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後－新電影」中的臺北：資本全球化與新的消費空間〉（節選）
本章將電影中的臺北放入臺灣電影史的脈絡中，討論「後－新電影」時代城市行銷發展、電影中的臺北都市景觀變遷以及多元流動特性，意圖呈現2008年以來臺北影像地圖全景。21世紀以來電影中的臺北呈現為以下特點：電影與城市行銷密切結合，建構具有獨特美學的多元文化城市，同時電影中資本主義商業空間與消費空間頻繁出現，資本全球化又造成了臺北的多元跨地流動。
首先，2008年臺北市電影委員會的成立、城市行銷與電影觀光的結合改變了電影中臺北的城市意象，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電影中的政治地景由以往的象徵權力轉變成為城市行銷而服務，第一部分將論述臺北市電影委員會的推動力，以及城市行銷帶來的電影中的城市意象的轉變。其次，臺北都市更新與變革之下，西區沒落、東區漸顯的軸線翻轉在電影中呈現，尤其是新世紀以來信義商圈與臺北101大樓代替早年電影中的西區、東區而成為臺北市的地標與名片，這是這一時期電影呈現臺北都市空間地標的新特點。同時，臺北既是一個東亞大都會，與全世界大都市一樣高樓林立，同時電影中的臺北又具有獨特的都市文化，與以往電影中呈現臺北的現代化、後現代過程不同，這一時期電影中以臺北的獨具特色的咖啡館、街道巷弄、公園、校園、誠品書店、夜市、捷運站等休憩和休閒空間，作為一種全球化浪潮之下的在地精神的彰顯。第三，在資本全球化的情境下，這一時期眾多電影開始呈現臺北的多元跨地流動，其中包括電影作為文化產品在生產製作方面的全球合拍合製，也包括電影作為文本所呈現的兩岸流動、跨國流動等多元流動景觀，第三部分將舉例說明在全球化時代下這種流動的多元性。
本章將列舉眾多相關電影文本，並且以都市景觀的變遷、城市行銷的作用以及全球化情境下的多元流動這三個與之前電影相比最大的不同特點，作為開始本研究論述之前對這一時期電影中的臺北進行一個概觀全貌的導論，從下一章開始則進入本研究選取的十部電影的論述分析。
第一節 城市行銷與消費空間的創造
一、臺北市電影委員會的成立與電影城市行銷
透過地方或景點在影視產品中的露出而吸引遊客造訪，稱之為影視觀光（film tourism），影視觀光又稱為電影誘發觀光（film induced tourism）、媒體誘發觀光（media induced tourism）、電影觀光（cinematographic tourism）、媒體朝聖（media pilgrim）。等。回顧臺灣電影史，《戀戀風塵》、《悲情城市》（1989）中的九份山城與昇平戲院至今仍是海內外遊客到訪臺灣的重要觀光地，新世紀以來，《向左走向右走》（2003）中的北投、《不能說的‧祕密》中的淡水、《海角七號》中的恆春等各地成為遊客爭相到訪的熱門觀光地。
近年來，臺灣各地市看到了影視觀光帶來的周邊效應，陸續成立電影委員會或協拍中心，隸屬地方政府影視文化機構，為電影拍攝提供資金補助支援，同時也為電影取景提供幫助。以此將電影拍攝、影視觀光與城市行銷相結合。臺北市在2007年底成立臺北市電影委員會，大力推動與支持電影在城市取景拍攝，以通過電影傳遞城市文化，從而促進城市行銷與觀光。臺北市電影委員會成立以來，不僅給予以臺北城市為電影背景的電影以資金補助，更協助了大量電影在臺北市取景，包括封街拍攝協助、拍攝地協調等。電影觀光與城市行銷的聯動，從電影取景、拍攝協助與資金支持，到後期電影觀光的推廣策略，都通過電影攝製方與當地政府相關部門的配合，經過十年的發展，臺北已成為一個電影觀光盛行的城市，電影不僅吸引遊客、行銷城市、帶來經濟效益，更重要的是電影建構出城市的文化與精神。
