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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明治「敗者」史觀與殖民地台灣─以北白川宮征台論述為中心（摘錄）
一、前言
日本與台灣近代關係始自1874年的「台灣出兵」，史上又稱「牡丹社事件」。日本自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便開始近代國民國家發展的進程，國家在擴張的同時，也進行內外的收編。除了企圖迎頭趕上世界帝國列強，也積極加入帝國主義競逐遊戲。「台灣出兵」正可說是日本加入列強競逐的試金石。「台灣出兵」事發原因起自琉球漁民遭遇船難漂流至台灣恆春半島，其中54名遭牡丹社以及高士佛社原住民殺害。「台灣出兵」發生後，日本開始積極主張其對琉球主權的正當性，讓前近代以來一直處於中國以及日本兩大國夾縫之中的琉球王國主權岌岌可危。日本以台灣原住民殺害琉球漁民為由，對清廷提出抗議。然而清廷將台灣定位為「化外之地」，讓日本根據近代列強競逐遊戲的基本規則：「萬國公法」，於1874年由西鄉從道率軍對台灣出兵，此乃官方近代史上台日首次接觸。事實上「台灣出兵」的目的，乃企圖消解日本維新後因「廢置縣」而大量失業的武士階級不滿情緒。「台灣出兵」之前，已有所謂「征韓論」主張。「征韓論」政爭失勢的西鄉隆盛掛冠求去，隱遁鹿兒島。「台灣出兵」決議雖有種種緣由，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可說是當時明治政府企圖對心生不滿的西鄉隆盛懷柔。「台灣出兵」的統帥雖是其弟西鄉從道，西鄉隆盛表面上似乎並未主導征台戰役，但實質上所有軍隊調度多出自西鄉隆盛之手。1874年台灣出兵之後，士族的不滿不僅未消解，加上當時明治政府未徹底落實近代國家議會體制，自由民權運動越演越烈，在「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情勢下，西鄉隆盛率領不滿士族在九州蜂起，於1877年爆發明治維新之後最後的國家內戰「西南戰爭」。至此，明治維新後，日本動盪不安的內政情勢告一段落。隨著1894至1895年的日清戰爭及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戰爭分別打敗中國及俄國，同時依《馬關條約》，清廷割讓台灣，日本得到第一處殖民地。
依照「通史」觀點，上述可視為近代日本流通的主流史觀，即明治維新之後「奪權」的薩摩、長州二藩所主導之歷史觀點。台日近代關係史基本上由上述史觀來呈現，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的歷史脈絡，基本上也由此認定，成為一般流通的論述。但如果回溯日本領台乃至渡台的日本人，便能發現來自明治維新的「敗者」集團者眾，是以若採「勝者」史觀看待在台殖民者乃至台日殖民史，恐有失真之虞。
對日本的近代史觀而言，歷史學家成田龍一曾指出所謂的歷史，對於創造、支撐國民國家是非常重要的中樞機能。因此，歷史學也常常難以介入對國民國家的批判。然而，自冷戰體制崩壞，來自前「日本」帝國殖民地對戰前戰爭責任的釐清與挑戰，正是對支撐歷史框架的近代國民國家，及以國民國家為理念的戰後日本之詰問。這些現象挑戰敘述「歷史」的立場，讓至今為止擁有特權的歷史學地位岌岌可危。因此「歷史」作為敘事觀點的概念被導入緊鄰的文學領域，並開始受到重視。也就是說，歷史學之外的學問領域開始關切「歷史」，而漸漸動搖「學門」（discipline）的界線，也重新定義「歷史」的概念。
