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杜甫的詩，比歷史還真實
安史之亂爆發三年前，天寶十一載（七五二）的秋天，杜甫與高適、岑參、儲光羲等詩人一起登上慈恩寺塔（大雁塔）。
每人賦詩一首。其他人的詩寫景都是天朗氣清，大好河山，只有杜甫看到的是：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節錄）
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
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
從上往下一眼望過去，一片空濛濛，哪裡還分辨得出帝都長安在何處。這實際上是詩歌寫作的一種隱喻手法，包含了詩人的政治憂慮，他隱約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長安可能要面臨一場大亂啊。
〈壹〉
杜甫在世時，只是一個小官員和小詩人。但並不妨礙他在窮困潦倒的一生中，孜孜不倦地書寫和反思帝國盛世的衰亡，從而成為一個時代最真實而堅定的歷史記錄者。
希臘古哲亞里斯多德說過：詩比歷史還真實。我們將在杜甫的詩中，讀懂這句名言。
杜甫趕上了偉大而不幸的時代。唐玄宗即位的先天元年（七一二），杜甫降臨人世，到唐代宗大曆五年（七七○）病逝，他經歷了大唐由盛而衰的全過程。
杜甫比李白小十一歲左右，但在後世看來，他們的詩像是兩個時代的產物。
李白的詩，大氣磅礴，想像奇詭，縱橫無邊，確實是大唐盛世才能催生出來的鬼才作品。現實也是如此，安史之亂爆發後，李白在生命最後的幾年經歷悲情，鮮有好詩問世。而杜甫，整個的詩歌寫作重心都在安史之亂爆發後，之前雖然也有著名的傳世作品，但沉鬱頓挫、感時憂世的整體風格尚未形成。
現代詩人馮至說杜甫是兩個世界的親歷者：「杜甫生在唐代封建社會發生巨大變化的時代。他青年時期經歷的『開元之治』和他中年以後、也就是安史之亂爆發以後社會秩序相比，儼然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國家的危機和人民的痛苦通過種種難以想像的、聳人聽聞的事實呈現在他的面前。他面對許多殘酷的事實，既不惶惑，也不逃避，而給以嚴肅的正視。他既有熱情的關懷，也能作冷靜的觀察，洞悉時代的癥結和問題的核心所在。」
亂世苦難，以及勇敢面對和書寫亂世苦難的態度，塑造了一個偉大的詩人。
也正因此，杜甫的成名之路十分坎坷。終其一生，他幾乎默默無聞，聲名不顯。天寶三載（七四四），三十二歲的杜甫在洛陽遇到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兩人一見如故。此時還有高適，三人結伴同遊。第二年，杜甫又跟李白見了一面，兩人互贈詩篇。從此卻再沒機會見面。
不過，杜甫後來給李白寫了許多詩，而李白再也沒為杜甫寫過一首詩。這段關係幾乎已成為一個學術八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兩人在世時的聲名明顯不對等，李白是曾經大紅大紫到轟動長安城的大詩人，杜甫更像是一個粉絲偶然結交到了自己的偶像，自然有全情的膜拜流露在許多詩裡。
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分析，杜甫的詩在他生前雖然也得到一些高度評價，但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社交場合的禮貌用語和客套而已。一直到九世紀初，在杜甫死後三、四十年後，由於中唐詩人領袖如韓愈、白居易、元稹等人對杜詩的推崇和不斷模仿，才使得杜甫的名聲越來越大。宋代以後，杜甫最終奠定了史上最偉大現實主義詩人的地位。
所以，我們現在認識的杜甫，與杜甫在世時的樣子和際遇，是截然不同的。這麼說吧，杜甫如果看到宋代以後世人對他的追捧，估計他自己都會被嚇死。
真實的杜甫，生前除了年少時過過一段優裕的快樂時光，一輩子都在盛世的底層掙扎，在亂世的途中歌哭。
他的朋友，李白是名噪天下的大詩人，高適後來做了大官。只有他，一生終了，僅是一個小詩人，一個小官員。
〈貳〉
有史學家以張九齡罷相的開元二十四年（七三六）作為盛唐的分水嶺，這是有道理的。因為，盛世的衰亡，總是從政治的敗壞開始的。
一個在位多年、志得意滿的皇帝，身邊圍繞著一群爭權奪利、不顧世道人心的臣子，這個王朝基本就在變亂的邊緣不斷溜達了。
盛世久了，也總會有一些烏七八糟的事情來終結盛世。在權相李林甫掌權的十多年間，帝國氣脈的衰微被獨裁和謊言掩蓋了。
