論中，提出了弭除反應的描述。

沃爾肯在畢布林這樣的理論基礎上，提出「再次哀傷治療法」（re-grief therapy），希望能夠解決這些人內心遲遲無法改善、已經是病理性的哀悼。他的方法是帶領著他們回到「重新回顧死者當時的處境：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當事人對這個資訊的反應又是如何，還有看到屍體的反應，參加葬禮時的一切事件等等這一切。」

對沃爾肯而言，對哀悼的這一切處理是重要的工作。在他的「樹模型」當中，他進一步描述，透過對話所改善的不同族群之間的關係，為何可以維持下去，並且應用到真實的世界裡。「根」指的是由診斷階段所構成的樹，「樹幹」是心理－政治對話的促進歷程，「樹枝」是對話階段發展出來的各種獨立機構和組織，資源或資金當然就是「水」。他強調，「這個『樹模型』的特性就是運用了包括精神分析師、精神科醫師、（前任）外交官、歷史學家和其他社會與行為科學家，這種多領域合作的處境對話團隊。」有興趣的讀者不妨上網搜尋這一篇文章。

七
在精神分析的發展過程當中，許多人也不顧佛洛伊德的意願，離開了作為精神分析操作中的界限——最基本的診療室，而走向了社會。

阿德勒是第一個離開診療室的，他跨進了社會，認為外界環境的影響並不比內在心理來得少，有時甚至還更重要。榮格也算走出了診療室，他走出診療室的界限，希望走向比現實世界還要更廣闊的領域。

然而，如果說十九世紀最後一個重要發明是精神分析；二十世紀一開始第一個翻轉人類歷史的影響，可能就是社會意識與社會主義普遍的崛起。連遠在亞洲的中國也不例外，孫中山充滿社會主義色彩的三民主義，推翻了傳統封建社會的大清帝國。
精神分析的陣營也不例外。

阿德勒一開始就不斷地強調：為何要為貧窮人做治療？對他來說，隨著佛洛伊德精神分析技巧的確立，一個禮拜五次，每次四十五分鐘的結構慢慢變成了固定的制度，也就代表著精神分析是只能屬於有錢階級的玩意了。
這樣的反省，不斷地在佛洛伊德子弟當中，一再地出現。只是，透過開除阿德勒與榮格而強調他的精神分析帝國是不容許挑戰的情形，使許多人採取不同的方式來進行他們的社會參與。

賴希（Wilhelm Reich, 1897-1957）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希區曼（Eduard Hitschmann）是佛洛伊德相當親近的追隨者，星期三俱樂部重要的成員之一，他雖然不是那麼有名，卻在1922年負責成立維也納佛洛伊德門診中心（Vienna Ambulatorium）。那一年，賴希從醫學院畢業，立刻獲得賞識，成為了該中心的副主任。佛洛伊德也相當欣賞這個小他三十二歲的年輕人，第一次見面就為他列出研究性學習應該閱讀的書單。賴希很快成為第二代分析師之中受人矚目的一位。佛洛伊德不只將賴希邀請進每月一次在他家裡聚會的親密友人核心圈子之內，另一方面，佛洛伊德還根據這個佛洛伊德小組關於如何把精神分析應用於社會問題的討論，寫成了《幻想的未來》和《文明及其不滿》二書發表，其中又有相當的部分吸收了賴希的觀點。

1928 年，賴希加入奧地利共產黨，開始以精神分析學家和共產黨員的雙重身份從事活動。他在理論上將馬克思主義與佛洛伊德主義結合起來，透過實踐將政治革命、社會革命與心理治療、性革命加以結合起來，開始提出性政治諮詢（Sex-Pol counselling）的理論。他和另外四個激進的精神分析學家及三個產科醫生一起，成立了社會主義性衛生和性學研究學會，竭力把社會主義政治和精神分析療法融合在一起，用自己的大量金錢在維也納工人住宅區建立了六個指導性衛生的診所。這種相當廉價的性衛生診所服務，進行著精神分析的工作，希望能使群眾瞭解在當時人人樂觀的社會主義革命之後，性改革必然伴隨而來、也應該伴隨而來。據賴希說，當時有數千名聽眾擁擠著去聽他講課和接受性問題上的忠告。

