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喬丹‧坎普（Jordan T. Camp）
藉由出版《反資本主義編年紀事》，我和我的共同編輯希瑟頓（Christina Heatherton）和卡魯卡（Manu Karuka）非常自豪地推出我們的「紅字」（Red Letter）系列圖書。紅字系列的作者是從國際主義的角度關注北美窮人、勞工階級和被剝奪者的鬥爭的知識分子。受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啟發，我們出版新興基進知識分子、作家、學者，以及政治和社會運動的長期遊說者的作品。在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興趣高漲的情況下，我們希望我們出版的書成為教育資源，幫助大眾認識勞工階級和社會主義運動，並成為課堂用書。我們的目標是將反帝國主義和階級鬥爭置於政治與知識議程的核心。
我們希望以《反資本主義編年紀事》介入圍繞著新自由主義資本體制危機和社會主義左派復興的辯論。它是從人民論壇（The People’s Forum）的討論中發展出來的，人民論壇是紐約市一個運動育成中心（movement incubator）和教育與文化空間。在此一努力中，我們有幸與美國和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政治和社會運動互動，包括巴西的無地農民運動（MST）；南非的棚戶運動（Abahlali baseMjondolo）和南非全國金屬工人工會（NUMSA）的運動；以及北美的窮人運動（Poor People’s Campaign）、「爭取十五美元」（Fight for $15）和反戰運動。在這些鬥爭中，我們看到了社會根本變革的新願景。能與美國以至世界頂尖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大衛‧哈維合作，使我們感到非常自豪。
極少人能像世界知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大衛‧哈維那樣看清世局和展望未來。自二○○五年出版暢銷著作《新自由主義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以來，哈維一直追蹤新自由主義資本體制的演變和反抗這種體制的基進浪潮。在世界經歷一波波的經濟危機、階級鬥爭和新法西斯反動之際，哈維解釋了為何社會主義有可能替代資本主義，並闡明邁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如何能夠而且必須藉由運動來組織。《反資本主義編年紀事》代表哈維對危機和可能性的深入思考，是他對《新自由主義簡史》出版以來這些年間的世界局勢富洞察力的最新評估。
雖然有些著作宣稱新自由主義已死，《反資本主義編年紀事》認為新自由主義仍充滿活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已喪失其正當性（legitimacy）。新自由主義因為無法再像以前那樣獲得大眾支持，為求生存，已經與新法西斯主義結盟。因此，民族主義和暴力反動勢力崛起，並不是資本體制求生的偶然產物；一如哈維指出，這種暴力自從資本體制血腥面世以來一直存在。
在《新自由主義簡史》中，哈維指出，一九七三年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智利政變，是世界轉向新自由主義的一個關鍵時刻。當時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命令中情局在智利「使經濟尖叫」（make the economy scream），以阻止在民主選舉中當選的社會主義者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上臺掌權」。結果是民主力量遭軍事力量暴力鎮壓。在美國支持拉丁美洲政變、美國支持極右翼，以及南半球左派政治運動受鎮壓的當前時刻，哈維的洞見對我們理解新自由主義國家的演變以至眼前的鬥爭至關重要。
無論是當年還是現在，如果不考慮美國乃至世界的階級鬥爭，新自由主義國家崛起是無法想像的。在一九六○和一九七○年代，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鬥爭流傳於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這些鬥爭與北美和歐洲不斷擴大的城市叛亂有關。正如我已指出，越南等地的反帝國主義鬥爭，與一九六五年洛杉磯瓦特區（Watts）和一九六七年底特律等地的暴動有具體的關係。整體而言，這些鬥爭造成了資本和國家的霸權危機。國家和資本主義勢力對此一危機的政治反應，產生了一個新的歷史和地理關頭。如果脫離這個全球叛亂背景，新自由主義興起是無法理解的。