電影對城市旅遊的作用體現為電影的「框取」和「溢出」效應，通過「框取」電影影像選擇性地表現城市，通過「溢出」，電影影像反作用於城市，讓銀幕空間成為塑造顯示城市空間的一種力量。從電影拍攝的角度來看，在城市行銷的驅動下，歷史古蹟、文化遺址以及政府部門都開放配合電影拍攝。例如臺北市的重要古蹟總統府、臺北賓館、中正紀念堂、國父紀念館均開放為電影拍攝地：位於凱達格蘭大道1號的臺北賓館，興建於日據時期，為日據時期總督居住地及會客場所，原為「總督官邸」，通過臺北市政府及臺北市電影委員會的協助，臺北賓館首次開放作為《賽德克‧巴萊》（2011）的主要場景，將臺北賓館設置為霧社事件發生時的日本警察局。臺北賓館由於其歷史沿革，也正符合電影中日軍官舍場所對日式建築的需求。講述臺灣辦桌文化的《總舖師》，獲得臺北市電影委員會的支持，在國父紀念館廣場拍攝辦桌比賽總決賽，電影最後形成了一場多達三、四百人、耗資500萬新臺幣的大場面。在《總舖師》中，國父紀念館的政治意涵已退居其次，取而代之的是熱鬧、人情與古早的辦桌文化，辦桌決賽是一場由古早臺灣本土傳承並且被發揚光大的在地辦桌文化的彰顯。電影中的歷史建築與政治景觀，隨著時代的發展變遷，不再表達權力的暗喻，反而成為城市的名片、觀光的聖地，也成為城市行銷的重要工具而出現在電影中。
此外，臺北市電影委員會通過提供拍攝補助計畫申請，設立「臺北市拍攝補助方案」，還實行「電影事業相關稅賦減免措施」，同時舉辦「臺北電影學院」活動。除了大力協助電影取景與拍攝之外，臺北市電影委員會還在電影上映、發行到後期推廣等方面採取諸多措施：首先，組織舉辦各類首映會、特映會，以臺北重要景觀或電影呈現的特殊地點為放映場所，邀請政界人士參與電影映演，以加大電影口碑效應。在臺北市影委會與相關政府部門的協調下，通過市長及政界人士出席、場地借用、交通安排等方面為電影的首映保駕護航，同時也引發民間自主性的觀影熱潮。其次，臺北市電影委員會還適時地舉辦各類電影主題觀光活動，以突顯城市的人文精神，例如第五章分析的兩部電影《大稻埕》、《艋舺》所帶來的在地化觀光，通過與拍攝地所在地方社區的聯動，促進電影觀光、電影紀念商品販售。第三，通過在臺北市電影委員會網站推出以臺北為背景的電影的介紹、導演及演員採訪等專題，通過提高採訪專題點擊率來幫助電影行銷宣傳；同時各類出版品如《跟著電影遊臺北》、《臺北拍電影》等書籍、雜誌的出版以「電影拍攝地」作為城市電影觀光的重要推廣景點。因此，在臺北市的電影觀光與城市行銷的密切聯動發展中，經過臺北市電影委員會十年的發展，已摸索出一套較為成熟的路徑：通過資金補助、拍攝支持、舉辦行銷活動等一系列手法，臺北市電影委員會間接促使原來難以出現在電影中的歷史古蹟登上大銀幕，同時從電影劇本創作、拍攝製作到後製、發行與行銷等方面的參與，影響了臺北在電影中的呈現，協助建構了一個具有人文風情兼具旅遊價值的臺北景象。
二、政治力式微、國族淡化：政治地景的意象轉變
1、地景：刮除重寫的羊皮紙
臺灣複雜的歷史文化經驗形塑了臺北城市獨特的人文地景，臺北市最重要的地標有不少都是政治地景，其中主要為兩類：一類為日據時期興建，如總統府、臺北賓館等，另一類為國民政府遷臺後興建，如中正紀念堂、國父紀念館等。在建築風格上，由於臺灣是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日本將從歐洲學到的建築風格實驗性地運用在臺灣的土地上，於是有了具有歐洲建築風格特色的總統府、臺北賓館；而國民政府遷臺後將臺北設定為「首都」來經營並且不忘中國傳統文化，紀念孫中山的國父紀念館及紀念蔣介石的中正紀念堂都為中國古典宮殿式建築風格。以上政治地景是臺北都會的重要地標建築，被賦予臺北複雜歷史記憶象徵意義。
