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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存在」於疫情蔓延時
廖咸浩（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
2020年爆發的新冠疫情，可謂有史以來最慘烈的一次。而疫情正好發生在全球化的動能趨緩，及人類世（the anthropocene）嚴峻度升高的關鍵時刻。在此情況下，人類真的很難不視此為一個重大的天啟。全球化推動最力的美國，在川普就任之後開始快速退卻，但在他之前，歐美各地的右翼早已因為移民造成的恐外症（xenophobia），而興起了對全球化的疑懼。然而其實歐美的左翼早已先一步開始反全球化，雖然動能尚未匯聚。如今左右翼合流，且關注也有重疊，情勢顯然大不利於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本就是跨國企業的沃土，卻極可能是窮人的末路，但「批判性全球化」則反而有助於全球的弱勢團體及批判性運動（如環保運動）的結盟。故全球化由新自由主義主導，固然會拉大窮國與富國、窮人與富人之間的差距，但全球化的全面崩壞也可能導致地球更大的災難。
在左右雙重的夾擊下，全球化是毀墜（任各國自生自滅），還是蛻變（邊緣批判性結盟），已在十字路口。如今新冠疫情有如程咬金橫空殺出，讓全球化的情勢變得更為詭譎，幾近危如累卵、玉石俱焚的態勢。
然而，當前疫情的嚴峻，其實與全球化密切相關。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當前面貌的全球化是疫病唯一的原因，而只是其終極的版本。自人類從樹上躍下，開始其宰制地球的大業之始，各種病原（pathogen）即因為食物鏈的縮短而如影隨形地緊跟著人類。文明愈細膩發展，疫病愈兇猛猖獗。然而疫情的規模其實是隨著全球化的程度而逐漸擴大。故人類對地球的拓殖，尤其是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以及隨之而來的資本主義全球流動，致使疫情變得一發不可收拾。黑死病讓西方人初嚐全球連結的滋味，但當時的流行仍局限於特定地區，而在當今的全球化局面下，人類面對疫病，可謂已無所逃於天地。
病原體自古如鬼魅般來去無踪，而造成了古人將疫病訴諸神與鬼。有時怪罪自己未能以德為準而激怒上天，更多的時候則怪罪於邪靈惡鬼，以致有各種驅邪逐鬼之儀式，甚至以人為犧牲亦不以為過。近代科學雖釐清了疫病的原因乃是病原體（細菌與病毒），使人類不再「疑神」，以為疫病是上天針對無德的懲罰，卻始終並未改變其「疑鬼」的習慣，而仍然認為疫病總是「他者」所造成，甚至產生某種與科學結合的疫病「迷信」（比如認為5G相關的設施造成了新冠疫情）。也就是說，就疫病而言，人類的態度其實有退無進。「疑神」容或不足為訓，但尚且傾向於自省，但科學消滅了這種可能性之後，面對疫病，人類似乎只剩下一種可能，即以「驅鬼」（怪罪「他者」）為唯一的處理方式。因此疫情中幾乎不可避免會看到對少數或他者的醜化與攻擊。
然而，疫情所帶來的訊息，一定程度反而是要人類回頭重拾「自我反省」的路徑。因為疫情有如拉岡（Jacques Lacan）理論中的「病徵」（symptom），讓我們看到的是人類自己的心病：背離了厚德之途。人類自現代性（資本主義）成為生活方式以來，便將非人世界（non-human world）視為「備用資源」（standing reserve），對其進行竭澤而漁的搾取。這種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強力批判的態度，正是當前一切問題根源。而這次的疫病雖然可能只是現代性的諸多問題中的冰山一角，但卻造成了全面性的衝擊。由此可知，人類不能把疫病單純只視為疫病，而應視為一種來自天外的警訊。而這個警訊之所以在此刻出現，或正是因為「人類世」已經走向了即將不可逆轉的臨界點。這意味著人類必須對人與非人世界的關係進行終極性的省思，而不是補破網式的修葺。也就是說，人類與環境之間必須立即找到和解的方式，否則，人類似乎已經被非人世界的反撲逼到了無法迴身的地步。
其實，病原更顯示出了非人世界的能動性。人類雖有辦法降服與控制所有非人世界中的物種，唯獨病原體總會伺機加倍反撲。細菌總是有辦法發展出抗藥性，而病毒更是來去自如、愈演愈烈。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病菌甚至是改變歷史方向的真正動力。比如工業革命即是一例。黑死病讓歐洲人口大量死亡所造成的人力不足，促成了對機器的需求。反之，當時的中國科技雖然遙遙領先歐洲，工業革命卻沒有發生，原因之一便被認為是人力過於充足。
人類要如何不再被歷史書寫，而掌握主動？弔詭的是反而要藉由擺脫控制的欲望，而此欲望的根柢處便是企圖主控一切的「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cism）。故從根本處思考疫病的訊息，便是反思人類中心主義的弊病：人類中心的思考不但將人置於萬物的頂端，也賦予人類掌控萬物乃至消耗萬物的特權。