一如《新自由主義簡史》所述，在這段時期，統治階級的利益證明是與大眾利益脫節的。戰爭和武力方面的支出增加，例如耗費巨資在大規模監禁和警政上，助長了新自由主義的正當性危機。為了解決此一危機，資本主義國家提倡威權政治和自由市場解決方案。正是這些作為標誌著這些國家轉向新自由主義。我們必須記住，這場全球新自由主義反革命是政治和階級鬥爭的產物；這些鬥爭本來可以有不同的結果，現在也還是可以產生不同的結果。
新自由主義國家的發展伴隨著歷史上特有的一種常識之產生。哈維像義大利馬克思主
義理論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那樣，利用常識的概念描述那種使人們接受強制措施的「普遍持有的假設和信念」。
常識利用關於種族、性別、性、宗教、家庭、自由、腐敗、法律與秩序的文化主義和民族主義敘事，掩蓋政治和經濟問題的根源。這些敘事被動員來確保人們接受哈維所講的「階級力量的復辟」。哈維認為，政治問題如果被文化敘事掩蓋，就會很難回答。例如二○○五年紐奧良的卡崔娜（Katrina）颶風是一場環境大災難，需要國家組織疏散計畫，部署緊急公共衛生措施，以及分發食物和藥品。但這場災難被重塑為一場法律與秩序的種族危機，由國家利用警察、軍事介入和槍支解決。這樣的重新定義使聯邦資金得以轉用在鎮壓和企業投資上，而不是用來救災；這是明顯的階級復辟計畫。
新自由主義常識已經藉由媒體、大學和智庫組織流傳了數十年。非洲、亞洲、美洲和歐洲的反資本主義運動，則利用哈維的理論研究成果對抗新自由主義常識的流傳。這些左派群眾運動，以及從智利到黎巴嫩以至海地的週期性反緊縮政策抗議，揭露了新自由主義已無法獲得大眾接受的事實。當前事態相當於葛蘭西所講的「權威危機」或「統治階級失去其共識」的時刻，也就是統治階級「不再『領導』，只是『主宰』，只靠行使強制力」，因此「這意味著廣大群眾已經脫離了傳統意識形態，不再相信他們過去相信的東西」。這種時刻是不可預料的，但它也賦予行動者和反對勢力獨特的機會去組織起來。
編輯前言／喬丹‧坎普（Jordan T. Camp）與克里斯‧卡魯索（Chris Caruso）
在當前這個緊要關頭，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和資本主義理論家大衛‧哈維帶給我們這本《反資本主義編年紀事》。它以及時的觀察和敏銳的分析介入當前事件和當代辯論。此外，本書提供一個馬克思主義框架，有助分析反資本主義鬥爭中不受重視的面向和它們的國際關聯。
幾乎沒有人比哈維更適合討論當前的資本主義危機和政治可能性的重要關頭。哈維是都市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論家，獲《圖書館雜誌》（Library Journal）譽為「二十世紀後期影響力最大的地理學家之一」，目前是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人類學和地球與環境科學傑出教授，著有二十多本書。
哈維經常在國際間演講，而且演講場所並非僅限於校園和研究所，還包括無家者的營地、弱勢者佔領的建築、大眾教育學校、監獄，以及行動者的集會。他是公共知識分子，與世界各地數十項社會運動保持對話。哈維在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曾擔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地理學教授、倫敦政經學院米勒班研究員，以及牛津大學地理學講座教授。
哈維是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被引用次數最多的學者之一，但自從出版《新帝國主義》（The New Imperialism, 2003）以來，他越來越致力於為大眾讀者寫作，這方面的著作包括《新自由主義簡史》（二○○五）、《資本之謎》（The Enigma of Capital, 2010）、《資本社會的十七個矛盾》（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 2014），以及《資本思維的瘋狂矛盾：大衛哈維新解馬克思（Karl Marx）與《資本論》》（Marx, Capital and the Madness of Economic Reason, 2017）。