當然，年輕的賴希這樣的實驗和嘗試，很快就引起精神分析學會和奧地利共產黨兩方面的緊張，很快地被兩個組織前後開除了。

心理劇的創辦人莫雷諾（Jacob Levy Moreno, 1889-1974）則是另外一個例子。他在維也納大學醫學院的時候開始注意到佛洛伊德的理論，於是去聽佛洛伊德的演講。他也很快開始懷疑佛洛伊德與社會的關係。

他在自己的回憶敘述裡表示，1912年，還很年輕的他「去聽佛洛伊德講的一堂課。當時他分析了一個關於心電感應的夢。當學生魚貫排列準備離開的時候，佛洛伊德對著人群問我是做什麼工作的。我（當時聽完演講的）反應是：『親愛的佛洛伊德醫生，我將從你離開而留下來的地方開始。你在你辦公室人造的空間裡接見病人，我將在街上、在他們的家裡、他們的自然環境裡，去見他們。你分析他們的夢。我要給他們再度做夢的勇氣。你將夢加以分析卻也拆解了夢。我要讓他們將所有的衝突角色表現出來付諸行動，幫助他們把每個部分重新再揉合在一起。』」

莫雷諾的心理劇於是在維也納的貧民窟開始展開，在那裡的紅燈戶，讓妓女們一起將自己的內在世界演出來，看到自己人生的可能性。

八
賴希和莫雷諾是兩種不同的方式，都是企圖要將心理治療和社會結合起來。賴希的性政治治療現在看起來有點荒謬，但引發了後來的性革命與性解放，直到今天還是從意識型態切入的社會參與中最重要的思想泉源。同樣的，莫雷諾的心理劇進一步延伸成社會劇，在許多不平等社區、甚至國家，開啟了顛覆的力量，特別是在八〇年代的拉丁美洲；受到他啟發的波瓦（Augusto Boal, 1931-2009），所開創的「被壓迫者劇場」，在現今世界許多不為人知的各種角落還是繼續活躍著。

像這樣的嘗試，在心理治療的歷史上一直都是絡繹不絕的。榮格派也好，佛洛伊德派也好，反佛洛伊德派也好，一直都有不同的人做這樣的嘗試。但是在沃爾肯這裡，我們又看到新的可能了。

作為一位精神分析師，沃爾肯是從華盛頓精神分析學會這樣嚴謹奉守佛洛伊德教誨的聖殿，所慢慢精工雕琢出來的。在這裡，一連串的訓練過程雖然是理論延伸出來的，但在實際的操作現場，其實也可以說這一切過程與傳統宗教的儀式沒有太多差別。人們在這樣的過程中，一切規矩往往內化到無意識的最深層，成為他永遠沒有機會去懷疑、去改變的仿若本質了。而沃爾肯就是這樣被訓練出來的。

但沃爾肯卻掙脫了診療室，這個賴希連想都不用想的理所當然的存在，他開始將精神分析（不只是理論，更多是操作）放到了田野。他也許是從人類學家那裡獲得的靈感，或是從社會工作者的實務得到的領悟，總之，他從治療室走向了田野，從一個人對一個人的分析，走向一群人對更大的一個團體進行的治療工作。在這個巨大差異的過程中，沃爾肯的精神分析理念並沒有出現任何明顯的斷裂，對他來說，這樣的改變絕對不是背離，更不是對立，而是精神分析更廣闊的延伸。

他能夠這樣的創造出新的精神分析工作，其實也反映出精神分析這一學科本身理論發展的成熟。我們可以說，精神分析在經歷了這一世紀的努力以後，越來越有能力自在了。雖然在精神分析的追隨者和訓練機構中，許多還是堅持著僵硬的官僚制度，充滿恐懼地死守著某一流派的理論要求；但是，比起過去連佛洛伊德自己都不允許任何對他本人的挑戰的那一個時代，現在則是越來越多人開始有足夠的成熟，可以走出診療室，自在地面對眼前這個外部世界所呈現的多樣現實。

