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 殷光熹 (中國屈原學會顧問，中國詩經學會常務理事)
本書內容不僅在整體框架上自成系統，且在學術思想脈絡方面也是自成系統的，書中各篇作品的詞語注釋、寫作背景、篇次順序、層次分析等，均與秉高先生多年研究成果息息相關，他將這些相關成果分別融入到本書文本之中，可以說是一部“集成性著作”。注釋力求言之有據，準確到位。譯詩能緊扣原文，文白對應，傳情達意，雖時隔千載，亦如屈子之自陳。譯文採用七言句式，簡明整齊，便於朗誦。
關於古本《楚辭》的篇第問題，上世紀80年代初，湯炳正先生在《<楚辭>成書之探索》中有過詳細論證，其中對出現篇次結構“淩亂現象”的原因有如下論述：“現在根據初步探索，其根本原因是：《楚辭》一書的纂成，既非出於一人之手，也不出於一個時代；它是不同時代和不同的人們逐漸纂輯增補而成的，故造成上述的淩亂現象。”（見《屈賦新探》，齊魯書社1984年出版。）面對這種“淩亂現象”該怎麼辦？確實值得反思。
屈原作品的篇第問題，自古以來就是個老大難問題，關鍵是涉及到作品的寫作時地問題，寫作時地弄清楚了，篇第問題自然順理成章地解決了。為了推進《楚辭》文本篇第的研究，秉高先生下了很大功夫，對屈原每篇作品的寫作時地進行深入研究，搜尋資料，考證辨析，用證據說話，最後得出自己的結論。2016年，在一次“屈原作品篇第研討會”上，數十位楚辭研究名家，專門對秉高研究楚辭篇第問題的成果，展開認真熱烈的討論，且在《離騷》、《哀郢》等主要作品的寫作時地問題上大致取得了共識。他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在《光明日報》等報刊上先後發表過，為梳理古本《楚辭》篇第的“淩亂現象”奠定了基礎。正是有了這些成果作為基礎，他才有底氣和勇氣對古本《楚辭》篇第的“淩亂現象”動了一次“大手術”，即重新調整了屈原作品的篇第（按作品寫作時序排列）。應當承認，這是經他認真研究後得出的結論才作出如此調整的，可以作為一家之言來對待。當然，“我們不能肯定說，他所排定的篇第，一定會被楚辭學界全然接受”（徐志嘯教授語）。這是實話。學術上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乃求索使然，實屬正常現象。這裡需要看到的是，他在這方面的探求，對於攻克楚辭研究中的難關是大有助益的。從這部“集成性著作”中也可以看出秉高先生在治學方面難能可貴之處：他那知難而上、有錯必糾的勇氣，咬住不放的執著精神，紮實深厚的學術功底，突破舊說的獨到見解，精細闡發的理論素養，尊重權威又不迷信權威的透明心胸等等，對讀者均有不可低估的啟迪作用，尤其是他的學術創新精神和自主性思維方式，更是值得學習和發揚。
關於楚辭作品的結構層次問題，向來是楚辭研究中的又一個難點，也是楚辭研究中的一個薄弱環節。
探討楚辭作品的章法問題，宋代初現苗頭。讀書很細心的朱熹曾覺察到這一點，這在其《集注》和《辯證》文字中曾有所論述，略顯其端倪。值得一提的是，在《楚辭集注》中他對《離騷》只分小節。全詩是按韻律排列，四句一小節（並作注），共分93個小節。宋人中也有將《離騷》分為若干段落的，如錢杲之的《離騷集傳》，將《離騷》分為十四段。至明代，《離騷》的章法問題引起學者的重視，說法漸多，分歧也隨之出現。延續至今，有關《離騷》的段落劃分法，已經多至數十種，五花八門，其中，獨具慧眼者有之，錯亂惑人者有之，意義不大者有之······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與品讀者選取的角度和個人的主觀判斷有關。同一部作品，不同的品讀者有不同的讀法，各有自己的選擇角度，各有自己的主觀判斷，所以出現了不同的劃分法。實際上，我們很難說某種劃分法是“標準分法”，只能從諸多劃分法中進行比較，做出評判，作為研究時參考。《離騷》恢宏浩蕩，波瀾起伏，回環跌宕，精深奧妙，若要對其結構層次做出科學分析而又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的確很難。但不等於說不去做這個工作，人們總是期待有志者能在這方面的研究有所突破，拿出成果，與人分享。更需要指出的是，除《離騷》外，為數較多的其他楚辭作品的結構層次研究工作，古今罕見，即便有，也是十分有限的、零星片段的，仍留下了許多空白，需要有人來彌補之，豐富之。
的確，楚辭中的多數作品就像一座座“迷宮”，要真正讀懂像楚辭這樣富於個性化的新體作品，就必須找到破譯“迷宮”的“密碼”。因此，把握好作者的思路，理清作品的結構層次，對理解和欣賞作品就顯得十分重要。秉高先生多年前就注意到這一點，抓住不放，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裡，專注於楚辭作品結構層次的研究。對秉高的這方面成果，張正明先生曾有“乃古往今來僅見”的評語。令人欣喜的是，在他的苦心經營下，居然對屈原的全部作品和宋玉的代表作《九辯》進行全面而系統地結構層次分析，使之成為《楚辭新編》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令人大開眼界。可以說，這是一次有的放矢的有益嘗試，既是補缺、充實，又是首創。
做學問，比如楚辭研究，所研究的問題，若能達到“近真”，也算難能可貴了。這裡所說的“近真”，是指近真之事與史，近真之情與志，近真之屈原與人物，近真之楚風與民俗······在我看來，秉高先生是一直朝著“近真”這個目標邁進的，《楚辭新編》就是他努力實踐這個目標的驗證。
當然，書中難免有美中不足之處。如說《大招》是屈原招楚懷王生魂，並列舉楚懷王“逃歸”事及文本中的句子為證，不無道理。不過，這並不能證明屈原生活時代就出現了招生魂的習俗。關於招生魂習俗，今知最早是東漢王逸在《楚辭章句》中說《大招》是屈原“自招其生魂”。可是，目前尚未發現戰國以前有招生魂習俗的確鑿證據，故《大招》是招（懷王）生魂的看法，可備一說，但不能作為定論，有待新材料的發現。又如個別作品的“藝術特色”，重在藝術特色分析，畫龍點睛，讓讀者得其要領，固然必要。若能再從審美的角度對作品進行出神入化的藝術賞析，將其中的原汁原味“榨”出來，使之更有感染力，讓讀者有身臨其境的感受，產生共鳴，久久難忘，則更理想。從總體上看，儘管書中有些不盡如人意之處，也無傷大局，《楚辭新編》是一部獨闢蹊徑、自成一家、古今僅見、別具特色的楚辭讀本。
以上是我初讀《楚辭新編》後的一些淺見，難免掛一漏萬，也可能有不妥之處，僅供參考。
2020年5月15日寫於昆明白龍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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