除了出版這些著作， 哈維逾十年來一直是網絡空間的創新者。他在推特上（@profdavidharvey）有超過十二萬名粉絲，而且在個人網站（davidharvey.org）和社群媒體上也非常活躍。皮尤研究中心資深人口學家哈克特（Conrad Hackett）二○一七年在推特上列出最多人追蹤的社會學家，哈維名列第四。哈克特也列出最多人追蹤的經濟學家，哈維名列第十五。由此可見哈維的廣泛影響力：他是唯一同時出現在這兩個名單上的人，雖然他既不是社會學家，也不是經濟學家。
本書的靈感來自於哈維的「反資本主義編年紀事」（Anti-Capitalist Chronicles），一個每月兩次的播客和線上影片節目，以馬克思主義的視角審視當代資本主義。該節目能成事，有賴從事媒體和現場活動製作的非營利組織Democracy at Work。他們把資本主義當成系統性問題分析，倡導系統性解決方案。這不是哈維源自其線上活動的第一本著作。二○○八年，哈維與共同編輯克里斯‧卡魯索製作了「與大衛‧哈維一起讀馬克思的《資本論》」，一個免費的線上影片課程（http://davidharvey.org/reading-capital/）。哈維的線上課程和相關網站吸引了世界各地大量觀眾，在兩百多個國家累積了超過四百五十萬的觀看次數。這些聽眾以各種方式付諸行動，包括在世界各地自行組織了數百個《資本論》學習小組，以及藉由自發的眾包行動，將哈維教授的第一卷講義翻譯成四十五種語言。
《資本論》課程大獲成功，被視為對重振世人對馬克思理論的興趣大有功勞；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下之後，人們對學習馬克思理論的興趣大為減弱。這一系列的線上課程預示了後來大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MOOC）的發展，是教育技術上的重要創新，如今已被廣泛仿效。《跟著大衛‧哈維讀資本論》第一卷（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2010）和第二卷（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2013）就是源自這些線上課程。
《反資本主義編年紀事》提出的分析，對政治和社會運動以至關注不義的普通人理解當前的階級鬥爭形態非常重要。本書以會話體寫成，為讀者親近哈維的著作提供了一個平易的新切入點。它適合第一次閱讀哈維作品的人，也適合熟悉其著作的讀者。在本書最後，我們針對每一章的主題提供延伸閱讀建議和有助討論的問題。考慮到「與大衛‧哈維一起讀馬克思的《資本論》」在世界各地引發觀眾自發組織學習小組，我們將這本書設計成適合組織者、行動者和其他人使用的普及教育工具，而它也適合比較正式的課程採用。
本書共十九章，哈維在當中論述當代重要議題，包括經濟中金融和貨幣勢力集中的現象、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通用汽車關廠事件、新自由主義者與新法西斯主義者在巴西和世界各地的新興聯盟、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性，以及二氧化碳排放與氣候變遷。他探討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關鍵概念，包括資本的起源和發展、疏離異化、社會主義與「不自由」，以及資本積累的地理和地緣政治。哈維也談到川普政府解決新自由主義危機的嘗試和失敗，以及組織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之必要。
眼下是黑暗和危險的日子，非常需要深入分析和認識對我們不利的力量，以及改造社會以滿足所有人需求的富遠見的替代方案。哈維的努力對復興馬克思主義傳統有貢獻，而逾一個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一直是革命者的燈塔。本書重新點燃此一傳統，在我們面臨攸關生死的當代迫切鬥爭之際，為我們照亮前路。
作者前言／大衛‧哈維
「反資本主義編年紀事」這個播客節目的構想，源自二○一八年十一月與Democracy at Work 媒體倡議的討論。我感謝Rick Wolff 啟動這個計畫，並提供必要的基礎設備，將這些播客內容放到網路上。我也感謝Maria Carnemolla Mania管理這個系列，同時感謝Bryan Isom孜孜不倦地致力於錄製工作，並將內容轉為廣播模式。喬丹‧坎普和克里斯‧卡魯索後來提議透過Pluto Press 出版社，利用播客內容出版一本書，我對此有點意外。起初我不確信這是個好主意，但現在我相信它確實有用，即使只是為了教育目的，尤其是因為當前政治環境充滿挑戰。無論如何，我很樂於支持紐約新成立的人民論壇的倡議，在它幫助下，將我的一些教學義務和藏書轉移到公共領域。我很高興能幫助推出Red Letter系列圖書。開始做播客時，我沒有整體的計畫。我仰賴當前事件、自己和親近的同事和朋友的興趣演變，決定意念的流動。雖然結果可能顯得有點混亂，但喬丹和克里斯高明的編輯，加上編輯組的建議，使這個計畫變得非常像樣。最後，我很感謝克里斯‧ 卡魯索多年來對我的幫助，使我得以將馬克思主義的整體觀帶進反資本主義策略擬定的主流。這個時代是危險的，但也提供了探索新可能性的好機會。