天寶六載（七四七），唐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參加了考試。由於李林甫編導了一場「野無遺賢」的鬧劇，參加考試的士子全部落選。
那個曾經寫過「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希望「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中年求職者，客居長安整整十年（七四五—七五五），鬱鬱不得志，過著極其困苦的生活。
他一直試圖建立在朝廷中任職的必要關係，但未獲成功。他最後奔走獻賦，為唐玄宗獻上三篇賦，終於再獲得一次考試機會，通過後，被通知等待授予官職。
這一等卻又是沒有盡頭。
史學家推測，杜甫和他的交際圈可能都是讓權相李林甫感到不爽的人，所以卡住始終不給他安排官職。到了李林甫的繼任者楊國忠當權，杜甫仍然未得到任命。
天寶十三載（七五四），四十二歲的杜甫希望追隨高適的腳步，向名將哥舒翰請求入幕，卻未得到理睬。
也就是在這一年，關中出現了被楊國忠捂住不報的大暴雨和饑荒。為了生存，杜甫被迫帶領全家北遷到了奉先縣（今陝西蒲城縣）。
或許是命運的刻意安排，杜甫在長安的十年辛酸生活，打開了他觀察帝國盛世真相的一扇窗戶。當其他精英詩人沉湎醉鄉之時，他穿著粗布短衣，和京城貧民排隊購買低價糧食。他從盛唐那群浪漫的詩人群體中游離出來，開始以清醒的目光審視這個社會。
在哭聲震天的咸陽橋頭，他聆聽過征夫的怨憤訴說，瞭解到唐玄宗好大喜功，輕啟邊釁，而楊國忠趁機邀功，出兵南詔掩蓋敗績的背後，是帝國無數家庭的生死離散，以及國家經濟的凋敝破壞：
兵車行（節錄）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
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
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
在仕女如雲的曲江池畔，他遠遠地冷眼觀看楊國忠兄妹的游春排場，帝國的財富支撐起這個外戚家族的揮霍豪奢，京城長安成了他們肆無忌憚的極樂世界，而這背後是誰在縱容楊氏一手遮天，已經不言而喻了：
麗人行（節錄）
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
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
帝國政壇籠罩在謊言編織的歌舞昇平之下，杜甫的詩，成了那個時代最勇敢、最真實的話語。
當杜甫孤身一人從奉先返回長安後，他的任命終於下達了。朝廷授予他河西尉的小官，他拒絕了：「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朝廷遂改派他出任太子府的一個官職——兵曹參軍，類似於武庫看守人的低階職務。迫於生計，他接受了這個離理想很遠很遠的官職。
天寶十四載（七五五），年末，杜甫赴奉先探望妻兒。一進家門，就聽到哭泣聲，原來他的小兒子餓死了。個人的悲苦境遇，讓他想到了帝國底層人民正在經歷的艱難歲月，他拿起筆，寫下了著名的史詩：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節錄）
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
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
入門聞號啕，幼子飢已卒。
吾寧舍一哀，里巷亦嗚咽。
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
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
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
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
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
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