於是，在面對廣大的社會，特別是面對那些既沒能力也沒機會走進診療室的人們，他們是過去精神分析幾乎沒觸及過的，精神分析現在越來越有足夠的理論基礎了。

沃爾肯所作的工作，在精神分析發展的歷史中，正是有著這樣劃時代的意義。而這也是為何沃爾肯受到精神分析界如此普遍的肯定，包括這領域許多的重要成就獎項，諸如：內維特．桑福德獎、艾理斯．M．希曼獎、L．布萊斯．鮑耶獎、瑪格麗特．馬勒文學獎、漢斯．H．斯特魯普獎、美國精神分析師協會傑出成員獎（2014）以及瑪麗．S．西格妮獎等等。

九
沃爾肯從診療室走向田野、走向社會，但他也經常又回到診療室躺椅旁邊的座椅，也回到書房裡的桌面上。
在書房裡，他一方面寫著田野的臨床經驗所激發的理論思考，一方面則是寫著精神分析的故事，包括診療室裡和田野上的故事。

他是一位一流的心理故事寫作者，所有治療室躺椅上的人物都變得活靈活現。然而，他寫的是精神分析故事，引導讀者看到生活裡面的喜怒哀樂以後，開始慢慢穿越，進入到這個人整個成長過程，甚至進入到黑暗的無意識世界。這一點是不同於我們所熟悉的歐文．亞隆這位最成功的心理小說家，或者更正確的說法是心理治療故事敘述者的書寫。

亞隆是一流的說故事的人，知道等待故事的聽眾們需要怎樣的起伏情節和適量的感動。沃爾肯則是一位臨床的敘述者，或者說是為了教學、為了讓人們瞭解什麼是無意識和什麼是深度心理，而開始說故事的人。

在他的小說裡，包括客體關係理論在內的精神分析抽象語言，重新又還原成臨床發生的現象，一切的理論都十分具體了。透過他的書寫，我們因此可以從精神分析的深度，思考我們所看到的一切。對於一個人遠遠看起來很平常的生活表現、偶爾一閃而過的特殊行為或是剛好貼近才能擁有的特殊感受，沃爾肯引領我們走到心靈的最深處，瞭解這一切是如何被他過去的童年慢慢形塑出來。同樣的，在他的筆下，我們瞭解到精神分析漫長的治療為何是必要的，而療癒又是怎麼樣發生的。

沃爾肯這一類既是小說又是案例的作品，大致上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關於他走到田野的故事，我們因此可以看到人類集體的最深層痛苦是如何因為彼此的傷害而產生的，而他和他的團隊又如何運用客體關係理論，處理這樣的大團體（國族、民族、宗教團體……）之間的關係；一種則是他在治療室裡面的故事，關於那些擁有原始心智狀態的嚴重人格違常。

《從殊途走向療癒：精神分析躺椅上的四個人生故事》這本書是屬於後者，他透過四個故事敘述了四個案例，他們童年期在客體關係的發展上出現問題，成長之後發生了人格障礙。

這本書是相當熱騰騰的，美國到現在（筆者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都還沒有正式出版。這些年來，隨著精神分析在中國的發展越來越活躍，歐美許多一流的心理治療師或精神分析師，幾乎都有各自的中國關係。同樣的，許多中國的治療師或分析師，也跟他們有各自的關係。這本書可以這麼快地有中文版出版，我自己也感到十分好奇。詢問了翻譯這本書的中國心理治療師成顥，他表示：「沃爾肯在美國出版過很多書，我在其中一本書裡面看到過『南方美人』的簡短案例，所以就問他關於這個案例的事情。他說自己正好在寫一本案例集，就建議我翻譯這本案例集了。當時，這本案例集還沒有寫完，2017年12月23日，耶誕節前夕，沃爾肯才寫完這本書的。這本書在美國，目前還沒有出版，但是，版權屬於Pitchstone Publishing。」

