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與晚明小品：談「小品」詞語的衍生與流行（摘錄）
一
晚明所謂的「小品」的盛行，標示著明朝萬曆以後文學趣味的變遷，是特定時空背景下文化的產物。邇來學者多能就當時政治、社會、經濟與思想等因素立論，探討其興盛的原因。至於由前、後七子經公安派、竟陵派以至明末清初，文學理論變遷的情形，也都大致有軌跡可循了。
可是，觀諸學者的研究，似乎都有一個共同的結：到底應該如何為晚明的「小品」下定義呢？定義本就很難下，那麼，至少總得釐清一個義界出來，作為共同討論的基礎吧！學者在這方面投注極大心血，寫成的文字也相當可觀。但是，結論似乎都還無法被完全接受。
筆者注意到「蘇東坡選集」在晚明盛行的特殊現象，嘗試去分析王納諫評選《蘇長公小品》的時代意義，最後乃肯定晚明文學趣味的變遷，在諸家對東坡詩文的評選和爭論中，具體而微地呈現出來，而「小品」的名號正是那一場論戰中突顯出來的徽幟。所以草擬此文，鈎勒晚明時期由東坡詩文引起的選戰的經過，並由此把握「小品」一詞在晚明衍生與流行的文獻，以解釋晚明「小品」的義界，供有識之士參考。
二
蘇東坡在有明一代非常受歡迎，毛晉為其所刊《蘇米志林》（《志林》）作跋，道出了長公詩文流行的盛況，以及明人窮搜遺佚，小碎不漏的痂嗜：
唐宋名集之最著者，無如八大家，八大家之尤著者，無如蘇長公。凡文集、詩集、全集、選集，不啻千百億本，而《寓黃》、《寓惠》、《寓儋》、《志林》、《小品》、《艾子》、《禪喜》之類，又不啻千百億本，似可以無刻，然其小碎，尚多脫遺，余己未（按：萬曆四十七年，1619）春閉關昆湖之曲，凡遇本集所不載者，輒書卷尾，得若干則，既簡題跋，又得若干則，聊存痂啫，見者勿訝為遼東白豕云。
毛氏所言，我們從刼餘殘存，為數仍然可觀的蘇集，還可以約略想見。分析今存作品的性質，印證毛氏的話語，長公詩文盛行於明代的現象，還有一些問題值得進一步推敲。
唐宋八大家別集在明代的流行，主要是唐宋派諸人鼓吹的結果，文學史上對這個命題並無疑義；可是，蘇東坡又如何能在優選之中，獨越群倫，特別受明人青睞呢？明代的讀者用什麼觀點來接納東坡的作品呢？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須先了解東坡作品的出版取向。
毛晉的〈跋語〉對東坡作品大體分成三類：《寓黃》等集以東坡謫居地點取名，結集特定時空的詩文。這類書數量不多，再加上《四庫全書》（《四庫》）所載《黃樓集》、《東坡守膠西集》，也不過五種，它反映明人對東坡失意自處的生活與寫作的關懷，《志林》等四種書大概屬於筆記和短文，其中的《艾子》是偽書，當時尚有〈調謔篇〉、〈雜纂二續〉等，都因子瞻生平俳謔，而率然依附名下；「小品」當即《蘇長公小品》，和《東坡禪喜集》都在書名上說明了結集東坡作品的取向；《志林》則沿襲宋人所輯蘇軾隨手所記璅言小錄，或加增輯（商濬《稗海》本），或加評點（焦竑評本），這一類書的種數，雖然不多，版本卻很多，印數應如毛氏所說：相當可觀。而毛氏排比四種筆記短文的著作，又隱約透露出來明人的趣味取向。
相對於前述標明書名、種數不多的作品，毛氏所說有千百億本的東坡「文集、詩集、全集、選集」的出版情形，似乎就更值得尋味了。這一類作品應包括所有的明人刊行的東坡文集、詩集、或詩文集，或者為全集，或者為選集。毛氏因為種數很多，無法抽樣，故不列書名；選集為數特別可觀，因此行文需特別標出「全」、「選」。東坡的全集（《蘇文忠公全集》和《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等）種數不多，宋人規模具在，讀者求全責備，自然有相當銷量。然而篇帙浩繁、售價不貲，不是一般人所能購置；未經別裁，不加評點，更不是時尚所好。所以，全集的印數絕不能與選集相比。
