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徵求有驚喜
【第壹章】緒論：鍊金術的空想實驗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問題意識
鍊金術士在實驗室中，將夢想變為試驗。
於是，鍊金術的語言成為一種夢想的語言，一種對宇宙夢想的母語。
摘採棕梠花園的罌粟和空中花園裡無神論的薔薇，將之焚燒成灰燼，倒入長頸玻璃容器，與海水混合均勻。容器移至爐火，從底端慢慢加熱。倘若幸運，約莫三、四十天，物質呈現如花瓣的黑色結晶。再過一週，由黑轉為孔雀綠，但顏色仍持續改變，一旦透出光彩的白，便達到初步穩定的階段。若堅持供給熱量，或許白色會隨溫度加深，由黃漸成最終的深紅色，彷彿神蹟般重獲新生──謂之「賢者之詩」。
夢想的鍊金術士在空想的實驗中做了物質的夢；不過，實證科學家恐怕對這項實驗嗤之以鼻，甚至斥為無聊之舉。
這廂行無聊之舉，那廂有無聊之日。劍橋科學家William Tunstall-Pedoe訂定1954年4月11日為歷史上最無聊的一天──沒有大事發生，亦沒有大人物死亡。無聊的日子有賴夢者激活思想及語言。同年，法國哲學家加斯東‧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 1884-1962）走出索邦大學的課室，在最後一次的講課中談論：「人是一種更新的意志，是一種永遠想不到的變化。」也因此，巴什拉退而不休，隨即踏入現象學的疆域，展開有別往昔的學術冒險。在年邁的巴什拉醉心追索意象之際，1954年的10月與12月，臺灣詩人陳黎和楊澤，各自降生於島嶼上的花蓮及嘉義。嬰孩吸吮母親乳汁，伴著搖籃曲偏頭睡去，彼時尚且未知島嶼將來的幾場暴雨。
七○年代以降，臺灣暴雨不止；毋寧理解為，暴雨也澆熄不止的理想之焰，在政治、社會、文化等處燃燒。由1971年初釣魚臺的主權爭議引燃，使海外（尤指在美華人）的知識分子紛紛投身於遊行之中。這股火勢隨即蔓延至臺灣。臺灣的大學生以具體行動聲援且響應保釣運動，諸如舉行座談會、遊行、投陳情書於黨政機構等，在在表現維護國家主權的決心。該年年末臺灣退出聯合國，外交的挫敗反而助長愛國的熾熱火焰，當群眾的熱情奔向極限，火焰自身拋棄物質的渣滓，焠煉為愛國精神。
面對愈燃愈烈的學生運動及革新言論，國民黨政府採取各種手段將之急速降溫。然而，保釣運動的後續觀察顯示：「革新言論的沉寂與國民黨的壓制，並不代表回歸現實世代的消失。」因此之後又陸續發生相關論戰及社會運動。即使黨國大雨撲滅愛國之焰，燃燒過後的灰燼，卻代表著該世代青年對國族前途的關懷。
落雨沾浥灰燼，滲流為土地的血液。雨勢時驟時緩，1954年生的陳黎與楊澤，青春正盛，依舊身著制服晨起上學。對於高中少年而言──尤其臺北以外──保釣運動或震懾或振奮，無論如何還是得先面對聯考。而後北上求學，進入被雨水所困的城市裡，少年詩人在泥濘中蹀躞出詩痕，一腳踏上「回歸現實世代」的末班車。
列車從七○年代開往八○年代，沿途停靠現代詩論戰、鄉土文學論戰……，一路駛向臺灣解嚴。雖然他們並未下車參戰，卻不代表沒受到彼時社會思潮的影響。陳允元認為：「一九五四年出生的楊澤沒有直接參與論戰。但就作品以觀，楊澤無疑受其影響。」陳黎自言：「在當時戒嚴的政治局勢下，我對於作家是不是要涉入政治、關心政治呢？會被抓去關嗎？我其實有一點疑惑。在我的第一本詩集《廟前》大膽地批判這種社會情境……」。將他們的詩作置於時代的脈絡觀之，方能顯現自我意識與現實社會的對話與互涉。