他在詩中說：作為父親，竟然沒本事養活孩子，真是慚愧至死！今年的秋收還算不錯，可誰能料到，窮苦人家仍然有餓死的意外發生。我還算是個小官兒，也免不了這樣悲慘的遭遇，那平民百姓的日子，就更加苦不堪言啊——想想失去土地的農民，早已傾家蕩產；想想遠戍邊防的士兵，還不是缺吃少穿。一想起這些，我的憂愁就千重萬疊，高過終南山，浩茫無際……
就在這首詩中，他寫出了千古名句，深刻揭示了大唐帝國貧富懸殊的社會現實：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當杜甫寫下這些詩句的時候，帝國之病終於捂不住了。
安史之亂爆發了。
〈參〉
安祿山是在天寶十四載（七五五）十一月九日起兵叛亂的，這次叛亂成為唐朝歷史的一條分界線。但在當時，朝中那些狂傲而顢頇的君臣，都沒有意識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已經到來。
數日後，叛亂消息傳到長安，宰相楊國忠向唐玄宗保證：不用十天，安祿山的人頭就會送到陛下面前。
只有安西節度使封常清是清醒的。安祿山起兵三十三天後，天寶十四載（七五五）十二月十二日，洛陽失陷。封常清因戰敗被唐玄宗派人就地處死，他在臨終上表中告誡唐玄宗：我死之後，望陛下不要輕視安祿山這個叛賊。
唐玄宗君臣沒有接受封常清的忠告。
名將哥舒翰堅守潼關長達半年，叛軍久攻不下。唐玄宗不斷派宦官催促哥舒翰出關決戰。哥舒翰再三向皇帝奏明，此時我軍輕出，必定落入叛軍圈套，到時追悔莫及啊。
唐玄宗又不聽。
天寶十五載（七五六）六月四日，哥舒翰「慟哭出關」，五天後，兵敗被俘。
噩耗傳來，唐玄宗和楊氏集團卻跑得比誰都快。
六月十三日夜，唐玄宗帶著楊氏集團倉促逃離長安。過了整整十天，沒有任何防禦的長安才被叛軍攻陷。
逃亡路上，太子李亨與禁軍首領陳玄禮操縱「馬嵬兵諫」，又派人唆使當地父老攔住唐玄宗，要其留下太子抗擊叛軍，並分去大半人馬。
七月初九，李亨到達靈武（今寧夏靈武），很可能經他本人授意，三天後，他被隨從諸臣擁立為皇帝，是為唐肅宗。從此時起，李亨掌握了帝國抗擊叛軍的權力。
安史之亂是唐玄宗後期惡政橫行、奸人當道導致的結果，它敲響了帝國衰亡的喪鐘。安祿山起兵的旗號，是要誅殺奸臣楊國忠，以此為自己的反叛行為爭取正當性。馬嵬兵諫中，憤怒的士兵首先殺掉了楊國忠，繼而逼迫楊貴妃自盡。可見，楊氏當政的短短幾年間，已經觸怒了所有的社會階層。
從本質上講，這場戰爭是朝廷高層權鬥引發的，但是，最終為戰爭買單的，卻是帝國的所有人，不分官位，不分身分，不分貧富。
在長安淪陷之前的半年裡，隨著戰況加劇，杜甫帶著家人避亂，先從奉先北遷到了白水（今陝西白水縣），又從白水繼續北遷到了鄜州羌村（今陝西富縣南）。一路輾轉，十分狼狽。
至德元載（七五六）八月，杜甫再次告別妻兒，從鄜州羌村投奔唐肅宗。途中，他被叛軍俘獲，並押解到長安。在叛軍占領的長安城中，杜甫度過了大半年時間。他寫詩悲歎唐軍的一次次失利，以及這座偉大城市的衰敗。
史書載，安祿山占領長安後，對未能逃出長安的王侯將相及其家人，「誅及嬰孩」，連小嬰兒都不放過。這是一場針對皇室成員和朝廷大臣的大屠殺。身陷長安的杜甫，遇見了在這場大屠殺中僥倖逃脫的一名皇孫：
哀王孫（節錄）
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得同馳驅。
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
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
已經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膚。
唐玄宗逃奔成都，留下王公貴族被滿門滅族，只有一個倖存者流落市井，體無完膚，乞求為奴。在杜甫的眼裡，長安城的血雨腥風，誰也難以逃避，不論昔日如何錦衣玉食。這就是亂世的縮影。
至德二載（七五七）的春天，杜甫想念家人，好久沒有妻兒的消息，生死未卜，憂愁滿懷。戰亂時期，所有倖存者的共同心理，被他用一首詩寫了出來：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後來，宋朝人說，這是第一等好詩，但想起當時亂世，就「不忍讀也」。
〈肆〉
至德二載（七五七）正月，安祿山被其子安慶緒所殺，形勢向對唐王朝有利的方向扭轉。四月，杜甫趁亂逃出長安，穿過兩軍對峙之地，到達鳳翔（今陝西寶雞）投奔唐肅宗。
杜甫已經半年多沒有妻兒的消息，但他沒有第一時間奔赴鄜州羌村的家。這是因為，他此時仍是朝廷官員，趕緊到鳳翔政府報到是他的職責所在。
唐肅宗授予他左拾遺的官職，雖然仍是一個八品小官，但可以向皇帝直接諫言了。杜甫忠於職守，報到後仍未返家，只是在詩裡擔憂家中的情況：