面對新冠疫病時，人類需要的不只是疫苗，更需要就人類深層的病對症下藥。人類不但必須思考疫病所突出的全球化陰暗面，也就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neoliberal globalization）對地球全面而無情的掌控、宰制與消耗。更重要的還是要思考人類與萬物到底應維持一種什麼樣的關係？不再竭澤而漁固然是必須的步驟，但若要能夠從心底根除竭澤而漁的傾向，更必須確認萬物與人的平等關係。這對自亞里斯多德以來便將人視為萬物之最的西方而言，是何等困難的事。然而對中華文化而言，儒家的天人合一或道家齊物共化的觀念，乃至原住民與環境的親族關係，都可以為人與萬物共生的基礎。不過近年來西方大力追趕，先是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過程哲學（process philosophy）開啟了萬物皆有能量、能夠互感的全新認知，並因此重新發掘懷海德（Alfred N. Whitehead）等對萬物能感的先知性論述；後復有新物質主義（New Materialism）對「物」（object）及「物質」（matter）的進一步思考，而形成了大規模的「後人文主義」（Posthumanism）浪潮，而後人文主義的核心便是「平面本體論」（flat ontology），將萬物置於平等的地位對待。
新冠疫情的出現，是沉重的天啟時刻，但也是天賜的反思契機：疫情迫使人類必須針對全球化及人類世這兩個當前至為迫切、且一體兩面的議題，進行根本的反思。全球化一度曾是新自由主義通往地上樂園（paradise on earth）的最後一哩路，如今卻反而成了逼近人類世末日的最後一哩路。在這個關鍵時刻，當海德格所預言的科技災難即將成真之際，我們不免意識到這也是人文的危機。人文理應引領價值，但當今在價值日漸被科技崇拜與功利主義所宰制的情況下，人文的角色何在？故此次的災難也凸顯了一個人文學的重大任務：疫病既揭露了「人文的危機」，更應促使人文學界發展出「危機的人文」，讓人文能夠重新成為價值的塑造者。
然而，先前提到的後人文主義論述雖然其根本關懷在於人文價值，但並不是一個局限於傳統人文領域的論述；當代人文價值的重塑不能只由人文領域單兵作戰，也不能只倚賴西方偏食的傳統人文主義，而必須進行跨學科領域、跨東西傳統、跨古今思維的整合，使新的價值能夠撐起將人類世如天塌般的危機予以回天的重責大任。這就是本書的重大使命。但此書只是一個嘗試性的發端，未來本院的三大系列（後傳統、後人文、後全球）將更全面的對人文價值進行重審與再造。
本書是本院「複眼體察後全球系列」的第一本書，而契機則是新冠疫情的出現。因應疫情，本院於2020年4月至7月間舉辦了兩次高峰論壇——「新冠啟世錄：從全球化到人類世」及「以病毒之眼：後新冠時期再審人類世」，分別探討「疫病、全球化與人類世」及「藝術、文化與人類世」兩大相關議題。在論壇的過程中，受邀參與學者之間反覆叩問詰辯，對議題之深入，不下於最近國際上任何對相關議題的探討。今有幸結集成書，深信必是學界與讀者之福。
本書分三部分，各收錄三篇論文。第一部分論「疫病與全球化」。首先是熊秉真審視從黑死病以降的幾次疫病大流行，爬梳其向來受忽略、對人類歷史進程的衝擊，並提出人文學科應有的因應調整。其次，杜震華則以堅實的數據論證，指出疫病對全球經濟的衝擊，同時也瞻望全球化的未來，最後並在政策的規劃與落實方面提供了一些及時的批評與建議。張登及則自冷戰後自由國際秩序（或曰西方秩序）開始舖陳，並以物質性與理念性兩大因素分析自由國際秩序的演化，從而論及新冠疫情對已在崩解中的秩序帶來的新衝擊，並突出俄國因素在未來的影響。
第二部分論「疫病與人類世」。韓國學者Woosung Kang（姜于聲）從病毒的特質出發，指出當前疫情的禍首乃是人類中心主義所造成的。人類藉由科技對非人世界進行的長期宰制，促成了病毒的蔓延。作者並藉由對《滅絕》（Annihilation）這部電影的分析，提出一種呼應新物質主義的新環境倫理。蔡振興則從人類行為乃疾病之因出發，審視人類世與疫病流行的牽連，並回顧西方歷史上的瘟疫相關作品，最後以小說《十月底》（The End of October）導向最終的天啟式結論。張君玫首先細數人類與病毒的親密關係，並從中看到一種新的人與非人世界的倫理，最後並以臺灣的山椒魚為例，探討一種人與非人世界共存的可能。
第三部分論「藝術、文化、與人類世」。廖咸浩指出思考疫情必須從「物」的角度，體會病毒面對人類侵擾時的回應，並經此思考人類的根本疾病由—對世界的控制欲—所造成的人類世險境，如何可經由藝術產生「負人類世」（neganthropocene）的逆轉。黃心雅則回溯1492年迄今，殖民主義如何對各地原住民社會造成的各種衝擊，特別聚焦於疾病的傳染及發生，並論及各地原住民如何自其文化傳統中，尋找回應這些衝擊（特別是人類世）的方法。最後，黃建宏則就當代藝術近年（特別是臺灣）的發展，審視藝術如何掙脫國族的執著而逐漸進入與非人世界的倫理議題，並展開以負人類世直面人類世的激進嘗試。
值此人類世危機時刻，本書九篇論文彼此呼應、互相燭照、分進合擊，提出了對全球化與人類世的諸多洞察，相信必能對後疫情時代略有提點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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