省思以上日本近期的史觀變化，再對照目前的台灣研究，可看出日本領台五十年間的研究史觀，無異是沿用明治維新後，薩長二藩所主導的「勝者」史觀。從而對當時統治者「日本」的認識不僅平板同時一元化，在後殖民研究論述上過度簡化日本近代的「國族主義」，對日本領台五十年間在台日人的文學框架建構，基本上均視為以日本宗主國為主體的「勝者」史觀之「國民文學」。然而，重新省視日本統治期的在台日人文學主導者，便會發現多為東北「敗者」集團出身者，或與東北地域有極深淵源者，西川滿、島田謹二、濱田隼雄等都在此列。不僅如此，如果從「敗者」的東北史觀出發，觀察當時在台日人的文學創作以及「國民文學」框架建構的構想與意圖，便能看出有著更複雜的重層及無法還原於「單一」的日本「國族主義」結構，這與日本領台的時間點―1895年前後不無關係。此時，日本的近代國家基礎尚未底定，且所謂「日本」的國族認同也未臻至成熟。而當時在台日人的國族認同，並無法如此單純地還原還未具體成形及充滿曖昧矛盾的「日本」；從在台日人的「敗者集團」，也可看出其「國族主義」認同中衝突與矛盾的複雜性格。其中關鍵，與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即幕末時被東北奧羽列藩擁立為東武天皇的「輪王寺宮」，1895年死於台灣征戰途中後在台灣的神格化及形象的建構、複製與傳播，有極為密切的關係。由北白川宮傳說以及當時以東北「敗者」集團在台日人作家所企圖建構的「國民文學」，都可看出其對於台灣的定義，與明治維新之後「勝者」集團的主流統治視點差異之處。台灣文壇的日人權力核心所想像的「日本」，未必與當時內地的宗主國同調；他們在台灣意圖建構的「外地文學」，也未必等同於「日本文學」。至今為止我們從未對他們「日本殖民者」的絕對性產生質疑，正是因為我們評價日本的治台史觀所採取的視角，乃明治維新政爭中的「勝者」史觀―也是近代日本的主流史觀。
本章由「敗者」史觀重新探討北白川宮在明治維新史的定位，對照日本的台灣殖民事始―即病歿於台灣征途中的北白川宮所在台生成的傳說與形象。除了從1895年隨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征討台灣的森鷗外撰寫之傳記《能久親王事蹟》，論述北白川宮形象的生成與史觀差異外，也將從《台灣日日新報》連載的講談〈北白河宮殿下〉，探討當時流通於殖民地台灣的媒體如何從「敗者史觀」建構北白川宮形象。
二、佐幕敗者到鎮台神祇─北白川宮形象的更迭
回溯日本的台灣殖民事始紀錄，基本上均由當時身任近衛師團團長北白川宮的基隆澳底登陸開始。依日本的台灣殖民事始解讀，北白川宮1895年5月30日登陸澳底，「於嘉義南進途上罹患風土病」，「二十二日入台南城，至二十八日病勢加劇」，同年10月28日於台南駐在所死去。爾後台灣情勢底定，總督府建造台灣神社奉祀北白川宮，成為日本南方鎮守大社。身為明治天皇的皇叔，死於台灣的北白川宮成為日本統治台灣的精神象徵―台灣神社的鎮守神祇表面上似乎並無特別的疑點，但卻是沿用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的主流史觀檢視台灣的殖民史之故。如果由東北史觀重新省視明治維新歷史，上述敘事便完全迴異於至今為止由薩摩、長州於明治維新奪權成功之後所建立的日本近代史觀。隨著日本的近代史，特別是對明治維新史觀近年的重新評價，北白川宮在明治維新時捲入幕府與朝廷之間的政爭，一時之間成為東北朝廷擁立的新帝，其在明治維新史上被視為叛國謀反的歷史便再度浮上檯面。
由東北敗者史觀重新回顧幕末到明治維新這段歷史，含括明治維新前後由薩摩、長州的西軍集團，以及以仙台、會津藩為首的奧羽越列藩之東軍所展開的天皇正祚爭奪權過程，乃始於戰後。先行研究中，藤井徳行指出戰前使用大量史料，以不偏袒佐幕派或倒幕派的公正立場蒐集、編述幕末維新史者，首推藤原相之助的《仙台戊辰史》。戰前對於北白川宮被推為天皇，乃至東北朝廷成立的構想幾乎無人提及，這樣的現象起因日本戰前的尊皇主義，以及天皇的神格化、皇國史觀等思想壟斷歷史詮釋權。日本戰敗後由美軍接管，成為實質的殖民地，天皇「神格化」神話崩壞，其權威受到挑戰。一直以來被視為禁忌的這段幕末政爭明治維新史，在戰後逐漸解禁。其中藤井徳行〈明治元年關於所謂「東北朝廷」成立之一個考察〉（明治元年 所謂「東北朝廷」成立に関する一考察）將戰後以來的東北朝廷立帝說，作了清楚的整理與解析。