沈闇章作〈蘇文忠公文選序〉說：
明興操觚家遞為評選，屈指未易更僕數。
比較明確一點的數目，根據《嘉樂齋選評註三蘇文範》卷首所載明朝「批三蘇古今大方姓氏」，包括方孝孺、解縉，至鍾惺、艾南英，共有一百一十四家；陳夢槐《東坡集選》卷首「集選長公文諸家姓氏」所載則有楊維楨、康海、楊慎、陳霆、林希元、唐順之、姜寶、王慎中、茅坤、王世貞、歸有光、宗臣、李贄、錢士鰲、陶望齡、袁宏道、王納諫等共十八名，這兩種書目只是舉其大者而言，未能臚列殆盡，就今日所知，逸出陳目，選長公文的還有：焦竑、陳繼儒、崔邦亮、李春榮、鍾惺、錢檟、鄭之惠、閔爾容、陳仁錫、陳紹英、吳京、凌啟康、黃嘉惠、王如錫等十四家，其中包括晚出的選家。從以上的數據看來，明人選蘇文真可說得上猗歟偉歟！
蘇文之所以獲選，學問、性行、功業、際遇，都有以致之，楊四知〈刻蘇文忠公集選序〉說：
蓋公（按：指崔邦亮）之文章氣節、經濟訏謨，與長公有心契者，故愛其文梓之，且令博士家讀其文，想見其人，詎直文邪！
可是，這到底是一個科舉掛帥的時代，如何習得八股制藝文字的寫作，是士子登科前最主要的關懷，而為書坊選家利益之所在，房書社稿、兔園冊子乃大行其道，模擬呫嗶之不足，乃進而揣摩前修之古文，以求出奇制勝。選家之圈點評選，斯乃影響至鉅。明朝文壇知名之士及書坊陋儒都肯定三蘇—尤其是長公—文章有助於舉業，乃助長了蘇文評選的大行其道。譬如：王世貞晚年輯錄《蘇長公外紀》一書，並作序道：
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獨蘇公之作最為便爽，而其所撰論策之類，於時為最近，故操觚之士，鮮不習蘇公文者⋯⋯蘇公才甚高，蓄甚博，而出之甚達，而又甚易，凡三氏之奇盡於集，而蘇公之奇不盡於集，故夫天下而有能盡蘇公奇者，億且不得一也。
李卓吾評選《坡仙集》，在給焦竑的信裡頭，他說：
弟于全刻抄出作四冊，俱世人所未嘗取者。世人所取者，世人所知耳，亦長公俯就世人而作者也。至真洪鐘大呂，大扣大嗚，小扣小應，俱繫彼精神髓骨所在，弟今盡數錄出，閒時一披閱，平生心事宛然如見⋯⋯倘印出，令學生子置在案頭，初場二埸三場畢具矣。
崇禎四年，陳紹英選《蘇長公文燧》，作序云：
當今以制義取士，學術事功，無所不備，而尤以疏宕犀利為奪目，故最便子瞻文。
鄭之惠輯《蘇長公合作》，書前之引稱：
舉子業至今日⋯⋯以無所不鬯之論為工，以無所不鬯之才為奇，則謂長公之文為今業舉子者訓誥可矣。
不分名士俗儒，評文觀點可能標新立異，文章去取或多或少，但是，都不諱言蘇文與舉業的密切關係，這種關係猶如時人所說「長公之文，如太倉給粟，人得共飽。」一人的文章，而使後代的出版家、選家、以至天下寒士盡皆歡顏，大概是文學史上不世出的特例。更有進者，《寄園寄所寄》引述的一條明末資料說：
近時俗學皆尚三蘇文字，不復知有唐文矣，況秦漢乎！故不拘大小試卷，主司大率批曰：「宛然蘇子口氣。」或曰：「深得蘇氏家法。」即中式矣。
苟真如此，那麼，明朝末年，連考官也都為蘇文瘋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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