Mike Crang曾論述地景是張刮除重寫的羊皮紙，其指涉刮除原有的銘刻再寫上其他文字的不斷反覆的過程。先前銘寫的文字永遠無法澈底清除；隨著時間過去，所呈現的結果是混合的，刮除重寫呈現了所有消除與覆寫的總和。他將這個觀念用來類比銘刻於特定區域的文化，指出地景是隨著時間而抹除、增添、變異與殘餘的幾何體，地景是連續的發展過程，或是分解與取代的過程。由於臺北近百年來的複雜歷史使得臺北的都市文化成為一種複合的文化樣態，而具有悠久歷史的臺北地景則正如Mike Crang論述的刮除重寫的羊皮紙，特別是日據時代以來的臺北地景，以總統府為例，電影中的總統府從日據時代顯示日本的殖民統治，到國民政府時期象徵威權統治，到新世紀以來為促進城市行銷而開放為拍攝地；電影頻繁取景地西門町同樣具有代表性，其名稱來源於日據時期，亦為日據時期開始設立的日本人的娛樂區，國民政府時期西門町仍有臺北最為繁華的電影街，隨著臺北城市中心由西向東轉移，西門町逐漸沒落，但在新世紀又成為深受日本流行文化影響的青少年次文化陣地。這種歷史文化的抹除、重寫與演變，導致地景的意象與文化含義的轉變都呈現在不同歷史時期的電影中。以下將主要檢視自日據時代、國民政府遷臺以來的臺北重要歷史政治建築在不同時代電影中的再現，由此關照電影中的政治地景在不同歷史時代下的不同面貌，特別是其在新世紀以來的權力淡化與意象轉變。
2、從戒嚴到解嚴：權力隱喻
自1895年至1945年的50年日本殖民時期，臺灣受到日本殖民的深遠影響。1945年國民政府接管臺灣，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臺灣開始了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直至1987年戒嚴解除；2000年至今，臺灣經歷了三次政黨輪替。電影是社會文化的縮影，電影觀察社會、敘述歷史、建構集體記憶。受歷史影響的政治地景在不同時期的電影中的意象，與城市的歷史經驗、政治環境及社會變遷密切相關。城市是居民生活的場域，城市的地景承載著居民的歷史記憶與主觀情感，地景呈現的意象也承載感知經驗。電影設定的發生場景都有特定的意義，地景是符碼，通過導演的編碼後再現。通過總統府、中正紀念堂等政治地景在戒嚴、解嚴、新世紀臺灣電影中的意象演變的分析，可見政治、社會之經驗如何作用於電影，以及電影在不同歷史時期如何塑造地景意象，建構與之相關的都市經驗，尤其是這一時期城市行銷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力。
總統府自日據、兩蔣時代至今，都是臺北乃至臺灣的重要地標建築。從建築形態上看，總統府常被稱為具有權力象徵的「陽具建築」。從歷史上看，同為日本殖民地的韓國，在獨立後視殖民時期的總督府為國恥並將之拆除；而在臺灣，從二戰結束至國民政府遷臺至今繼續沿用，總統府現今仍作為臺灣最高政治權力機構的辦公所在，也是臺北市的重要地標建築之一。這棟近百年的建築，在日據時期、戒嚴時期以及民主時期電影中，分別被賦予外來殖民力量、威權統治與多元文化的涵義，承載了臺灣的殖民經驗、威權記憶和民主發展的意涵。在殖民時期，電影成為日本統治臺灣的意識形態工具，電影中的總督府也呈現為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權力象徵。例如1941年的紀錄片《南進臺灣》作為日本人拍攝的政績宣傳片，用於展現臺灣的風土、地貌與物產等，電影中出現當時的總督府，是總督府（今總統府）最早可見的影像呈現，用以表現日本政權的殖民統治。