述懷（節錄）
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
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
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
摧頹蒼松根，地冷骨未朽。
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
嶔岑猛虎場，鬱結回我首。
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
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
他發出無奈的疑問，這年頭有幾個人活著，希望全家團聚豈非做夢？正因如此，他盼望家信，又怕家信到來，因到來的可能是壞消息。
但很快，身在鳳翔的左拾遺杜甫，就感受到了戰亂當前，而新皇帝唐肅宗卻把鞏固帝位擺在了第一位。
唐肅宗連走了三步棋，每一步都充滿帝王權術：首先，唐肅宗發兵，消滅其弟永王李璘的「反叛」，李白因為追隨李璘，遭到流放，境遇淒涼。其次，清除唐玄宗舊臣，宰相房琯因為是父親唐玄宗所用之人，被認為是太上皇黨而遭貶。杜甫本是局外人，但他上疏替房琯說話，雖未治罪，卻被唐肅宗視為「房黨」，從此被疏遠，失去了參與朝政的機會。最後，唐肅宗急欲收復長安、洛陽二京，以證明他的能力和正統性。為了收復兩京，他決定孤注一擲，不惜撤空西北邊防，把精銳部隊調入中原與叛軍對陣，甚至以「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為代價，請求回紇出兵助戰。他寧願引狼入室，讓城中百姓再遭劫掠，也要奪回長安。
至德二載（七五七）九月，收復長安。但也錯失了著名謀臣李泌建議直搗叛軍老巢范陽的時機，導致安史之亂又拖延了好幾年才被平定。
人間又無故多了好幾年的生離死別。
兩京收復後，杜甫寫了長詩《洗兵馬》，暗諷皇帝和帝都官員不反思戰禍，而沉浸在一時的勝利中。戰爭還沒結束，但唐肅宗已經顯示了他的權威和能力，於是朝臣爭獻祥瑞，開始唱讚歌了：
洗兵馬（節錄）
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
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
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解撰河清頌。
此情此景，憂國憂民的小官員無力阻止，只能發出最微弱的歎息，但願戰爭真的早點結束，「淨洗甲兵長不用」。
此時，杜甫早已被貶出長安，到華州（今陝西渭南）任司功參軍。皇帝的身邊，果然容不下一個說真話的人。
〈伍〉
開始於乾元元年（七五八七五八）九月的鄴城之戰，最終以唐軍的詭異潰敗，而再次昭示著大唐帝國的無可救藥。此戰過後，杜甫對王朝前景徹底失望，對帝國中興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鄴城（今河南安陽附近一帶）是通往河北的門戶，這場戰役，朝廷和安史叛軍誰都輸不起。唐軍以六十萬大軍圍攻只有七萬人的鄴城，長達半年而不能克。史思明以十三萬兵馬來救，與城內安慶緒叛軍合共亦僅占唐軍的三分之一。然而，唐軍終遭慘敗。
復盤此役之敗，其實無關叛軍的強大與否，一切皆由唐肅宗猜忌功臣所致。
在名將郭子儀平復兩京之後，唐肅宗曾對郭子儀說：「吾之家國，由卿再造。」表面是對平亂功臣的感激之辭，但他內心實則十分忌憚郭子儀、李光弼等名將功高震主，權重難制。
命令郭子儀、李光弼等九個節度使圍攻鄴城之後，唐肅宗所考慮的，依然不是怎麼打勝仗，結束戰亂，而是怎麼分散這些名將的權力，避免一家獨大。這個本性陰暗狹隘的皇帝，做出了一個匪夷所思的決定──任命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去指揮六十萬大軍。
唐軍最終陷入混亂，猶如一盤散沙，以極大的優勢兵力卻被叛軍擊潰了。
唐肅宗只顧玩政治平衡術以固帝位，不把天下百姓之生死放在眼裡，故而一次次錯失了徹底平息安史之亂的機會，任由這場戰爭拖延長達八年之久。當他在寶應元年（七六二）四月病死的時候，安史之亂仍未得到平息。
安史之亂的八年間，唐朝全國人口銳減三千六百萬。但百姓和士兵的死，對於心中只有權力的皇帝而言，只是一個個冰冷的數字。