第一章
全球動盪
二○一九年秋，政治鬥爭在世界各地大規模爆發，從聖地牙哥到貝魯特、巴格達、德黑蘭、巴黎、基多、香港，以至印度、阿爾及利亞和蘇丹都未能倖免；由此看來，世界確實有長期的弊病未解。問題某程度上可追溯至民主治理的缺點，以及大眾對主流政治實踐的普遍疏離。常有人抱怨的另一點，是主流經濟模式失靈；這種模式本應為我們提供收入足夠生活的工作，使我們負擔得起衣食住行，有手機和汽車可以使用，同時提供醫療、教育、房屋和交通方面的一系列集體服務，確保日常生活品質達到令人滿意的合理水準。
無論是就問題的性質還是問題在政治上得到處理的典型方式而言，智利最近的事件看來都具有代表性。我長期關注智利，是因為早在一九七三年，智利成為新自由主義轉向的先行者之一：那一年，皮諾契特將軍藉由軍事政變推翻民選的社會主義總統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隨後起用「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經濟學家，由他們將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強加於智利。二○一九年十月初，保守派商人出身的智利總統皮涅拉（Miguel Juan Sebastián Piñera Echenique）接受《金融時報》訪問時，將智利描述為成長穩健、經濟強勁、經濟指標出色的「綠洲」。他斷言智利狀況極佳，是拉丁美洲其他國家的典範。但大約三週後，智利發生嚴重暴動的消息登上新聞版面。最初的問題是地鐵票價調漲。高中生走上街頭抗議，一如他們二○○六年所做的那樣。皮涅拉在一家舒適的高級餐廳矢言遏制鬧事者無法無天的暴行。這等同鼓勵警察動用暴力鎮壓民憤，而警方也確實這麼做。結果更多人加入抗議，反對警方的做法。一些地鐵站和三座教堂遭焚毀。超市受到攻擊。政府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當局出動軍隊，結果很快就有數以百萬計的民眾和平地抗議一切，包括政府出動軍隊（自從智利結束獨裁統治以來，軍隊不曾出現在該國街頭）。皮涅拉後知後覺，終於認識到他必須傾聽民意和有所作為。他增加養老金和社會保險給付，並提高最低工資。他取消緊急狀態，並要求安全部隊撤退。智利民眾要求制定新憲法。現行的新自由主義憲法是軍事獨裁時期制定的，它要求養老金、醫療和教育等體系私營化。各方最終同意憲法需要修訂。有關如何修憲的公投原訂於二○二○年四月舉行，後來因為冠狀病毒大流行而延後。一種令人不安的平靜降臨智利。
智利的情況不是孤立事件。在此之前，厄瓜多發生了類似的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要求該國進行結構調整，政府為此必須開徵新稅和取消燃料補貼。這引發了大規模的抗議。早就付諸行動的土著集體向首都基多進發，使人想起一九九○年代和此前造就社會主義者科雷亞（Rafael Correa）上臺的抗議活動。因為抗議活動聲勢浩大，厄瓜多政府撤至瓜亞基爾（Guayaquil），基多落入抗議者手上。取名列寧（Lenin）的莫雷諾總統最終取消IMF計畫，回到基多進行談判。
二○一九年秋智利和厄瓜多陷入動盪，而玻利維亞也出現紛爭，雖然方向截然不同。在有組織的街頭示威支持下，強大的右翼勢力指控總統莫拉萊斯（Juan Evo Morales Ayma）操縱選舉結果圖利自己。在軍方的「堅持」下，莫拉萊斯及其政府官員逃離玻利維亞尋求庇護。玻國街頭出現群眾運動，對立的群體發生衝突。該國在動盪中等待六月重新選舉（現已延後），但莫拉萊斯被禁止參選（一如巴西的魯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他在波索納洛當選總統前被禁止參選）。
在世界的另一邊，黎巴嫩也陷於動盪。失意的年輕人一再走上街頭，參與大規模的反政府抗議運動。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伊拉克巴格達，但這裡已經有兩、三百人在大規模的示威中被殺；示威主要源自政治上已被忽視多年的巴格達低收入貧困地區。類似的事也發生在德黑蘭。在法國，黃背心抗議運動已經持續超過一年（雖然強度有所減弱），最近與反對養老金改革的反政府抗議混合，導致巴黎和其他主要城市封城數天。