自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後頒布「戒嚴令」，戒嚴時期總統府前戒備森嚴、氣氛嚴肅，甚至周圍路段也禁行機車與腳踏車。在1950年代電影中，總統府常作為高高在上的威權時代的政治權力隱喻。在本研究第一章中曾提到《王哥柳哥遊臺灣》中總統府作為王哥柳哥遊臺灣經過的第一站，突顯總統府的地標作用以及作為臺北城乃至臺灣最中心區域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總統府象徵著戒嚴時期的威權統治。在1980年代，臺灣民間社會開始推動解嚴，藝文界反抗威權的表達也持續暗湧，意圖推動「白色恐怖時代」的結束，一切在為1987年解嚴鋪陳準備。電影中的總統府從早期表現政治威權，轉變為暗含民眾的不滿與反抗，《青梅竹馬》中拍攝到一群青年人在夜間開摩托車在總統府前繞行，作為對總統府所象徵的威權體制的衝撞。這樣的場景在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時代幾乎不可想像。此外，在《超級市民》開頭，總統府、中正紀念堂、圓山大飯店、士兵、蔣介石銅像等鏡頭不斷出現，彰顯戒嚴下的政治壓迫，總統府與中正紀念堂在一系列剪接鏡頭的最後出現，突出這兩個權力地景的主導地位。1987年臺灣解嚴後，臺灣電影開始重現臺北的歷史記憶。
解嚴後，電影開始探尋曾經不可言說的政治歷史。本研究第二章曾論《超級大國民》以許毅生的視角揭露城市的歷史記憶與創傷經驗。電影還特別選用了兩個重要的紀實片段描繪解嚴之前的總統府，一是日據時期、二戰末期總督安藤利吉在當時的總督府前校閱軍隊，而受檢閱的不乏臺灣的部隊；另一段是初到臺灣的蔣介石在總統府前檢閱部隊。這兩個真實影像片段分別記錄於1940年代末與1950年代初這兩個相近的時間，兩段歷史影像中總統府與威嚴的統治者、軍隊同框，象徵著政治與暴力，以及普通人的極度受壓迫、恐懼。
除了總統府外，中正紀念堂是臺北極具國族空間意涵的城市地景。中正紀念堂在1980年代的電影中常呈現為威權的壓迫，最早可追溯到1983年的《搭錯車》，啞叔通過撿破爛將女兒撫養成人，當女兒阿美成名後啞叔卻已病逝，電影末尾阿美在中正紀念堂前舉辦演唱會，彼時中正紀念堂前的兩廳院尚未完工，在空曠的中正紀念堂前的演唱會，象徵在威權體制下阿美這個小人物曲折不堪、親情永失的遺憾卻還要為了生計而在眾人面前展演的無奈命運。而《超級大國民》則將中正紀念堂視為臺北這座背負歷史悲情的後殖民、後威權城市中的重要組成，暗喻白色恐怖時代對於社會和個人製造的歷史創傷。
3、國族意識淡化、城市行銷當道
21世紀以來，隨著臺灣政治社會發展、民主轉型，政治地景在電影中意象轉變，電影幾乎粉碎了地方的單一經驗，匯聚了不同的空間，以顯示現代生活的新模式。總統府作為地標依然是電影中的標誌建築，這一時期總統府的意象也更加多元豐富。《愛情靈藥》（2001）講述青少年充斥色情暴力媒體的成長過程，以及青少年在成長中對於性、愛的迷茫與困惑等成長問題，同時電影也呈現了新世紀的臺北城市生活面貌。電影開篇即是迷上色情書籍的林祖狀坐在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面向總統府翻閱色情小說，員警走過來說：「你厲害，在總統府前看黃色書刊，公然猥褻總統府。」林祖狀說：「我之所以會坐在這裡，是因為，我已經完全失去了人生的方向。」總統府的意象被建構出更多的可能性，高中生在總統府前看黃色小說，總統府從威權時代的高高在上、不可侵犯變為可以被「猥褻」。前景的高中生與遠景的總統府，一邊是年輕的、受青少年次文化影響深遠、光天化日看黃色書籍的、無所畏懼的高中生，一邊是近百年歷史的、經歷過殖民與封建、長期象徵權威的總統府，也形成對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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