殊不知，數字的背後，是一個個活生生的家庭慘劇。正如日本導演北野武所說，災難並不是死了兩萬人這樣一件事，而是死了一個人這件事，發生了兩萬次。
在這場影響大唐國運的戰爭中，杜甫幾乎是唯一一位從頭到尾關注個體命運與生死悲劇的記錄者。
乾元元年（七五八）年底，當朝廷軍隊圍攻鄴城之時，杜甫從華州出發，前往洛陽探望故舊、故居。第二年二月以後，唐軍大敗，損失慘重，杜甫正好從洛陽返回華州，一路上都是朝廷為了擴充兵力拉夫抓丁、無數家庭妻離子散的情景。安史之亂的巨大浩劫，朝廷全部轉嫁到了老百姓頭上。
杜甫沿路自新安—石壕—潼關，耳聞目睹無不是戰亂的哭泣和死亡的陰影。他以目擊者的身分，記錄下一路的所見所聞，寫出了震撼千古的災難史詩——「三吏三別」。
在他這組詩中，戰爭給人民造成的創傷，不再只是冰冷的數字，而是一個個可以感知的家庭悲劇。
老翁、中青年人和未成年人，這些不同年齡層次的男子，被拉夫推上戰場。他們在戰場上大量死亡後，留下了大批獨寡孤幼，有苦守荒村的老寡妻，有懷抱乳嬰的年輕寡婦，還有剛剛新婚就要準備守寡的小媳婦。老母無子送終，乳孩無父照應。所謂盛世，不用幾年，就淪為了人間荒原。
看到新安縣吏抓壯丁，把未成年男子都拉走了，沿路都是一個個家庭生離死別的哭聲。杜甫無能為力，只好安慰他們說：
新安吏（節錄）
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
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
把你們的眼淚收起吧，不要哭壞了眼睛，徒傷了身體。天地就是這麼無情啊！
傍晚投宿石壕村，看見差役半夜來拉夫，這家人的老頭子趕緊翻牆逃走了，杜甫只聽得一個老婦人開門對著差役哭訴：
石壕吏（節錄）
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
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
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
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
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這是一個為國家做出巨大犧牲而貧窮至極的家庭啊，三個兒子有兩個戰死在鄴城，剩下唯一的兒子還在軍中。即便如此，官府也沒有放過這個家庭，嚇得老頭子連夜躲起來，而老婦人還要被拉去做後勤。
沿路又經過一個寂寞荒涼的村子，這個村子百餘戶人家，因世道亂離都各奔東西。活著的沒有消息，死了的已化為塵土。剛從鄴城戰場下來的老兵，回到村子，舉目無親，還來不及悲歎，縣吏又要趕著他去服役了。而他，臨走前，連一個可以告別的人都沒有：
無家別（節錄）
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
人活在世上卻無家可別，這世道，當個老百姓怎麼就這麼難呢？
這些具體的悲劇，杜甫看得見，而帝國的決策者，看得見嗎？看見了，在意嗎？
杜甫在寫這些悲慘的個案時，內心懷著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一方面，他知道這一個個家破人亡的人間慘劇，是帝國高層無視民間疾苦，肆意釀成戰爭導致的，是赤裸裸的人禍。但另一方面，在戰爭膠著已成定局的前提下，儘快平息叛亂，才能解除叛軍的劫掠和朝廷的拉夫強加給百姓的災難，而要儘快結束戰爭，則只能由百姓繼續付出代價上戰場。
面對這對矛盾，杜甫唯有一邊批判朝廷的黑暗無道，一邊含淚讚美百姓的愛國精神。他感到極端的痛苦，寫出來的「三吏三別」是那樣的悲涼，而又悲壯。
回到華州後，四十七歲的杜甫修訂完「三吏三別」，內心悲愴而又無力，隨即棄官而去，徹底告別了這個腐爛的朝廷。
正如那句名言所說，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
帝國那麼多底層平民，喘不過氣來，向來憂國憂民、感同身受的杜甫，也已喘不過氣來。
〈陸〉
唐朝的一些詩人選擇棄官，過起隱居生活，基本都有雄厚的家產和莊園別墅做後盾。杜甫顯然沒有這樣的資產。他的棄官，便註定了是一個痛苦的決定，並且，這種痛苦將持續影響他和他的家人。
史書記載杜甫棄官的原因說：「關輔饑，輒棄官去。」因為京畿地區鬧饑荒，所以就辭官而去。現在看來，這種解釋很難說得通，杜甫官階低微，俸祿雖薄，但總比棄官之後沒了收入來源強呀。