在同班車上的少年詩人何其多，為何本研究敦請兩位在此「會面」？先扣除同為1954年出生的巧合，亦無法避免筆者的閱讀偏好。第一，陳黎與楊澤的第一本詩集之內容皆創作於大學時期，詩少年於青春蓄積能量，乘著七○年代對國族的炎上之風，展翅飛往詩的宇宙。第二，據張芬齡的研究，兩人銜接上一代詩人偏重浪漫──象徵的經營，但改以平易近人的意象為取材，修正現代主義的晦澀虛無。第三，學界對兩人的論述集中在楊澤以中國古典的婉約抒情為基調，卻用歐洲騎士般的姿態策馬追尋文化鄉愁，並反覆吟唱「愛」；而陳黎採複調旋律，浪漫綺想、荒謬諷刺、感傷悲憫等相互唱和，交織中國古典神話與西方敘事手法。綜合以上，歸納兩人皆擅經營意象、融合中西，創作的起步點亦早，第一本詩集的創作時間介於現代詩論戰與鄉土文學論戰的區間。
在此，先暫時停靠現代詩論戰。現代詩論戰後，臺灣詩壇關注的重點，不論作者或讀者，都要求現代詩在傳統及現實的「歸屬性」，可視為臺灣現代詩的轉捩點。《龍族評論專號》回顧並反思七○年代前的詩作，從中確立「關懷現實」與「回歸傳統」的思潮流向。光就前引張芬齡的評論，即可證明陳黎與楊澤的創作的確趨向論戰後的新航道，遑論同時代的詩人群體。鄭慧如將楊澤視為七○年代「回歸傳統」的一個例證，提出七○年代的詩歌創作在兩者間仍存在著緊張關係，該如何平衡在當時仍是挑戰。「關懷現實」與「回歸傳統」必然對立嗎？若依此二元論，陳黎將被歸類在「關懷現實」一派，但就前文所論，我們並不能忽略陳黎師法古典之作。再者，延續浪漫主義傳統的楊澤難道是逃避現實？陳允元的論述即對此的反駁，他認為楊澤的「淑世」精神是以「內縮」的姿態顯現。
再者，若觀察學術界對於兩位詩人的研究狀況，將發現兩人的相關研究比例懸殊。關於兩人作品的評論引得（包含學位論文），陳黎的涵括海內外共計184篇，楊澤的有31篇；其中，以陳黎為研究主題的學位論文有13篇，以楊澤為研究主題的學位論文有1篇。筆者無意按檢索的數據資料比較兩位詩人，而是好奇楊澤在學界「乏人問津」的原因。陳允元推測是因「創作期短暫、集中，加上創作量少，使得楊澤受到的矚目不若同輩。」就現況而言，筆者認為這個理由不夠充分，因楊澤於2016年出版新的詩集《新詩十九首：時間筆記本》，若加上之前舊作的合集《人生不值得活的》，已累積四本詩集，這樣的創作量並不算少。或許是因為解嚴後本土化的風潮，帶動「關懷現實」一派的研究，而楊澤卻被邊緣在「回歸傳統」的研究裡，隱身於前輩詩人之後。故而，若以「關懷現實」與「回歸傳統」將詩人劃門分派是有失公允的。
回到這兩位詩少年為何在本論「會面」的理由，除了兩人有前文所述的種種共性之外，筆者試圖掙脫前行研究以「關懷現實」與「回歸傳統」為評價與焦點，將兩人在解嚴前的詩作理解成詩少年勇往直前的覺醒之旅。
然而，該從何種角度理解、詮釋兩位詩人的作品？本研究試圖以想象的角度切入，借助巴什拉的詩學──從詩意象中純化成物質（元素）的夢想──叩問少年詩人搭上「回歸現實世代」的末班車後，在途中感知到什麼？揀拾哪些意象？從這些問題進一步探究「我是誰？」、「我看見了什麼？」、「我面對何種困境？」等等，個人的存在認同與困境抵抗。並從中分析詩人的主體思想及意志，管窺七○年代的少年詩人們在當下所展現的姿態與追求。
列車載著覺醒青年狂飆，直到雨勢和緩，太陽漸露曙光，路上的塵埃都滋養了詩人的花園。經過一個又一個的隧道後，詩人的頭髮轉白（如賢者之石實驗的穩定階段所透出富有光彩的白），列車即將到站。抖落傘上的水滴，詩人下車──或許轉乘。而後又有其他班次迎頭追趕，「新」世代終將變「老」變「舊」，在世代交替間，比起「取代」，「更新」要來得活力充沛，也更保有對昔日的尊重。如此，歷史雖一再輪迴，人類卻能不斷更新、進步。
不論處於何種時代或社會結構，總有彷若鍊金術士的詩人揮別母親，前往他方之輿。在沿途所經的水鄉與荒煙中蒐集元素，企圖煉製哲人石，賦予語言勇往直前的意志，對暴雨投之以愛，以及夢想。正呼應巴什拉所言「人是一種更新的意志」，而這正是筆者藉由陳黎與楊澤的詩作極欲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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