幕末時，奉幕府之命鎮守京都維持治安的會津藩與薩摩、長州藩於1868年（慶應四年）在京都發生武力衝突，是為「鳥羽伏見戰爭」。幕府軍敗戰，以薩摩、長州藩為首的新政府軍在戰爭結束七日之後，對仙台藩下令討伐會津藩主松平容保。東北諸藩對於新政府軍抱有強烈的不信任感，對於其政權正當性存疑，同時對於新政府軍要求對會津藩藩主松平容保處以死罪表示強烈不滿，認為薩摩、長州有公報私仇之嫌。於是同年5月3日以仙台藩為盟主的奧羽越列藩正式成立，對此，薩摩、長州為首的官軍發兵征討東北，是為「戊辰戰爭」。當薩長新政府軍攻打江戶上野寬永寺時，北白川宮被擁幕軍彰義隊擁立，但薩長聯軍攻入江戶之後於關東各地逃亡藏匿，最後逃至東北，在平潟登陸，抵達仙台。之後東北諸藩成立的東北朝廷，擁立北白川宮為帝。
明治天皇的父親孝明天皇是強硬的攘夷論主張者，對幕末以來擔任京都守護職的會津藩極為信賴，直到1866年（慶應二年）因水痘急逝為止。北白川宮為孝明天皇義弟，對於意圖在東北樹立新朝廷政權的奧羽越列藩而言，乃血統純正之不二人選。對會津藩深表同情而結盟的奧羽越列藩擁立北白川宮為東武天皇，企圖藉此大義名分對抗薩長主導的新政府軍。
另，關於「輪王寺宮」（即北白川宮）在東北被擁立為帝的主張，與幕府長久以來的傳說也有密切關係。北白川宮於幕末時承襲「輪王寺宮」，名為公現法親王。「輪王寺宮」是上野寬永寺代代傳承的住持名號，也是幕府菩提寺日光東照宮的司職者。天台宗的天海大僧正獲得三代將軍家光支持，得以開山寬永寺。開山之後，均由京都迎來皇族出任歷代的「輪王寺宮」。據傳，天海獻策德川幕府，當「西邊諸國發生叛亂企圖夾持天皇時，當奉本東叡山皇族後裔為今上，進行平定」。此被稱為「天海密策」―即幕府預防朝廷以及西邊大名（諸侯）所採取的對策，在幕府內部及箱根以東的諸藩暗中流傳。瀧川政次郎甚至指出，德川將軍對「輪王寺宮」尊崇與順從的態度，甚至高於京都的朝廷。日光東照宮的皇子（宮樣）即東邊的天子，這與日光東照宮即東邊的伊勢神宮，東照神君即天照神君是相同的道理。也因此，「輪王寺宮」被奧羽越列藩擁為新帝並非歷史的偶然，乃其來有自。
新政府軍底定東北諸藩後，「輪王寺宮」投降謝罪，被下令在京都閉門自省，獲赦免後復籍伏見宮家，襲名「北白川宮」。禁閉解除後，北白川宮懇求明治天皇，允許其負笈德國留學。然而留學期間與德國女性貴族訂下婚約，明治天皇因而震怒。婚約消息見報後，北白川宮被迫中斷留學返國。之後再度被命令謫居京都，閉門思過。後來進入近衛局，日清戰爭之際，於1895年晉升近衛師團長。同年5月30日以守備軍力帶領半個師團兵力登陸台灣，旋即開始征戰台灣。當時近衛師團被派遣至遼東半島待命，是為了萬一與清廷戰事擴大，以便進入北京進行守備。然而與清國戰況並未如預期擴大，清廷提議媾和，隨即於1895年5月8日訂定《馬關條約》之後，在三國干涉還遼下，近衛師團急遽被命令前往台灣進行守備。明治政府於5月10日任命樺山資紀為台灣總督，接著當時征清大總督小松宮彰仁親王決定派遣北白川宮率領的近衛師團充當台灣駐屯軍，5月16日征清大總督命令近衛師團等待台灣總督命令，隸屬台灣總督指揮下，候命派遣至台灣。
三、東北朝廷立帝說的虛與實─森鷗外《能久親王事蹟》中的北白川宮形象
北白川宮事蹟在殖民地台灣時期的複製與流傳，基本上從1910年代，由當時隨能久親王征伐台灣的近衛師團軍官以回憶錄形式撰寫開始，之後直到1940年代戰爭時期，北白川宮神話再次被動員。即使以傳記形式書寫，對於征台戰役之前的歷史一概輕描淡寫，且均聚焦於滯台期間，即1895年5月30日至10月28日期間的征戰經過。日本國會圖書館現存相關資料與北白川宮傳記對其「輪王寺宮」時代，即「明治維新」主流史觀所強調幕末能久親王隨佐幕派流亡至東北，被認定企圖謀反的歷史，其實都有一定程度的呈現。然而，檢視北白川宮的台灣征討戰役，便會發現疑點甚多。此外，北白川宮與東北諸藩敗者及明治新政府之間錯縱複雜的關係，讓日本1895年征台史蒙上陰影。例如，從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登陸台灣時的部屬西川虎次郎隨北白川宮登陸台灣戰役的回顧，便能發現箇中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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