而杜甫寧願帶著家人困苦潦倒，四處覓食，也不願再做著他的小官員，可見內心對朝局已經失望透頂了。這或許才是他下定決心棄官的真實原因。
棄官的這一年，乾元二年（七五九），杜甫一家就遷移了三、四次。從華州遷到秦州（今甘肅天水），再到同谷（今甘肅隴南），直到年底遷到四川成都才算暫時安定下來，可謂顛沛流離，漂泊無根。他當初決定去同谷，是因為得到同谷縣令的信，說此地盛產一種薯類，吃飯問題好解決。可是，杜甫去後，卻發現情況並不那麼樂觀，他在《同谷七歌》中寫道：
同谷七歌（節錄）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
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裡。
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腳凍皴皮肉死。
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
手腳凍僵的杜甫苦苦尋找的「橡栗」，是一種極其難吃的苦栗子。莊子《齊物論》中，那個養猴子的狙公，正是拿這個橡栗給猴子選擇要「朝三」還是「暮四」。可見詩人的生活是相當饑寒交迫、狼狽不堪的。所以杜甫在同谷住了一個多月就只好離開，輾轉到了成都。
在劍南西川節度使嚴武的幫助下，杜甫出任節度參謀，並在城西浣花溪畔建了一座草堂，住了下來。著名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就是寫這座草堂在八月被大風暴雨破壞的情景，詩人徹夜難眠，心中所念，卻仍是整個家國的憂愁：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節錄）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自從寄寓成都以後，杜甫生命中的最後十年，一直在川湘多地漂泊，再未回到中原。雖然遠離政治中心，但他其實沒有放下對家國天下的關注。
唐代宗廣德元年（七六三），當漫延八年的安史之亂終於以史思明之子史朝義的自殺宣告結束時，杜甫表現出一生中難得一見的異常興奮，手舞足蹈，放歌縱酒，並寫出他最歡快的一首詩：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他謀劃好了還鄉的路線，可是短暫的興奮過後，殘酷的現實直刺過來。安史之亂是結束了，但中原戰火長期未能停息，藩鎮割據和此起彼伏的爭鬥，讓詩人回歸到沉鬱頓挫的生存狀態。
根據宇文所安的分析，寄居成都之後，杜甫的詩日益與自我有關，他是一位關注基本問題的詩人，如同他早年曾詢問「雄偉的泰山似什麼」（岱宗夫如何），在沿長江而下時他轉向「我似什麼」的問題，並反覆從大江的各種形態和生物中尋求答案：
旅夜書懷（節錄）
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
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他一生經歷了兩個斷裂的時代，以至於後來只能從歷史的巨變中體味人生的悲涼，又從人生的悲涼中觀照歷史的巨變。開元盛世年間，他交往和見識過的許多文人藝術家，為了逃離亂世，都像他一樣，漂泊在西南天地間的小城裡。他用詩歌寫他們，也寫自己的飄零，為一個逝去的時代留下極為沉重而蒼涼的篇章。
大曆五年（七七○），人在潭州（今湖南長沙）的杜甫，竟然遇到了開元年間皇家梨園中的著名樂師李龜年。當年，杜甫曾在岐王李範、殿中監崔滌府內聽過李龜年的演奏。舊人相見，同病相憐，感慨萬千，杜甫遂寫下《江南逢李龜年》相贈：
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詩中繁華消歇，物是人非，讀來令人黯然神傷。一個時代都這樣被摔壞了，遑論個人！
一切盡在不言中。
杜甫已經老了，常年貧苦，心力交瘁，各種疾病纏身，更容易在詩中落淚。
這一年的冬天，他在潭州往岳陽的一條小船上病逝，結束了五十八年的生命歷程。至死，流落湖湘間，未曾還故鄉。
「二流的詩人，以詩為生命；一流的詩人，以生命為詩。」杜甫至死都是被埋沒的一個小詩人，但接下來的時代，將發現這個在七七○年冬天離世的苦命人，不僅是「一流的詩人」，而且是「中國最偉大的詩人」。
史學家洪業在他的書《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中說，杜甫是孝子，是慈父，是慷慨的兄長，是忠誠的丈夫，是可信的朋友，是守職的官員，是心系家邦的國民。
世間已無杜子美。
2024專利防護中