這本書的文筆相當流暢而傳神，所有專業部分更是栩栩如生地掌握得十分到位。這是沃爾肯這類案例書的第四本，前面三本包括：《如果你讓玫瑰穿過了蒲公英，今獲得什麼？》（What Do You Get When You Cross a Dandelion with a Rose, Volkan, 1984）、《尋找完美的人：完整精神分析的一個故事》（The Search for the Perfect Woman: The Story of a Complete Psychoanalysis, Volkan & Fowler, 2009）、《欲殺妻者》（Would-Be Wife Killer, Volkan, Routledge, 2015）。

精神分析，或是佛洛伊德的理論，很多人都是琅琅上口的。但是，真正的狀況究竟是什麼？比方說，所謂無意識，在你的生活裡面，你每天吃飯、走路、睡覺、呼吸當中，究竟是怎麼樣的存在，這對很多人來說其實是十分遙遠的。知道精神分析，卻不知道真正感受到的感覺會是什麼，這是許多人真正的處境。從真實的案例著手，像看小說一樣的愉悅，慢慢地瞭解了精神分析的深度，慢慢地覺得所謂的無意識原來是那麼具體，也因此是如此的遙遠，這時，佛洛伊德所討論的這一切東西，才會真正地在我們生命當中出現了效果。

這本書，對學習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療的人來說，是一本很好的案例示範；對於一般的讀者來說，如果沒有真正經歷過精神分析或深度心理治療，那麼，這將是走進自己相處這麼久、卻從來不知道它存在的無意識的最簡單的方法。

【譯者序】
冷靜而深沉的光芒
國際心理治療協會（IPI）設立了一個專門的網站，向全世界的讀者公開了大量經典的心理治療出版物。作為窮書生的我，這種大好機會自然不會放過。多年來，我一直在閱讀IPI提供的這些著作，吸收著免費卻異常豐富的營養。

五年前，我在這個網站看到一本名為《南方美人》的書。實際上，它算不上是一本書，而是一則很長的案例。我被這個案例深深地吸引了。這位作者描述治療過程的方式極為與眾不同，他將治療的開端、發展以及結束都極為完整地呈現了出來，極為清晰地展現了治療師在治療的不同階段所採取的不同治療技術。在他的治療過程裡面，經典與當代的精神分析理論與技術極為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患者與治療師互動的當下、患者的現實生活、患者與其重要家庭成員的關係、患者的家族歷史以及患者所處的文化背景及其變遷等等，這種種元素，均以某種有序而飽含意義的方式組合了起來，形成一幅複雜卻清晰的圖景。由此，我們得以一窺代際的問題如何在世代之間隱祕地傳遞，患者如何從較為原始的人格組織逐漸得以發展，他們如何完成人類心理發展的一個又一個關鍵歷程，如何整合撫養者和自己的心理意象，從母嬰依戀的二元關係得以分離個體化，逐漸過渡至三角關係，並最終走向廣闊的世界。

在這部作品之中，我們看不到理論之間的激烈爭執和相互排擠。作者似乎並不重視究竟什麼取向的治療才是真正的、最好的精神分析治療，他重視的是：此刻的患者需要的到底是什麼？在他的闡述之中，彷彿佛洛伊德、安娜．佛洛伊德、梅蘭妮．克萊恩和唐納．溫尼考特等不同年代的精神分析師們於此會聚一堂，共同治療著這個時代的病患。因而，他所呈現出來的精神分析，是屬於患者的精神分析，而非屬於治療師的精神分析。在這個流派與取向紛爭的時代，這樣的態度多麼難能可貴！有太多的治療師，他們沉陷在鬥爭之中不可自拔，符合自身準則的奉為圭臬，與自身不相契合的則棄之如敝屣。處於如此背景之下的治療，常常只是治療師自己的狂歡，而患者卻往往不幸淪為狂歡的筵席。