世界各地都出現公民抗議活動。如果我們乘坐太空船眺望地球，而發生抗議活動的地方都閃爍紅光，我們幾乎一定會斷定世界正陷於徹底的動盪之中。一波勞工抗議潮也達到了高潮。例如在美國，教師罷工（許多行動是非正式的）近年在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激增，二○一九年九月在芝加哥達到高潮。孟加拉和印度也發生了一些大罷工，而中國也出現一些大型勞工運動（雖然難以探查追蹤）。
那麼，這些抗議都是為了什麼？它們有什麼共同點？ 每個地方的抗議都關注一系列的特定議題。它們的共同點似乎是：人們意識到經濟運作並沒有兌現它對大眾的承諾，而政治運作則是扭曲和偏袒超級有錢人的。現行體制或許對最富有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十人有利，但並不照顧大眾的利益，而大眾正在意識到此一事實，並且走上街頭抗議，直指這種政治經濟模式沒有回應我們的基本需求。
在智利，頂層的百分之一人控制了全國約三分之一的財富。同樣的問題幾乎出現在所有地方。不平等加劇似乎是問題的根源，深受其害的因此不僅是低下階級，中產階級也未能倖免。經濟運作出現了什麼問題？ 事實上，伊朗、厄瓜多和智利這幾個例子都有類似的觸發因素，那就是燃料價格和交通費用上漲。對多數人來說，在城市裡出行至為重要，出行成本因此至關緊要。如果出行成本變得高不可攀，低收入群體會受到特別嚴重的打擊。大眾因此對交通費用和燃料成本上漲非常敏感。
有趣的是觸發因素如何普遍化和系統化。抗議最初可能是基於交通費用和食物價格上漲，有時也可能與城市服務和可負擔的房屋不足有關。這往往是抗議活動最初的經濟基礎，但抗議極少停留在這種階段，往往很快就擴散和普遍化。針對這現象有兩種思路。第一種是把問題歸咎於資本積累的特殊形式，例如新自由主義。它認為問題不在於資本主義本身，而是在於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形式。目前企業界甚至可能有人認同這種想法，並願意考慮改革。近年一些商業團體已經認識到，它們之前過度重視效率和利潤，如今必須處理它們的行為對社會和環境的影響。根據這種思路，我們在新自由主義模式下走到了當前境地，但我們已經受夠了這種模式，應該轉型至一種基礎較廣闊的資本積累模式；我們需要一種對社會比較負責和比較公平的「良心資本主義」。這種思路承認，抗議活動的普遍主題之一是反對社會不平等日趨嚴重，而這是必須處理的問題。資本體制的新自由主義形式是問題所在。
在智利，這種想法非常明確，因為該國的抗議和暴力之所以平息，是因為總統和國會共同決定，國家必須舉行公投，以決定如何設計新憲法以取代現行的新自由主義憲法。
雖然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形式確實有一些亟待糾正的嚴重問題，我不認為新自由主義是關鍵問題。首先，在世上某些地方，新自由主義並不居主導地位，但當地的經濟模式同樣未能照顧大眾的利益。簡而言之，問題在於資本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模式。
我想我們如今正開始意識到，這很可能正是我們面對的根本問題。
當前的抗議潮並沒有展現什麼新東西。過去三十年裡，我們已經目睹許多抗議運動，當中很多聚焦於日常生活品質惡化的問題，尤其是在城市地區（雖然並非僅限於城市地區）。
雖然也有勞工抗議，但我們清楚看到，多數真正的大規模運動是以城市為基礎，而且相對於傳統上支撐反資本主義鬥爭和反資本主義理論建構的無產階級和勞工階級鬥爭，這些運動按照不同的邏輯發展，仰賴不同的階級和社會成分賦予活力。
例如，二○一三年在土耳其，有人抗議以購物中心取代伊斯坦堡市中心蓋齊公園（Gezi Park）的提議。隨後就出現太常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在總統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gan）的命令下，警方動用暴力攻擊抗議者。更多人上街抗議警方的暴力。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很快就不再僅限於伊斯坦堡，而是蔓延至土耳其所有的主要城市。全國的大規模抗議持續了很久，民眾抗議當局忽視公眾諮詢或民主治理，影響持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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