帶著驚歎和思考，我逐漸對這位名叫沃米克．沃爾肯的土耳其裔美國精神分析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發現，沃爾肯教授著作甚豐，他本人在美國乃至世界精神分析界都享有盛譽，他構建的理論與臨床實踐對於精神分析理論在國家與文化層面的應用，有著極為重要的推動作用；他的選擇性創傷理論在社會學領域也有著重要位置。他曾榮獲西格蒙特．佛洛伊德獎、瑪格麗特．馬勒獎和西格妮獎等精神分析界的重要獎項，還先後五次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但中國學界尚未對他的作品進行譯介。2017年，我參加了傑羅姆．布萊克曼教授為期三年的連續課程。布萊克曼老師授課旁徵博引，妙趣橫生，而讓我感到驚喜的是，他多次提到了沃爾肯教授和他的理論，包括代間創傷、選擇性創傷、連結性客體和連結性現象等。通過布萊克曼教授，我和沃爾肯教授建立了聯繫。我問他，如果有出版的機會，他願不願意讓我翻譯他的作品。他告訴我，實際上，他正在寫一本案例集，其中恰好包含了「南方美人」，他問我願不願意先翻譯這本尚未完成的書。我立即同意了。

2017年盛夏，沃爾肯教授完成了前兩個案例的寫作，我也開始了曠日持久的翻譯；2017年冬，我收到了另外兩個案例，並於2018年3月完成了初步的翻譯，並於2018年12月定稿。待全書譯畢，我意識到，這是沃爾肯教授的雄心之作。他將自己半個世紀以來的臨床工作經驗，鑲嵌入四個極為完整而又引人入勝的精神分析案例，不僅突顯出精神分析理論解決不同類型的心理疾患時所展現出的超凡魅力，更勾勒出一個富有經驗的精神分析師，如何在極度多元化的精神分析世界之中自在地漫遊與精巧地整合，將紛繁複雜的臨床資料轉換為了極富深意的人類故事。沃爾肯教授的敘事風格冷靜而透射出深沉的光芒，患者隱藏的驚人往事和充滿張力的醫病關係，在他平靜而深邃的筆觸無聲地傾瀉而出。患者的人類形象在沃爾肯教授的刻畫之中逐漸變得立體、生動、鮮活和深邃，最終令我們的內心產生難以置信的共鳴。最難能可貴的是，沃爾肯教授對患者的個人生活、接受的教育、家庭環境、不同尋常的經歷、身處的文化、宗教的氛圍、歷史事件、無意識的幻想以及代間傳遞的內容都予以了密切的關注，並對分析的全過程進行著細緻的觀察和反思。這部作品，可謂是精神分析臨床實踐領域極為寶貴的財富。能夠參與本書的譯介工作，作為心理健康領域的後輩，我備感榮幸。

這本書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謝沃米克．沃爾肯教授予我的信任，他的淵博、深刻、真誠以及耄耋之年仍筆耕不輟的精神，深深地打動了我。感謝傑羅姆．布萊克曼教授，沒有他的大力引薦，我和沃爾肯教授沒法達成這樣的合作。感謝我的分析師安德里亞娜．普林格勒女士，她讓我充分理解了翻譯和書籍本身於我的至深意義。「對你而言，書籍是不會死的，知識和智慧是永存的。」這句話，我始終銘記在心。此外，我還必須要感謝王浩威醫生。獲得的幫助愈多，想要感謝的語言便愈沉重，也愈是難以全然表達出來。對我而言，他是一位亦師亦友亦父亦兄的人物。他在精神分析著作的翻譯方面給我的激勵、建議和忠告是意義重大的。當我和他談到沃爾肯教授的這部作品以及過渡性幻想的理論，他非常感興趣，並決定為此書作推薦序。而本書最終得以在心靈工坊出版，也得到了王浩威醫生的大力引薦。

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之中，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作為心理健康工作領域的年輕從業者，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前輩呢？麗塔．麥克科利爾瑞（Rita McCleary）在《與不確定性對話》（Conversing With Uncertainty）這部作品中，闡述了自己作為一名年輕從業者的困惑和掙扎，我們也看到了前輩們給予她的幫助和指導，對她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著名精神分析師斯蒂芬．米切爾（Stephn Mitchell）給這部作品作了序，也回顧了自己還是一名年輕從業者時候的苦惱和探索。我感到，我遇到的這些前輩，都彌足珍貴。他們學有所成，在各自的領域和專業頗具影響力，但最可貴的是，他們毫不吝惜自己的資源和能力，幾乎傾盡全力地幫助著毫無利益瓜葛的後輩。每當想到這些，我的內心便充滿了感動和力量。正如我們在心理諮詢與治療之中發現的那樣：養育者堅決地在場和果斷地退場，其間包含著多少深愛。我體驗到的這種前後輩關係，正是充滿了這種深愛的關係。無疑，我是幸運的。但更為幸運的，是我們共同的事業。

與此同時，我還必須感謝我的諸位同事和好友。首先要提到的是陸曉花、曲海濤、楊娟、魏冉和楊詩露等五位好友，我們既是臨床心理工作的同行，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夥伴，也是翻譯工作的合作者，沒有他們長期以來的鼓勵、欣賞、督促和協助，這本譯作也不會順利問世。我也期待著自己和他們合作的譯著能夠盡快與讀者見面。我尤其要感謝樊淑英教授，作為資深翻譯和英語語言文學的資深教師，她的英語文學翻譯小課堂總是令我感到受益匪淺。此外，必須要感謝的還有心靈工坊的徐嘉俊總編和本書的編輯黃心宜，沒有你們的傾心幫助，本書便無法如此高效地出版。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家人，尤其是這個家庭的女人們，她們無疑都是偉大的母親。需要特別提及的是我的愛人徐文。徐文既是心理健康從業者，也是語言學工作者。她通讀了我的譯稿，並提出了很多中（殘）肯（酷）的意見。自2009年開始，我便斷斷續續地翻譯或校對著各種各樣的專業著作，在這些日子裡，她在生活和工作上都給了我無私的支持。她的真誠和睿智，她給予的欣賞和認可，是我無與倫比的財富。我還要感謝我的女兒墨央，雖然只有五歲，但她已經可以非常欣賞我的工作，並聲稱她自己也要將手頭的童（葫）話（蘆）故（兄）事（弟）翻譯為英文。她非常喜愛與我一起做遊戲，但她不得不接受我有大量的時間需要投入翻譯，在此，我要感謝她的理解和支持。

至於這部譯作，我雖百般努力以求達到極致，但仍不免力有不逮，存在許多紕漏，若有謬誤之處，還望諸位讀者和同行不吝賜教。

成顥
於南京紫金山孝陵衛

【繁體中文版作者序】
期待「多元主義的生長」在台灣

我在本書的第一章談到，我之所以想要由始至終地呈現精神分析的治療過程，是出於精神分析正在出現「多元主義的生長」。唯有通過這種方式，我才能夠闡述自己作為精神分析師的工作。

共同的歷史、意識形態、文化以及宗教意象，始終與個體的心理狀態纏繞在一起。本書談到的案例故事，也都涉及了這些議題。

我真誠地希望，透過閱讀這四個展現精神分析過程的故事，能夠讓台灣的讀者向我發出疑問，引發你們新的好奇之心。

沃米克•沃爾肯
2021年9月

【關於作者】
【各界推薦】
【推薦序】躺椅旁的精神分析師與田野上的和平主義者王浩威
【譯者序】冷靜而深沉的光芒成顥
【繁體中文版作者序】期待「多元主義的蓬勃發展」在台灣
第一章引言
第二章劍客之戰
第三章冰雪王子
第四章南方美人
第五章起死回生
【附錄一】專有名詞
【附錄二】參考文獻

從殊途走向療癒：精神分析躺椅上的四個人生...

從殊途走向療癒：精神分析躺椅上的四個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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